在徐州過完了中秋，八月十六，弟弟子由已啟程離開徐州，到南都赴留守簽判任了。
弟弟走後，蘇軾又開始迴味與弟弟子由的相處時光，“豈獨為吾弟，要是賢友生。”這是蘇軾作的《初別子由》詩中所言，在蘇軾眼裏，子由不單單是自己的胞弟，更是自己的一位賢友。
不過，這世上的否泰之事，該來的總會來的。
熙寧十年的八月二十一，決堤而出的黃河水已抵達徐州城下。
但在身處汴泗最下遊的徐州百姓眼裏，這些水都已是司空見慣的了，根本就沒有放在心上，都想著不出幾天就會水落石出。
“黃河西來初不覺，但訝清泗流奔渾。”（《答呂梁仲屯田》），作為州守的蘇軾，也像往常一樣，沒有絲毫的驚慌，隻是覺得原本清澈的泗水變得渾濁而已。
“門外呂梁從迅急，胸中雲夢自逶遲。”（《次韻呂梁仲屯田》）這是蘇軾在次韻呂梁屯田郎中員外郎仲伯達的詩句，說明當時的水勢已十分迅急，本來重九還想約仲屯田一起登高賦詩，但由於大水的阻隔已經不能實現了，隻好以詩見寄了。
呂梁，在這裏並非山西的呂梁。
北宋時，呂為宋邑，縣對泗水河，上有石梁。呂梁就在彭城東南五十七裏，大約是泗水流至呂縣，積石為梁也。
好朋友王鞏屢次相約重九見訪，可久等不至，蘇軾正好是“有約不來過夜半，閑敲棋子落燈花”的心境，在大水圍困的徐州城裏，他隻有將書信交給將官梁交帶去京城了。
提點京東路刑獄的李清臣將調任史館任國史院編修官，由孔宗翰前來接任。二人都曾在京師向朝廷舉薦過蘇軾，想讓皇上召迴蘇軾以禁內，但都沒有實現。
在老李的任命下達之後，蘇軾於台頭寺的雨中作詩相送，還讓李邦直也呈給孫洙一讀。
“付君此事寧論晉，載我當時舊過秦。”（《台頭寺雨中送李邦直赴史館，分韻得憶字人字，兼寄孫巨源二首·其二》）這首詩後被理解為，漢文帝時期的賈誼，曾寫過《過秦論》來指出秦的過失，蘇軾將自己比作漢朝的賈誼，意欲李清臣做了史館職後，將自己仁宗朝時所進的二十五篇論載入國史，來引起統治者的警示。
不管咋說，詩中透露出此時蘇軾對於朝中的變法仍是耿耿於懷。
劉攽（字貢父）被罷了曹州任，將要調去管理朝廷的倉庫，離開前有戀戀不舍之意。
蘇軾覺得，劉攽在曹州平盜有功，朝廷不該如此。大家都在為他鳴不平，因此蘇軾就在驛站的書信裏附筆致以慰問。
到了十月二十一日，徐州城下的積水已經深達二丈八尺九寸。
徐州城因東西北三個方向都有山，從上遊而來混有大量泥沙的黃河水在此沉積下來，竟然清澈見底得可怕。水麵竟高於城中地麵一丈多，徐州外小城的一角露出水麵的僅剩三版高，城中百姓全都驚慌失措，整個徐州城已經岌岌可危。
蘇軾實地走訪後發現，彭城地勢北高南低，這裏的城牆，其高度低於東城牆五米到十米，是易受洪水衝擊的薄弱點。城南之戲馬台，地勢甚高，南與土山、雲龍山相連，是道天然屏障。
問題是，南城牆與戲馬台之間，有一道天然缺口，寬約五百米，成為洪水走廊，曆來是抗洪築堤的重點地段。堵住這個缺口，才能有效阻攔泗水河道溢出的洪水向西漫延。
以前彭城多次被淹，問題都出在這個缺口上。
這次洪水抵達彭城後，雖然尚未波及城南，但暫時的平靜，孕育著更大的風險。一旦洪水從東西兩麵漫延過來，形成夾擊之勢，古城將陷於滅頂之災。
麵對此種天災，蘇軾在征求當地父老與年長者的意見後，趕緊召集精壯民夫五千人，加上看守奉化牢城的士卒，開始日夜不停地修築堤壩。
蘇軾采納了老人們的意見，以這兩條大堤作為基礎，加寬加高，分東西兩路進行：
東路從小市門附近的城牆開始，向南稍西延伸，止於戲馬台東麓。西路從戲馬台西側的新牆門開始，向西伸展，在古城西南隅拐彎向北，止於南京門以北。
十月初二，京東路安撫使聞知蘇軾帶領徐州百姓抗洪之事跡，特上奏朝廷給蘇軾請功。
過了三天，黃河水漸退。
當初大水壓境之時，正逢天雨不止，城中富戶均爭欲出城避險。
麵對這種情況，蘇軾臨陣高唿曰，假如你們這些富裕之家都出城了，城中將民心動搖，那麽我與誰來共同守城。沒有人守城，徐州城將會毀於一旦，到時候你們這些富戶的家產也將會不保！請大家相信，隻要我蘇某人在，水就絕不會敗城！
於是，遣人將富戶們都勸迴城裏，人心始安。
蘇軾身穿蓑衣，拄杖穿梭於雨中，親往各個抗洪點查看，路過自己家從不迴去。各處奮戰在抗洪一線的官民，都被蘇太守的精神所鼓舞，都紛紛表示，太守大人都不懼洪流，我等草民有何懼之，這不正是我們效命家鄉的千載難逢之機嗎？
於是乎，在大水逼城、十萬火急的情況下，蘇軾集中了有限的財力物力，修築首起戲馬台、尾屬於城的抗洪長堤。
與杭州、惠州的蘇堤相比，徐州的蘇堤建得最早，路線最長，最壯觀，這是一條護城堤、救命堤、千秋功德堤。
正是因為它，彭城抗住了大洪水，一城十萬生靈才免於塗炭。
熙寧十年（1077）秋。
十月十三日，黃河水終於複歸故道。
中華民族的母親河——黃河以“善淤、善決、善徙”而著稱，向有“三年兩決口，百年一改道”之說，黃河搬運堆積泥沙形成的堆積地貌是決口的根本原因。
據統計，在以前的幾千年中，黃河決口泛濫達一千五百餘次，較大的改道有二十六次。其改道的路徑，最北經海河出大沽口，最南的經淮河並入長江。
而北宋時期蘇軾麵對的這次改道，在黃河的改道史上雖然算不上大的改道，但足以使蘇軾親身經曆了這條“母親河”的奔流無常。
“西漢元光、元封間，河決瓠子二十年。钜野東傾淮泗滿，楚人恣食黃河鱣。”這是蘇軾在黃河水患得以遏製之際，有感而發的一些有關黃河改道曆史的感慨。
據今天黃河水利委員會提供的資料來看，蘇軾所言，在曆史上都是真實的較大的改道事件，可見我們的老祖宗很早就對黃河有著極為深刻的認識。
十月二十六，朝廷恩準了杭州知州趙拚（ 字閱道）的上書，把龍山的廢佛寺妙王院改為道觀，讓錢氏後裔中道號“自然”的道士住持。
再把錢氏建在錢塘的墳塋、祠廟交給自然道長，把建在臨安的交給當地淨土寺的僧人道微掌管，並每年度脫一名僧人，使錢氏的祠廟世世代代有人掌管。
趙拚的目的是，漢代竇融將河西王郡歸還了大漢之後，光武帝就下令當地官吏重修了竇氏先祖的墳墓，並用太守之禮祭祀他們。
而江南錢氏的功績遠在竇融之上，如今家廟破敗，不足以勸勉獎勵忠臣，慰勞答謝一方百姓應有的態度，所以要求朝廷對於吳越王錢鏐家族有一個肯定的態度。
天子接到趙拚的請求後，立即批複照準。趙拚是蘇軾的老朋友，且文采沒說的，所以說為錢氏家族修建的表忠觀碑文就責無旁貸地落到了蘇軾身上。
關於這篇碑文，還有一個段子。
話說《表忠觀碑》碑文寫成，王安石就將其抄認真錄後置於座旁，當時葉致遠、楊德逢在場。二人見王介甫讀此碑文愛不釋手，就問道，難道相公也喜愛此人的文章嗎？
王介甫說道，此作可比西漢時期的文章。
見兩位客也隨聲附和，王介甫又問，你們知道西漢時期誰的文章可與之比擬？
楊德逢道，王褒可比。
王介甫道，非也，非也。
楊德逢又道，難道隻有司馬相如與揚雄之流才能與之作比嗎？
王介甫道，司馬相如的《賦子虛》、《大人》及《喻蜀文》、《封禪書》，揚雄所作《太玄》、《法言》等大作，都沒見其中的敘事有子瞻這般明了啊！
有了徐州水漫金山的這場遭遇，水退之後，蘇軾曾向朝廷上書，想在徐州城周圍砌成一丈高的石岸，可保徐州城百年無虞。
可是，上書後朝廷方麵卻一直杳無音信。
因為劉攽剛剛上任開封府判官，蘇軾隻得給好友劉攽去信。
一是訴說了在徐州任內的感受，說自己本不懂水利與土木工程，但時勢所迫，隻得邊學邊幹了。二是自己有心想調走，讓有興利除害本領的得力官員來接任，但又怕被人說成想逃避責任。
因此，想讓劉攽在京師多幫忙造造議論，以便自己能調離徐州。
閑下來之後，蘇軾與領導班子裏的吳正字、王戶曹一起去徐州城東北方的荊山下視察。返迴的路上，遊覽了聖女山的石室，三人皆作詩唱和一番。視察呂梁縣的水村時，專門交代了呂梁的屯田員外郎仲伯達，以加強築城固堤之重任相托付。
妙善畫師前來為蘇軾畫了像，蘇軾迴贈以詩。這位妙善，字惟真，還曾為仁宗皇帝畫過像，其技藝非常精湛。
潤州的刁約亡故了，享年八十四歲，蘇軾哭以詩。
刁約，字景純，世居京口。
因為家世簪纓，其祖宅的居所內頗有園池之勝，到了刁約這一輩，更是專門修葺了一座園子，取名“藏春塢”。
蘇軾當年遊覽金山寺後，還專門前往他潤州的居所拜訪過這位與歐陽修、富弼聲譽不相高上的刁老先生。老先生與蘇軾稱兄道弟的，還在一起飲酒和詩。
刁老爺子為官時正義凜然，平日裏好急人所難，故海內之人識與不識者皆願與之交。此人重義輕施，賓客盈門，頗有古人之風。
去世前，八十多歲高齡的他已身患重疾，時王安石之弟安禮出守潤州，曾親自上門拜訪。據說，王安禮來時，刁老先生歡聲笑語宛若平時，等到王安禮登車剛離去，刁老先生就仙逝了。
雖然刁景純老先生年長蘇軾四十多歲，但平時仍是與蘇軾稱兄道弟的。帶著敬仰之情，蘇軾事後還為刁老爺子寫下了一篇感人肺腑的祭文。
弟弟走後，蘇軾又開始迴味與弟弟子由的相處時光，“豈獨為吾弟，要是賢友生。”這是蘇軾作的《初別子由》詩中所言，在蘇軾眼裏，子由不單單是自己的胞弟，更是自己的一位賢友。
不過，這世上的否泰之事，該來的總會來的。
熙寧十年的八月二十一，決堤而出的黃河水已抵達徐州城下。
但在身處汴泗最下遊的徐州百姓眼裏，這些水都已是司空見慣的了，根本就沒有放在心上，都想著不出幾天就會水落石出。
“黃河西來初不覺，但訝清泗流奔渾。”（《答呂梁仲屯田》），作為州守的蘇軾，也像往常一樣，沒有絲毫的驚慌，隻是覺得原本清澈的泗水變得渾濁而已。
“門外呂梁從迅急，胸中雲夢自逶遲。”（《次韻呂梁仲屯田》）這是蘇軾在次韻呂梁屯田郎中員外郎仲伯達的詩句，說明當時的水勢已十分迅急，本來重九還想約仲屯田一起登高賦詩，但由於大水的阻隔已經不能實現了，隻好以詩見寄了。
呂梁，在這裏並非山西的呂梁。
北宋時，呂為宋邑，縣對泗水河，上有石梁。呂梁就在彭城東南五十七裏，大約是泗水流至呂縣，積石為梁也。
好朋友王鞏屢次相約重九見訪，可久等不至，蘇軾正好是“有約不來過夜半，閑敲棋子落燈花”的心境，在大水圍困的徐州城裏，他隻有將書信交給將官梁交帶去京城了。
提點京東路刑獄的李清臣將調任史館任國史院編修官，由孔宗翰前來接任。二人都曾在京師向朝廷舉薦過蘇軾，想讓皇上召迴蘇軾以禁內，但都沒有實現。
在老李的任命下達之後，蘇軾於台頭寺的雨中作詩相送，還讓李邦直也呈給孫洙一讀。
“付君此事寧論晉，載我當時舊過秦。”（《台頭寺雨中送李邦直赴史館，分韻得憶字人字，兼寄孫巨源二首·其二》）這首詩後被理解為，漢文帝時期的賈誼，曾寫過《過秦論》來指出秦的過失，蘇軾將自己比作漢朝的賈誼，意欲李清臣做了史館職後，將自己仁宗朝時所進的二十五篇論載入國史，來引起統治者的警示。
不管咋說，詩中透露出此時蘇軾對於朝中的變法仍是耿耿於懷。
劉攽（字貢父）被罷了曹州任，將要調去管理朝廷的倉庫，離開前有戀戀不舍之意。
蘇軾覺得，劉攽在曹州平盜有功，朝廷不該如此。大家都在為他鳴不平，因此蘇軾就在驛站的書信裏附筆致以慰問。
到了十月二十一日，徐州城下的積水已經深達二丈八尺九寸。
徐州城因東西北三個方向都有山，從上遊而來混有大量泥沙的黃河水在此沉積下來，竟然清澈見底得可怕。水麵竟高於城中地麵一丈多，徐州外小城的一角露出水麵的僅剩三版高，城中百姓全都驚慌失措，整個徐州城已經岌岌可危。
蘇軾實地走訪後發現，彭城地勢北高南低，這裏的城牆，其高度低於東城牆五米到十米，是易受洪水衝擊的薄弱點。城南之戲馬台，地勢甚高，南與土山、雲龍山相連，是道天然屏障。
問題是，南城牆與戲馬台之間，有一道天然缺口，寬約五百米，成為洪水走廊，曆來是抗洪築堤的重點地段。堵住這個缺口，才能有效阻攔泗水河道溢出的洪水向西漫延。
以前彭城多次被淹，問題都出在這個缺口上。
這次洪水抵達彭城後，雖然尚未波及城南，但暫時的平靜，孕育著更大的風險。一旦洪水從東西兩麵漫延過來，形成夾擊之勢，古城將陷於滅頂之災。
麵對此種天災，蘇軾在征求當地父老與年長者的意見後，趕緊召集精壯民夫五千人，加上看守奉化牢城的士卒，開始日夜不停地修築堤壩。
蘇軾采納了老人們的意見，以這兩條大堤作為基礎，加寬加高，分東西兩路進行：
東路從小市門附近的城牆開始，向南稍西延伸，止於戲馬台東麓。西路從戲馬台西側的新牆門開始，向西伸展，在古城西南隅拐彎向北，止於南京門以北。
十月初二，京東路安撫使聞知蘇軾帶領徐州百姓抗洪之事跡，特上奏朝廷給蘇軾請功。
過了三天，黃河水漸退。
當初大水壓境之時，正逢天雨不止，城中富戶均爭欲出城避險。
麵對這種情況，蘇軾臨陣高唿曰，假如你們這些富裕之家都出城了，城中將民心動搖，那麽我與誰來共同守城。沒有人守城，徐州城將會毀於一旦，到時候你們這些富戶的家產也將會不保！請大家相信，隻要我蘇某人在，水就絕不會敗城！
於是，遣人將富戶們都勸迴城裏，人心始安。
蘇軾身穿蓑衣，拄杖穿梭於雨中，親往各個抗洪點查看，路過自己家從不迴去。各處奮戰在抗洪一線的官民，都被蘇太守的精神所鼓舞，都紛紛表示，太守大人都不懼洪流，我等草民有何懼之，這不正是我們效命家鄉的千載難逢之機嗎？
於是乎，在大水逼城、十萬火急的情況下，蘇軾集中了有限的財力物力，修築首起戲馬台、尾屬於城的抗洪長堤。
與杭州、惠州的蘇堤相比，徐州的蘇堤建得最早，路線最長，最壯觀，這是一條護城堤、救命堤、千秋功德堤。
正是因為它，彭城抗住了大洪水，一城十萬生靈才免於塗炭。
熙寧十年（1077）秋。
十月十三日，黃河水終於複歸故道。
中華民族的母親河——黃河以“善淤、善決、善徙”而著稱，向有“三年兩決口，百年一改道”之說，黃河搬運堆積泥沙形成的堆積地貌是決口的根本原因。
據統計，在以前的幾千年中，黃河決口泛濫達一千五百餘次，較大的改道有二十六次。其改道的路徑，最北經海河出大沽口，最南的經淮河並入長江。
而北宋時期蘇軾麵對的這次改道，在黃河的改道史上雖然算不上大的改道，但足以使蘇軾親身經曆了這條“母親河”的奔流無常。
“西漢元光、元封間，河決瓠子二十年。钜野東傾淮泗滿，楚人恣食黃河鱣。”這是蘇軾在黃河水患得以遏製之際，有感而發的一些有關黃河改道曆史的感慨。
據今天黃河水利委員會提供的資料來看，蘇軾所言，在曆史上都是真實的較大的改道事件，可見我們的老祖宗很早就對黃河有著極為深刻的認識。
十月二十六，朝廷恩準了杭州知州趙拚（ 字閱道）的上書，把龍山的廢佛寺妙王院改為道觀，讓錢氏後裔中道號“自然”的道士住持。
再把錢氏建在錢塘的墳塋、祠廟交給自然道長，把建在臨安的交給當地淨土寺的僧人道微掌管，並每年度脫一名僧人，使錢氏的祠廟世世代代有人掌管。
趙拚的目的是，漢代竇融將河西王郡歸還了大漢之後，光武帝就下令當地官吏重修了竇氏先祖的墳墓，並用太守之禮祭祀他們。
而江南錢氏的功績遠在竇融之上，如今家廟破敗，不足以勸勉獎勵忠臣，慰勞答謝一方百姓應有的態度，所以要求朝廷對於吳越王錢鏐家族有一個肯定的態度。
天子接到趙拚的請求後，立即批複照準。趙拚是蘇軾的老朋友，且文采沒說的，所以說為錢氏家族修建的表忠觀碑文就責無旁貸地落到了蘇軾身上。
關於這篇碑文，還有一個段子。
話說《表忠觀碑》碑文寫成，王安石就將其抄認真錄後置於座旁，當時葉致遠、楊德逢在場。二人見王介甫讀此碑文愛不釋手，就問道，難道相公也喜愛此人的文章嗎？
王介甫說道，此作可比西漢時期的文章。
見兩位客也隨聲附和，王介甫又問，你們知道西漢時期誰的文章可與之比擬？
楊德逢道，王褒可比。
王介甫道，非也，非也。
楊德逢又道，難道隻有司馬相如與揚雄之流才能與之作比嗎？
王介甫道，司馬相如的《賦子虛》、《大人》及《喻蜀文》、《封禪書》，揚雄所作《太玄》、《法言》等大作，都沒見其中的敘事有子瞻這般明了啊！
有了徐州水漫金山的這場遭遇，水退之後，蘇軾曾向朝廷上書，想在徐州城周圍砌成一丈高的石岸，可保徐州城百年無虞。
可是，上書後朝廷方麵卻一直杳無音信。
因為劉攽剛剛上任開封府判官，蘇軾隻得給好友劉攽去信。
一是訴說了在徐州任內的感受，說自己本不懂水利與土木工程，但時勢所迫，隻得邊學邊幹了。二是自己有心想調走，讓有興利除害本領的得力官員來接任，但又怕被人說成想逃避責任。
因此，想讓劉攽在京師多幫忙造造議論，以便自己能調離徐州。
閑下來之後，蘇軾與領導班子裏的吳正字、王戶曹一起去徐州城東北方的荊山下視察。返迴的路上，遊覽了聖女山的石室，三人皆作詩唱和一番。視察呂梁縣的水村時，專門交代了呂梁的屯田員外郎仲伯達，以加強築城固堤之重任相托付。
妙善畫師前來為蘇軾畫了像，蘇軾迴贈以詩。這位妙善，字惟真，還曾為仁宗皇帝畫過像，其技藝非常精湛。
潤州的刁約亡故了，享年八十四歲，蘇軾哭以詩。
刁約，字景純，世居京口。
因為家世簪纓，其祖宅的居所內頗有園池之勝，到了刁約這一輩，更是專門修葺了一座園子，取名“藏春塢”。
蘇軾當年遊覽金山寺後，還專門前往他潤州的居所拜訪過這位與歐陽修、富弼聲譽不相高上的刁老先生。老先生與蘇軾稱兄道弟的，還在一起飲酒和詩。
刁老爺子為官時正義凜然，平日裏好急人所難，故海內之人識與不識者皆願與之交。此人重義輕施，賓客盈門，頗有古人之風。
去世前，八十多歲高齡的他已身患重疾，時王安石之弟安禮出守潤州，曾親自上門拜訪。據說，王安禮來時，刁老先生歡聲笑語宛若平時，等到王安禮登車剛離去，刁老先生就仙逝了。
雖然刁景純老先生年長蘇軾四十多歲，但平時仍是與蘇軾稱兄道弟的。帶著敬仰之情，蘇軾事後還為刁老爺子寫下了一篇感人肺腑的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