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寧九年（1076）。
七月初五。
“何處覓新秋？蕭然北台上。”（《七月五日二首·其一》）蘇軾在炎夏的溽熱中又登上了自己親手建造的超然台，並賦詩五言排律兩首，密州通判趙庾亦把這兩首詩唱和了三遍。
老趙這一舉動不知是性情使然，還是要拍知州大人的馬屁，我們不得而知。
正當密州的一二把手在超然台上意猶未盡地唱和之際，王介（字中甫）病逝，蘇軾連忙作了挽詞。
王介最初以太學生任福昌主簿，仁宗嘉佑六年應試直言極諫科，蘇軾入三等，王介四等，二人是老相識。後曆任秘書丞、靜海知縣、秘閣校理，再遷開封試官主判（與劉攽同為開封試官主判），還出知過湖州。
王介曾與王安石是摯友，交往較為密切。
熙寧初，王安石被召授參知政事，因王安石數召不起，遂作“草廬三顧動幽蟄，蕙帳一空生曉寒”之詩諷刺王安石，成語“草廬三顧”典故即來自此。
熙寧三年（1070）王安石拜相，實行新法，深受神宗稱讚。
王介因不滿新法，上疏諫神宗“願陛下師心勿師人”，王安石獲悉後對其更加戒備，因此一度被罷官，閑居判鼓院。
後王介出知湖州，上任時王安石特地為其送行，並吟詩道：“東吳太守美如何，柳惲詩才未足多。遙想郡人迎下馬，白蘋洲渚正滄波。”王介當即和詩十首，盛氣朗誦，其中一首是：“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從來惡祝鮀。生若不為上柱國，死時猶合作閻羅。”
王安石聽後笑道：“閻羅見缺，請速赴任。”
王介晚年無心仕途，嗜書成癖，不問政事。總體來說，老王也是與王安石不和的反對新法之人，故與蘇軾也算是誌同道合的戰友。
“他時京口尋遺跡，宿草尤應有淚痕。”（《同年王中甫挽詞》），所以蘇軾的挽詞是那樣的飽含深情，王中甫死後葬於潤州。
潤州即今天的江蘇鎮江市，古時被稱為京口、潤州。
送走了王中甫，蘇軾向朝廷申請的敕封常山神的請求獲批，一直都極為靈驗的常山神被封為潤民侯。兢兢業業地庇護一方百姓的山神，其功勞終於被朝廷承認，封侯也使得他實至名歸。
這年八月十五，蘇軾又與客飲於超然台上，看到五年前老朋友孔周翰題於超然台上的詩正被客人所誦讀，又聽說老孔已向朝廷乞求蘇軾卸任後出守密州，情不自禁地唱和了兩首。
唱和兩首之後，仍是意猶未盡，抬頭望見中秋的圓月。在酒精的刺激之下，又想起了幾年都未曾謀麵的弟弟蘇轍，就這樣，一首《水調歌頭》橫空出世了。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裏共嬋娟。
雖然這首詞是在超然台上寫就，但詞裏詞外流露出作者的心情卻一點也不超然。雖然全詞描述的都是景象，但景象透出的卻是作者極想入世求用，雖暫時受挫、卻越挫越勇的內心獨白。
此時的蘇軾，依然還是渴望求用，但與《江城子·密州出獵》相比，心情還是有了不小的變化：
較之《密州出獵》時，少了些盲從，多了些理智；少了些隨性，多了些謹慎。經曆了太多希望、失望的交替折磨後，現在的蘇軾，既不是初任鳳翔通判時的懵懵懂懂，也不是初知密州時的怨怨艾艾，其政治素養已到了相當的程度，時時刻刻、事事處處為自己留足了退路。
該詞的小注裏寫得很清楚，是在中秋之夜酩酊大醉後的胡言亂語，而且是思念弟弟蘇轍的連篇醉話。不管是誰，總不至於和一個醉漢過不去吧？畢竟，當時的政治形勢依然不明朗，“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
而且隨著新政的弊端越來越明顯地呈現出來，變法派與保守派的權力爭鬥也越來越激烈，蘇軾既有“我欲乘風歸去”宏圖大展的渴望，同時“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深怕再次陷入黨爭的漩渦。
是進是退？是上報君恩還是退隱山林？蘇軾一時陷入了兩難的境地。
九月初九，蘇軾的搭檔，密州通判趙庾的老母親要過壽，作為上司兼文壇高手，蘇軾自然是要露一手的，於是作了致語口號，就是類似現代人在趙母的壽誕上講話稿。
參加完趙母的壽誕，迴到府衙，見晁說之的老爹晁端彥寄來了詩，蘇軾作了唱和後迴寄。此時的老晁尚在潤州，不曾想，幾個月後的他，卻因為違規赴杭州約會娼妓而被追官。
過了幾天，朝廷下達了詔命，蘇軾被移知河中府（今山西省永濟縣）。又得知，喬敘被改為知施州。
調動工作的詔命下達後，蘇軾的每一天都像是在做一些掃尾的工作。
比如，密州當地有發生了秋旱，蘇軾仍要到潤民侯那裏去祈雨。諸城鐵水的喬敘要外任，自然也得作首詩送行一下的。
蘇軾在密州知州任上時，當地流傳著一位蓋姓前賢的故事。說是曹參為齊相時，曾用蓋公所學的黃老之術，使得齊國大治，後來又用此法治理天下，一樣的十分有效。而蓋公所用之法，無非是治理國家就像治病一樣，不要胡亂用藥，隻需清淨無為等等。
蘇軾對於蓋公的事跡很感興趣，於是就在當地用心地找尋蓋公的墓地及後人。可惜的是，有關蓋公的身後的東西均已蕩然無存了。不死心的蘇軾，又把府衙旁的一座處所，加以修葺，取名“蓋公堂”，還作了《蓋公堂記》，想以此堂來接待像蓋公那樣的賢者。
接著，蘇軾還找來畫工，讓其將潤州甘露寺內陸探微所畫的師子圖臨摹一幅，掛在蓋公堂中，蘇軾還作了讚。
雁過留聲。蘇軾現在所做的一切，都是想把自己認為美好的東西留在密州，使之能繼續地教化或是激勵當地的百姓。
直到有一天，知河中府的調令終於下來了。
十月間，蘇軾還專門去了一趟常山，親自昭告常山神已被封侯的喜訊，並作了祝文。
黃庭堅的二舅李常（字公擇），少年時曾與其弟李布（字公南）於廬山五老峰下白石僧舍讀書，並藏書萬卷。
中進士後，李常遂將藏書九千餘卷捐獻出來，成立一家私人圖書館。現在，老李曾經居住的居室已被圈內稱作“李氏山房”，這段時間應李常之情，蘇軾為之作了《李氏山房藏書記》。
老朋友周邠寄來了《雁蕩山圖》，還在上麵作了詩，蘇軾次韻答之後，還在給周邠的迴信中告訴老周，今年的臘月上旬，自己就要離開密州了。
蘇軾的老鄉、梓州銅山（今四川三台西南）人蘇澥（字浩然），此人非常喜墨，還會用高麗煤加遠煙製墨，他製的墨極為當時的士大夫所看重。
近日，蘇澥將出任京東東路安撫使、知青州。我們前麵提到過，青州是個出宰相的地方，按照當時的慣例，青州的知州一般要由京東路的安撫使來兼任的。
蘇澥升官後，還曾向朝廷推薦蘇軾做外陟侍從。
“去翩翩。點輕煙。人事淒涼，迴首便他年。莫忘使君歌笑處，垂柳下，矮槐前。”這是蘇軾在離別前最後一次登超然台，他眺望著明月的賦下的《江城子》裏的詞句裏，一種惆悵於心的離情別緒躍然紙上。
離別前，蘇軾還是要還一些好友之間的文債的。
利州路轉運判官鮮於侁（字子駿）作的《八詠》詩，蘇軾在其後作了跋，還稱讚鮮於侁為政“上不害法，下不傷民，中不廢親”。
朝廷應汀州（今福建長汀）知州許當之請，賜已故高僧定光法號為定應。定光本為泉州人，俗姓鄭其名自嚴，因為民禱雨有功，為曆任州守所重。現定光被朝廷所表彰，所以蘇軾就因人所求，給該高僧的身後寫一篇讚文。
在密州時，蘇軾無意間發現蓋公堂故址偏西方向有塊大石頭，當時已半埋於塵土之中。仔細端詳後，蘇軾見此石質地溫潤，石質堅硬，詢問當地人，說是產自諸城姚家村的石料，俗稱“姚玉”。
於是，蘇軾就找來工匠，將這塊石頭經過雕琢，製成了一方硯洗。
直到清道光年間，諸城的丁氏園裏還有此物。當時的縣誌還有記載：說它周圍長三尺，高尺餘，正麵橫刻“硯洗”二字，左側豎刻有“熙寧九年子瞻製”的行書字樣。
另外，據說當地的九仙山的白鶴樓的牌匾亦為蘇軾這一時期所題寫。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蘇軾題寫的“白鶴樓”三個字仍然清晰可見，隻是旁邊的“宋熙寧九年蘇軾製”的字樣有些模糊不清了。
蘇軾還把在密州這幾年所作的《薄薄酒》、《水調歌頭》、《後杞菊賦》、《超然台記》抄給駙馬爺王詵，知密期間，二人時不時地還會書信互動一番。
這一時期，蘇軾的好友、黃庭堅的老丈人陳舜俞（字令舉）病逝。
作為詩詞與政治立場相似的知己，蘇軾在給老陳的女婿周邠的信中是這樣說的：你嶽父大人的離世，令我有不複有活在世上之念，細想陳老先生之所以不能長壽的原因，以他這樣淡泊名利的個性，實在是找不出理由，不應該呀！每逢想起這些，還是不由得涕淚雙流！
七月初五。
“何處覓新秋？蕭然北台上。”（《七月五日二首·其一》）蘇軾在炎夏的溽熱中又登上了自己親手建造的超然台，並賦詩五言排律兩首，密州通判趙庾亦把這兩首詩唱和了三遍。
老趙這一舉動不知是性情使然，還是要拍知州大人的馬屁，我們不得而知。
正當密州的一二把手在超然台上意猶未盡地唱和之際，王介（字中甫）病逝，蘇軾連忙作了挽詞。
王介最初以太學生任福昌主簿，仁宗嘉佑六年應試直言極諫科，蘇軾入三等，王介四等，二人是老相識。後曆任秘書丞、靜海知縣、秘閣校理，再遷開封試官主判（與劉攽同為開封試官主判），還出知過湖州。
王介曾與王安石是摯友，交往較為密切。
熙寧初，王安石被召授參知政事，因王安石數召不起，遂作“草廬三顧動幽蟄，蕙帳一空生曉寒”之詩諷刺王安石，成語“草廬三顧”典故即來自此。
熙寧三年（1070）王安石拜相，實行新法，深受神宗稱讚。
王介因不滿新法，上疏諫神宗“願陛下師心勿師人”，王安石獲悉後對其更加戒備，因此一度被罷官，閑居判鼓院。
後王介出知湖州，上任時王安石特地為其送行，並吟詩道：“東吳太守美如何，柳惲詩才未足多。遙想郡人迎下馬，白蘋洲渚正滄波。”王介當即和詩十首，盛氣朗誦，其中一首是：“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從來惡祝鮀。生若不為上柱國，死時猶合作閻羅。”
王安石聽後笑道：“閻羅見缺，請速赴任。”
王介晚年無心仕途，嗜書成癖，不問政事。總體來說，老王也是與王安石不和的反對新法之人，故與蘇軾也算是誌同道合的戰友。
“他時京口尋遺跡，宿草尤應有淚痕。”（《同年王中甫挽詞》），所以蘇軾的挽詞是那樣的飽含深情，王中甫死後葬於潤州。
潤州即今天的江蘇鎮江市，古時被稱為京口、潤州。
送走了王中甫，蘇軾向朝廷申請的敕封常山神的請求獲批，一直都極為靈驗的常山神被封為潤民侯。兢兢業業地庇護一方百姓的山神，其功勞終於被朝廷承認，封侯也使得他實至名歸。
這年八月十五，蘇軾又與客飲於超然台上，看到五年前老朋友孔周翰題於超然台上的詩正被客人所誦讀，又聽說老孔已向朝廷乞求蘇軾卸任後出守密州，情不自禁地唱和了兩首。
唱和兩首之後，仍是意猶未盡，抬頭望見中秋的圓月。在酒精的刺激之下，又想起了幾年都未曾謀麵的弟弟蘇轍，就這樣，一首《水調歌頭》橫空出世了。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裏共嬋娟。
雖然這首詞是在超然台上寫就，但詞裏詞外流露出作者的心情卻一點也不超然。雖然全詞描述的都是景象，但景象透出的卻是作者極想入世求用，雖暫時受挫、卻越挫越勇的內心獨白。
此時的蘇軾，依然還是渴望求用，但與《江城子·密州出獵》相比，心情還是有了不小的變化：
較之《密州出獵》時，少了些盲從，多了些理智；少了些隨性，多了些謹慎。經曆了太多希望、失望的交替折磨後，現在的蘇軾，既不是初任鳳翔通判時的懵懵懂懂，也不是初知密州時的怨怨艾艾，其政治素養已到了相當的程度，時時刻刻、事事處處為自己留足了退路。
該詞的小注裏寫得很清楚，是在中秋之夜酩酊大醉後的胡言亂語，而且是思念弟弟蘇轍的連篇醉話。不管是誰，總不至於和一個醉漢過不去吧？畢竟，當時的政治形勢依然不明朗，“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
而且隨著新政的弊端越來越明顯地呈現出來，變法派與保守派的權力爭鬥也越來越激烈，蘇軾既有“我欲乘風歸去”宏圖大展的渴望，同時“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深怕再次陷入黨爭的漩渦。
是進是退？是上報君恩還是退隱山林？蘇軾一時陷入了兩難的境地。
九月初九，蘇軾的搭檔，密州通判趙庾的老母親要過壽，作為上司兼文壇高手，蘇軾自然是要露一手的，於是作了致語口號，就是類似現代人在趙母的壽誕上講話稿。
參加完趙母的壽誕，迴到府衙，見晁說之的老爹晁端彥寄來了詩，蘇軾作了唱和後迴寄。此時的老晁尚在潤州，不曾想，幾個月後的他，卻因為違規赴杭州約會娼妓而被追官。
過了幾天，朝廷下達了詔命，蘇軾被移知河中府（今山西省永濟縣）。又得知，喬敘被改為知施州。
調動工作的詔命下達後，蘇軾的每一天都像是在做一些掃尾的工作。
比如，密州當地有發生了秋旱，蘇軾仍要到潤民侯那裏去祈雨。諸城鐵水的喬敘要外任，自然也得作首詩送行一下的。
蘇軾在密州知州任上時，當地流傳著一位蓋姓前賢的故事。說是曹參為齊相時，曾用蓋公所學的黃老之術，使得齊國大治，後來又用此法治理天下，一樣的十分有效。而蓋公所用之法，無非是治理國家就像治病一樣，不要胡亂用藥，隻需清淨無為等等。
蘇軾對於蓋公的事跡很感興趣，於是就在當地用心地找尋蓋公的墓地及後人。可惜的是，有關蓋公的身後的東西均已蕩然無存了。不死心的蘇軾，又把府衙旁的一座處所，加以修葺，取名“蓋公堂”，還作了《蓋公堂記》，想以此堂來接待像蓋公那樣的賢者。
接著，蘇軾還找來畫工，讓其將潤州甘露寺內陸探微所畫的師子圖臨摹一幅，掛在蓋公堂中，蘇軾還作了讚。
雁過留聲。蘇軾現在所做的一切，都是想把自己認為美好的東西留在密州，使之能繼續地教化或是激勵當地的百姓。
直到有一天，知河中府的調令終於下來了。
十月間，蘇軾還專門去了一趟常山，親自昭告常山神已被封侯的喜訊，並作了祝文。
黃庭堅的二舅李常（字公擇），少年時曾與其弟李布（字公南）於廬山五老峰下白石僧舍讀書，並藏書萬卷。
中進士後，李常遂將藏書九千餘卷捐獻出來，成立一家私人圖書館。現在，老李曾經居住的居室已被圈內稱作“李氏山房”，這段時間應李常之情，蘇軾為之作了《李氏山房藏書記》。
老朋友周邠寄來了《雁蕩山圖》，還在上麵作了詩，蘇軾次韻答之後，還在給周邠的迴信中告訴老周，今年的臘月上旬，自己就要離開密州了。
蘇軾的老鄉、梓州銅山（今四川三台西南）人蘇澥（字浩然），此人非常喜墨，還會用高麗煤加遠煙製墨，他製的墨極為當時的士大夫所看重。
近日，蘇澥將出任京東東路安撫使、知青州。我們前麵提到過，青州是個出宰相的地方，按照當時的慣例，青州的知州一般要由京東路的安撫使來兼任的。
蘇澥升官後，還曾向朝廷推薦蘇軾做外陟侍從。
“去翩翩。點輕煙。人事淒涼，迴首便他年。莫忘使君歌笑處，垂柳下，矮槐前。”這是蘇軾在離別前最後一次登超然台，他眺望著明月的賦下的《江城子》裏的詞句裏，一種惆悵於心的離情別緒躍然紙上。
離別前，蘇軾還是要還一些好友之間的文債的。
利州路轉運判官鮮於侁（字子駿）作的《八詠》詩，蘇軾在其後作了跋，還稱讚鮮於侁為政“上不害法，下不傷民，中不廢親”。
朝廷應汀州（今福建長汀）知州許當之請，賜已故高僧定光法號為定應。定光本為泉州人，俗姓鄭其名自嚴，因為民禱雨有功，為曆任州守所重。現定光被朝廷所表彰，所以蘇軾就因人所求，給該高僧的身後寫一篇讚文。
在密州時，蘇軾無意間發現蓋公堂故址偏西方向有塊大石頭，當時已半埋於塵土之中。仔細端詳後，蘇軾見此石質地溫潤，石質堅硬，詢問當地人，說是產自諸城姚家村的石料，俗稱“姚玉”。
於是，蘇軾就找來工匠，將這塊石頭經過雕琢，製成了一方硯洗。
直到清道光年間，諸城的丁氏園裏還有此物。當時的縣誌還有記載：說它周圍長三尺，高尺餘，正麵橫刻“硯洗”二字，左側豎刻有“熙寧九年子瞻製”的行書字樣。
另外，據說當地的九仙山的白鶴樓的牌匾亦為蘇軾這一時期所題寫。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蘇軾題寫的“白鶴樓”三個字仍然清晰可見，隻是旁邊的“宋熙寧九年蘇軾製”的字樣有些模糊不清了。
蘇軾還把在密州這幾年所作的《薄薄酒》、《水調歌頭》、《後杞菊賦》、《超然台記》抄給駙馬爺王詵，知密期間，二人時不時地還會書信互動一番。
這一時期，蘇軾的好友、黃庭堅的老丈人陳舜俞（字令舉）病逝。
作為詩詞與政治立場相似的知己，蘇軾在給老陳的女婿周邠的信中是這樣說的：你嶽父大人的離世，令我有不複有活在世上之念，細想陳老先生之所以不能長壽的原因，以他這樣淡泊名利的個性，實在是找不出理由，不應該呀！每逢想起這些，還是不由得涕淚雙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