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州陳襄有個弟弟,叫陳章,紹聖中曾以左朝議大夫知臨邛,為官所到之處,“茂著廉明,士民皆服”。


    這幾天,從知州陳襄那裏得知陳章生了個兒子,作為其哥哥的同事兼搭檔,蘇軾還是作詩予以慶賀。


    過了些時,蘇軾還在新城縣(今富陽新登鎮)會晤了晁補之,兩人唱和了詩詞。


    吳興縣詞人張先(字子野),蘇軾任杭州通判時,老張已經八十五歲了,不僅家中蓄有聲妓,還傳出消息他欲買妾。


    於是,蘇軾贈其詩雲:“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張子野年八十五尚聞買妾述古令作詩》)


    張先這個人,提到他總讓人一下子就會聯想起白居易,一是兩人都較為長壽,二是都在年邁之際蓄有妓妾。這兩個人中,白居易是蘇軾的偶像,而張先則是蘇軾的詩友兼知己。


    麵對蘇軾的調侃,老張倒也不惱,還煞有介事地和了蘇軾的詩:愁似鰥魚知夜永,懶同蝴蝶為春忙。


    張先的這兩句毫無虛偽做作的性情之語,竟被蘇軾所由衷地激賞。


    十月間,杭州一所寺院裏的牡丹開了數朵,愛好牡丹的陳襄興餘做了四首小詩,蘇軾煞有介事地唱和了七絕四首。


    要說詩詞唱和,這也是一件再平常不過的事了。


    不平常之處在於,蘇軾的和詩裏又有幾處被指摘為譏諷朝廷的詞句。比如“化工隻欲呈新巧,不放閑花得少休。”(《和述古冬日牡丹四首·其一》)被指為譏諷當時的執政大臣,以比化工但欲出新意擘畫,令小民不得暫閑也。


    “誰信詩能迴造化,直教霜卉放春妍。”(同上)這種做法,蘇軾也認為是不合時宜的。


    也就是說,這種做法完全是違背了自然規律的,是注定失敗的。


    還有詞句用“雪霜羞”反襯牡丹盛極一時,然而,這隻不過是造物主意欲“呈新巧”的做法而已,言下之意,變法無非是為了嘩從取寵,想弄點新花樣而已。畢竟,這初冬的牡丹花不是正常開放的,已經是違背了自然的規律。


    當然,蘇軾這裏表麵是說花,實際上是隱喻王安石的變法。隻是,詩中委婉地告訴了大家,新法是一件讓春花冬放的荒唐事,是不符合客觀實際的。


    這幾天,天竺的靈山寺裏給蘇軾捎信過來,說海月禪師圓寂了。


    其實,在海月禪師臥病在床之際,就已派人到山下來請蘇軾上山,但蘇軾正值公務繁忙,抽不出時間前往。


    當時海月禪師曾留下遺言,一定要等到蘇軾上山後,自己的遺體才能下葬。


    一方麵是出家之人對於蘇軾這樣的官家身份極為看重,另一方麵更是對蘇軾真心的推崇與無與倫比的友情。


    在蘇軾畢生交往的僧人中,海月禪師惠辨是一位能超脫於凡俗之間的高僧。


    我們前麵提到過,作為都僧正的惠辨,就是處理一些寺院裏的財務、案件、文書以及迎來送往等事的僧人,類似於今天的寺院辦公室主任,說白了,就是在和尚中的情商較高者。


    惠辨原是杭州天竺靈山寺明智大師祖韶的兩個弟子之一,另一為辯才禪師元淨。聽說海月禪師惠辨事先毫無征兆,早晨起來從容地洗漱之後,還一一拜謝了眾僧,然後就趺坐而寂。


    惠辨的故去,令蘇軾非常難過。


    想起了二人曾經在一起相對而坐的時光,“今夜生公講堂月,滿庭依舊冷如霜。”(《吊天竺海月辯師三首·其一》)同時,蘇軾再遇到諸多因難解問題而煩惱之時,“欲訪浮雲起滅因,無緣卻見夢中身。”(同上)再也不能去寺院裏拜訪海月禪師,再也不能在淡然對坐中,隨便聽上海月禪師的幾句話,使心中的鬱結頃刻間煙消雲散了。


    辦完了海月禪師的後事,蘇軾在西湖周邊遊覽之時,從一位砍柴的樵夫手裏收到一幅《春山》橫軸,畫很有格調,畫上的題詩更是超凡脫俗。


    當時,蘇軾感到很奇怪,到底是何人所作,況且一位素不相識之人為何要送給自己這樣的畫作。


    於是,蘇軾便四處向西湖邊上的高僧們打聽,作畫者到底是何人?結果,有僧人看到畫作後,竟認出是李頎秀才所作。


    等蘇軾見到了此人,才發現兩人脾氣相投、相談甚歡。


    李頎,字粹老,少年進士,曾經被朝廷授予過官職,但他毫不吝惜地放棄了。


    棄官之後,李秀才成為了一名修道之人,常遍曆湖、湘之間,晚年非常喜愛吳中的山水,便隱居於的大滌洞天。此人不僅擅長丹青,間或還作一些小詩。


    就在李秀才往來苕水之上期間,一旦遇到名人勝士,必會與之交遊周旋。


    在得知杭州通判蘇軾是一位名士後,就以幅絹作《春山》圖橫軸一幅,並題詩其後,也不署名,交給一位樵夫,並附上百餘錢,囑咐其隨身帶上此畫,一旦遇到蘇軾本人,就轉交給蘇軾。


    樵夫也不知這位道人的身份,隻能照辦,於是就將畫作交到了蘇軾的手中。


    蘇軾對此事愈加驚奇,麵對李秀才這樣的一位奇人,待重新展開畫作仔細端詳時,李頎畫與詩的高雅格調,竟使得蘇軾發出了“詩句對君難出手,雲泉勸我早抽身。”(《李頎秀才善畫山以兩軸見寄仍有詩次韻答之》)這樣的感歎!


    他還認為,李秀才的畫能夠“盡物之變,秀潤簡遠,不能為人特作,為世間所絕少。”


    就在蘇軾對李秀才的畫作讚歎有加之時,轉運司下達了指示,要求蘇軾帶隊前往常、潤、蘇、秀等州縣賑濟饑民,錢塘縣令周邠與柳子玉作為隨行。


    一行人雪後到達臨平,蘇軾同柳子玉一起在一僧舍裏拜訪了知州陳襄的朋友陳烈,傍晚到了秀水縣西北十五裏的永樂鄉本覺寺。


    在本覺寺蘇軾一行又看望慰問了鄉僧文及,其時文及正在病中,於公於私,看望體恤一下文及這樣的弱勢群體,也是蘇軾此行的正式內容。


    在秀州(今嘉興與鬆江一帶),錢顗(音易)(字安道)給蘇軾送來了建茶。


    錢安道這個人,也是因為攻擊過王安石而被貶謫的官員,也許是物以類聚的緣故,蘇軾與他相見後,格外覺得有說不完的話。而老錢送給蘇軾的建茶,也必定是經過精挑細選的用心之物。


    建茶因產於福建建溪流域而得名,此茶以宋代建州建安縣(今建甌)的北苑鳳凰山一帶為主體的產茶區,其代表的北苑貢茶聞名於世,是中國禦貢史最長的茶。


    可以說,建甌茶事,在漫長的茶史上,留下了令人驚奇的熠熠光芒。


    歸結起來,建茶有以下“六絕”:一是建溪官茶天下絕;二是建安鬥茶天下絕;三是建盞茶具天下絕;四是鳳山茶神天下絕;五是建甌茶業天下絕;六是北苑茶文天下絕。


    喝了老錢的建茶,然後就少不了與錢安道唱和兩首


    。我們發現,一旦蘇軾遇到情投意合之人,在作詩時就不免把持不住,常常將自己的內心知無不言、傾囊而出。


    這一次與錢安道的和詩也不例外,“草茶無賴空有名,高者妖邪次頑懭。”,“收藏愛惜待佳客,不敢包裹鑽權幸。”(《和錢安道寄惠建茶》)等句被指為借此譏諷當世變法集團中某些所謂的“小人”。


    在接待蘇軾一行的筵席上,“如今且作華陽服,醉唱儂家七返丹。”(《錢安道席上令歌者道服》),老錢令歌姬們身穿道服,為蘇軾醉唱《七返丹》來助興。


    “七返丹”是傳說中的一種丹藥,有增功保健的功效。


    傳說“七返丹”功參造化,練氣之士,得此一粒,可抵二十年勤修之功,即普通人服之,亦可明目輕身,得享遐齡。


    對於少年時期就從學於道士的蘇軾來說,這種接待方式是在合適不過了,可見老錢人家也是在事先下足了一番功夫的。


    到了蘇州,在蘇軾的主持之下,原籍成都府的通長老被請出來作為蘇州報恩寺的主持。


    這位通長老出身於成都府的仕宦之家,在西蜀原是名門望族。他早年就精研《詩經》、《三禮》,幼年就胸懷大誌,有著高遠之心。壯年時,本來仕途將成,卻又拋棄了官職,從儒者變身為佛徒,但後來卻從未拋下對儒學的研習。


    讓這樣一位有著儒學基礎的佛徒出任報恩寺的主持,在此地振響法鈴,教化一方民眾,實在是實至名歸。


    蘇軾此行,本來是要賑濟饑民的,但從當代魯迅先生的作品裏,我們知道了民眾的心理饑渴也是要好好地賑濟一下的。


    在蘇州,得知蘇軾前來,知州王誨(字規父)便取出仁宗皇帝賜予其父的所作飛白書,想讓蘇軾做一篇記文。


    這篇飛白書是慶曆年間仁宗皇帝賜給王父王舉正的兩個飛白大字“端敏”,王知州想讓蘇軾寫篇記文連帶這兩個大字刻成石碑流傳後世的。


    在蘇軾看來,仁宗一朝上天下民融洽合一,天子臣僚歡暢舒心,仁宗本人更是敦厚質樸,恭謹有禮,被世人稱為仁厚長者。同時代被仁宗擢拔的士大夫,成就都早已光輝四射了。


    因此,帶著對仁宗皇帝的深厚崇敬之情,蘇軾為王誨寫下了一篇記文。


    蘇軾的詩詞堪稱宋代的翹楚,但也有不喜歡他詩的人,方惟深便是其中的一位。


    結束完秀州(今浙江嘉興)的賑災工作後,蘇軾又來到了蘇州。蘇州名士眾多,文采風流,其中有一個名叫方惟深的詩人尤為知名,蘇軾特意前往拜訪。


    方惟深,字子通,本莆田人,後移居於蘇州。他早年通經學,尤工於詩,舉進士不第,與弟躬耕於隴畝,寄情於山水。


    此人早年便通經學,尤工於詩,為鄉貢第一,後舉進士不第,即棄去,與弟躬耕於鄉土。


    方惟晚歲深隱於吳地,以其詩名行於世,其詩格調之高直追晚唐諸人。


    方惟深是王安石的弟子,和他關係極佳,曾有詩雲:


    《謁荊公不遇》


    春江渺渺抱檣流,煙草茸茸一片愁。


    吹盡柳花人不見,春旗催日下城頭。


    全詩采用融情入境的手法,無一字直接描寫訪人不遇的悵惘之情,而通過春江、歸帆、煙草、柳花、春旗、落日來渲染自己的情緒,深得唐人風致。


    據說,王安石非常喜歡這首詩,親自書寫於案前,以至於被其門人誤收入王安石的《臨川集》。


    或許是因為王安石的關係,也或者是兩人氣場不和,蘇軾和方惟深的此次唔麵並不愉快,方惟深很不喜歡蘇軾的詩文,曾評價道:“淫言褻語,使驢兒馬子決驟。”


    意思是說蘇軾的文筆太通俗、直白,就像驢馬橫衝直撞,一點詩味都沒有。


    其實,這都是文人之間的相互鬥氣,也是藝術追求和性格的不同。蘇軾為人灑脫,寫詩非常隨意,留存至今的就有2600餘首,難免良莠不齊。


    而方惟深呢,因為和王安石混得久了,寫詩極為講究,追求唐朝人的含蓄蘊藉,故而不喜歡蘇軾的說理議論和直白顯露,說到底是唐詩和宋詩的鬧別扭。


    不妨再看方惟深的一首詩:


    《舟下建溪》


    客航收浦月黃昏,野店無燈欲閉門。


    倒出岸沙楓半死,係舟猶有去年痕。


    這首七言絕句描寫旅途夜泊的場景,選用最有特征的景物,巧妙構思,雖是信筆直書,卻使人感到身臨其境,靜謐幽遠。


    開頭的“客航收浦月黃昏”化用林逋《山園小梅》的“暗香浮動月黃昏”,“野店無燈欲閉門”則化用韋應物《滁州西澗》的“野渡無人舟自橫”,皆不露痕跡,看得出方惟深用功之深。


    但是,老方卻不喜歡蘇軾的詩,認為蘇軾的詩大多“淫言褻語,使驢兒馬子決驟”,這在曆朝曆代蘇軾的粉絲圈裏,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看來,古往今來不管什麽人都是難以做到讓所有人都喜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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