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蘇軾畢生交往的僧人中，海月禪師惠辨也是一位能超脫於凡俗之間的高僧。
蘇軾初到杭州通判任上時，由於年輕氣盛，麵對因新法擾民等諸多難解問題而煩惱之時，總會去寺院裏拜訪海月禪師。往往都是在淡然對坐中，隨便聽上海月禪師的幾句話，就會使心中的鬱結頃刻間煙消雲散。
在當時，杭州本地的佛教極為繁盛，堪稱天下第一。
所以說，佛寺林立之下，高僧就常常不得不與那些圓滑虛妄的假和尚雜處一寺。當時寺院裏的慣例是：除了設有正副主持外，還設置有“都僧正”一名。
“都僧正”說白了，就是專門處理寺院裏的一些財務案件文書以及迎來送往等事的僧人，類似於今天的寺院辦公室主任。
這些寺院裏那些不願參與世俗、樂於棲身山林的所謂得道之人，都不屑於參與這類俗事。
但是，清遠靜穆、神采奕奕的海月禪師卻能做到內心空淵而又不避俗事，因此臉上從未有喜怒之色的他，在都僧正的崗位上幹的那是有聲有色，並贏得了僧眾及信徒們的信任與愛戴。
直到有一天，海月禪師突然臥病在床，特意派人到山下去請蘇軾上山話別。
不巧的是，蘇軾當時正值公務繁忙，完全沒有閑暇，過了十幾天才去。而當時海月禪師已經坐化四天了，隻見他盤腿端坐仿佛生前一樣，以手摩其頭頂，好像尚有餘溫。
海月禪師生前留下遺言，——要等蘇學士到來之時方能蓋棺！
為什麽蘇軾總能得到出家之人的真摯友情呢？
也許有以下兩個原因：
一是蘇軾對於佛學佛理理解的精深之故，另一方麵也折射出了蘇軾內心的慈悲和對新法下百姓苟延殘喘狀態的憐憫之深，無奈的他隻能從佛教之中去尋求超脫與釋懷！
佛門之地的佛緣如此，在外交方麵，杭州通判蘇軾也有著超出常人的見解。
北宋時，作為契丹族走狗的高麗人，經常拿著“三分不值二分”的貢品，前來向大宋進貢，實則是心懷鬼胎地想向朝廷索要一些違禁的物品，比如金箔、正史的圖書。
等他們到了我們的疆域，還會將當地山川地形繪製成地圖，從而圖謀不軌。
並且高麗的使臣到來時，大宋朝廷的賜予、饋贈、宴請、勞頓等費用遠遠超過了他們進貢的物品所值，而為了迎接他們而修建亭館、調發人船、擾亂市場的諸般費用還不包括在內！
對於這些外族歹人明裏暗裏的挑釁行為，杭州通判蘇軾的做法為：
如果這些高麗使者送交的文書中沒有使用我大宋的曆法年號，那麽所送的禮品一律退還，直到他們改用大宋的年號為止。
另外敦促他們辦完事情盡快離境走人，不許有一刻的滯留。同時，退還他們所進貢的非正式禮品如金塔，也不替他們向朝廷稟報，同時降低沿途各地的接待規格。
再奏請朝廷發配那些奸商滑僧，並按照祖宗編製的統一敕令，杭州和明州（今寧波市鄞州區鄞江鎮）一律不準再發船前往高麗！
在大宋當時的曆史以及政治形勢之下，這些舉措無疑也展示出了蘇軾外交思想的萌芽。
提起蘇軾，人們的頭腦中便出現一個的風流倜儻的才子形象，但你想不到的是，他是中國曆史上提出國家安全策略、反文化外交間諜的第一人！
提起曆史上的高麗王朝，真是乏善可陳，用“牆頭上的草”來形容它最為合適。唐朝強大時，高麗王朝被打敗了，自願做了華夏的小弟，成了中國的屬國。但當遼國在北方強大起來的時候，馬上投入契丹人的懷裏做了奴才。
當了契丹人的走狗也就罷了，還時不時向北宋獻媚，來個政治文化交流，背後卻搞起小動作來。
高麗人可恥地充當了遼國的間諜，這可真利用了北宋官員毫無防範的心理。
識破高麗人間諜陰謀的就是蘇軾。
說到這起間諜事件，真是有點諷刺的意味，因為至今這件事還被當成中朝友好的曆史見證，這就是“義天來華”事件。
北宋時，有個杭州僧人叫淨源，他坐船去高麗，認識了當時大名鼎鼎的義天。這義天可是高麗國最有道的高僧，他本是高麗王子，後來當了國師。兩位高僧成了好朋友。
後來，淨源迴到祖國圓寂了。元佑四年（1089），義天要到中國來，借口一是為祭奠淨源，二是為皇太後送壽禮。
北宋王庭對此十分重視，立刻把義天出使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當成北宋和高麗恢複外交關係的機會，仿佛又開始中朝兩國友好的新篇章，要給義天來訪以政策上的重視和支持。
但當時蘇軾上奏哲宗和朝廷，說出了自己的看法，他的這份上書是我國曆史上第一份國家文化信息的安全的文件。其大意如下：
按以前的規格接待義天，花費巨大，地方被騷擾，勞民傷財；高麗人停留時，可以圖畫山川，購買書籍，恐怕是契丹人指使的，給國家與契丹對戰留下隱患；應該對義天來朝警惕；要求朝廷對暗中與高麗勾結的僧人和奸商給予嚴辦。
當時哲宗皇帝立即采納，朝廷開始執行，於是義天入宋的接待和活動都受到了限製。
可即便如此，事情還是出乎了蘇軾的意料之外！
第二年，蘇軾的弟弟蘇轍出使遼國時，驚奇地發現“宋朝民間印行文字多已流傳在彼（遼國）”。迴到了宋朝，兄弟倆意識到，涉及國家安全的宋朝的政治、軍事機密已有人出賣給了契丹人。
後來朝廷在蘇軾蘇轍地建議下，削減了高麗外交使館的人數、停留的時間。
規定如果高麗人外出買的東西發現有違禁品，立刻委婉沒收，給以相應的錢數。如果書店把涉及時政或邊防的書籍出售給高麗人，就要查封。
這下高麗使者蒙圈了，但賊心不死，暗的不成，就明的來，厚著臉皮爛臉要求看《太平禦覽》，此書可是北宋各個方麵的資料總匯，所以當時蘇軾領導的禮部“以禁書難為傳示外國，故不許”。
雖然高麗多次重金求購《太平禦覽》，但是一直沒有得逞。
但不久太後去世，哲宗親政，政治風向突變，蘇氏兄弟被貶謫到嶺南，曆史上這場維護國家文化與信息安全政策，反對高麗間諜的運動戛然而止，讓人扼腕歎息。
熙寧六年（1061）。
元日（大年初一）。
在杭州通判任上的蘇軾，已經三十八歲了。
正在衙門裏值班的他，翻看了去年七夕前後寄給張先老先生的詩作，老張已經作了和詩並迴寄。
不知怎的，張先這個人，提到他總讓人一下子就會聯想起白居易，也許是因為兩個人都較為長壽，且都在年邁之際蓄有妓妾的緣故吧。這兩個人中，白居易是蘇軾的偶像，而張先則是蘇軾的詩友兼知己。
所以說，當蘇軾看到了自己去年七夕前後夜宿法喜寺時寫下的懷念孫莘老的詩，已被張先鄭重地作了和詩後，就揮筆再次唱和了老張的和詩。
已近不惑之年的蘇軾，仍是沒能從書生意氣中完全脫身，帶著稍顯揶揄的口氣，在和詩“小蠻知在否，試問囁嚅翁。”（《元日次韻張先子野見和七夕寄莘老之作》）中，還和老張開了個玩笑。
正月初九，蘇軾與同僚們在有美堂飲酒後，感到有些不勝酒力，到家後倒頭便睡了。一覺睡到五鼓時分，醒來後便再無睡意，索性就坐下來批閱起案上積壓的文書。
突然，他看到了老鄉、閬州（今四川閬中）人鮮於侁（字子駿）所寄的書信。
鮮於子駿這個人，蘇軾在鳳翔府任職時就拜訪過他，並對他在利州路漕司任上推行新法過程中既不妨礙百姓，又不損害法令，還不傷害親情“三不害”的做法十分讚賞。
蘇軾拆開信來，見是鮮於子駿寄來的《雜興》詩，於是頓覺一陣暖流，一種“他鄉遇故知”的喜悅頓時化作了詩興，遂提筆寫下了一首《古意》答之。
不日，新年的氣氛還未散去，章傳（字傳道）也給蘇軾寄來了詩作。章傳道這人，隻知道是個閩人，其餘不詳，不過在後來此人與蘇軾還有著交集，有不少的詩詞唱和。
我們隻說這次，章傳道寄來了詩後，蘇軾一看，是一首五言、去聲廿六宥韻、二十二韻的仄韻長詩。
由此來看，此人必定也是有點作詩功底的科班文士，蘇軾想也沒想，就隨手和了一首寄走了。隻是不知道其中的“馬融既依梁，班固亦事竇。效顰豈不欲，頑質謝鐫鏤。”（《次韻答章傳道見贈》）句，日後也為他惹下了麻煩！
這是因為，蘇軾原本對《漢書》研讀得極為精熟。前麵我們就講過一個段子，蘇軾年少時曾反駁過張方平，說你老人家難道真的不知道這世上還有人把《漢書》讀過三遍的嗎？
所以在這幾句詩裏，蘇軾援引的梁冀、竇憲都是東漢時期的外戚（妹妹是皇後），都是因為時君的昏庸不明而躋身顯位，為人殘暴虛妄、惡貫滿盈，但是馬融、班固這兩位曠世大儒卻都隻能屈身事於這兩位賊人。
蘇軾在這裏的意思被認為是，我蘇軾決不會像馬融、班固那樣去卑躬屈膝地依附於當朝的“賊人”，在這裏，明眼人都知道是代指王安石以及手下的鷹犬們！
所以說，禍從口出。
章傳道這個人在曆史上雖不馳名於世，卻引得蘇軾因詩發了幾句不合適的牢騷。
元宵節一到，杭州城到處都成花燈的海洋。
蘇軾饒有興致地到祥符寺九曲路一帶觀了燈，但見整個杭州城“金鼎轉丹光吐夜，寶珠穿蟻鬧連宵。波翻焰裏元相激，魚舞湯中不畏焦。”（《祥符寺九曲觀燈》）
當蘇軾轉到了祥符寺僧人可久的僧房時，他屏去了左右隨從，獨自悄然走了進去。卻發現僧房裏黑燈瞎火的，與外麵的燈火璀璨判若兩個世界。
寺僧可久俗姓錢，字逸老，喜作古律詩，是蘇軾的詩友。
雖然這位寺僧就居住於湖山的盛景之所，但為人清約介靜，一般不輕易與人交往。士大夫們前往相晤時，偶爾會有人給他帶一些稻米，但可久也隻是象征性地留下來一點。這些米他用瓶子盛起來放在幾案上，也沒有什麽菜蔬，每天就取二三合（北宋的一合大約為一百毫升）食用，其品行為時人所重。
杭城這些僧人平素清心寡欲、超然物外，食物僅可續命，衣物卻是縫縫補補、經常不夠穿。
但是，很少有人見到他們麵有憂色的時候。蘇軾的到來，作為地方官能與他們成為詩友，想必這些僧人也是十分樂意與蘇軾這種平易近人的官員交往的。
正月二十一。
元宵節過後的杭城氣溫已經迴升，南國的春意已經很濃了。
蘇軾前些時臥病了一場，這時也已經痊愈。這當口，知州陳襄差人來邀請蘇軾這位老搭檔一起出城尋春。
“間逐牙旗千騎遠，暗驚梅萼萬枝新。”（《和蘇子瞻通判在告中聞餘出郊以詩見寄》），兩人一起在春日裏暢遊，並詩詞唱和，絕不願辜負眼前這些明媚的春光。
六日後，按照慣例，蘇軾要在節後到杭州府下轄的富陽、新城等地去巡行。
銅鑒湖畔的雲泉山麓有個山洞，這山洞的名字特別好聽，人稱“風水洞”。先行三天的本州節度推官李佖就在風水洞等候著蘇軾。
“風水洞”距離錢塘縣舊治五十裏，在楊村慈嚴院。洞極大，從裏向外流水不竭。洞頂上又有一洞，在洞口能感受到清風微出，故得名。
風水洞又名恩德洞，冬暖夏涼，常年恆溫，早在東晉時期，就被列入“湖埠十景”之一。
此洞因其地貌獨特、景色宜人，在唐代就已負盛名，至宋代進入旅遊頂盛時期，曾吸引著曆代文人墨客到訪遊覽，並在此揮毫潑墨。
蘇軾到了這裏，見洞內石壁上早有白居易、範仲淹等前賢的題詩，略一沉思，就留下一首排律於壁上。
可惜，這首風景詩的最後兩句“世上小兒誇疾走，如君相待今安有。”（《往富陽新城李節推先行三日留風水洞見待》），被變法集團解讀為，蘇軾是借此來譏諷當下的某些小人多務急進也！
《烏台詩案》載蘇軾的供詞說：“熙寧六年正月二十七日遊風水洞，有本州推官李佖知軾到來，在彼等候。軾到乃題詩於壁，其卒章不合雲‘世上小兒誇疾走’，以譏世之小人多務急進也。”
可當時的蘇軾哪裏顧得上這些，麵對這樣有著淵源曆史的山水景觀，還不趕緊與李節推一起遊覽和詩。
“馮夷窟宅非梁棟，禦寇車輿謝轡銜。世事漸艱吾欲去，永隨二子脫譏讒。”（《風水洞二首和李節推》）這就是蘇軾和李佖詩的後兩句，又被指為諷刺世態可厭，小人爭進，蘇軾這是想棄官歸隱，效仿馮夷之水居，禦寇至風禦，暗指隨他們二人而去便可遠離當世的譏讒！
後世有人曾對古人在風水洞留下的詩詞進行了搜集和統計過，發現有據可查的就有二十餘首。
到了今天，這座蘇軾曾經留題過的風水洞，已改名為“錦繡風水洞”。
蘇軾初到杭州通判任上時，由於年輕氣盛，麵對因新法擾民等諸多難解問題而煩惱之時，總會去寺院裏拜訪海月禪師。往往都是在淡然對坐中，隨便聽上海月禪師的幾句話，就會使心中的鬱結頃刻間煙消雲散。
在當時，杭州本地的佛教極為繁盛，堪稱天下第一。
所以說，佛寺林立之下，高僧就常常不得不與那些圓滑虛妄的假和尚雜處一寺。當時寺院裏的慣例是：除了設有正副主持外，還設置有“都僧正”一名。
“都僧正”說白了，就是專門處理寺院裏的一些財務案件文書以及迎來送往等事的僧人，類似於今天的寺院辦公室主任。
這些寺院裏那些不願參與世俗、樂於棲身山林的所謂得道之人，都不屑於參與這類俗事。
但是，清遠靜穆、神采奕奕的海月禪師卻能做到內心空淵而又不避俗事，因此臉上從未有喜怒之色的他，在都僧正的崗位上幹的那是有聲有色，並贏得了僧眾及信徒們的信任與愛戴。
直到有一天，海月禪師突然臥病在床，特意派人到山下去請蘇軾上山話別。
不巧的是，蘇軾當時正值公務繁忙，完全沒有閑暇，過了十幾天才去。而當時海月禪師已經坐化四天了，隻見他盤腿端坐仿佛生前一樣，以手摩其頭頂，好像尚有餘溫。
海月禪師生前留下遺言，——要等蘇學士到來之時方能蓋棺！
為什麽蘇軾總能得到出家之人的真摯友情呢？
也許有以下兩個原因：
一是蘇軾對於佛學佛理理解的精深之故，另一方麵也折射出了蘇軾內心的慈悲和對新法下百姓苟延殘喘狀態的憐憫之深，無奈的他隻能從佛教之中去尋求超脫與釋懷！
佛門之地的佛緣如此，在外交方麵，杭州通判蘇軾也有著超出常人的見解。
北宋時，作為契丹族走狗的高麗人，經常拿著“三分不值二分”的貢品，前來向大宋進貢，實則是心懷鬼胎地想向朝廷索要一些違禁的物品，比如金箔、正史的圖書。
等他們到了我們的疆域，還會將當地山川地形繪製成地圖，從而圖謀不軌。
並且高麗的使臣到來時，大宋朝廷的賜予、饋贈、宴請、勞頓等費用遠遠超過了他們進貢的物品所值，而為了迎接他們而修建亭館、調發人船、擾亂市場的諸般費用還不包括在內！
對於這些外族歹人明裏暗裏的挑釁行為，杭州通判蘇軾的做法為：
如果這些高麗使者送交的文書中沒有使用我大宋的曆法年號，那麽所送的禮品一律退還，直到他們改用大宋的年號為止。
另外敦促他們辦完事情盡快離境走人，不許有一刻的滯留。同時，退還他們所進貢的非正式禮品如金塔，也不替他們向朝廷稟報，同時降低沿途各地的接待規格。
再奏請朝廷發配那些奸商滑僧，並按照祖宗編製的統一敕令，杭州和明州（今寧波市鄞州區鄞江鎮）一律不準再發船前往高麗！
在大宋當時的曆史以及政治形勢之下，這些舉措無疑也展示出了蘇軾外交思想的萌芽。
提起蘇軾，人們的頭腦中便出現一個的風流倜儻的才子形象，但你想不到的是，他是中國曆史上提出國家安全策略、反文化外交間諜的第一人！
提起曆史上的高麗王朝，真是乏善可陳，用“牆頭上的草”來形容它最為合適。唐朝強大時，高麗王朝被打敗了，自願做了華夏的小弟，成了中國的屬國。但當遼國在北方強大起來的時候，馬上投入契丹人的懷裏做了奴才。
當了契丹人的走狗也就罷了，還時不時向北宋獻媚，來個政治文化交流，背後卻搞起小動作來。
高麗人可恥地充當了遼國的間諜，這可真利用了北宋官員毫無防範的心理。
識破高麗人間諜陰謀的就是蘇軾。
說到這起間諜事件，真是有點諷刺的意味，因為至今這件事還被當成中朝友好的曆史見證，這就是“義天來華”事件。
北宋時，有個杭州僧人叫淨源，他坐船去高麗，認識了當時大名鼎鼎的義天。這義天可是高麗國最有道的高僧，他本是高麗王子，後來當了國師。兩位高僧成了好朋友。
後來，淨源迴到祖國圓寂了。元佑四年（1089），義天要到中國來，借口一是為祭奠淨源，二是為皇太後送壽禮。
北宋王庭對此十分重視，立刻把義天出使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當成北宋和高麗恢複外交關係的機會，仿佛又開始中朝兩國友好的新篇章，要給義天來訪以政策上的重視和支持。
但當時蘇軾上奏哲宗和朝廷，說出了自己的看法，他的這份上書是我國曆史上第一份國家文化信息的安全的文件。其大意如下：
按以前的規格接待義天，花費巨大，地方被騷擾，勞民傷財；高麗人停留時，可以圖畫山川，購買書籍，恐怕是契丹人指使的，給國家與契丹對戰留下隱患；應該對義天來朝警惕；要求朝廷對暗中與高麗勾結的僧人和奸商給予嚴辦。
當時哲宗皇帝立即采納，朝廷開始執行，於是義天入宋的接待和活動都受到了限製。
可即便如此，事情還是出乎了蘇軾的意料之外！
第二年，蘇軾的弟弟蘇轍出使遼國時，驚奇地發現“宋朝民間印行文字多已流傳在彼（遼國）”。迴到了宋朝，兄弟倆意識到，涉及國家安全的宋朝的政治、軍事機密已有人出賣給了契丹人。
後來朝廷在蘇軾蘇轍地建議下，削減了高麗外交使館的人數、停留的時間。
規定如果高麗人外出買的東西發現有違禁品，立刻委婉沒收，給以相應的錢數。如果書店把涉及時政或邊防的書籍出售給高麗人，就要查封。
這下高麗使者蒙圈了，但賊心不死，暗的不成，就明的來，厚著臉皮爛臉要求看《太平禦覽》，此書可是北宋各個方麵的資料總匯，所以當時蘇軾領導的禮部“以禁書難為傳示外國，故不許”。
雖然高麗多次重金求購《太平禦覽》，但是一直沒有得逞。
但不久太後去世，哲宗親政，政治風向突變，蘇氏兄弟被貶謫到嶺南，曆史上這場維護國家文化與信息安全政策，反對高麗間諜的運動戛然而止，讓人扼腕歎息。
熙寧六年（1061）。
元日（大年初一）。
在杭州通判任上的蘇軾，已經三十八歲了。
正在衙門裏值班的他，翻看了去年七夕前後寄給張先老先生的詩作，老張已經作了和詩並迴寄。
不知怎的，張先這個人，提到他總讓人一下子就會聯想起白居易，也許是因為兩個人都較為長壽，且都在年邁之際蓄有妓妾的緣故吧。這兩個人中，白居易是蘇軾的偶像，而張先則是蘇軾的詩友兼知己。
所以說，當蘇軾看到了自己去年七夕前後夜宿法喜寺時寫下的懷念孫莘老的詩，已被張先鄭重地作了和詩後，就揮筆再次唱和了老張的和詩。
已近不惑之年的蘇軾，仍是沒能從書生意氣中完全脫身，帶著稍顯揶揄的口氣，在和詩“小蠻知在否，試問囁嚅翁。”（《元日次韻張先子野見和七夕寄莘老之作》）中，還和老張開了個玩笑。
正月初九，蘇軾與同僚們在有美堂飲酒後，感到有些不勝酒力，到家後倒頭便睡了。一覺睡到五鼓時分，醒來後便再無睡意，索性就坐下來批閱起案上積壓的文書。
突然，他看到了老鄉、閬州（今四川閬中）人鮮於侁（字子駿）所寄的書信。
鮮於子駿這個人，蘇軾在鳳翔府任職時就拜訪過他，並對他在利州路漕司任上推行新法過程中既不妨礙百姓，又不損害法令，還不傷害親情“三不害”的做法十分讚賞。
蘇軾拆開信來，見是鮮於子駿寄來的《雜興》詩，於是頓覺一陣暖流，一種“他鄉遇故知”的喜悅頓時化作了詩興，遂提筆寫下了一首《古意》答之。
不日，新年的氣氛還未散去，章傳（字傳道）也給蘇軾寄來了詩作。章傳道這人，隻知道是個閩人，其餘不詳，不過在後來此人與蘇軾還有著交集，有不少的詩詞唱和。
我們隻說這次，章傳道寄來了詩後，蘇軾一看，是一首五言、去聲廿六宥韻、二十二韻的仄韻長詩。
由此來看，此人必定也是有點作詩功底的科班文士，蘇軾想也沒想，就隨手和了一首寄走了。隻是不知道其中的“馬融既依梁，班固亦事竇。效顰豈不欲，頑質謝鐫鏤。”（《次韻答章傳道見贈》）句，日後也為他惹下了麻煩！
這是因為，蘇軾原本對《漢書》研讀得極為精熟。前麵我們就講過一個段子，蘇軾年少時曾反駁過張方平，說你老人家難道真的不知道這世上還有人把《漢書》讀過三遍的嗎？
所以在這幾句詩裏，蘇軾援引的梁冀、竇憲都是東漢時期的外戚（妹妹是皇後），都是因為時君的昏庸不明而躋身顯位，為人殘暴虛妄、惡貫滿盈，但是馬融、班固這兩位曠世大儒卻都隻能屈身事於這兩位賊人。
蘇軾在這裏的意思被認為是，我蘇軾決不會像馬融、班固那樣去卑躬屈膝地依附於當朝的“賊人”，在這裏，明眼人都知道是代指王安石以及手下的鷹犬們！
所以說，禍從口出。
章傳道這個人在曆史上雖不馳名於世，卻引得蘇軾因詩發了幾句不合適的牢騷。
元宵節一到，杭州城到處都成花燈的海洋。
蘇軾饒有興致地到祥符寺九曲路一帶觀了燈，但見整個杭州城“金鼎轉丹光吐夜，寶珠穿蟻鬧連宵。波翻焰裏元相激，魚舞湯中不畏焦。”（《祥符寺九曲觀燈》）
當蘇軾轉到了祥符寺僧人可久的僧房時，他屏去了左右隨從，獨自悄然走了進去。卻發現僧房裏黑燈瞎火的，與外麵的燈火璀璨判若兩個世界。
寺僧可久俗姓錢，字逸老，喜作古律詩，是蘇軾的詩友。
雖然這位寺僧就居住於湖山的盛景之所，但為人清約介靜，一般不輕易與人交往。士大夫們前往相晤時，偶爾會有人給他帶一些稻米，但可久也隻是象征性地留下來一點。這些米他用瓶子盛起來放在幾案上，也沒有什麽菜蔬，每天就取二三合（北宋的一合大約為一百毫升）食用，其品行為時人所重。
杭城這些僧人平素清心寡欲、超然物外，食物僅可續命，衣物卻是縫縫補補、經常不夠穿。
但是，很少有人見到他們麵有憂色的時候。蘇軾的到來，作為地方官能與他們成為詩友，想必這些僧人也是十分樂意與蘇軾這種平易近人的官員交往的。
正月二十一。
元宵節過後的杭城氣溫已經迴升，南國的春意已經很濃了。
蘇軾前些時臥病了一場，這時也已經痊愈。這當口，知州陳襄差人來邀請蘇軾這位老搭檔一起出城尋春。
“間逐牙旗千騎遠，暗驚梅萼萬枝新。”（《和蘇子瞻通判在告中聞餘出郊以詩見寄》），兩人一起在春日裏暢遊，並詩詞唱和，絕不願辜負眼前這些明媚的春光。
六日後，按照慣例，蘇軾要在節後到杭州府下轄的富陽、新城等地去巡行。
銅鑒湖畔的雲泉山麓有個山洞，這山洞的名字特別好聽，人稱“風水洞”。先行三天的本州節度推官李佖就在風水洞等候著蘇軾。
“風水洞”距離錢塘縣舊治五十裏，在楊村慈嚴院。洞極大，從裏向外流水不竭。洞頂上又有一洞，在洞口能感受到清風微出，故得名。
風水洞又名恩德洞，冬暖夏涼，常年恆溫，早在東晉時期，就被列入“湖埠十景”之一。
此洞因其地貌獨特、景色宜人，在唐代就已負盛名，至宋代進入旅遊頂盛時期，曾吸引著曆代文人墨客到訪遊覽，並在此揮毫潑墨。
蘇軾到了這裏，見洞內石壁上早有白居易、範仲淹等前賢的題詩，略一沉思，就留下一首排律於壁上。
可惜，這首風景詩的最後兩句“世上小兒誇疾走，如君相待今安有。”（《往富陽新城李節推先行三日留風水洞見待》），被變法集團解讀為，蘇軾是借此來譏諷當下的某些小人多務急進也！
《烏台詩案》載蘇軾的供詞說：“熙寧六年正月二十七日遊風水洞，有本州推官李佖知軾到來，在彼等候。軾到乃題詩於壁，其卒章不合雲‘世上小兒誇疾走’，以譏世之小人多務急進也。”
可當時的蘇軾哪裏顧得上這些，麵對這樣有著淵源曆史的山水景觀，還不趕緊與李節推一起遊覽和詩。
“馮夷窟宅非梁棟，禦寇車輿謝轡銜。世事漸艱吾欲去，永隨二子脫譏讒。”（《風水洞二首和李節推》）這就是蘇軾和李佖詩的後兩句，又被指為諷刺世態可厭，小人爭進，蘇軾這是想棄官歸隱，效仿馮夷之水居，禦寇至風禦，暗指隨他們二人而去便可遠離當世的譏讒！
後世有人曾對古人在風水洞留下的詩詞進行了搜集和統計過，發現有據可查的就有二十餘首。
到了今天，這座蘇軾曾經留題過的風水洞，已改名為“錦繡風水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