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收這個人，官方的履曆是：工詩，家貧，喜飲酒（古代所謂窮酸的標配）。
他的宅院裏有座水閣曰“浮暉”，由於蘇軾曾經來遊，作過古木怪石贈之。後來蘇軾去後，賈秀才乃作亭，取名以“懷蘇亭”。
賈秀才之能夠入了蘇軾的法眼，自然有其獨具的魅力存在，除了詩好，定然還有其他的原因。
蘇軾的詩集中，有一首“和賈收韻”的《吳中田婦歎》較為有名，在這首詩中，蘇軾把當時的青苗法以及坐倉糶米之害講得很清楚：
當時東南方錢荒，而穀米暴漲，但官府仍是收錢而不收米。自從新法實行以來，官家爭相要錢，到處出現錢荒而米價越來越賤，官家於是更加要錢而不要米，農民賣米兩石，僅能得到一石的錢，官家還美其名曰“折色”，這便是民憤的由起。
公務之餘，蘇軾遊覽了湖州當地的道場山與何山。
道場山因南朝梁時如訥禪師築庵於山而得名，而何山也即在今湖州西南十四裏的金蓋山。由於晉代何楷曾經居此研習儒業，後被吳興（今湖州市）太守，改為何山。
湖州府治北有一座天慶觀，在知州孫大人的主持下進行翻修，當時觀內有一麵北朝向的亭子，道士山宗向蘇軾求名，蘇軾就將其命名為“歸雁亭”。
為什麽要這樣命名，也許是此時的蘇軾，已心生“思歸”之義也！
在湖州，蘇軾的所見所聞都使得他“心灰意冷”，“嗟予與子久離群，耳冷心灰百不聞。若對青山談世事，當須舉白便浮君。”（《贈孫莘老七絕》）
這是蘇軾在湖州贈給孫莘老七首絕句中一首，意思是說，我和你離開京城的那幫人很久了，我們對世上的事也已經沒有什麽興趣了。麵對好風景咱們就該飲酒，如果你還要談什麽世上的事，那我就罰你一大杯！
詩的最後一句用的是西漢時的一個典故，這首詩很好懂，如話家常，這就是東坡以俗為雅的詩風，詩中用典也是蘇軾博學多聞的風格使然。
但就是這樣的小詩，最後兩句也讓變法集團不高興了，認為蘇軾是在諷刺當下的政治環境——什麽都不能說、不敢說，於是就又成“烏台詩案”的罪證之一了。
也許是遇到了知音，說話作詩就無所顧忌、直抒胸臆了，蘇軾在給孫莘老的第二首贈詩中有“作堤扞水非吾事，閑送苕溪入太湖。”（《贈孫莘老七絕 其二》）句，這又讓反動派不舒服了，這兩句詩被認為是蘇軾先前曾建議這次開挖運鹽河水利的不便，如今卻被轉運司差往湖州相度堤岸，就是在諷刺如今的朝廷黑白顛倒，把自己這樣一個不懂水利之人派來興修水利，所以說“水利不便”也就變成真正的事實了。
在湖州停留了一段時日，蘇軾將前往常州及潤州（今鎮江）賑饑，經過惠山時，贈詩給錢顗（字安道）與錢顗的弟弟——惠山老，“惠山老”也就是後來頻頻與蘇軾有著交集的錢道人。
惠山，坐落於今天的無錫西郊，屬於浙江天目山由東向西綿延的支脈，以其名泉佳水著稱於天下，最負盛名的是“天下第二泉”。
在秀州（今嘉興與鬆江一帶），蘇軾還給報本禪院的鄉僧文長老方丈以及景德寺李甲（字景元）畫的竹子畫上都題了詩。
從秀州返迴抵達杭州的候潮門時，蘇軾還拜訪了當地的王複秀才。
候潮門是杭州十大古城門之一，此門始建於五代吳越，因城門瀕臨錢塘江，每日兩次可以候潮，故名。
熙寧五年（1060），除夕夜。
蘇軾在衙門裏值班，看到各個牢房都住滿了囚犯，天已經黑了，但都迴不了家。又想了想自己和這些囚犯一樣，活著都是為了經營自己的口糧，“小人營餱糧，墮網不知羞。我亦戀薄祿，因循失歸休。”（《除夜直都廳囚係皆滿日暮不得返舍因題一詩於壁》）
蘇軾覺得，那些老百姓為了全家人的一點口糧犯了鹽法被囚禁，感到自己也沒有什麽值得害羞的，而自己為了一點微薄的俸祿而被囚禁在官府衙門裏，連“棄官還鄉”之事都不敢去想。
就在蘇軾麵對眼前被新法折磨得死去活來的社會各群體之時，一位叫晁補之的後生上書求見，這多少給蘇軾苦悶的生活帶來了一絲亮色。
晁補之，字無咎，號歸來子，濟州巨野（今屬山東巨野縣）人。
此人生性聰敏，有很強的記憶力，他剛懂事就會寫文章，王安石之弟王安國一見到他就感到很驚奇。
十七歲那年（實則為二十歲），父親晁端彥到杭州做官，小晁隨同前往，於是薈萃了錢塘山川風景人物的秀麗，寫成《七述》一書，帶去拜見杭州的通判蘇軾。
據傳《七述》是晁補之依枚乘《七發》、曹植《七啟》之例而創作的。其為“述”者，因其拜蘇軾為師時，蘇軾曾為其盡數杭州之山川風物之勝，此蓋述蘇公之言。
“七”者，因從七個方麵記述：第一述夫差之盛；第二述吳越之事；第三述貨賄之富，服飾之麗；第四述滋味之厚、物產之豐；第五述鹽策之利；第六述觀潮之美；第七述西湖之盛，故名其書為《七述》。
蘇軾原先也想對這七方麵有所感賦，讀了他的書讚歎說：“我可以擱筆了！”（疑為效李太白見崔顥《黃鶴樓》詩之狀），蘇軾又稱讚他的文章寫得博雅雋永瑰偉，很有說服力，超過一般人甚遠，以後一定會顯名於世。
有了大文豪蘇軾的加持，世人也就都知道了晁補之這個名字。
在兩次上書求見蘇軾之後，小晁終於見到了蘇軾本人。蘇軾也很喜歡這位後生，於是把小晁帶在身邊把各種知識悉加講習，以至廢寢忘食。
就這樣，晁補之日後亦成為了“蘇門四學士”之一。
此時，蘇軾的次子蘇迨已經三歲了，但還不會走路。
蘇軾就請來辯才法師在觀音前為其落發摩頂，權且為僧，賜名竺僧。果然，沒有幾天，剃度之後的小蘇迨竟然能行走自如了。
隻是後來，經朝廷賜恩，授予蘇迨承務郎（管理籍帳，侍郎出缺，代其職務）的職位，蘇軾於是專門又買了一道度牒，把蘇迨贖出了佛門了事。
在這裏，蘇軾認識了吳僧法芝，此僧俗姓錢，法號曇秀。
杭州的南屏山，為西湖勝景之一。因地處杭城之南，有石壁如屏障，故名“南屏山”。
南屏山綿延橫陳於西湖南岸，山高不過百米，山體延伸卻長達千餘米。山之上怪石林立，翠樹環繞。
若逢晴日，滿山嵐翠在藍天白雲得襯托下秀色可餐，若遇雨霧天，雲煙遮遮掩掩，山巒好像翩然起舞，飄渺空靈，若即若離。山巔主峰慧日峰海拔一百多米，山體多峭壁、空穴，石景頗多，尤以北麓的“南屏晚鍾”之景最為有名。
當年蘇軾路過此地時，作《南屏激水偈》，從哲學的角度解讀了水流隻有經過激蕩才會歸於原處而平靜下來的佛理。
此時，蘇軾還給東陽（今浙江金華市轄縣級市）令王槩（音蓋）去信，述說了自己在杭州的事務繁多，老鄉極少，每每有了空閑，就隻能外出尋訪觀覽當地的古跡與景觀。
而蘇軾對於“東陽”這個自古以來的遊覽勝地倒很是向往，因為他極為崇拜的劉禹錫就曾在此地留下過“三伏生秋”的詩句。“落在尋常畫師手，猶能三伏凜生秋。”（劉禹錫《答東陽於令寒碧圖詩》）
在杭期間，有情有義的王詵駙馬曾先後贈予蘇軾共計官酒十瓶，果子兩簍，此舉令蘇軾感到欣慰。
這一年，陳陸接任了王廷老的兩浙提刑，而王廷老轉而出任了兩浙轉運副使。蘇軾為國子監博士、太原人王姬作的《鳳咮硯銘》就在這熙寧五年（1060）。
此時，蘇軾還給堂兄們寫信，商量十六侄蘇林的遺孀改嫁之事宜，順便說了近日自己又添了一個男孩，小名取作似叔（即三子蘇過），還談到自己在杭州的窘迫，新法橫行、供應不足、盜賊猖獗，使得人們好像都立在火墩上一樣。
在與杭州當地僧人們的交往中，有一位維琳方丈，祖籍武康（今湖州市德清縣轄鎮），俗姓沈。此人由於行事方正又能變通，就是現在所說的既講原則又不失靈活，文章寫的華麗而又清新，故深受通判蘇軾的喜愛與信任。
但是，徑山祖師卻有遺訓，後世隻能憑資曆按先來後到的順序做住持。
可蘇軾偏偏不信這個邪，他認為為了適應社會實情，那種陳腐迂怪的遺訓早就應該被廢止了。
於是，蘇軾就代表杭州府在眾位僧人中將維琳提拔為新任的徑山長老。
起初，眾人中還有人不喜歡維琳的，可是在維琳日後處事公正的事實麵前，都不得不終於信服了。
南屏興教寺的寶相法師梵臻，和維琳長老一樣，也是蘇軾所敬重的高僧。
宗本禪師，又稱本長老、圓照禪師，也被知州陳襄請進淨慈寺做了住持，蘇軾還專門以官家的慣例寫了《杭州請圓照禪師疏》。
誰知，蘇軾與知州陳襄此舉，不意竟得罪了一些人。
原本屬於瑞光寺的本長老，有人已經去了他那裏從中作梗，想讓本長老放棄去淨慈寺做住持。蘇軾隻得請老朋友林希從中斡旋，最終才促成了此事。
近段時間，王安石那位有抱負的弟弟——王安國又奉詔甄選秦、楚、蜀三地所晉獻的能夠入藏館閣的圖書。
在這些備選的圖書中，蘇軾發現蜀地進獻《花蕊夫人詩》寫的極為新奇，頗能重振大雅的餘韻。
這位花蕊夫人本是五代十國時期知名的女詩人，但由於年代久遠，其詩早就被棄之不用了。但是關於花蕊夫人才情與忠誠的傳奇故事，卻是流傳已久：
傳說北宋初年的四川，有一位女子，名為花蕊夫人，她不僅容貌傾城，更以才情出眾聞名於世。
花蕊夫人原是後蜀主孟昶的寵妃，因她能詩善畫，尤其擅長描繪花卉，其作品栩栩如生，仿佛能將四季的芬芳帶入畫中，故得名“花蕊”。
北宋開國皇帝趙匡胤統一中原後，後蜀被滅，花蕊夫人隨宮女一同被俘至開封。
趙匡胤聞其名，欲見其人，便在禦花園設宴款待。
宴會上，趙匡胤見到了這位傳說中的佳人，隻見她端莊嫻靜，舉止間流露出一種超凡脫俗的氣質，令在場眾人無不讚歎。
趙匡胤問起花蕊夫人：“你可有作詩之好？”
花蕊夫人微微一笑，答道：“臣妾雖不才，卻也喜愛吟詠。”
於是，趙匡胤請她即興賦詩一首。
花蕊夫人略一沉思，隨即揮毫寫下了一首七言絕句：“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寧無一個是男兒！”
這首詩表達了花蕊夫人對故國的哀思和對男子漢氣概的唿喚，其言辭之中既有對亡國的悲憤，又有對男兒們未能挺身而出的惋惜。
聽說趙匡胤讀罷，心中頗感震動，對花蕊夫人的才華和氣節大加讚賞，決定讓她在宮中擔任女官，負責教授宮女文學與藝術。
花蕊夫人在宮中並未忘記故土，她時常教導宮女們學習詩詞歌賦，還將自己對家鄉的思念融入其中，創作了許多流傳千古的佳作。她的存在，不僅為北宋宮廷增添了一抹文雅之風，也讓後人記住了這位才華橫溢、忠貞愛國的女性。
蘇軾覺得不能埋沒其詩，必須使之得以傳世。
於是，蘇軾幹脆篩選出《花蕊夫人詩》中一些好的篇什，刻在石碑上，供後世的有見識之士去拜讀。
在杭州任職期間，蘇軾經常在常州、潤州之間公幹，在潤州期間見到了此前的老同事孫立節（字介夫），也就是那位敢於迴懟王安石，不肯到條例司來上班的剛正之士。蘇軾也就是此時才開始結識孫立節，二人由於政見相同，以至於成為了世交。
此時，孫立節讓他的兒子孫勰（字誌康）帶著自己的學業前來向蘇軾求教，蘇軾非常高興地接待了小孫，還讓蘇過帶著小孫到處遊覽了杭州的美景。
作為世交，後來孫立節兒子孫勰（字誌康）的墓誌銘就是蘇軾的三子蘇過給撰寫的。
他的宅院裏有座水閣曰“浮暉”，由於蘇軾曾經來遊，作過古木怪石贈之。後來蘇軾去後，賈秀才乃作亭，取名以“懷蘇亭”。
賈秀才之能夠入了蘇軾的法眼，自然有其獨具的魅力存在，除了詩好，定然還有其他的原因。
蘇軾的詩集中，有一首“和賈收韻”的《吳中田婦歎》較為有名，在這首詩中，蘇軾把當時的青苗法以及坐倉糶米之害講得很清楚：
當時東南方錢荒，而穀米暴漲，但官府仍是收錢而不收米。自從新法實行以來，官家爭相要錢，到處出現錢荒而米價越來越賤，官家於是更加要錢而不要米，農民賣米兩石，僅能得到一石的錢，官家還美其名曰“折色”，這便是民憤的由起。
公務之餘，蘇軾遊覽了湖州當地的道場山與何山。
道場山因南朝梁時如訥禪師築庵於山而得名，而何山也即在今湖州西南十四裏的金蓋山。由於晉代何楷曾經居此研習儒業，後被吳興（今湖州市）太守，改為何山。
湖州府治北有一座天慶觀，在知州孫大人的主持下進行翻修，當時觀內有一麵北朝向的亭子，道士山宗向蘇軾求名，蘇軾就將其命名為“歸雁亭”。
為什麽要這樣命名，也許是此時的蘇軾，已心生“思歸”之義也！
在湖州，蘇軾的所見所聞都使得他“心灰意冷”，“嗟予與子久離群，耳冷心灰百不聞。若對青山談世事，當須舉白便浮君。”（《贈孫莘老七絕》）
這是蘇軾在湖州贈給孫莘老七首絕句中一首，意思是說，我和你離開京城的那幫人很久了，我們對世上的事也已經沒有什麽興趣了。麵對好風景咱們就該飲酒，如果你還要談什麽世上的事，那我就罰你一大杯！
詩的最後一句用的是西漢時的一個典故，這首詩很好懂，如話家常，這就是東坡以俗為雅的詩風，詩中用典也是蘇軾博學多聞的風格使然。
但就是這樣的小詩，最後兩句也讓變法集團不高興了，認為蘇軾是在諷刺當下的政治環境——什麽都不能說、不敢說，於是就又成“烏台詩案”的罪證之一了。
也許是遇到了知音，說話作詩就無所顧忌、直抒胸臆了，蘇軾在給孫莘老的第二首贈詩中有“作堤扞水非吾事，閑送苕溪入太湖。”（《贈孫莘老七絕 其二》）句，這又讓反動派不舒服了，這兩句詩被認為是蘇軾先前曾建議這次開挖運鹽河水利的不便，如今卻被轉運司差往湖州相度堤岸，就是在諷刺如今的朝廷黑白顛倒，把自己這樣一個不懂水利之人派來興修水利，所以說“水利不便”也就變成真正的事實了。
在湖州停留了一段時日，蘇軾將前往常州及潤州（今鎮江）賑饑，經過惠山時，贈詩給錢顗（字安道）與錢顗的弟弟——惠山老，“惠山老”也就是後來頻頻與蘇軾有著交集的錢道人。
惠山，坐落於今天的無錫西郊，屬於浙江天目山由東向西綿延的支脈，以其名泉佳水著稱於天下，最負盛名的是“天下第二泉”。
在秀州（今嘉興與鬆江一帶），蘇軾還給報本禪院的鄉僧文長老方丈以及景德寺李甲（字景元）畫的竹子畫上都題了詩。
從秀州返迴抵達杭州的候潮門時，蘇軾還拜訪了當地的王複秀才。
候潮門是杭州十大古城門之一，此門始建於五代吳越，因城門瀕臨錢塘江，每日兩次可以候潮，故名。
熙寧五年（1060），除夕夜。
蘇軾在衙門裏值班，看到各個牢房都住滿了囚犯，天已經黑了，但都迴不了家。又想了想自己和這些囚犯一樣，活著都是為了經營自己的口糧，“小人營餱糧，墮網不知羞。我亦戀薄祿，因循失歸休。”（《除夜直都廳囚係皆滿日暮不得返舍因題一詩於壁》）
蘇軾覺得，那些老百姓為了全家人的一點口糧犯了鹽法被囚禁，感到自己也沒有什麽值得害羞的，而自己為了一點微薄的俸祿而被囚禁在官府衙門裏，連“棄官還鄉”之事都不敢去想。
就在蘇軾麵對眼前被新法折磨得死去活來的社會各群體之時，一位叫晁補之的後生上書求見，這多少給蘇軾苦悶的生活帶來了一絲亮色。
晁補之，字無咎，號歸來子，濟州巨野（今屬山東巨野縣）人。
此人生性聰敏，有很強的記憶力，他剛懂事就會寫文章，王安石之弟王安國一見到他就感到很驚奇。
十七歲那年（實則為二十歲），父親晁端彥到杭州做官，小晁隨同前往，於是薈萃了錢塘山川風景人物的秀麗，寫成《七述》一書，帶去拜見杭州的通判蘇軾。
據傳《七述》是晁補之依枚乘《七發》、曹植《七啟》之例而創作的。其為“述”者，因其拜蘇軾為師時，蘇軾曾為其盡數杭州之山川風物之勝，此蓋述蘇公之言。
“七”者，因從七個方麵記述：第一述夫差之盛；第二述吳越之事；第三述貨賄之富，服飾之麗；第四述滋味之厚、物產之豐；第五述鹽策之利；第六述觀潮之美；第七述西湖之盛，故名其書為《七述》。
蘇軾原先也想對這七方麵有所感賦，讀了他的書讚歎說：“我可以擱筆了！”（疑為效李太白見崔顥《黃鶴樓》詩之狀），蘇軾又稱讚他的文章寫得博雅雋永瑰偉，很有說服力，超過一般人甚遠，以後一定會顯名於世。
有了大文豪蘇軾的加持，世人也就都知道了晁補之這個名字。
在兩次上書求見蘇軾之後，小晁終於見到了蘇軾本人。蘇軾也很喜歡這位後生，於是把小晁帶在身邊把各種知識悉加講習，以至廢寢忘食。
就這樣，晁補之日後亦成為了“蘇門四學士”之一。
此時，蘇軾的次子蘇迨已經三歲了，但還不會走路。
蘇軾就請來辯才法師在觀音前為其落發摩頂，權且為僧，賜名竺僧。果然，沒有幾天，剃度之後的小蘇迨竟然能行走自如了。
隻是後來，經朝廷賜恩，授予蘇迨承務郎（管理籍帳，侍郎出缺，代其職務）的職位，蘇軾於是專門又買了一道度牒，把蘇迨贖出了佛門了事。
在這裏，蘇軾認識了吳僧法芝，此僧俗姓錢，法號曇秀。
杭州的南屏山，為西湖勝景之一。因地處杭城之南，有石壁如屏障，故名“南屏山”。
南屏山綿延橫陳於西湖南岸，山高不過百米，山體延伸卻長達千餘米。山之上怪石林立，翠樹環繞。
若逢晴日，滿山嵐翠在藍天白雲得襯托下秀色可餐，若遇雨霧天，雲煙遮遮掩掩，山巒好像翩然起舞，飄渺空靈，若即若離。山巔主峰慧日峰海拔一百多米，山體多峭壁、空穴，石景頗多，尤以北麓的“南屏晚鍾”之景最為有名。
當年蘇軾路過此地時，作《南屏激水偈》，從哲學的角度解讀了水流隻有經過激蕩才會歸於原處而平靜下來的佛理。
此時，蘇軾還給東陽（今浙江金華市轄縣級市）令王槩（音蓋）去信，述說了自己在杭州的事務繁多，老鄉極少，每每有了空閑，就隻能外出尋訪觀覽當地的古跡與景觀。
而蘇軾對於“東陽”這個自古以來的遊覽勝地倒很是向往，因為他極為崇拜的劉禹錫就曾在此地留下過“三伏生秋”的詩句。“落在尋常畫師手，猶能三伏凜生秋。”（劉禹錫《答東陽於令寒碧圖詩》）
在杭期間，有情有義的王詵駙馬曾先後贈予蘇軾共計官酒十瓶，果子兩簍，此舉令蘇軾感到欣慰。
這一年，陳陸接任了王廷老的兩浙提刑，而王廷老轉而出任了兩浙轉運副使。蘇軾為國子監博士、太原人王姬作的《鳳咮硯銘》就在這熙寧五年（1060）。
此時，蘇軾還給堂兄們寫信，商量十六侄蘇林的遺孀改嫁之事宜，順便說了近日自己又添了一個男孩，小名取作似叔（即三子蘇過），還談到自己在杭州的窘迫，新法橫行、供應不足、盜賊猖獗，使得人們好像都立在火墩上一樣。
在與杭州當地僧人們的交往中，有一位維琳方丈，祖籍武康（今湖州市德清縣轄鎮），俗姓沈。此人由於行事方正又能變通，就是現在所說的既講原則又不失靈活，文章寫的華麗而又清新，故深受通判蘇軾的喜愛與信任。
但是，徑山祖師卻有遺訓，後世隻能憑資曆按先來後到的順序做住持。
可蘇軾偏偏不信這個邪，他認為為了適應社會實情，那種陳腐迂怪的遺訓早就應該被廢止了。
於是，蘇軾就代表杭州府在眾位僧人中將維琳提拔為新任的徑山長老。
起初，眾人中還有人不喜歡維琳的，可是在維琳日後處事公正的事實麵前，都不得不終於信服了。
南屏興教寺的寶相法師梵臻，和維琳長老一樣，也是蘇軾所敬重的高僧。
宗本禪師，又稱本長老、圓照禪師，也被知州陳襄請進淨慈寺做了住持，蘇軾還專門以官家的慣例寫了《杭州請圓照禪師疏》。
誰知，蘇軾與知州陳襄此舉，不意竟得罪了一些人。
原本屬於瑞光寺的本長老，有人已經去了他那裏從中作梗，想讓本長老放棄去淨慈寺做住持。蘇軾隻得請老朋友林希從中斡旋，最終才促成了此事。
近段時間，王安石那位有抱負的弟弟——王安國又奉詔甄選秦、楚、蜀三地所晉獻的能夠入藏館閣的圖書。
在這些備選的圖書中，蘇軾發現蜀地進獻《花蕊夫人詩》寫的極為新奇，頗能重振大雅的餘韻。
這位花蕊夫人本是五代十國時期知名的女詩人，但由於年代久遠，其詩早就被棄之不用了。但是關於花蕊夫人才情與忠誠的傳奇故事，卻是流傳已久：
傳說北宋初年的四川，有一位女子，名為花蕊夫人，她不僅容貌傾城，更以才情出眾聞名於世。
花蕊夫人原是後蜀主孟昶的寵妃，因她能詩善畫，尤其擅長描繪花卉，其作品栩栩如生，仿佛能將四季的芬芳帶入畫中，故得名“花蕊”。
北宋開國皇帝趙匡胤統一中原後，後蜀被滅，花蕊夫人隨宮女一同被俘至開封。
趙匡胤聞其名，欲見其人，便在禦花園設宴款待。
宴會上，趙匡胤見到了這位傳說中的佳人，隻見她端莊嫻靜，舉止間流露出一種超凡脫俗的氣質，令在場眾人無不讚歎。
趙匡胤問起花蕊夫人：“你可有作詩之好？”
花蕊夫人微微一笑，答道：“臣妾雖不才，卻也喜愛吟詠。”
於是，趙匡胤請她即興賦詩一首。
花蕊夫人略一沉思，隨即揮毫寫下了一首七言絕句：“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寧無一個是男兒！”
這首詩表達了花蕊夫人對故國的哀思和對男子漢氣概的唿喚，其言辭之中既有對亡國的悲憤，又有對男兒們未能挺身而出的惋惜。
聽說趙匡胤讀罷，心中頗感震動，對花蕊夫人的才華和氣節大加讚賞，決定讓她在宮中擔任女官，負責教授宮女文學與藝術。
花蕊夫人在宮中並未忘記故土，她時常教導宮女們學習詩詞歌賦，還將自己對家鄉的思念融入其中，創作了許多流傳千古的佳作。她的存在，不僅為北宋宮廷增添了一抹文雅之風，也讓後人記住了這位才華橫溢、忠貞愛國的女性。
蘇軾覺得不能埋沒其詩，必須使之得以傳世。
於是，蘇軾幹脆篩選出《花蕊夫人詩》中一些好的篇什，刻在石碑上，供後世的有見識之士去拜讀。
在杭州任職期間，蘇軾經常在常州、潤州之間公幹，在潤州期間見到了此前的老同事孫立節（字介夫），也就是那位敢於迴懟王安石，不肯到條例司來上班的剛正之士。蘇軾也就是此時才開始結識孫立節，二人由於政見相同，以至於成為了世交。
此時，孫立節讓他的兒子孫勰（字誌康）帶著自己的學業前來向蘇軾求教，蘇軾非常高興地接待了小孫，還讓蘇過帶著小孫到處遊覽了杭州的美景。
作為世交，後來孫立節兒子孫勰（字誌康）的墓誌銘就是蘇軾的三子蘇過給撰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