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杭州通判一職，蘇軾私底下也在盤算，隻要能離開死氣沉沉的衙門，離開王安石當局的視線範圍就行。何況，杭州也是一個好似天堂的所在。
詔命下達後，蘇軾一家開始準備搬家，先去宛丘（即今天的淮陽縣，古時又稱陳州，位於河南省東部的周口市）蘇轍那裏住上四五十天，等天氣涼爽後在動身前去杭州赴任。
蘇轍此時正在陳州當教授，不是今天吐槽的所謂“叫獸”，而是地方教育機關的管理人員。
雖然說宋代對官吏赴任的時限有著明確的規定，比如說為了保證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正常的權力交接，規定諸府諸路的到任時限，逾期違限將會被懲罰。諸位官員，限滿不至者，有“一日笞十，十日加一等，罪止徒一年”。此外，為了防止官員假借生病拖延赴任，還專門製定了監督機製。
但是，在實際的操作層麵，朝廷對此的執行力度卻沒有那麽的嚴格。以至於我們常常在各種文本中看到，如歐陽修、陸遊等官員的赴任時間遠遠地超過了規定，而他們卻能依舊從容悠閑地走親訪友、觀山遊景。
所以說，蘇軾決定現在到陳州蘇轍那裏住上四五十天，還是有著先例或是理論基礎的。
至於這次的朝廷任命，起初蘇軾請求外任時，根本無法也不敢言明自己要求去哪個地方，隻能是聽任朝廷的統一安排。宋神宗剛開始是準備讓蘇軾充任一州之守的，但中書省不同意，其原因也不外乎是怕蘇軾不會好好地去執行王安石的新法。
中書省的意見是蘇軾出任潁州（今隸屬於安徽省阜陽市）通判，可擬奏遞上去後，朝廷批示：蘇軾出任杭州通判，杭州通判與知州一個級別，隻是在人事關係上處於二把手的角色。說來說去，還是不想讓蘇軾擁有實權罷了，這一點蘇軾自然是心知肚明。
好在杭州城內外風景如畫，美不勝收，正合蘇軾的心意。也就是這一決定，使得杭州西湖與蘇軾產生了不可分割的關係。
想到很快就能見到弟弟蘇轍了，蘇軾心中一陣喜悅。蘇轍到陳州出任學官以來，所有的情況自己也是僅從蘇轍的兩首詩《初到陳州》中了解到的，“謀拙身無向，歸田久未成。來陳為懶計，傳道愧虛名”。
而蘇軾覺得在京師這三年，自己過的也是渾渾噩噩，“閉戶時尋夢，無人可說愁”（《次韻子由初到陳州二首其一》）。這是一種輪迴，人在將要離開某地時或者人將要離開人世之際，往往會不由自主地想起自己初來乍到的時候。據說，很多垂暮之人在彌留之際，腦子裏會突然想起自己處在繈褓裏的情景。離開蜀地家鄉已經三年，蘇軾好像是自言自語，又好像是說給蘇轍聽的，“舊隱三年別，杉鬆好在不？”（同上）家鄉的杉樹及鬆樹都還長得好嗎？
離開京師前，蘇軾還想起了自己的大表哥文同，那是因為蘇軾在朋友家裏的屏風上又看到了文同畫的竹子。
表哥所到之處，詩不離口，竹不離手。來到京師不到一年，就自請還鄉任職。而表哥那嚴肅冷峻得能讓人安靜下來的表情，也隨著表哥的離開而不能見到了。因此，自己隻能是望竹興歎了！
寶月大師惟簡與蘇軾一向是過往甚密，所幸，青神縣青年老鄉蔡褒（字子華），還有一位叫史厚的秀才從成都來到京師，帶來的了寶月大師的信件。
蔡褒，我們在前文中提到過。而這位史厚同誌，是蘇軾舅舅程之才的女婿，程之才被蘇洵指責為害死了蘇軾姐姐蘇八娘，因此兩家目前還是不上門的。但是，蘇軾因為天生豁達，又因為這位史厚秀才與自己並沒有什麽過節，因此說還是以禮相待的。
兩位老鄉給蘇軾帶來了寶月大師的書信，信中說得知蘇軾如今身體康健，一切平安。蘇軾欣喜之餘，給寶月大師迴信介紹了自己的情況，無非是請求外任的事已經得到了朝廷的恩準，不日將出任杭州的通判之職。但是，赴任前要先到陳州與蘇轍一家團聚一段時間，計劃到九月天氣涼爽下來之後才動身赴杭州任，等等。
動身前，得知筠州（今江西省高安、宜豐、上高等市縣地）人劉恕要迴家鄉出任監南康軍酒，蘇軾寫詩送之。
這位劉恕，字道原，也是一位官二代，同時也是一位反對王安石變法的鐵杆，與蘇軾兄弟同是一條戰線上戰友。其父名劉渙，字凝之，歐陽修的同學（同科進士），初為潁上令，後因剛直不屈，棄官而去，歸隱廬山三十餘年。
就是這樣一位官二代，篤好史學，上下數千年的曆史，座上不翻書即可對答如流。以至於司馬光老先生在編寫《資治通鑒》之時，英宗讓司馬老先生挑選人才，司馬公對英宗說，我們的館閣之中，人才是不少，但是專精史學者，我就選劉恕一人而已。
在協助《資治通鑒》至書成之後，司馬光數次推舉劉恕的居功至偉，但是劉恕卻英年早逝了。死前家中一貧如洗，卻不肯向別人索取一分一毫。冬日裏家中無一禦寒的用具，司馬光得知後派人送去棉衣被褥，但都被劉恕悉數封還。後來，已告歸南康的劉恕遙隸局中，為了與司馬光麵商修書事宜，於熙寧九年(1076)不遠千裏，又風塵仆仆前往洛陽。
在此前南歸的途中，劉恕不幸遭母喪，悲痛欲絕，兼之一路風寒，不久就得了風攣疾，右手足偏癱。
可病魔並不能奪去他著作史書的堅強意誌。雖臥病在床，仍然“苦學如故，少閑，輒修書，病亟乃止。”除負責所編的《通鑒》長編未完稿外，原計劃撰寫的《通鑒後記》也沒完成，便齎誌而歿了。
這是後話。
劉恕原先與王安石也曾有過交情，後來王安石執政時，劉恕尚在館閣中任職。王安石本打算讓劉恕出任條例司，但劉恕卻堅決地迴絕了。
劉恕曾批王安石道，天子把國家的大政方針交付給他來施行，本來就應該先恢複和弘揚先古的堯舜之道，而他卻改弦易張、背道而馳，把利益放在了首位。
那時候，王介甫權勢震天、不可一世，多數人都不敢得罪他，而劉恕卻氣憤不已，當麵去向他理論，說他的新法多麽的不合時宜、不得人心，並勸他早日恢複舊製廢除新法。以至於王安石被氣得麵色如鐵，劉恕卻毫不在意。在人多的場合，明知有王安石的門生在側，也是暢所欲言、無所顧忌，最終便與王安石絕交。
劉恕也因得罪了王安石，自度京師難留，便請求到南康(今星子)監酒稅，歸養自己的父母。
這次的歸覲南康軍，乃是劉恕以歸鄉侍奉老父親的名義，向朝廷求了個監南康軍酒的差事，遠離朝廷的無奈之舉。
監酒稅，宋代針對於酒的生產和貿易製定的相關稅收，對酒實行禁榷和專賣而設置的職位。三京之地由官府造曲賣與人釀造，購買曲貨多者，準令開店酤酒，三年為期，三年期滿再以購貨多者承替。宋代官府也在城內置務釀酒官賣或縣鎮鄉間由民自釀，官府征稅。
話歸正題。
當蘇軾得知劉恕的任命後，作為同道兼知己，一口氣寫下了一首十四韻的送別詩。
在當時的政壇之下，三十六歲的文化人蘇軾正是年輕氣盛的年齡，麵對王安石的一意孤行，在詩中指桑罵槐的心情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在詩中，蘇軾將王安石比作是漢代的酷吏張湯，用孔融比劉恕，“孔融不肯下曹操，汲黯本自輕張湯”（《送劉道原歸覲南康》）。
日後，蘇軾的這首詩被人告發，說蘇軾是借史事來詆毀王安石，不過，這些有感而發的詩作，也確實給蘇軾的政治生涯帶來了危機，以至於後來遭受的牢獄之災。
後世處於統治階層的紀曉嵐先生，每每讀到蘇軾的這些所謂的“反詩”，都會深表惋惜甚至會加以詆毀。殊不知“文忠”二字，皆是從這一片悲憤中來的。而自古以來能完全擔當起這一稱號的人士，真是少之又少！
熙寧四年（1071），杭州錢塘人沈括守喪期滿，進京述職，。
這是自熙寧元年（1068）八月母親病逝，任館閣校勘的沈括辭官護送靈柩迴錢塘後的重返朝堂。此番進京述職後，得到神宗和王安石的器重，被任為檢正中書刑房公事。之所以會有這樣的任命，沈括可能是為了自己的仕途對王安石投其所好了。
不得不說的是，沈括的出現，使得這位“中國整部科學史中最卓越的人物”與蘇軾有了交集。
我們都喜愛有著濃厚人文情懷的蘇軾，但是沈括兄弟（兄長沈披）的科學精神也同樣地令人敬仰。我們不知道後來的沈括為什麽要陷害我們的主人公蘇軾，但那些曆史的恩怨早已都煙消雲散了。
沈括，字存中，號夢溪丈人，浙江杭州錢塘縣人，也是一個官二代，北宋政治家、科學家（注意，這在北宋的文人圈子裏是極其少見的頭銜）。他被譽為“中國整部科學史中最卓越的人物”“中國科學史上的裏程碑”，曾推動了中國科技大發展，代表作有《夢溪筆談》《良方》《靈苑方》等。
沈括大蘇軾五歲，早蘇軾一年進入崇文館，於是在蘇軾進入崇文館史館後，兩人便成為了關係比較好的同事，他們還有著一個共同的好朋友李之儀。
他們一個善文，一個工巧，都是各自領域裏的佼佼者。
但就是這麽一位同事關係的人，卻成了差點要了蘇軾老命的“烏台詩案”的始作俑者。這究竟是怎麽一迴事呢？
其實，沈括進入官場的道路並非一帆風順。
他在嘉佑八年（1063）考中進士後，曆任多個普通地方官。在他的職業生涯中，技術類和文化類的工作占據更多比重，例如參與科技發明和文化編纂。正因為如此，沈括在重文抑武的北宋年間，官路就顯得略顯曲折。
為了能夠在官場中贏得一席之地，沈括選擇投靠當朝的權臣王安石，成為其變法派的附庸。
當時，王安石變法引發了巨大爭議，多方勢力角逐不斷，而像沈括這樣堅定支持新法的官員在實現其個人利益和政治理想的過程中，不得不采取極端手段。沈括在王安石二次拜相後相繼承擔重要職務，包括負責疏浚汴河、規劃皇帝祭祀天地的《南郊式》等。
然而，沈括並非一個“書呆子”式的理工男，從烏台詩案的發端可見一斑。
這不，蘇軾反對新法的帖子剛遞到汴京，不久後，沈括便以中央特派員的身份，到地方考察新法的推行工作。路過杭州的時候，沈括還跑到蘇軾那裏喝茶聊天去了。
其實，他哪裏是來找蘇軾喝茶敘舊的，他分明是來收集蘇軾反對新法的證據的。
可胸無城府的蘇軾不知道沈括的來意，他隻知道來的是他昔日的同僚，兩人多年未見，蘇軾熱情地招待了沈括。兩人喝酒唱詩，談天說地，好不快活。
沈括走後，蘇軾又先後調任密州、徐州知州。在地方任職的八年時間裏，他革新除弊，因法便民，做出了不少政績。
但他每到一處，也宣傳了不少新法的弊端，寫了很多批評和諷刺新法的詩文。而他的這些舉動，早已傳到了新黨的耳朵裏，並被懷恨在心。
話說當年沈括帶著蘇軾贈送的詩文迴京後，馬不停蹄地將蘇軾詩文裏諷刺新法的詩句，謄抄下來上表朝廷，但當時神宗和王安石都暫未采納。可能是時機不到，直到後來沈括的這些所謂的證據就起了大作用，蘇軾也因此差點命喪黃泉。
按理說沈括和蘇軾曾為好同事，他為什麽要告蘇軾的禦狀呢？雖然沒有告贏，但行為多少令人不恥了。
沈括是新法紅人，與蘇軾是敵對陣營。在宋朝那個黨爭激烈殘酷的大環境下，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他告蘇軾的小黑狀，也是可以理解的。
詔命下達後，蘇軾一家開始準備搬家，先去宛丘（即今天的淮陽縣，古時又稱陳州，位於河南省東部的周口市）蘇轍那裏住上四五十天，等天氣涼爽後在動身前去杭州赴任。
蘇轍此時正在陳州當教授，不是今天吐槽的所謂“叫獸”，而是地方教育機關的管理人員。
雖然說宋代對官吏赴任的時限有著明確的規定，比如說為了保證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正常的權力交接，規定諸府諸路的到任時限，逾期違限將會被懲罰。諸位官員，限滿不至者，有“一日笞十，十日加一等，罪止徒一年”。此外，為了防止官員假借生病拖延赴任，還專門製定了監督機製。
但是，在實際的操作層麵，朝廷對此的執行力度卻沒有那麽的嚴格。以至於我們常常在各種文本中看到，如歐陽修、陸遊等官員的赴任時間遠遠地超過了規定，而他們卻能依舊從容悠閑地走親訪友、觀山遊景。
所以說，蘇軾決定現在到陳州蘇轍那裏住上四五十天，還是有著先例或是理論基礎的。
至於這次的朝廷任命，起初蘇軾請求外任時，根本無法也不敢言明自己要求去哪個地方，隻能是聽任朝廷的統一安排。宋神宗剛開始是準備讓蘇軾充任一州之守的，但中書省不同意，其原因也不外乎是怕蘇軾不會好好地去執行王安石的新法。
中書省的意見是蘇軾出任潁州（今隸屬於安徽省阜陽市）通判，可擬奏遞上去後，朝廷批示：蘇軾出任杭州通判，杭州通判與知州一個級別，隻是在人事關係上處於二把手的角色。說來說去，還是不想讓蘇軾擁有實權罷了，這一點蘇軾自然是心知肚明。
好在杭州城內外風景如畫，美不勝收，正合蘇軾的心意。也就是這一決定，使得杭州西湖與蘇軾產生了不可分割的關係。
想到很快就能見到弟弟蘇轍了，蘇軾心中一陣喜悅。蘇轍到陳州出任學官以來，所有的情況自己也是僅從蘇轍的兩首詩《初到陳州》中了解到的，“謀拙身無向，歸田久未成。來陳為懶計，傳道愧虛名”。
而蘇軾覺得在京師這三年，自己過的也是渾渾噩噩，“閉戶時尋夢，無人可說愁”（《次韻子由初到陳州二首其一》）。這是一種輪迴，人在將要離開某地時或者人將要離開人世之際，往往會不由自主地想起自己初來乍到的時候。據說，很多垂暮之人在彌留之際，腦子裏會突然想起自己處在繈褓裏的情景。離開蜀地家鄉已經三年，蘇軾好像是自言自語，又好像是說給蘇轍聽的，“舊隱三年別，杉鬆好在不？”（同上）家鄉的杉樹及鬆樹都還長得好嗎？
離開京師前，蘇軾還想起了自己的大表哥文同，那是因為蘇軾在朋友家裏的屏風上又看到了文同畫的竹子。
表哥所到之處，詩不離口，竹不離手。來到京師不到一年，就自請還鄉任職。而表哥那嚴肅冷峻得能讓人安靜下來的表情，也隨著表哥的離開而不能見到了。因此，自己隻能是望竹興歎了！
寶月大師惟簡與蘇軾一向是過往甚密，所幸，青神縣青年老鄉蔡褒（字子華），還有一位叫史厚的秀才從成都來到京師，帶來的了寶月大師的信件。
蔡褒，我們在前文中提到過。而這位史厚同誌，是蘇軾舅舅程之才的女婿，程之才被蘇洵指責為害死了蘇軾姐姐蘇八娘，因此兩家目前還是不上門的。但是，蘇軾因為天生豁達，又因為這位史厚秀才與自己並沒有什麽過節，因此說還是以禮相待的。
兩位老鄉給蘇軾帶來了寶月大師的書信，信中說得知蘇軾如今身體康健，一切平安。蘇軾欣喜之餘，給寶月大師迴信介紹了自己的情況，無非是請求外任的事已經得到了朝廷的恩準，不日將出任杭州的通判之職。但是，赴任前要先到陳州與蘇轍一家團聚一段時間，計劃到九月天氣涼爽下來之後才動身赴杭州任，等等。
動身前，得知筠州（今江西省高安、宜豐、上高等市縣地）人劉恕要迴家鄉出任監南康軍酒，蘇軾寫詩送之。
這位劉恕，字道原，也是一位官二代，同時也是一位反對王安石變法的鐵杆，與蘇軾兄弟同是一條戰線上戰友。其父名劉渙，字凝之，歐陽修的同學（同科進士），初為潁上令，後因剛直不屈，棄官而去，歸隱廬山三十餘年。
就是這樣一位官二代，篤好史學，上下數千年的曆史，座上不翻書即可對答如流。以至於司馬光老先生在編寫《資治通鑒》之時，英宗讓司馬老先生挑選人才，司馬公對英宗說，我們的館閣之中，人才是不少，但是專精史學者，我就選劉恕一人而已。
在協助《資治通鑒》至書成之後，司馬光數次推舉劉恕的居功至偉，但是劉恕卻英年早逝了。死前家中一貧如洗，卻不肯向別人索取一分一毫。冬日裏家中無一禦寒的用具，司馬光得知後派人送去棉衣被褥，但都被劉恕悉數封還。後來，已告歸南康的劉恕遙隸局中，為了與司馬光麵商修書事宜，於熙寧九年(1076)不遠千裏，又風塵仆仆前往洛陽。
在此前南歸的途中，劉恕不幸遭母喪，悲痛欲絕，兼之一路風寒，不久就得了風攣疾，右手足偏癱。
可病魔並不能奪去他著作史書的堅強意誌。雖臥病在床，仍然“苦學如故，少閑，輒修書，病亟乃止。”除負責所編的《通鑒》長編未完稿外，原計劃撰寫的《通鑒後記》也沒完成，便齎誌而歿了。
這是後話。
劉恕原先與王安石也曾有過交情，後來王安石執政時，劉恕尚在館閣中任職。王安石本打算讓劉恕出任條例司，但劉恕卻堅決地迴絕了。
劉恕曾批王安石道，天子把國家的大政方針交付給他來施行，本來就應該先恢複和弘揚先古的堯舜之道，而他卻改弦易張、背道而馳，把利益放在了首位。
那時候，王介甫權勢震天、不可一世，多數人都不敢得罪他，而劉恕卻氣憤不已，當麵去向他理論，說他的新法多麽的不合時宜、不得人心，並勸他早日恢複舊製廢除新法。以至於王安石被氣得麵色如鐵，劉恕卻毫不在意。在人多的場合，明知有王安石的門生在側，也是暢所欲言、無所顧忌，最終便與王安石絕交。
劉恕也因得罪了王安石，自度京師難留，便請求到南康(今星子)監酒稅，歸養自己的父母。
這次的歸覲南康軍，乃是劉恕以歸鄉侍奉老父親的名義，向朝廷求了個監南康軍酒的差事，遠離朝廷的無奈之舉。
監酒稅，宋代針對於酒的生產和貿易製定的相關稅收，對酒實行禁榷和專賣而設置的職位。三京之地由官府造曲賣與人釀造，購買曲貨多者，準令開店酤酒，三年為期，三年期滿再以購貨多者承替。宋代官府也在城內置務釀酒官賣或縣鎮鄉間由民自釀，官府征稅。
話歸正題。
當蘇軾得知劉恕的任命後，作為同道兼知己，一口氣寫下了一首十四韻的送別詩。
在當時的政壇之下，三十六歲的文化人蘇軾正是年輕氣盛的年齡，麵對王安石的一意孤行，在詩中指桑罵槐的心情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在詩中，蘇軾將王安石比作是漢代的酷吏張湯，用孔融比劉恕，“孔融不肯下曹操，汲黯本自輕張湯”（《送劉道原歸覲南康》）。
日後，蘇軾的這首詩被人告發，說蘇軾是借史事來詆毀王安石，不過，這些有感而發的詩作，也確實給蘇軾的政治生涯帶來了危機，以至於後來遭受的牢獄之災。
後世處於統治階層的紀曉嵐先生，每每讀到蘇軾的這些所謂的“反詩”，都會深表惋惜甚至會加以詆毀。殊不知“文忠”二字，皆是從這一片悲憤中來的。而自古以來能完全擔當起這一稱號的人士，真是少之又少！
熙寧四年（1071），杭州錢塘人沈括守喪期滿，進京述職，。
這是自熙寧元年（1068）八月母親病逝，任館閣校勘的沈括辭官護送靈柩迴錢塘後的重返朝堂。此番進京述職後，得到神宗和王安石的器重，被任為檢正中書刑房公事。之所以會有這樣的任命，沈括可能是為了自己的仕途對王安石投其所好了。
不得不說的是，沈括的出現，使得這位“中國整部科學史中最卓越的人物”與蘇軾有了交集。
我們都喜愛有著濃厚人文情懷的蘇軾，但是沈括兄弟（兄長沈披）的科學精神也同樣地令人敬仰。我們不知道後來的沈括為什麽要陷害我們的主人公蘇軾，但那些曆史的恩怨早已都煙消雲散了。
沈括，字存中，號夢溪丈人，浙江杭州錢塘縣人，也是一個官二代，北宋政治家、科學家（注意，這在北宋的文人圈子裏是極其少見的頭銜）。他被譽為“中國整部科學史中最卓越的人物”“中國科學史上的裏程碑”，曾推動了中國科技大發展，代表作有《夢溪筆談》《良方》《靈苑方》等。
沈括大蘇軾五歲，早蘇軾一年進入崇文館，於是在蘇軾進入崇文館史館後，兩人便成為了關係比較好的同事，他們還有著一個共同的好朋友李之儀。
他們一個善文，一個工巧，都是各自領域裏的佼佼者。
但就是這麽一位同事關係的人，卻成了差點要了蘇軾老命的“烏台詩案”的始作俑者。這究竟是怎麽一迴事呢？
其實，沈括進入官場的道路並非一帆風順。
他在嘉佑八年（1063）考中進士後，曆任多個普通地方官。在他的職業生涯中，技術類和文化類的工作占據更多比重，例如參與科技發明和文化編纂。正因為如此，沈括在重文抑武的北宋年間，官路就顯得略顯曲折。
為了能夠在官場中贏得一席之地，沈括選擇投靠當朝的權臣王安石，成為其變法派的附庸。
當時，王安石變法引發了巨大爭議，多方勢力角逐不斷，而像沈括這樣堅定支持新法的官員在實現其個人利益和政治理想的過程中，不得不采取極端手段。沈括在王安石二次拜相後相繼承擔重要職務，包括負責疏浚汴河、規劃皇帝祭祀天地的《南郊式》等。
然而，沈括並非一個“書呆子”式的理工男，從烏台詩案的發端可見一斑。
這不，蘇軾反對新法的帖子剛遞到汴京，不久後，沈括便以中央特派員的身份，到地方考察新法的推行工作。路過杭州的時候，沈括還跑到蘇軾那裏喝茶聊天去了。
其實，他哪裏是來找蘇軾喝茶敘舊的，他分明是來收集蘇軾反對新法的證據的。
可胸無城府的蘇軾不知道沈括的來意，他隻知道來的是他昔日的同僚，兩人多年未見，蘇軾熱情地招待了沈括。兩人喝酒唱詩，談天說地，好不快活。
沈括走後，蘇軾又先後調任密州、徐州知州。在地方任職的八年時間裏，他革新除弊，因法便民，做出了不少政績。
但他每到一處，也宣傳了不少新法的弊端，寫了很多批評和諷刺新法的詩文。而他的這些舉動，早已傳到了新黨的耳朵裏，並被懷恨在心。
話說當年沈括帶著蘇軾贈送的詩文迴京後，馬不停蹄地將蘇軾詩文裏諷刺新法的詩句，謄抄下來上表朝廷，但當時神宗和王安石都暫未采納。可能是時機不到，直到後來沈括的這些所謂的證據就起了大作用，蘇軾也因此差點命喪黃泉。
按理說沈括和蘇軾曾為好同事，他為什麽要告蘇軾的禦狀呢？雖然沒有告贏，但行為多少令人不恥了。
沈括是新法紅人，與蘇軾是敵對陣營。在宋朝那個黨爭激烈殘酷的大環境下，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他告蘇軾的小黑狀，也是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