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王夫之（注意，這個人的名字很有個性，原名就叫王夫子，別號叫王船山）說過：夷考宋政之亂，自神宗始。神宗之以興怨於天下，貽譏於後世者，非有奢淫暴虐之行，唯上之求治也亟，下之言治者已煩爾。
宋神宗的出場，使得北宋的朝政跌宕起伏、波瀾壯闊起來了。
當然，也正是這樣的曆史背景，為一代文豪的“煉”成提供了適宜的土壤。
半個月後，得知英宗皇上駕崩消息的蘇軾兄弟，正在夔州雲安縣（今重慶市雲陽縣雲安鎮）一個叫燕子龕的地方題字流連。
當時這個叫“燕子龕”、又稱“下岩”的地方有位僧人，曾勸蘇軾兄弟不要再往前走了，可在蘇軾三十二年的生命曆程中，僧人口中的“路惡見止”，對他而言實在是小菜一碟。
就這些微末小事，也被蘇軾記在了當天的遊記中流傳了下來。
當蘇軾兄弟載喪歸蜀的船隻路過豐都縣，又看到了該縣平都山最高頂有座的漢時始建的仙都觀。想當年隨父出川時，父子三人還遊覽過此觀，仙都觀又名白鶴觀。
丁母憂時返蜀，由於走的是陸路，史書上關於此次歸蜀的路途記載極少。
但此次迴鄉丁父憂時，是在官家派船護送下走的水路。因此，路過一些名勝古跡時，一行人也可借觀覽之際上岸稍事休息。
當蘇軾兄弟泊舟仙都觀所在的山下之時，有一道士還曾持陰長生石刻《金丹訣》，來找到蘇軾，以求辨別真偽。很可惜，蘇軾也莫之能辨，隻好建議道士見到後來人路過時再多多請教，並寬慰其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道長您總會遇到識貨之人的！
這段時間，蘇軾忽然收到許安世的書信謝啟，得知小許一直以來竟對自己青眼相加，一時間也感到受寵若驚，趕緊迴了賀啟。
賀啟中一邊慶賀許狀元的車馬旌旗之召，一邊還得與許狀元來共同哀悼英宗皇帝新逝的弓劍之悲。
許狀元字少張，雍丘（今河南杞縣）人。此次與許狀元同科及第的進士，還有蘇軾少時就有過交往的彭山縣老鄉楊從。楊從，字存道。另外還有：
方蒙，字達源，桐廬人。
伍昊，字及籍貫無考。
治平四年（1067）丁未四月，蘇老泉靈柩在二子恭敬虔誠的護送之下，順利地抵達了故裏眉山。
到家之後，將亡父的靈柩安厝待葬停當，蘇軾就開始著手撰寫爺爺蘇序的行狀。“行狀”這一稱謂如今已不多見，它有點類似於今天對某尊長的迴憶性文章。
這種行狀，俗稱稱“狀”，就是敘述死者世係、生平、生卒年月、籍貫、事跡的文章，常由死者門生故吏或親友撰述，留作撰寫墓誌或史官提供立傳時的依據。
蘇軾翻閱了家父以前的藏書，找到了父親尚未完稿的祖父生平事跡的記錄，結合自己十二歲前關於爺爺的印象以及鄉親口中的評價，先把祖父的行狀補充完整，然後給曾鞏上了一道簡，求其為祖父撰寫墓誌銘。然後托同科進士鄧錧，將自己完善過的行狀交給曾鞏來作為參考。
在家鄉守製的這段時間，蘇軾結識了剛剛卸任眉州丹棱縣的縣令趙庾（字成伯）。趙庾在眉山的臨縣丹棱縣任縣令期間，頗有政績，極為百姓稱頌，這無疑拉近了二人之間的距離。
後來，蘇軾出知杭州期間，與趙庾來往密切，直到蘇軾後來出知密州，趙庾又成了與蘇軾搭班的通判。
大家知道，知州是一州行政、司法長官，通判起輔助、監督作用，知州政令需通判付署方能生效，通判可向中央直接報告知州的言行，兩者之間雖有品秩之差別，但互相並不隸屬。
說得再直白一些，通判是由皇帝直接任命用於監督知州的。
但是，蘇軾卻與趙庾卻很能合得來，蘇軾心直口快，與人常常直抒胸臆，常常被別有用心的小人抓住把柄而被誣陷。但趙庾也是一位沒有城府、心胸曠達之人，所以做事勤勉、一心為公的趙庾自然就成了蘇軾長久的的朋友。
九月十五，蘇軾在《蘭亭》摹本之後，勘誤了一些舛誤及錯別字，又發表了一些對《蘭亭》的看法，這是弟弟蘇轍得自河朔（古時候泛指黃河以北的地區）一帶的摹本。
蘇軾認為：《蘭亭》的真跡中，“之”字有很多，但形態與筆法各有不同，這與當今的研究觀點如出一轍。另外，蘇軾還認為《蘭亭》意境方麵的亮點乃是曠達自然，而後來的摹本都難以企及，別說後來的偽作與仿品了。可見，書畫的作偽在蘇軾以前就已是“古已有之”的成例了。
此時，勝相院的惟簡前來，求蘇軾給他主持的寺院寫一篇記文。
惟簡俗姓蘇，眉山人，按族譜還是蘇軾的同族遠房後人。
所以，據蘇軾後來的文中所言：惟簡是一位精明敏銳、勝過常人的僧人，當惟簡用佛門長老慣用的話術——比如常常把話題說的空虛玄遠、雲裏霧裏以防敗露，而一旦敗露他們就會把話題引入更為撲朔迷離之中——糊弄別人時，蘇軾就會用事先設好的局堵住佛門長老的退路，然後再連連詰問他們，使之麵紅耳赤。
這種惡作劇式的“戲僧”伎倆，當然也是僅僅發生在過往較多較為親厚的僧人之間，其本身也許並無什麽惡意。對於後來所傳聞的蘇軾將某高僧遊說到還俗的境地，與此也是異曲同工，本身可謂也是一種笑談的成份了。
十月二十七，父親蘇老泉的靈柩終於入土為安了。
宋時眉州彭山縣安鎮的可龍裏，位於今四川省眉山市東坡區土地鄉公益村西。可龍裏的蟇頤山，別名蘇墳山，向東二十餘裏有處老翁泉。蘇老泉就被安葬於這裏，並與妻程氏夫人合葬，旁邊還有蘇軾原配夫人王弗的墓地。
彭山縣因彭祖山而得名，古稱武陽，南接眉山縣（現四川省眉山市東坡區）。“老翁泉”或“老人泉”就是蘇洵的墓塋地，東坡晚年為紀念先人甚至自號“老泉山人”。
因此到清末民初，章太炎在增修《三字經》時，就把其中的“蘇老泉，二十七”改為“蘇明允，二十七”，似乎已成定論。如明萬曆間學者張燧所編《千百年眼》一書，讚同郎瑛的觀點，斷定“老泉”是蘇軾的別號。不管“老泉”是父子倆誰的名號，我們已經知道，蘇軾的老家的確有著老翁泉這處景觀的。
葬完父親，蘇軾的族人們又在墓地的周圍手植一大片青鬆翠柏，稱之為營塋。正是這次的手植鬆柏之舉，使得幾百年後的蘇洵墓被後人順利找到。
據傳，自宋以降，經南宋、元、明四百餘年的變遷，蘇洵墓地的碑誌腐蝕剝落，失去了考查的依據。明成化年間，州守許仁曾奉命尋找蘇洵墓，先在蟆頤山前後找，未找到。後據記載及蘇軾詩:“老翁山下玉淵迴，手植青鬆三萬栽。”（《送賈訥倅眉》），於是，人們終於在可龍裏柳溪山中順利地找到了老翁井，從而找到了蘇洵墓，認明了蘇墳山的方位。
冬月初四，皇上下詔求直言，四川閬中人鮮於侁（音身）時任蔡河撥發（掌撥發漕船的職官），應皇上的詔令，上書陳言十六件事。
這個鮮於侁，文筆極佳，就連神宗也非常喜歡他的文章。鮮於侁與蘇家也是頗有淵源，蘇軾二伯父蘇渙在閬州任職時，就與鮮於侁相交甚厚，後來還給蘇軾傳閱過鮮於侁的文章。
在去父母墓地的半道上，有一座院落叫“大池院”。臘月初七，上墳歸來的蘇軾在偷閑到大池院裏小憩時，還給此院題寫了廊柱。
迴到家後，蘇軾還不忘給同年進士曾鞏去信，專門舉薦了姓黎和姓安的兩位同鄉讀書人。
熙寧元年（1068）春，三十三歲的蘇軾再次致書同年進士兼好友的曾鞏，說自己的祖父蘇序老人家在家鄉德高望重但卻沒有為世所用，所以不能在天下展示自己的才能。還說有些古人也並不都能顯示自己的才能，然而還是有人能夠在後世揚名立萬，那是有人在替他們傳揚彰顯的緣故。好在自己的父輩蘇老泉已將祖父的經曆總結出來了，因此，希望曾同年能為祖父蘇序寫下一篇墓誌銘。
四月初八，北宋學者、史學家、經學家、散文家、臨江新喻荻斜（今屬江西省樟樹市）人劉敞（字原父，一作原甫）病逝，享年五十歲。
劉敞也是常和歐陽修、梅堯臣等大佬在一起happy的人物，此人對於蘇軾曾數度的提攜。在作考官時，他對蘇軾和章惇皆以國士待之。
投桃以報李，蘇軾自然非常沉痛地為劉原父先生寫下了祭文，祭文中稱劉原父可謂是德行兼備的良師益友。當時的朝堂上，王介甫常常是“大言滔天，詭論滅世”，以自己掌握的經術妄自尊大，其他人等皆敢怒不敢言，惟有劉敞、劉攽兄弟敢於抑其鋒芒，這也是被蘇軾所看重的地方，因此在祭文中蘇軾特意提到了這一點。
到了秋七月，距父親去世已經二十七個月了，蘇軾兄弟除喪——丁父憂正式結束。
因為大哥蘇澹死的早，那時子孫們尚未成年，蘇軾那個嫁給杜垂裕的姑姑死後一直未曾安葬，蘇老泉臨死前就囑咐過蘇軾要好生安葬姑姑。
所以，蘇軾一經除喪，就馬上安葬了姑母。
後來蘇軾當了“大官”，後世子孫可以得蔭時，還把自己手頭的的一個“指標”轉讓給了大伯父蘇太白的曾孫蘇彭。
丁憂三年，這是蘇軾為官後最後一次長時間的居鄉。此後一經投身於那波詭雲譎的官宦海之中，迴鄉，也就成了一種奢望。
宋神宗的出場，使得北宋的朝政跌宕起伏、波瀾壯闊起來了。
當然，也正是這樣的曆史背景，為一代文豪的“煉”成提供了適宜的土壤。
半個月後，得知英宗皇上駕崩消息的蘇軾兄弟，正在夔州雲安縣（今重慶市雲陽縣雲安鎮）一個叫燕子龕的地方題字流連。
當時這個叫“燕子龕”、又稱“下岩”的地方有位僧人，曾勸蘇軾兄弟不要再往前走了，可在蘇軾三十二年的生命曆程中，僧人口中的“路惡見止”，對他而言實在是小菜一碟。
就這些微末小事，也被蘇軾記在了當天的遊記中流傳了下來。
當蘇軾兄弟載喪歸蜀的船隻路過豐都縣，又看到了該縣平都山最高頂有座的漢時始建的仙都觀。想當年隨父出川時，父子三人還遊覽過此觀，仙都觀又名白鶴觀。
丁母憂時返蜀，由於走的是陸路，史書上關於此次歸蜀的路途記載極少。
但此次迴鄉丁父憂時，是在官家派船護送下走的水路。因此，路過一些名勝古跡時，一行人也可借觀覽之際上岸稍事休息。
當蘇軾兄弟泊舟仙都觀所在的山下之時，有一道士還曾持陰長生石刻《金丹訣》，來找到蘇軾，以求辨別真偽。很可惜，蘇軾也莫之能辨，隻好建議道士見到後來人路過時再多多請教，並寬慰其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道長您總會遇到識貨之人的！
這段時間，蘇軾忽然收到許安世的書信謝啟，得知小許一直以來竟對自己青眼相加，一時間也感到受寵若驚，趕緊迴了賀啟。
賀啟中一邊慶賀許狀元的車馬旌旗之召，一邊還得與許狀元來共同哀悼英宗皇帝新逝的弓劍之悲。
許狀元字少張，雍丘（今河南杞縣）人。此次與許狀元同科及第的進士，還有蘇軾少時就有過交往的彭山縣老鄉楊從。楊從，字存道。另外還有：
方蒙，字達源，桐廬人。
伍昊，字及籍貫無考。
治平四年（1067）丁未四月，蘇老泉靈柩在二子恭敬虔誠的護送之下，順利地抵達了故裏眉山。
到家之後，將亡父的靈柩安厝待葬停當，蘇軾就開始著手撰寫爺爺蘇序的行狀。“行狀”這一稱謂如今已不多見，它有點類似於今天對某尊長的迴憶性文章。
這種行狀，俗稱稱“狀”，就是敘述死者世係、生平、生卒年月、籍貫、事跡的文章，常由死者門生故吏或親友撰述，留作撰寫墓誌或史官提供立傳時的依據。
蘇軾翻閱了家父以前的藏書，找到了父親尚未完稿的祖父生平事跡的記錄，結合自己十二歲前關於爺爺的印象以及鄉親口中的評價，先把祖父的行狀補充完整，然後給曾鞏上了一道簡，求其為祖父撰寫墓誌銘。然後托同科進士鄧錧，將自己完善過的行狀交給曾鞏來作為參考。
在家鄉守製的這段時間，蘇軾結識了剛剛卸任眉州丹棱縣的縣令趙庾（字成伯）。趙庾在眉山的臨縣丹棱縣任縣令期間，頗有政績，極為百姓稱頌，這無疑拉近了二人之間的距離。
後來，蘇軾出知杭州期間，與趙庾來往密切，直到蘇軾後來出知密州，趙庾又成了與蘇軾搭班的通判。
大家知道，知州是一州行政、司法長官，通判起輔助、監督作用，知州政令需通判付署方能生效，通判可向中央直接報告知州的言行，兩者之間雖有品秩之差別，但互相並不隸屬。
說得再直白一些，通判是由皇帝直接任命用於監督知州的。
但是，蘇軾卻與趙庾卻很能合得來，蘇軾心直口快，與人常常直抒胸臆，常常被別有用心的小人抓住把柄而被誣陷。但趙庾也是一位沒有城府、心胸曠達之人，所以做事勤勉、一心為公的趙庾自然就成了蘇軾長久的的朋友。
九月十五，蘇軾在《蘭亭》摹本之後，勘誤了一些舛誤及錯別字，又發表了一些對《蘭亭》的看法，這是弟弟蘇轍得自河朔（古時候泛指黃河以北的地區）一帶的摹本。
蘇軾認為：《蘭亭》的真跡中，“之”字有很多，但形態與筆法各有不同，這與當今的研究觀點如出一轍。另外，蘇軾還認為《蘭亭》意境方麵的亮點乃是曠達自然，而後來的摹本都難以企及，別說後來的偽作與仿品了。可見，書畫的作偽在蘇軾以前就已是“古已有之”的成例了。
此時，勝相院的惟簡前來，求蘇軾給他主持的寺院寫一篇記文。
惟簡俗姓蘇，眉山人，按族譜還是蘇軾的同族遠房後人。
所以，據蘇軾後來的文中所言：惟簡是一位精明敏銳、勝過常人的僧人，當惟簡用佛門長老慣用的話術——比如常常把話題說的空虛玄遠、雲裏霧裏以防敗露，而一旦敗露他們就會把話題引入更為撲朔迷離之中——糊弄別人時，蘇軾就會用事先設好的局堵住佛門長老的退路，然後再連連詰問他們，使之麵紅耳赤。
這種惡作劇式的“戲僧”伎倆，當然也是僅僅發生在過往較多較為親厚的僧人之間，其本身也許並無什麽惡意。對於後來所傳聞的蘇軾將某高僧遊說到還俗的境地，與此也是異曲同工，本身可謂也是一種笑談的成份了。
十月二十七，父親蘇老泉的靈柩終於入土為安了。
宋時眉州彭山縣安鎮的可龍裏，位於今四川省眉山市東坡區土地鄉公益村西。可龍裏的蟇頤山，別名蘇墳山，向東二十餘裏有處老翁泉。蘇老泉就被安葬於這裏，並與妻程氏夫人合葬，旁邊還有蘇軾原配夫人王弗的墓地。
彭山縣因彭祖山而得名，古稱武陽，南接眉山縣（現四川省眉山市東坡區）。“老翁泉”或“老人泉”就是蘇洵的墓塋地，東坡晚年為紀念先人甚至自號“老泉山人”。
因此到清末民初，章太炎在增修《三字經》時，就把其中的“蘇老泉，二十七”改為“蘇明允，二十七”，似乎已成定論。如明萬曆間學者張燧所編《千百年眼》一書，讚同郎瑛的觀點，斷定“老泉”是蘇軾的別號。不管“老泉”是父子倆誰的名號，我們已經知道，蘇軾的老家的確有著老翁泉這處景觀的。
葬完父親，蘇軾的族人們又在墓地的周圍手植一大片青鬆翠柏，稱之為營塋。正是這次的手植鬆柏之舉，使得幾百年後的蘇洵墓被後人順利找到。
據傳，自宋以降，經南宋、元、明四百餘年的變遷，蘇洵墓地的碑誌腐蝕剝落，失去了考查的依據。明成化年間，州守許仁曾奉命尋找蘇洵墓，先在蟆頤山前後找，未找到。後據記載及蘇軾詩:“老翁山下玉淵迴，手植青鬆三萬栽。”（《送賈訥倅眉》），於是，人們終於在可龍裏柳溪山中順利地找到了老翁井，從而找到了蘇洵墓，認明了蘇墳山的方位。
冬月初四，皇上下詔求直言，四川閬中人鮮於侁（音身）時任蔡河撥發（掌撥發漕船的職官），應皇上的詔令，上書陳言十六件事。
這個鮮於侁，文筆極佳，就連神宗也非常喜歡他的文章。鮮於侁與蘇家也是頗有淵源，蘇軾二伯父蘇渙在閬州任職時，就與鮮於侁相交甚厚，後來還給蘇軾傳閱過鮮於侁的文章。
在去父母墓地的半道上，有一座院落叫“大池院”。臘月初七，上墳歸來的蘇軾在偷閑到大池院裏小憩時，還給此院題寫了廊柱。
迴到家後，蘇軾還不忘給同年進士曾鞏去信，專門舉薦了姓黎和姓安的兩位同鄉讀書人。
熙寧元年（1068）春，三十三歲的蘇軾再次致書同年進士兼好友的曾鞏，說自己的祖父蘇序老人家在家鄉德高望重但卻沒有為世所用，所以不能在天下展示自己的才能。還說有些古人也並不都能顯示自己的才能，然而還是有人能夠在後世揚名立萬，那是有人在替他們傳揚彰顯的緣故。好在自己的父輩蘇老泉已將祖父的經曆總結出來了，因此，希望曾同年能為祖父蘇序寫下一篇墓誌銘。
四月初八，北宋學者、史學家、經學家、散文家、臨江新喻荻斜（今屬江西省樟樹市）人劉敞（字原父，一作原甫）病逝，享年五十歲。
劉敞也是常和歐陽修、梅堯臣等大佬在一起happy的人物，此人對於蘇軾曾數度的提攜。在作考官時，他對蘇軾和章惇皆以國士待之。
投桃以報李，蘇軾自然非常沉痛地為劉原父先生寫下了祭文，祭文中稱劉原父可謂是德行兼備的良師益友。當時的朝堂上，王介甫常常是“大言滔天，詭論滅世”，以自己掌握的經術妄自尊大，其他人等皆敢怒不敢言，惟有劉敞、劉攽兄弟敢於抑其鋒芒，這也是被蘇軾所看重的地方，因此在祭文中蘇軾特意提到了這一點。
到了秋七月，距父親去世已經二十七個月了，蘇軾兄弟除喪——丁父憂正式結束。
因為大哥蘇澹死的早，那時子孫們尚未成年，蘇軾那個嫁給杜垂裕的姑姑死後一直未曾安葬，蘇老泉臨死前就囑咐過蘇軾要好生安葬姑姑。
所以，蘇軾一經除喪，就馬上安葬了姑母。
後來蘇軾當了“大官”，後世子孫可以得蔭時，還把自己手頭的的一個“指標”轉讓給了大伯父蘇太白的曾孫蘇彭。
丁憂三年，這是蘇軾為官後最後一次長時間的居鄉。此後一經投身於那波詭雲譎的官宦海之中，迴鄉，也就成了一種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