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話說：福無雙至，禍不單行。
熙寧八年的密州，當老鄉家的禾苗剛有點起色之際，農曆五月間，又一場“掐脖子”的大旱如約而至。
由於密州瀕臨大海，經常刮風，強勁的海風使得溝瀆裏根本就存不住水。月餘的幹旱，使得州城之外方圓百裏之地，蝗蟲的卵又孳生起來。此際的夏麥將熟，秋禾也快被旱死，父老鄉親們無奈仰天長歎、如坐針氈。
此際，作為州守的蘇軾，隻有再次地披掛上陣，作好祝文，重上常山祈禱天神，為民祈雨了。
常山畢竟是常山，求雨常應！
蘇軾的這次祈雨又大獲全勝，於是乎，蘇軾就鄭重地重修了山神廟，還把廟前的一眼泉水壘石成台，保護起來，又在井上建一亭子，取名“雩泉”。蘇軾還說，古者謂籲嗟而求雨曰雩，泉取其名，也是為了彰顯常山能興雲作雨、取信於百姓的根源就在此泉。
雨水從天而降，地裏的莊稼保住了，蘇軾也就有了閑暇，有些陳年的“文債”也該還上了，首先是孔延之的挽詞。
孔延之，字長源，新喻（今江西新餘縣）人。前麵我們說了，蘇軾在去湯村督役前，曾與孔文仲有過詩詞唱和。
如今，孔文仲的父親孔延之（字長源）也因對鹽法不滿被罷越州任，經過杭州時，蘇軾還在有美堂設宴接待過老孔。
其子孔文仲，字經父，也是因為曾當麵否定王安石的理財用人之法，遭到貶謫並外放，如今孔文仲的台州推官也被罷免。蘇軾在杭州時曾收到過小孔的贈詩，蘇軾感到三個人同為天涯淪落之人。
這位小孔，就連司馬光老先生也說過，朝中的蘇軾及孔文仲本是名不見經傳的小臣僚，都敢不避陛下的雷霆之威與王介甫的虎狼之怒，屢次上書對策指陳朝廷的得失和王安石的荒唐。凜然正氣、視死如歸，對於自己的政治前途絲毫沒有放在心上！在這一點上，老夫我遠遠不如人家蘇軾和孔文仲啊！
但王安石卻十分厭惡孔文仲的策文，於是上書神宗，取消了賢良科試策考試，讓小孔求上無門。
孔文仲，係孔子四十七代孫，與其弟孔武仲、孔平仲並稱“三孔”。
黃庭堅有詩讚曰：“二蘇上連璧，三孔分立鼎。天不墮斯文，俱來集台省”。峽江的“三孔”兄弟與當代名人蘇軾、蘇轍兄弟常有詩文唱和，名噪一時。
神宗熙寧三年（1070），孔文仲奪取該科製舉狀元,成為有宋一代三百多年以來四位製舉狀元之一，也是江西唯一的一位製舉狀元。
隻不過，孔父延之已與去年的二月仙逝，在小孔的請求下，蘇軾在密州為老孔寫下了兩首七律挽詞，“少年才氣冠當時，晚節孤風益自奇，君勝宜為夫子後，林宗不愧蔡邕碑。”高度概括了老孔光輝與傳奇的一生。
蘇軾常山祈雨後，夏麥已收，秋莊稼也一片生機勃勃之狀。
詩興大發的蘇軾，就提筆給兩位在杭州時的老朋友陳襄和呂仲甫（字穆仲）寄了詩，陳襄自不必說，呂仲甫乃丞相呂蒙正之孫，小呂剛開始任杭州教官，蘇軾到杭州時已改任此州的觀察推官。
再就是張方平。
自己的恩師張方平，早在鎮守四川時，就曾向歐陽修推薦了蘇洵和蘇軾、蘇轍父子三人。
所以說，他既是蘇軾兄弟二人的伯樂，也是他們共同的摯友——清虛居士王鞏的嶽父。作為蘇軾的前輩與忘年之交，他還在“烏台詩案”發生後為蘇軾說情，受到朝廷懲罰。他長期作為蘇轍的直接上級，對蘇軾和蘇轍兄弟二人多有提攜和影響。
蘇軾知密州時，張方平已修建了樂全堂，並自號樂全居士，以研讀道家和佛家經典自娛。
蘇軾平生好喝酒，但酒量不大，就連自號醉翁的歐陽修，也遠遠不及張方平。但張方平十分自律，更重視個人修行，晚年後滴酒不再沾。從早年喜歡痛飲到晚年戒酒，已經超越以酒避禍的阮籍和以琴解憂的嵇康，以及善彈“無弦琴”的陶淵明，直達佛家維摩詰大士的境界。
作為後輩飽學之士，蘇軾畢恭畢敬地寫下《張安道樂全堂》一詩，讚歎張方平“我公天與英雄表，龍章鳳姿照魚鳥”（《張安道樂全堂》），才華氣概遠超同僚。
剛還完恩公張方平的“文債”，又聽說杭州前同事餘主薄的母親大人去世了。
上一次，人家老餘還專程從杭州過來，給蘇軾帶來了杭州僧俗的書信與問候。因此，蘇軾又給老餘的母親寫了挽詞。接著為去年故去的老同事張掞（字文裕）寫了挽詞，張掞為齊州曆城人，曾出知過益州的益都縣知縣，頗有善政。
六月二十四 ，傳來了朝中重臣韓琦大人逝世的消息。
迴想起韓大人曾經對自己的數次提攜之恩，還有父喪時，韓大人還以以個人名義贈銀三百兩，蘇家兄弟雖婉辭不受，但可以看得出韓丞相對於蘇家的關照之恩。
有一次，韓琦舉薦蘇軾為諫官，引發了朝中小人對於蘇軾的攻擊。
當時的韓大人怒批道，蘇軾腹中藏有古今之學，其文章高過當今的時代（文章高於時），在上書中又敢於言說朝廷的得失，所以老臣才舉薦蘇軾為諫官的。沒成想，朝廷沒有恩準也就罷了，還有歹人借機誣陷，使得蘇軾反倒因我而受到連累。如今，為了贖迴蘇軾被誣罔之罪過，老夫特乞求致仕（惱了，不幹了）！
這一幕幕的往日恩情，令蘇軾終生難忘，追昔撫今的他，含淚為恩公韓大人寫下了一篇沉痛的祭文。
這一時期，蘇軾的祭文超多，但總算是都還上了這些文債。
此時，劉攽從曹州寄詩來，時劉攽正知曹州。剛到任時曹州境內盜賊猖獗，雖用重典而不能禁，劉攽到任後，執政愈加寬平，盜賊遂漸次衰息。
李常也自湖州寄詩來，對於這位湖州知州、黃庭堅的二舅李常（字公擇），蘇軾時常引以為知己兼詩友。我們常說，酒逢知己千杯少，也許“詩逢知己千首少”也是成立的吧，蘇軾接到老李的詩作後，話匣子一下子就打開了，連作了兩首和詩。
我們知道，蘇軾一旦麵對知己，嘴上就沒有了遮攔，禍患往往就在不經意間發生了。
“白發相望兩故人，眼看時事幾番新。”（《次韻劉貢父李公擇見寄二首》）後被反動派指為譏諷朝廷近日頻頒新法，事尤其多也。
“何人勸我此間來，弦管生衣甑有埃。綠蟻濡唇無百斛，蝗蟲撲麵已三迴。磨刀入穀追窮寇，灑涕循城拾棄孩。”（《次韻劉貢父李公擇見寄二首·其一》）被指譏諷朝廷削減公使錢太甚，造酒不得超過百石，致使弦管生衣，酒甑上布滿塵埃，還有盜賊不絕、蝗蟲肆虐、棄嬰遍地，亂象都是推行新法惹的禍。
這還不算完。
常山廟修成之際，蘇軾作了祝文，到常山還了願。就在祭常山迴來的路上，蘇軾與同僚會獵於鐵溝。
經過蘇軾近一年的努力，“蝗旱相仍”的災情基本杜絕，“盜賊漸熾”的局麵也大為改觀，自己治下的密州正呈現出幾年來少有的穩定富庶的局麵。他在為自己治國理政才能竊喜的同時，也更加迫切希望得到朝廷的肯定。
而且就在不久前，保守派在與變法派的較量中小勝了一把，變法派的二號人物——時任參知政事的呂惠卿被正式罷相，更為重要的還有知製誥陳襄向神宗再次舉薦司馬光、蘇軾等三十三人。
看到自己治理密州成果初現，還看到目前的政治形勢似乎正沿著有利於保守派的方向發展。蘇軾此時的心情如烏雲縫隙中透出的些許陽光,以前深埋在心底的不能想、不敢想的念頭得以迸發。
此時的蘇軾，比任何一個時期都渴望得到朝廷的召喚，渴望處在更高、更寬、更廣的平台上，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其豪情滿懷於胸、狂喜溢於言表。
於是，就在這秋高氣爽、紅葉滿山的秋冬之際，蘇軾興致勃勃地賦下七律一首。
“乙卯冬，祭常山迴，與同官習射放鷹作。”這是蘇軾在詩前序中所言，這本是一首借狩獵來抒發自己渴望馳騁疆場、為國效力的豪情壯誌與激越情懷之詩，但這首題於本州小廳上的“聖明若用西涼簿，白羽猶能效一揮。”（《祭常山迴小獵》）句，也被指為有譏諷之意。
不過，從文學的角度來講，這次狩獵的最大福利，乃是蘇軾給我們留下了那首著名的《江城子·密州出獵》：
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岡。
為報傾城隨太守，親射虎，看孫郎。
酒酣胸膽尚開張，鬢微霜，又何妨？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
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
作這首詞，蘇軾作為豪放派的代表，對詞體、詞風和詞境進行了改革，打破了晚唐五代以來“詞為豔科”的樊籠，使詞也能成為豪放不羈、氣象恢弘而無所拘束的作品，真正意義上提高了詞的文學地位，在詞的創作與發展上都取得了不凡的成就。
《江城子·密州出獵》是蘇軾的第一首豪放詞，在我國古代詩歌史上具有裏程碑式的意義。就連蘇軾自己後來也因這首詞有別於傳統風格而頗為得意，曾說道：“近卻頗作小詞，雖無柳七郎風味，亦自是一家”。
當然，在詩中蘇軾的真正目的不是為了射虎，而是通過這種方式，來表達自己強國抗敵的政治主張及渴望報效朝廷的豪情壯誌。
但天不隨人願,在隨後的日子裏,變法派雖偶有折戟，保守派雖略獲小勝，但在進退騰挪間，變法派總能左右朝堂的局勢，這也就不難理解蘇軾雖屢經舉薦，但總也無功而返了。
熙寧八年的密州，當老鄉家的禾苗剛有點起色之際，農曆五月間，又一場“掐脖子”的大旱如約而至。
由於密州瀕臨大海，經常刮風，強勁的海風使得溝瀆裏根本就存不住水。月餘的幹旱，使得州城之外方圓百裏之地，蝗蟲的卵又孳生起來。此際的夏麥將熟，秋禾也快被旱死，父老鄉親們無奈仰天長歎、如坐針氈。
此際，作為州守的蘇軾，隻有再次地披掛上陣，作好祝文，重上常山祈禱天神，為民祈雨了。
常山畢竟是常山，求雨常應！
蘇軾的這次祈雨又大獲全勝，於是乎，蘇軾就鄭重地重修了山神廟，還把廟前的一眼泉水壘石成台，保護起來，又在井上建一亭子，取名“雩泉”。蘇軾還說，古者謂籲嗟而求雨曰雩，泉取其名，也是為了彰顯常山能興雲作雨、取信於百姓的根源就在此泉。
雨水從天而降，地裏的莊稼保住了，蘇軾也就有了閑暇，有些陳年的“文債”也該還上了，首先是孔延之的挽詞。
孔延之，字長源，新喻（今江西新餘縣）人。前麵我們說了，蘇軾在去湯村督役前，曾與孔文仲有過詩詞唱和。
如今，孔文仲的父親孔延之（字長源）也因對鹽法不滿被罷越州任，經過杭州時，蘇軾還在有美堂設宴接待過老孔。
其子孔文仲，字經父，也是因為曾當麵否定王安石的理財用人之法，遭到貶謫並外放，如今孔文仲的台州推官也被罷免。蘇軾在杭州時曾收到過小孔的贈詩，蘇軾感到三個人同為天涯淪落之人。
這位小孔，就連司馬光老先生也說過，朝中的蘇軾及孔文仲本是名不見經傳的小臣僚，都敢不避陛下的雷霆之威與王介甫的虎狼之怒，屢次上書對策指陳朝廷的得失和王安石的荒唐。凜然正氣、視死如歸，對於自己的政治前途絲毫沒有放在心上！在這一點上，老夫我遠遠不如人家蘇軾和孔文仲啊！
但王安石卻十分厭惡孔文仲的策文，於是上書神宗，取消了賢良科試策考試，讓小孔求上無門。
孔文仲，係孔子四十七代孫，與其弟孔武仲、孔平仲並稱“三孔”。
黃庭堅有詩讚曰：“二蘇上連璧，三孔分立鼎。天不墮斯文，俱來集台省”。峽江的“三孔”兄弟與當代名人蘇軾、蘇轍兄弟常有詩文唱和，名噪一時。
神宗熙寧三年（1070），孔文仲奪取該科製舉狀元,成為有宋一代三百多年以來四位製舉狀元之一，也是江西唯一的一位製舉狀元。
隻不過，孔父延之已與去年的二月仙逝，在小孔的請求下，蘇軾在密州為老孔寫下了兩首七律挽詞，“少年才氣冠當時，晚節孤風益自奇，君勝宜為夫子後，林宗不愧蔡邕碑。”高度概括了老孔光輝與傳奇的一生。
蘇軾常山祈雨後，夏麥已收，秋莊稼也一片生機勃勃之狀。
詩興大發的蘇軾，就提筆給兩位在杭州時的老朋友陳襄和呂仲甫（字穆仲）寄了詩，陳襄自不必說，呂仲甫乃丞相呂蒙正之孫，小呂剛開始任杭州教官，蘇軾到杭州時已改任此州的觀察推官。
再就是張方平。
自己的恩師張方平，早在鎮守四川時，就曾向歐陽修推薦了蘇洵和蘇軾、蘇轍父子三人。
所以說，他既是蘇軾兄弟二人的伯樂，也是他們共同的摯友——清虛居士王鞏的嶽父。作為蘇軾的前輩與忘年之交，他還在“烏台詩案”發生後為蘇軾說情，受到朝廷懲罰。他長期作為蘇轍的直接上級，對蘇軾和蘇轍兄弟二人多有提攜和影響。
蘇軾知密州時，張方平已修建了樂全堂，並自號樂全居士，以研讀道家和佛家經典自娛。
蘇軾平生好喝酒，但酒量不大，就連自號醉翁的歐陽修，也遠遠不及張方平。但張方平十分自律，更重視個人修行，晚年後滴酒不再沾。從早年喜歡痛飲到晚年戒酒，已經超越以酒避禍的阮籍和以琴解憂的嵇康，以及善彈“無弦琴”的陶淵明，直達佛家維摩詰大士的境界。
作為後輩飽學之士，蘇軾畢恭畢敬地寫下《張安道樂全堂》一詩，讚歎張方平“我公天與英雄表，龍章鳳姿照魚鳥”（《張安道樂全堂》），才華氣概遠超同僚。
剛還完恩公張方平的“文債”，又聽說杭州前同事餘主薄的母親大人去世了。
上一次，人家老餘還專程從杭州過來，給蘇軾帶來了杭州僧俗的書信與問候。因此，蘇軾又給老餘的母親寫了挽詞。接著為去年故去的老同事張掞（字文裕）寫了挽詞，張掞為齊州曆城人，曾出知過益州的益都縣知縣，頗有善政。
六月二十四 ，傳來了朝中重臣韓琦大人逝世的消息。
迴想起韓大人曾經對自己的數次提攜之恩，還有父喪時，韓大人還以以個人名義贈銀三百兩，蘇家兄弟雖婉辭不受，但可以看得出韓丞相對於蘇家的關照之恩。
有一次，韓琦舉薦蘇軾為諫官，引發了朝中小人對於蘇軾的攻擊。
當時的韓大人怒批道，蘇軾腹中藏有古今之學，其文章高過當今的時代（文章高於時），在上書中又敢於言說朝廷的得失，所以老臣才舉薦蘇軾為諫官的。沒成想，朝廷沒有恩準也就罷了，還有歹人借機誣陷，使得蘇軾反倒因我而受到連累。如今，為了贖迴蘇軾被誣罔之罪過，老夫特乞求致仕（惱了，不幹了）！
這一幕幕的往日恩情，令蘇軾終生難忘，追昔撫今的他，含淚為恩公韓大人寫下了一篇沉痛的祭文。
這一時期，蘇軾的祭文超多，但總算是都還上了這些文債。
此時，劉攽從曹州寄詩來，時劉攽正知曹州。剛到任時曹州境內盜賊猖獗，雖用重典而不能禁，劉攽到任後，執政愈加寬平，盜賊遂漸次衰息。
李常也自湖州寄詩來，對於這位湖州知州、黃庭堅的二舅李常（字公擇），蘇軾時常引以為知己兼詩友。我們常說，酒逢知己千杯少，也許“詩逢知己千首少”也是成立的吧，蘇軾接到老李的詩作後，話匣子一下子就打開了，連作了兩首和詩。
我們知道，蘇軾一旦麵對知己，嘴上就沒有了遮攔，禍患往往就在不經意間發生了。
“白發相望兩故人，眼看時事幾番新。”（《次韻劉貢父李公擇見寄二首》）後被反動派指為譏諷朝廷近日頻頒新法，事尤其多也。
“何人勸我此間來，弦管生衣甑有埃。綠蟻濡唇無百斛，蝗蟲撲麵已三迴。磨刀入穀追窮寇，灑涕循城拾棄孩。”（《次韻劉貢父李公擇見寄二首·其一》）被指譏諷朝廷削減公使錢太甚，造酒不得超過百石，致使弦管生衣，酒甑上布滿塵埃，還有盜賊不絕、蝗蟲肆虐、棄嬰遍地，亂象都是推行新法惹的禍。
這還不算完。
常山廟修成之際，蘇軾作了祝文，到常山還了願。就在祭常山迴來的路上，蘇軾與同僚會獵於鐵溝。
經過蘇軾近一年的努力，“蝗旱相仍”的災情基本杜絕，“盜賊漸熾”的局麵也大為改觀，自己治下的密州正呈現出幾年來少有的穩定富庶的局麵。他在為自己治國理政才能竊喜的同時，也更加迫切希望得到朝廷的肯定。
而且就在不久前，保守派在與變法派的較量中小勝了一把，變法派的二號人物——時任參知政事的呂惠卿被正式罷相，更為重要的還有知製誥陳襄向神宗再次舉薦司馬光、蘇軾等三十三人。
看到自己治理密州成果初現，還看到目前的政治形勢似乎正沿著有利於保守派的方向發展。蘇軾此時的心情如烏雲縫隙中透出的些許陽光,以前深埋在心底的不能想、不敢想的念頭得以迸發。
此時的蘇軾，比任何一個時期都渴望得到朝廷的召喚，渴望處在更高、更寬、更廣的平台上，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其豪情滿懷於胸、狂喜溢於言表。
於是，就在這秋高氣爽、紅葉滿山的秋冬之際，蘇軾興致勃勃地賦下七律一首。
“乙卯冬，祭常山迴，與同官習射放鷹作。”這是蘇軾在詩前序中所言，這本是一首借狩獵來抒發自己渴望馳騁疆場、為國效力的豪情壯誌與激越情懷之詩，但這首題於本州小廳上的“聖明若用西涼簿，白羽猶能效一揮。”（《祭常山迴小獵》）句，也被指為有譏諷之意。
不過，從文學的角度來講，這次狩獵的最大福利，乃是蘇軾給我們留下了那首著名的《江城子·密州出獵》：
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岡。
為報傾城隨太守，親射虎，看孫郎。
酒酣胸膽尚開張，鬢微霜，又何妨？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
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
作這首詞，蘇軾作為豪放派的代表，對詞體、詞風和詞境進行了改革，打破了晚唐五代以來“詞為豔科”的樊籠，使詞也能成為豪放不羈、氣象恢弘而無所拘束的作品，真正意義上提高了詞的文學地位，在詞的創作與發展上都取得了不凡的成就。
《江城子·密州出獵》是蘇軾的第一首豪放詞，在我國古代詩歌史上具有裏程碑式的意義。就連蘇軾自己後來也因這首詞有別於傳統風格而頗為得意，曾說道：“近卻頗作小詞，雖無柳七郎風味，亦自是一家”。
當然，在詩中蘇軾的真正目的不是為了射虎，而是通過這種方式，來表達自己強國抗敵的政治主張及渴望報效朝廷的豪情壯誌。
但天不隨人願,在隨後的日子裏,變法派雖偶有折戟，保守派雖略獲小勝，但在進退騰挪間，變法派總能左右朝堂的局勢，這也就不難理解蘇軾雖屢經舉薦，但總也無功而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