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元發想讓蘇轍加入到自己青州的幕府，這樣蘇軾兩兄弟就可以離得更近了，蘇軾對於老藤這樣的盛情自然是感激不盡。事後，蘇軾還鄭重地給滕元發寫信詢問這事能否辦到，因為弟弟蘇轍在朝中也沒有什麽人脈，希望滕大人能夠稍加留神，給予辦理。
遺憾的是，這件事到最後不知什麽原因而未能如願。
過了一段時間，滕元發被調離青州，由京東安撫使向經（字審禮）接任，而滕元發則改知齊州，沒多久又出知鄧州。
到密州後的次年三月間，蘇軾給表兄、兒女親家石康伯（字幼安）去了信，言語之間對密州災荒年景、搶劫偷盜以及流殍遍野的現狀深表憂慮。
石康伯這個人，字幼安，眉山人，石揚休（字昌言）之子。他與蘇軾是親家，因為蘇軾的長子蘇邁續娶了石康伯之女，而石康伯之嬸母又是蘇軾的姑母。
石康伯年輕時考進士落榜後，就放棄不再考，他本可以憑借父輩的恩蔭獲得官位，但他隻讀書作詩讓自己高興罷了，也不去做官，不求別人了解他。
小石特別愛好書法、名畫、古器及各種奇異的東西，隻要看見了，當掉衣服餓著肚子也要謀求到，從不關心還有沒有吃穿用度。
石幼安曾與文與可有交往，二人親如兄弟，所以得到文與可的畫自然就多。而蘇軾也擅長畫些樹木和竹子，就也送給石康伯一些，讓他放在自己的畫苑中。
文與可是蘇軾的從表哥，也是蘇轍的兒女親家。巧的是，石康伯則與蘇軾也是兒女親家，可見“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之說我們的老祖宗誠不我欺也。
密州，可以說是蘇軾重要的人生驛站。
此時蘇軾已經四十歲了，經曆了眾多的家庭變故，父母、妻子永遠地離開了自己。政治上，由於新舊黨爭的影響，使得蘇軾被迫地離開了朝廷，來到相對閉塞的密州任地方官。
在這裏，他雖然勤政愛民，但由於自然災害加上新法的影響，使得蘇軾在政治上極為消極，把更多的時間用來談佛論道。也就是在這一時期，他寫下了大量的詩詞經典，在文學史上被稱為蘇軾的“密州時期”。
在這段時間，蘇軾與頓起、段繹等人時常詩詞唱和，流連於密州的鐵鉤、盧山與常山等地。
熙寧八年（1075）四月初，飽受創傷的密州百姓，又是一個來月沒有見到一星半點兒的雨水，蘇軾作為一州之父母官，毅然決然地承擔起了為民祈雨的重任。
從鳳翔府再到杭州，祈雨這件官方參與的工作，對於蘇軾來說那就是輕車熟路。先不說祈雨祝文文辭的潤色，就其靈驗程度來說，曆次的祈雨沒有一次不靈驗的。
這次蘇軾選擇的祈雨地點也是頗有講究的，就在密州的常山，這可是自古以來齊人祈雨最為靈驗的所在，由於祈雨常應，因此得名。
也許是蘇軾的誠意感動了上天，就在常山祈雨後的第三天，一場久違的瓢潑大雨從天而降，滋潤了密州龜裂的土地。朋友章傳道望著蘇軾祈來的雨水，還激動地寫了《喜雨》詩呈給蘇軾。
章傳道這人，隻知道是個閩人，其餘不詳，不過在後來此人與蘇軾還有著交集。
前一陣子，在登諸城縣東南四十五裏的盧山時，章傳道還與蘇軾等人唱和《盧山五詠》，蘇軾在杭州時，就開始了與老章的交往，此人估計也是科班出身，詩寫的也不會賴，要是不入流，蘇軾也不會與之唱和。
祈完雨的蘇軾，麵對新法對底層民眾的幹擾，常常是夙夜憂歎，天災已除，但人禍仍在持續上演。
這時候，蘇軾想起了自己的老朋友、湖州人劉述（字孝叔）。如今這位因與王安石不和而被貶外任的官員，已由江州（今江西省九江市）知州轉而賦閑提舉崇禧觀，成了一位啥也不管的甩手掌櫃。
在湖州時，劉大人曾陪同蘇軾到處遊玩，誌同道合的二人自然有說不完的共同語言，特別是在對新法上，更是看法出奇地一致。
於是，蘇軾就提筆寫下了一首二十二韻，一韻到底“上聲七虞”韻的七言長詩，寄給了劉述，將自己心中的鬱結一股腦地講給了劉述聽。
這首蘇軾作於熙寧八年四月十一日的長詩，除抒發了自己在仕途上進退維穀之情外，還對變法作了相當尖銳的譏刺（至少在反動派看來）。
當時的情形是：王安石對外開邊，對內變法，本想富國強兵，出發點無疑是好的，結果事與願違。
神宗即位不久，鑒於宋王朝同遼國和西夏的屈辱和約，如今竟先後轉而對西夏和南方少數民族用兵，這一年八月遣內侍征調民車以備邊，心急火燎有增強兵備，“鞭笞四夷”之意。
十一月朝廷又令軍器監製造戰車，“伐木作車軸”，“取鼉（揚子鱷）皮以張戰鼓”，雖史無明文，但征集牛皮以供軍用卻與此相似。而這一切的征調，誰也不敢怠慢，否則就有資斧（利斧）之誅。
蘇軾並不反對抵抗遼國和西夏，他青年時代就表示要“與虜試周旋”，但是，他反對“首開邊隙”，反對為此而開礦、置將、伐木、取鼉，加重百姓負擔，鬧得雞犬不寧。神宗雖然對民間疾苦有著深厚的哀憐同情之心，但這些新法一個接一個地頒布，事目繁多，加上吏能淺薄，並未取得任何的實效。
如今密州仍然旱災、蝗災不斷，老百姓餓得以草木泥土充饑，作為知州的蘇軾也是“齋廚索然”，不堪其憂，隻得時常與通判劉廷式（字得之），沿著古城廢圃，采摘一些杞菊借以裹腹，過著“攬草木以誑口”淒慘的生活。
在詩中，蘇軾稱頌了劉孝叔在朝直言敢諫，有補於世，及見朝廷遺使擾民，就立即自請提舉宮觀，歸隱湖山。如今的時局和自己的處境既是這樣艱難，原本應接受故人“當歸”的勸告，但自己卻“未肯衣冠掛神武”，沒能掛冠而去、歸隱故裏。
我們前麵提到過，作為胸無城府的文人官員，蘇軾的性格也不能免俗。一旦遇到了知己或好友，就會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唯恐有所保留。
當然，作為行文與作詩，我們欣賞蘇軾的這種坦誠。但從政治角度考慮，這樣的做法，就顯得有些意氣用事了。
在隨後的《烏台詩案》中，詩中那些引經據典、文縐縐的押韻詩句，毫無懸念地都變成了蘇軾譏諷朝廷的證據了。
四月十二，朝廷突然下詔，宣布廢止給田募役法。
此舉使得蘇軾一頭霧水，因為自來密州任後，蘇軾就積極推行這項政策，比如先用助役錢招募了一些弓手，老百姓對此也很認同，執行起來也頗為順利。
誰知，就在密州官民齊心協力地要將政策推行下去之時，此法又被廢止。
在蘇軾眼中，這種給田募役法出發點是好的，但是各級官吏將它執行得有失偏頗，收上來的錢財沒有很好地反饋到百姓身上。這種製度中有五利二弊，總的來說是利大於弊，隻要設法將弊端盡量減少即可，這項製度還是不要廢除的好。
在王安石推行的新政中，原本就是以免役法替代差役法，所以說，免役法成了新法的重要組成部分，而給田募役法實為免役法的發展。就新法的整體而言，蘇軾是持反對態度的，但是對於新法中的具體措施，如“裁減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條式、修完器械、閱習旗鼓”等則是持以肯定態度的。
在《上神宗皇帝書》中，蘇軾就曾稱讚過給田免役法，可見到了這一時期，他的思想認識，已較新法執行初期有所發展，也就是說新法推行以來，有些好的結果已經開始凸顯出來。
什麽是差役法？
就是以前朝廷的各種差役均出於民，且各州都有定數，依照宋代的慣例，以衙前（宋代職役之一，負擔最重的差役，往往賠累破產）主管財物，以裏正、戶長等督察賦稅，以耆長、弓手、壯丁等逐捕盜賊，以承付、人力、散以官等確定差役人數。
俗話說，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這種辦法實行以後，民間為了規避繁重的徭役，大家有土地也不敢多耕以避戶等，骨肉血親不敢相認以憚人丁。就是這樣的無奈之舉，官府派給農戶的役使依然是居高不下。
在這種背景之下，免役法橫空出世，轉而取代了舊的差役法。
免疫法說白了，就是讓農戶出錢雇人去完成徭役，隻要你有錢，不管是未成丁戶、單丁戶、女戶，甚至是寺觀、品官之家，都可以以錢代役，這些錢被稱之為“助役錢”。
關於“免疫法”之義，為什麽要在這裏講這麽多，那是事關蘇軾的政治生活的曆史背景，為了在後文中對蘇軾的理解之需，我們有必要交代清楚。
這兩天，杭州的餘主簙來密，給蘇軾帶來了包括靈隱寺雲知和尚在內的僧俗的書信百餘道，並說杭州民眾都忘不了蘇學士，雲雲。
雲知和尚，原本屬於青原以下十世徒，泐潭澄禪師之法嗣，全稱為：臨安府靈隱雲知慈覺禪師。
蘇軾覺得，錢塘人懷念自己，自己也忘不了那裏的百姓。也許是自己與杭州的緣分還未盡吧，就給雲知和尚迴信說，當初不如向朝廷求得湖州或是明州這樣的州郡，在那裏就算停留幾個月，也能聊慰自己平生之心願。
送走了杭州的故舊，蘇軾突然收到了一個不好的消息：剛從青州離任兩個多月的滕元發被朝廷降罪而落職！
事情的緣由是，右禦林軍大將軍、秀州團練使趙世居謀逆，而滕元發的妻黨李逢與趙世居竟是同夥，所以就有小人向朝廷施壓想加害滕公。好在神宗皇帝了解滕元發這個“包拯式”的剛正人物，恕他無罪，隻給了個降職的處罰。
後來得知，麵對朝中小人變本加厲對滕公的中傷，神宗始終不願相信。就在滕元發入朝辭行之際，神宗皇帝終於知道了滕公之冤，隨即任命他為湖州知州，就在準備重新任用他更高的官職之時，神宗皇帝不幸駕崩了！
滕公讀到了神宗的遺詔後，竟當場撲倒在地，昏死過去，很久才蘇醒過來。
滕公痛哭道，我沒有為朝廷盡忠的機會了！
遺憾的是，這件事到最後不知什麽原因而未能如願。
過了一段時間，滕元發被調離青州，由京東安撫使向經（字審禮）接任，而滕元發則改知齊州，沒多久又出知鄧州。
到密州後的次年三月間，蘇軾給表兄、兒女親家石康伯（字幼安）去了信，言語之間對密州災荒年景、搶劫偷盜以及流殍遍野的現狀深表憂慮。
石康伯這個人，字幼安，眉山人，石揚休（字昌言）之子。他與蘇軾是親家，因為蘇軾的長子蘇邁續娶了石康伯之女，而石康伯之嬸母又是蘇軾的姑母。
石康伯年輕時考進士落榜後，就放棄不再考，他本可以憑借父輩的恩蔭獲得官位，但他隻讀書作詩讓自己高興罷了，也不去做官，不求別人了解他。
小石特別愛好書法、名畫、古器及各種奇異的東西，隻要看見了，當掉衣服餓著肚子也要謀求到，從不關心還有沒有吃穿用度。
石幼安曾與文與可有交往，二人親如兄弟，所以得到文與可的畫自然就多。而蘇軾也擅長畫些樹木和竹子，就也送給石康伯一些，讓他放在自己的畫苑中。
文與可是蘇軾的從表哥，也是蘇轍的兒女親家。巧的是，石康伯則與蘇軾也是兒女親家，可見“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之說我們的老祖宗誠不我欺也。
密州，可以說是蘇軾重要的人生驛站。
此時蘇軾已經四十歲了，經曆了眾多的家庭變故，父母、妻子永遠地離開了自己。政治上，由於新舊黨爭的影響，使得蘇軾被迫地離開了朝廷，來到相對閉塞的密州任地方官。
在這裏，他雖然勤政愛民，但由於自然災害加上新法的影響，使得蘇軾在政治上極為消極，把更多的時間用來談佛論道。也就是在這一時期，他寫下了大量的詩詞經典，在文學史上被稱為蘇軾的“密州時期”。
在這段時間，蘇軾與頓起、段繹等人時常詩詞唱和，流連於密州的鐵鉤、盧山與常山等地。
熙寧八年（1075）四月初，飽受創傷的密州百姓，又是一個來月沒有見到一星半點兒的雨水，蘇軾作為一州之父母官，毅然決然地承擔起了為民祈雨的重任。
從鳳翔府再到杭州，祈雨這件官方參與的工作，對於蘇軾來說那就是輕車熟路。先不說祈雨祝文文辭的潤色，就其靈驗程度來說，曆次的祈雨沒有一次不靈驗的。
這次蘇軾選擇的祈雨地點也是頗有講究的，就在密州的常山，這可是自古以來齊人祈雨最為靈驗的所在，由於祈雨常應，因此得名。
也許是蘇軾的誠意感動了上天，就在常山祈雨後的第三天，一場久違的瓢潑大雨從天而降，滋潤了密州龜裂的土地。朋友章傳道望著蘇軾祈來的雨水，還激動地寫了《喜雨》詩呈給蘇軾。
章傳道這人，隻知道是個閩人，其餘不詳，不過在後來此人與蘇軾還有著交集。
前一陣子，在登諸城縣東南四十五裏的盧山時，章傳道還與蘇軾等人唱和《盧山五詠》，蘇軾在杭州時，就開始了與老章的交往，此人估計也是科班出身，詩寫的也不會賴，要是不入流，蘇軾也不會與之唱和。
祈完雨的蘇軾，麵對新法對底層民眾的幹擾，常常是夙夜憂歎，天災已除，但人禍仍在持續上演。
這時候，蘇軾想起了自己的老朋友、湖州人劉述（字孝叔）。如今這位因與王安石不和而被貶外任的官員，已由江州（今江西省九江市）知州轉而賦閑提舉崇禧觀，成了一位啥也不管的甩手掌櫃。
在湖州時，劉大人曾陪同蘇軾到處遊玩，誌同道合的二人自然有說不完的共同語言，特別是在對新法上，更是看法出奇地一致。
於是，蘇軾就提筆寫下了一首二十二韻，一韻到底“上聲七虞”韻的七言長詩，寄給了劉述，將自己心中的鬱結一股腦地講給了劉述聽。
這首蘇軾作於熙寧八年四月十一日的長詩，除抒發了自己在仕途上進退維穀之情外，還對變法作了相當尖銳的譏刺（至少在反動派看來）。
當時的情形是：王安石對外開邊，對內變法，本想富國強兵，出發點無疑是好的，結果事與願違。
神宗即位不久，鑒於宋王朝同遼國和西夏的屈辱和約，如今竟先後轉而對西夏和南方少數民族用兵，這一年八月遣內侍征調民車以備邊，心急火燎有增強兵備，“鞭笞四夷”之意。
十一月朝廷又令軍器監製造戰車，“伐木作車軸”，“取鼉（揚子鱷）皮以張戰鼓”，雖史無明文，但征集牛皮以供軍用卻與此相似。而這一切的征調，誰也不敢怠慢，否則就有資斧（利斧）之誅。
蘇軾並不反對抵抗遼國和西夏，他青年時代就表示要“與虜試周旋”，但是，他反對“首開邊隙”，反對為此而開礦、置將、伐木、取鼉，加重百姓負擔，鬧得雞犬不寧。神宗雖然對民間疾苦有著深厚的哀憐同情之心，但這些新法一個接一個地頒布，事目繁多，加上吏能淺薄，並未取得任何的實效。
如今密州仍然旱災、蝗災不斷，老百姓餓得以草木泥土充饑，作為知州的蘇軾也是“齋廚索然”，不堪其憂，隻得時常與通判劉廷式（字得之），沿著古城廢圃，采摘一些杞菊借以裹腹，過著“攬草木以誑口”淒慘的生活。
在詩中，蘇軾稱頌了劉孝叔在朝直言敢諫，有補於世，及見朝廷遺使擾民，就立即自請提舉宮觀，歸隱湖山。如今的時局和自己的處境既是這樣艱難，原本應接受故人“當歸”的勸告，但自己卻“未肯衣冠掛神武”，沒能掛冠而去、歸隱故裏。
我們前麵提到過，作為胸無城府的文人官員，蘇軾的性格也不能免俗。一旦遇到了知己或好友，就會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唯恐有所保留。
當然，作為行文與作詩，我們欣賞蘇軾的這種坦誠。但從政治角度考慮，這樣的做法，就顯得有些意氣用事了。
在隨後的《烏台詩案》中，詩中那些引經據典、文縐縐的押韻詩句，毫無懸念地都變成了蘇軾譏諷朝廷的證據了。
四月十二，朝廷突然下詔，宣布廢止給田募役法。
此舉使得蘇軾一頭霧水，因為自來密州任後，蘇軾就積極推行這項政策，比如先用助役錢招募了一些弓手，老百姓對此也很認同，執行起來也頗為順利。
誰知，就在密州官民齊心協力地要將政策推行下去之時，此法又被廢止。
在蘇軾眼中，這種給田募役法出發點是好的，但是各級官吏將它執行得有失偏頗，收上來的錢財沒有很好地反饋到百姓身上。這種製度中有五利二弊，總的來說是利大於弊，隻要設法將弊端盡量減少即可，這項製度還是不要廢除的好。
在王安石推行的新政中，原本就是以免役法替代差役法，所以說，免役法成了新法的重要組成部分，而給田募役法實為免役法的發展。就新法的整體而言，蘇軾是持反對態度的，但是對於新法中的具體措施，如“裁減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條式、修完器械、閱習旗鼓”等則是持以肯定態度的。
在《上神宗皇帝書》中，蘇軾就曾稱讚過給田免役法，可見到了這一時期，他的思想認識，已較新法執行初期有所發展，也就是說新法推行以來，有些好的結果已經開始凸顯出來。
什麽是差役法？
就是以前朝廷的各種差役均出於民，且各州都有定數，依照宋代的慣例，以衙前（宋代職役之一，負擔最重的差役，往往賠累破產）主管財物，以裏正、戶長等督察賦稅，以耆長、弓手、壯丁等逐捕盜賊，以承付、人力、散以官等確定差役人數。
俗話說，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這種辦法實行以後，民間為了規避繁重的徭役，大家有土地也不敢多耕以避戶等，骨肉血親不敢相認以憚人丁。就是這樣的無奈之舉，官府派給農戶的役使依然是居高不下。
在這種背景之下，免役法橫空出世，轉而取代了舊的差役法。
免疫法說白了，就是讓農戶出錢雇人去完成徭役，隻要你有錢，不管是未成丁戶、單丁戶、女戶，甚至是寺觀、品官之家，都可以以錢代役，這些錢被稱之為“助役錢”。
關於“免疫法”之義，為什麽要在這裏講這麽多，那是事關蘇軾的政治生活的曆史背景，為了在後文中對蘇軾的理解之需，我們有必要交代清楚。
這兩天，杭州的餘主簙來密，給蘇軾帶來了包括靈隱寺雲知和尚在內的僧俗的書信百餘道，並說杭州民眾都忘不了蘇學士，雲雲。
雲知和尚，原本屬於青原以下十世徒，泐潭澄禪師之法嗣，全稱為：臨安府靈隱雲知慈覺禪師。
蘇軾覺得，錢塘人懷念自己，自己也忘不了那裏的百姓。也許是自己與杭州的緣分還未盡吧，就給雲知和尚迴信說，當初不如向朝廷求得湖州或是明州這樣的州郡，在那裏就算停留幾個月，也能聊慰自己平生之心願。
送走了杭州的故舊，蘇軾突然收到了一個不好的消息：剛從青州離任兩個多月的滕元發被朝廷降罪而落職！
事情的緣由是，右禦林軍大將軍、秀州團練使趙世居謀逆，而滕元發的妻黨李逢與趙世居竟是同夥，所以就有小人向朝廷施壓想加害滕公。好在神宗皇帝了解滕元發這個“包拯式”的剛正人物，恕他無罪，隻給了個降職的處罰。
後來得知，麵對朝中小人變本加厲對滕公的中傷，神宗始終不願相信。就在滕元發入朝辭行之際，神宗皇帝終於知道了滕公之冤，隨即任命他為湖州知州，就在準備重新任用他更高的官職之時，神宗皇帝不幸駕崩了！
滕公讀到了神宗的遺詔後，竟當場撲倒在地，昏死過去，很久才蘇醒過來。
滕公痛哭道，我沒有為朝廷盡忠的機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