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寧七年（1062）初秋，蘇軾遊覽了杭州靈隱寺後山的高峰塔。
站在高峰塔下遠遠望去，隻見雲海茫茫，飛鳥下翔，耳邊的鍾磬之聲忽遠忽近，在破敗的高峰塔下僅見到一位耳聾的老道人，如今已是貧病交加，口糧不繼。
反觀自己，蘇軾心裏明明知道自己也許此生不會再來這裏了，但真正要離開此地，此刻心裏卻更加地彷徨。隻好讓隨從給老道留下一匹布，因為據說今年的初冬時節天將早霜。
杭州的營妓已經動身前往蘇州去迎訝新來的知州大人，而蘇軾作為臨時的負責人，也順手賦了一首《菩薩蠻》寄給了蘇州知州，還賦了一首《訴衷情》送別陳襄，同時迎接新知州楊繪。
八月十三，陳襄要離開杭州去往南都（宋時南京的別稱）了，蘇軾與杭州府簽判孫奕（字景山）等僚屬與陳襄作別於佛日淨慈寺，蘇軾知道，這次陳述古是真的要走了。
送別陳襄之時，蘇軾又用心賦了幾首詞作，這還不算，又一直將這位誌同道合的老上司送到杭州城北的臨平縣，再賦一首《南鄉子》作為留念才算了事。
八月十七，與陳述古兩易其任的楊繪楊大人順利到任。
此際，正值杭州城丹桂飄香的時節，蘇軾收到了上天竺寺僧人特意送來的桂花，他不忍獨享，鄭重地分贈給他的新上司兼老朋友楊元素。
那時候，天竺的桂花還是一種稀罕物，隻不過今天的杭州已經是遍植桂樹，桂花已正式成了杭州的“市花”，每逢金秋時節，金桂、銀桂、丹桂相繼盛放，滿城桂花飄香，今天的杭州老百姓在每一個桂花季，都能夠在自己的家門口享受到金秋桂香帶來的清新與欣喜。
在蘇軾倅杭的職業生涯中，離任前還有最後一件公事要辦，那就是深入到屬地去組織滅蝗。
多災多難的中國曆史上曾經蝗災迭起，《詩經》中就已提到“去其螟螣（螣即蝗蟲），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稚。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旱極而蝗”、“久旱必有蝗”，蝗蟲極喜溫暖幹燥，蝗災往往和嚴重旱災相伴而生。蝗災發生後，大量的蝗蟲吞食莊稼，使得農作物完全遭到破壞，人們常會因糧食短缺而發生饑荒。
蘇軾滅蝗的第一站是臨安縣，在臨安重過海會寺時，蘇軾作了清心堂詩，並觀看了蔡君謨所書《海會寺記》手跡。
此時，蔡君謨已經辭世六年了，而海會寺的明禪師也已經七十四歲高齡了，好在明禪師如今耳不聾眼不花的，把寺院整修的更加壯觀了。
蘇軾撲蝗至於潛縣南二十五裏的浮雲嶺時，在山行疲倦之際，突然懷念起自己在齊州任職的弟弟蘇轍，就在這浮雲嶺上寫了兩首詩。
也許是由於親情的關係，蘇軾在詩中除了給弟弟簡單介紹一下此刻對蝗災的憂心外，還毫無掩飾地寫下“獨眠林下夢魂好，迴首人間憂患長。殺馬毀車從此逝，子來何處問行藏。”（《捕蝗至浮雲嶺山行疲苶有懷子由弟》）這樣的詩句。
後來《烏台詩案》爆發，當反對者提到這四句詩時，蘇軾自己解釋說：“意謂新法青苗、助役等事，煩雜不可辦，亦言己才力不能勝任也。”，這也正是蘇軾的痛苦所在。
總的說來，王安石變法在曆史上本是一種進步，但新法本身並沒有解決農民的問題，加上新法執行中的某些偏差，已經給農民們帶來了不利。
當時，杭州境內，蝗蟲上蓋日月，下掩草木，蟲聲與錢塘江潮聲此起彼伏，農民們用草蔓裹捆的蝗蟲屍體埋於路邊，一堆一堆相連的，竟堆了二百餘裏。捕殺的蝗蟲數量，據官方統計是“近三萬斛”。
然而，那些無良小吏卻向朝廷報告蝗蟲並沒有構成災害，甚至說蝗蟲還能為民除草！
蘇軾因捕蝗至於潛，看到蝗災已經夠讓人憂心了，可朝中官員卻為了推行所謂的新法，不惜編造謊言以蒙蔽聖上，麵對這種情景，隻好作此二詩寄給弟弟蘇轍，以紓解自己心中的抑鬱與沉重之情。
八月二十五，蘇軾一行到了新城縣（今富陽新登鎮）西七十裏南新鄉的青牛嶺，青牛嶺原名寶福山，山上有青牛嶺和多福寺，此地人跡罕至，白雲常覆其頂。
在青牛嶺的高絕處，多福寺這座不知名的破敗小寺孤零零地隱於山間，好像在靜候著蘇軾的到來，蘇軾到此便給此寺的壁上題了詩，詩尾用灑脫的口氣作結，“明朝且複城中去，白雲卻在題詩處。”（《青牛嶺高絕處有小寺人跡罕到》）
後世的紀曉嵐讀到此詩讚歎不已，說蘇軾的這首詩句句脫灑，雖在咫尺卻有萬裏之勢，尤其是結尾的兩句結得極為飄渺，中間似有寓托，不同於那些“竊竊冥冥”之語。說白了，紀曉嵐先生就是覺得這樣的結尾不虛偽、不做作，足夠真誠直白之意。
也正是因為這樣一首“不事做作”的小詩，青牛嶺上的這座小寺才得以為今天的我們所知曉。
及次日，蘇軾已到了新城縣，新城縣令晁端友在自己地盤上的陳氏園裏接待了蘇軾一行。
其時，晁縣令之子晁補之也在場，正是這一次相聚，使得小晁得以在錢塘地界上因謁見了蘇軾為世人所知。
當時蘇軾看了小晁呈上來的文字後，甚為喜歡，看到小晁尚且年幼，就用一種循循善誘的口吻為小晁作下了一首五律。“我來亦何事，徙倚望雲巘。不見苦吟人，清樽為誰滿。”（《新城陳氏園次晁補之韻》），這種不恃才放曠的語氣，可見在陳氏園中蘇軾與晁氏父子的無間親密、無限歡樂之狀，作為時常引經據典的飽學之士，蘇軾這首被稱為“王孟清音”之作，亦是一種清麗的手法。
“我才不及古，歎息襟淚滿”，當然了，作為迴應，小晁也是挑燈夜戰，誠惶誠恐地唱和了兩首。
在新城縣與晁氏父子相晤之後，蘇軾一行一路西北來到了於潛縣（今浙江臨安市於潛鎮），在縣令與縣尉方君武的陪同下，遊覽了於潛縣西十八裏波亭鄉境內西菩山的西菩寺明智院，拜訪了杭州天竺靈山寺明智大師祖韶的兩個弟子之一的元淨禪師（辯才），夜宿西菩山。
因在蘇軾西菩寺的詩中有“路轉山腰足未移”句，寺前半裏許的亭子，還被後人命名為“轉山亭”。
當時的於潛知縣是毛國華，此人字君實，衢州（今屬浙江）江山石門鎮人。本來毛縣令實屬寂寂無名之士，但源於在於潛令上得遇蘇軾，其聲名借蘇詩卻重於一時。
毛國華本是皇佑元年進士，與蘇軾表兄文同同榜登科,曆官州縣吏，累遷婺州觀察推官。
父親名士廉，北宋初任大理評事，因此毛國華也屬於一名“官二代”，其父之高祖即是清漾毛氏八尚書之一的毛延鄴，在吳越國官至司徒（禮部尚書），所以子孫亦多在吳越國為官。
清漾毛氏祖居，位於今浙江省江山市石門鎮清漾村江南毛氏的發祥地，中華毛姓從周朝開始，“毛遂自薦”的主人公就是毛氏第二十二世後裔，現在河南原陽、山東騰州都有毛氏後人。居住長江以北者，稱為“北毛”。 後因戰亂南渡，遷居江南者，稱為“南毛”。
“南毛”中的“清漾毛氏”傳到至今已有一千四百多年的曆史。
近代國學大師毛子水、蔣介石的原配夫人毛福梅都是清漾毛氏後裔，另有國民黨高級將領毛人鳳、毛森的家鄉也在這裏。
還有清漾毛氏第二十七世孫毛愷，字達和，號介川，先後四十餘年曆官廿四任，其一生廉潔自律，剛正不阿，人稱“毛尚書”。
據說當年他家人為造一座府堂，因地界問題與鄰裏發生糾紛，便寫信給在京做刑部尚書的毛愷，毛愷迴信說：“千裏修書為堵牆，讓他三尺又何妨。萬裏長城今猶在，誰見當年秦始皇。”此後四百多年來，人們還在被毛尚書的高尚情操所感動著。
為什麽蘇軾專門提到自己恩公梅聖俞的詩集中有毛國華呢？
原來，大約在天聖年間，梅聖俞任桐城主簿時期，當時毛國華宣城令秩滿入京述職俟考，被轉授福清知縣，期間有詩贈梅，故梅聖俞以詩迴贈。
毛國華為令於潛時，其實已近年邁。蘇軾曾稱毛國華為“詩翁、老官”，可知毛國華年長於蘇軾多矣。宋人致仕大致在七十歲，考慮到老毛於潛任後還有過婺州觀察推官任期，故推測在熙寧七年任職於潛令時，毛老先生大約已六十多歲了。
蘇軾在杭州期間，多次赴臨安“視察工作”，期間就有於潛縣令刁璹、繼任毛國華等人的陪同，在一起交往甚頻，友情頗深，期間贈詩多首，其中《戲於潛令毛長官二首》、《與毛令方尉遊西菩寺二首》等詩當時就在士林中廣泛流傳，致使毛縣令本人聲名遠播。但毛國華的仕途生涯卻異常艱難，除了當時新舊黨爭頻發政治環境惡劣的影響外，估計還有很大一方麵亦與老毛的性格有關，不善鑽營，性情耿介，勿求於人，故交遊不廣，所交者亦皆性情中人。
所幸在於潛令上與蘇軾、刁璹、晁補之、參廖、辯才等有詩文之交，毛國華能知名於當時和後世，很大程度上與這梅聖俞、蘇軾二人有關。梅聖俞可謂是毛國華的早年知己，而蘇軾則為毛國華的晚年知交和揚其名者。
“歸來羞澀對妻子，自比鯰魚緣竹竿。”（《梅聖俞詩集中有毛長官者，今於潛令國華也。聖俞沒十五年，而君猶為令，捕蝗至其邑，作詩戲之》）這是蘇軾在於潛縣時戲毛縣令所做的詩，其中的“鯰魚緣竹竿”，鯰魚，魚綱鯰科，身體表麵多黏液，讓濕滑的它來攀爬竹竿，自是十分艱難。
這裏本來是說毛縣令性情耿介、仕途惟艱，但出處卻來自毛縣令的知己梅聖俞的家信中。
殊不知，老梅這位一生以詩知名的宋詩“開山祖師”，仕宦三十多年，“終不得一館職”。
因此說，“鯰魚緣竹竿”既是毛縣令仕途生涯的生動寫照，同時也是梅聖俞老先生為官一生的光輝曆程，也難怪，性情相投的“物以類聚”才使得二人能夠有了這樣的交集。
站在高峰塔下遠遠望去，隻見雲海茫茫，飛鳥下翔，耳邊的鍾磬之聲忽遠忽近，在破敗的高峰塔下僅見到一位耳聾的老道人，如今已是貧病交加，口糧不繼。
反觀自己，蘇軾心裏明明知道自己也許此生不會再來這裏了，但真正要離開此地，此刻心裏卻更加地彷徨。隻好讓隨從給老道留下一匹布，因為據說今年的初冬時節天將早霜。
杭州的營妓已經動身前往蘇州去迎訝新來的知州大人，而蘇軾作為臨時的負責人，也順手賦了一首《菩薩蠻》寄給了蘇州知州，還賦了一首《訴衷情》送別陳襄，同時迎接新知州楊繪。
八月十三，陳襄要離開杭州去往南都（宋時南京的別稱）了，蘇軾與杭州府簽判孫奕（字景山）等僚屬與陳襄作別於佛日淨慈寺，蘇軾知道，這次陳述古是真的要走了。
送別陳襄之時，蘇軾又用心賦了幾首詞作，這還不算，又一直將這位誌同道合的老上司送到杭州城北的臨平縣，再賦一首《南鄉子》作為留念才算了事。
八月十七，與陳述古兩易其任的楊繪楊大人順利到任。
此際，正值杭州城丹桂飄香的時節，蘇軾收到了上天竺寺僧人特意送來的桂花，他不忍獨享，鄭重地分贈給他的新上司兼老朋友楊元素。
那時候，天竺的桂花還是一種稀罕物，隻不過今天的杭州已經是遍植桂樹，桂花已正式成了杭州的“市花”，每逢金秋時節，金桂、銀桂、丹桂相繼盛放，滿城桂花飄香，今天的杭州老百姓在每一個桂花季，都能夠在自己的家門口享受到金秋桂香帶來的清新與欣喜。
在蘇軾倅杭的職業生涯中，離任前還有最後一件公事要辦，那就是深入到屬地去組織滅蝗。
多災多難的中國曆史上曾經蝗災迭起，《詩經》中就已提到“去其螟螣（螣即蝗蟲），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稚。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旱極而蝗”、“久旱必有蝗”，蝗蟲極喜溫暖幹燥，蝗災往往和嚴重旱災相伴而生。蝗災發生後，大量的蝗蟲吞食莊稼，使得農作物完全遭到破壞，人們常會因糧食短缺而發生饑荒。
蘇軾滅蝗的第一站是臨安縣，在臨安重過海會寺時，蘇軾作了清心堂詩，並觀看了蔡君謨所書《海會寺記》手跡。
此時，蔡君謨已經辭世六年了，而海會寺的明禪師也已經七十四歲高齡了，好在明禪師如今耳不聾眼不花的，把寺院整修的更加壯觀了。
蘇軾撲蝗至於潛縣南二十五裏的浮雲嶺時，在山行疲倦之際，突然懷念起自己在齊州任職的弟弟蘇轍，就在這浮雲嶺上寫了兩首詩。
也許是由於親情的關係，蘇軾在詩中除了給弟弟簡單介紹一下此刻對蝗災的憂心外，還毫無掩飾地寫下“獨眠林下夢魂好，迴首人間憂患長。殺馬毀車從此逝，子來何處問行藏。”（《捕蝗至浮雲嶺山行疲苶有懷子由弟》）這樣的詩句。
後來《烏台詩案》爆發，當反對者提到這四句詩時，蘇軾自己解釋說：“意謂新法青苗、助役等事，煩雜不可辦，亦言己才力不能勝任也。”，這也正是蘇軾的痛苦所在。
總的說來，王安石變法在曆史上本是一種進步，但新法本身並沒有解決農民的問題，加上新法執行中的某些偏差，已經給農民們帶來了不利。
當時，杭州境內，蝗蟲上蓋日月，下掩草木，蟲聲與錢塘江潮聲此起彼伏，農民們用草蔓裹捆的蝗蟲屍體埋於路邊，一堆一堆相連的，竟堆了二百餘裏。捕殺的蝗蟲數量，據官方統計是“近三萬斛”。
然而，那些無良小吏卻向朝廷報告蝗蟲並沒有構成災害，甚至說蝗蟲還能為民除草！
蘇軾因捕蝗至於潛，看到蝗災已經夠讓人憂心了，可朝中官員卻為了推行所謂的新法，不惜編造謊言以蒙蔽聖上，麵對這種情景，隻好作此二詩寄給弟弟蘇轍，以紓解自己心中的抑鬱與沉重之情。
八月二十五，蘇軾一行到了新城縣（今富陽新登鎮）西七十裏南新鄉的青牛嶺，青牛嶺原名寶福山，山上有青牛嶺和多福寺，此地人跡罕至，白雲常覆其頂。
在青牛嶺的高絕處，多福寺這座不知名的破敗小寺孤零零地隱於山間，好像在靜候著蘇軾的到來，蘇軾到此便給此寺的壁上題了詩，詩尾用灑脫的口氣作結，“明朝且複城中去，白雲卻在題詩處。”（《青牛嶺高絕處有小寺人跡罕到》）
後世的紀曉嵐讀到此詩讚歎不已，說蘇軾的這首詩句句脫灑，雖在咫尺卻有萬裏之勢，尤其是結尾的兩句結得極為飄渺，中間似有寓托，不同於那些“竊竊冥冥”之語。說白了，紀曉嵐先生就是覺得這樣的結尾不虛偽、不做作，足夠真誠直白之意。
也正是因為這樣一首“不事做作”的小詩，青牛嶺上的這座小寺才得以為今天的我們所知曉。
及次日，蘇軾已到了新城縣，新城縣令晁端友在自己地盤上的陳氏園裏接待了蘇軾一行。
其時，晁縣令之子晁補之也在場，正是這一次相聚，使得小晁得以在錢塘地界上因謁見了蘇軾為世人所知。
當時蘇軾看了小晁呈上來的文字後，甚為喜歡，看到小晁尚且年幼，就用一種循循善誘的口吻為小晁作下了一首五律。“我來亦何事，徙倚望雲巘。不見苦吟人，清樽為誰滿。”（《新城陳氏園次晁補之韻》），這種不恃才放曠的語氣，可見在陳氏園中蘇軾與晁氏父子的無間親密、無限歡樂之狀，作為時常引經據典的飽學之士，蘇軾這首被稱為“王孟清音”之作，亦是一種清麗的手法。
“我才不及古，歎息襟淚滿”，當然了，作為迴應，小晁也是挑燈夜戰，誠惶誠恐地唱和了兩首。
在新城縣與晁氏父子相晤之後，蘇軾一行一路西北來到了於潛縣（今浙江臨安市於潛鎮），在縣令與縣尉方君武的陪同下，遊覽了於潛縣西十八裏波亭鄉境內西菩山的西菩寺明智院，拜訪了杭州天竺靈山寺明智大師祖韶的兩個弟子之一的元淨禪師（辯才），夜宿西菩山。
因在蘇軾西菩寺的詩中有“路轉山腰足未移”句，寺前半裏許的亭子，還被後人命名為“轉山亭”。
當時的於潛知縣是毛國華，此人字君實，衢州（今屬浙江）江山石門鎮人。本來毛縣令實屬寂寂無名之士，但源於在於潛令上得遇蘇軾，其聲名借蘇詩卻重於一時。
毛國華本是皇佑元年進士，與蘇軾表兄文同同榜登科,曆官州縣吏，累遷婺州觀察推官。
父親名士廉，北宋初任大理評事，因此毛國華也屬於一名“官二代”，其父之高祖即是清漾毛氏八尚書之一的毛延鄴，在吳越國官至司徒（禮部尚書），所以子孫亦多在吳越國為官。
清漾毛氏祖居，位於今浙江省江山市石門鎮清漾村江南毛氏的發祥地，中華毛姓從周朝開始，“毛遂自薦”的主人公就是毛氏第二十二世後裔，現在河南原陽、山東騰州都有毛氏後人。居住長江以北者，稱為“北毛”。 後因戰亂南渡，遷居江南者，稱為“南毛”。
“南毛”中的“清漾毛氏”傳到至今已有一千四百多年的曆史。
近代國學大師毛子水、蔣介石的原配夫人毛福梅都是清漾毛氏後裔，另有國民黨高級將領毛人鳳、毛森的家鄉也在這裏。
還有清漾毛氏第二十七世孫毛愷，字達和，號介川，先後四十餘年曆官廿四任，其一生廉潔自律，剛正不阿，人稱“毛尚書”。
據說當年他家人為造一座府堂，因地界問題與鄰裏發生糾紛，便寫信給在京做刑部尚書的毛愷，毛愷迴信說：“千裏修書為堵牆，讓他三尺又何妨。萬裏長城今猶在，誰見當年秦始皇。”此後四百多年來，人們還在被毛尚書的高尚情操所感動著。
為什麽蘇軾專門提到自己恩公梅聖俞的詩集中有毛國華呢？
原來，大約在天聖年間，梅聖俞任桐城主簿時期，當時毛國華宣城令秩滿入京述職俟考，被轉授福清知縣，期間有詩贈梅，故梅聖俞以詩迴贈。
毛國華為令於潛時，其實已近年邁。蘇軾曾稱毛國華為“詩翁、老官”，可知毛國華年長於蘇軾多矣。宋人致仕大致在七十歲，考慮到老毛於潛任後還有過婺州觀察推官任期，故推測在熙寧七年任職於潛令時，毛老先生大約已六十多歲了。
蘇軾在杭州期間，多次赴臨安“視察工作”，期間就有於潛縣令刁璹、繼任毛國華等人的陪同，在一起交往甚頻，友情頗深，期間贈詩多首，其中《戲於潛令毛長官二首》、《與毛令方尉遊西菩寺二首》等詩當時就在士林中廣泛流傳，致使毛縣令本人聲名遠播。但毛國華的仕途生涯卻異常艱難，除了當時新舊黨爭頻發政治環境惡劣的影響外，估計還有很大一方麵亦與老毛的性格有關，不善鑽營，性情耿介，勿求於人，故交遊不廣，所交者亦皆性情中人。
所幸在於潛令上與蘇軾、刁璹、晁補之、參廖、辯才等有詩文之交，毛國華能知名於當時和後世，很大程度上與這梅聖俞、蘇軾二人有關。梅聖俞可謂是毛國華的早年知己，而蘇軾則為毛國華的晚年知交和揚其名者。
“歸來羞澀對妻子，自比鯰魚緣竹竿。”（《梅聖俞詩集中有毛長官者，今於潛令國華也。聖俞沒十五年，而君猶為令，捕蝗至其邑，作詩戲之》）這是蘇軾在於潛縣時戲毛縣令所做的詩，其中的“鯰魚緣竹竿”，鯰魚，魚綱鯰科，身體表麵多黏液，讓濕滑的它來攀爬竹竿，自是十分艱難。
這裏本來是說毛縣令性情耿介、仕途惟艱，但出處卻來自毛縣令的知己梅聖俞的家信中。
殊不知，老梅這位一生以詩知名的宋詩“開山祖師”，仕宦三十多年，“終不得一館職”。
因此說，“鯰魚緣竹竿”既是毛縣令仕途生涯的生動寫照，同時也是梅聖俞老先生為官一生的光輝曆程，也難怪，性情相投的“物以類聚”才使得二人能夠有了這樣的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