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杭州新老知州交接的真空時段，蘇軾曾經全權執掌過一段時間的州事。
就在蘇軾即將離開杭州去密州（今山東諸城）任職之前，有一位別號“九尾野孤”的營妓向官府提出申請，以自己年老色衰為由，請求脫離營妓名籍，想把自己洗白成為良家婦女。
營妓是舊時娼妓之一種。
唐宋時，娼妓是官府經營的，在唐代或隸屬教坊，或隸屬軍營。宋代則分屬“州郡”和“軍營”，其身份統一被列入另冊，如想脫離娼妓名籍，也是可以的，但需由本人提出申請。
唐宋時的娼妓可大致分為這樣幾種：
宮妓，其主要職責是在皇家舉行的各種節日慶典及盛會之類的活動上演出，並為帝王提供各種娛樂；
營妓，又稱軍妓，在軍隊為將士們提供娛樂；
官妓，指的是那些列入地方官家樂籍也就是教坊（梨園）並在官府舉辦的各式各樣活動及宴會上表演歌舞音樂的藝人；
家妓，是指養在家中能歌善舞、擅長音樂雜藝的美貌女子。
由此可見，娼妓並非全是賣身的妓女，如宋朝法律明確規定，官妓隻準“歌舞佐酒”，不準“私侍枕席”，出賣肉體也是違法的。
蘇軾當時隻是杭州的臨時負責人，新領導馬上就會到任，他本來完全可以把棘手之事推給新任領導來處理。
但他是個樂天派，喜歡開玩笑，看到這份有趣的請示後，提起筆來就批示：
“五日京兆，判狀不難；九尾野狐，從良任便。”
同意了其從良的請求。
這裏的“五日京兆”是用了西漢京兆尹張敞的故事：
因受一個案子的牽連，張敞被人彈劾，即將去職。就在這個時候，張敞命令其部下絮舜去查辦一個案件，絮舜卻說：你隻能做五天的京兆尹了，我為什麽還要聽你的話？就私自迴家睡覺去了。
張敞非常生氣，馬上派人將絮舜拘押起來，說：五日京兆又怎麽樣？說完就把絮舜殺了。
蘇軾在這裏引用此典故是想說明，我雖然隻是個臨時負責人，並且還即將離任，但還是有權批準你“九尾野狐”的從良請求的。
可以說，蘇軾的這個批示確實非常有趣。
可更有趣的是，別號“九尾野狐”的請示剛剛批下去，另一份相似內容的請示馬上又遞到了蘇軾這位代理官員的手上。
這迴提出從良嫁人請求的營妓名叫周生，是當時杭州城長得最漂亮、技藝也最佳的營妓。
我們前麵說了，營妓就是有正規編製的慰勞軍士的歌舞團團員。
如果說，人老色衰的“九尾野狐”要走，蘇軾可以不留，那麽，要放走色藝俱佳的周生，蘇軾就不得不認真考慮考慮了，因為周生是業務骨幹，是台柱子，杭州城每次搞大型演出活動，都得靠她撐台麵。這樣的人才，怎麽能夠隨便放走呢？
所以，蘇軾在她的請示上批道：慕周南之化，此意雖可嘉；空冀北之群，所請宜不允。
一個被判從良，脫離營籍；一個被判不允，仍操舊業。這本來就要讓人笑破肚皮，更好笑的還是蘇軾在批示中引用的這兩個典故：
“慕周南之化”典出《詩經·周南·關雎》：“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而“空冀北之群”典出韓愈《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群遂空。”比喻有才能的人遇到知己而得到提拔，成語“群空冀北”就由此而來。
蘇軾巧妙地借用這兩個典故，是說周生追求美好幸福的婚姻生活，精神固然可嘉。但像你這種色藝俱佳的歌舞女郎，是難得的人才，似乎不應該這麽早就脫離營妓名籍、從良嫁人。
再說，放你走了，杭州的藝術團體以後就缺少能夠撐台麵的藝人，所以我不能批準你的請求，還請你能夠原諒和理解。
這完全就是文人們心中特有的有趣的邏輯。
新任知州陳襄到任時，正是杭州城裏木芙蓉大盛之時節。
木芙蓉又名芙蓉花、拒霜花，原產我國的湖南，目前成了成都市的市花。
陳襄，字述古，因居古靈，故號“古靈先生”，與鄭穆、陳烈、周希孟並稱“古靈四先生”，侯官（今福建省福州市）人，還是理學大師朱熹（號晦庵）的得意門生。
熙寧元年（1068），老陳任尚書刑部郎中，修起居注，知諫院，管勾國子監事，改侍禦史知雜事。
其時王安石執政，陳襄五次上疏，論“青苗法”之害，請罷免王安石、呂惠卿等小人。神宗不從，但器重陳襄文才，召試知製誥。陳襄以言不見聽，辭不應試。
熙寧四年（1071），陳襄出知陳州（今河南淮陽），在任期內曾修建範仲淹擬修的學舍，與諸生講解《中庸》。
陳襄與蘇軾的見麵禮，是從一首《和陳述古拒霜花》開始的。
蘇軾在唱和陳知州的詩中有“喚作拒霜知未稱，細思卻是最宜霜。”（《和陳述古拒霜花》）句，在這裏，蘇軾麵對和自己有著同樣抱負的陳襄，在當下新法盛行的政治氛圍中，蘇軾很是喜歡木芙蓉這種開放於深秋，霜侵露淩卻又風姿豔麗，占盡深秋風情的花卉，覺得它就像是極具風骨的曆代士子一樣，最適合被叫做“拒霜花”了。
陳襄上任後，一個叫孫奕的閩人被破格提拔為簽判。
孫奕，字景山，福建閩縣人。
此人也是因為抵觸新法，被鄧錧等人彈劾而外放的官員，在陳襄的眼裏，小孫是一位“行事著於鄉裏，節義信於朋友，曆官所至，多以善政聞”的好幹部。
此時已時近深秋，正當蘇軾與新任知州陳襄在工作上互相熟悉與磨合之際，周邠的老母親去世了。
周邠（字開祖）是陳舜俞的女婿、錢塘人，其時任錢塘縣令。此人年長蘇軾一歲，是個陪同蘇軾在杭州西湖邊流連了三年的鐵杆。
聽聞好朋友喪母的噩耗，蘇軾立即前往祭奠，還給周老夫人寫了挽辭。
閑暇時，蘇軾就會圍繞西湖一帶到處走走。
鳳凰山上有座梵天寺，寺僧惠詮的一首小詩“落日寒蟬鳴，獨歸林下寺。柴扉夜未掩，片月隨行屨。” 蘇軾讀後，覺得清婉可愛，就想唱和一首。
但這種超脫於世俗之外的寺僧之作，絕非俗人可比，蘇軾的和詩“但聞煙外鍾，不見煙中寺。幽人行未已，草露濕芒屨。”（《梵天寺見僧守詮小詩清婉可愛次韻》）此詩雖也清絕過人遠甚，但是惠詮的詩，更是有著月下林間那種幽深清遠的另一種風流。
紀曉嵐先生讀後認為，蘇軾之所以喜歡惠詮這首小詩，乃是“偶思螺蛤”之意，就是說大魚大肉吃多了的人，偶爾覺得小菜也很可口。
一日，蘇軾在聽杭僧惟賢彈琴時，突然想起了與恩師歐陽修大人一件往事。
因為古人要求學生要掌握六種基本的才能：禮、樂、射、禦、書、數，即“六藝”。
古時候，有“禮” 則必有慶賀燕饗之“樂”，有慶賀燕饗之樂則必有五音“宮、商、角、徵、羽”的伴奏，古代政府還專門設有掌管音樂的官吏,專門負責宮中的慶賀燕饗之樂。
所以，歐陽修大人就問蘇軾道，小蘇，你認為古人的哪一首琴詩寫的最好？
蘇軾說，我認為唐時韓退之（韓愈）的《聽穎師琴》這首詩寫的最好。
歐陽公道，這首詩固然奇麗，但卻是一首聽琵琶的詩，而不是琴詩。
如今在聽了惟賢的琴聲後，蘇軾就結合琴聲做了一首琴詩，“大弦春溫和且平，小弦廉折亮以清。平生未識宮與角，但聞牛鳴盎中雉登木。”（《聽賢師琴》）
“宮、商、角（音決）、徵（音紙）、羽”類似現在簡譜中的1、2、3、5、6。
即宮等於1(do)，商等於2(re)，角等於3(mi)，徵等於5(sol)，羽等於6)，是我國古代音樂的階名，即五聲音階中各音的名稱，合稱“五聲”。
蘇軾詩中的“宮”在古時候被狀為像牛鳴盎中的聲音，而“角”則被狀為像雉雞登木以鳴、疾而清的聲音。
當這首蘇軾自認為最能反映出琴聲之妙的詩作完成後，第一時間寄給了歐陽修大人，還想與之進一步探討聽琴詩的最佳表達之法。
遺憾的是，他收到的卻是恩師已經仙逝的消息！
孔文仲這個人我們前文多次提及過，範鎮曾舉薦蘇軾與孔文仲任諫官，後來這件事還令範鎮老先生非常頭疼。
原因是不僅朝廷上沒有恩準，還給蘇軾帶來了被誣以借官船走私和遭到彈劾的結果。
就連司馬光老先生也曾說過，朝中的蘇軾及孔文仲本是名不見經傳的小臣僚，都敢不避陛下的雷霆之威與王介甫的虎狼之怒，屢次上書對策指陳朝廷的得失和王安石的荒唐。凜然正氣、視死如歸，對於自己的政治前途絲毫沒有放在心上！在這一點上，老夫我遠遠不如人家蘇軾和孔文仲啊！
孔文仲，字經父，新喻（今江西新餘縣）人。因為曾當麵否定王安石的理財用人之法，遭到貶謫並外放，如今孔文仲的台州推官也被罷免。
在杭州收到了孔文仲的贈詩後，蘇軾感到兩個人同為天涯淪落之人，當即和了一首長詩相贈。
孔文仲離開杭州後，蘇軾被派往仁和縣湯村為朝廷開挖運鹽河現場督役。
仁和縣的前身，是吳越時期設置的錢江縣。
今天的仁和，大致是指餘杭區下轄的仁和街道，既是餘杭、拱墅、臨平三區結合部，也是杭州西北群山與東側大運河水網間的平陸地帶。
然而在從前，仁和是與錢塘齊名的杭州屬縣，麵積也比現在大得多。
仁和鎮，就是今天的喬司。
喬司，初名仁和鎮，宋代改名湯村鎮，是當時著名的鹽業基地，也是宋代仁和縣四大鎮之一。
《元豐九域誌》卷五《兩浙路》記載，北宋時仁和縣設臨平、湯村、範浦（今艮山門一帶）、江漲橋（今湖墅路）四鎮以及九鄉。
仁和與餘杭、錢塘、臨安、建德、青溪為望縣。其中仁和與餘杭、錢塘還是杭州的屬縣。
所謂望縣，按照北宋標準，居住人口要達到“一萬戶”以上。
戶，就是一戶人家。
“望縣”是僅次於京城內部赤縣與京城周邊畿縣，在地方上最高等級的縣，足可見仁和之人口密集。
宋時湯村位於安仁東鄉，離縣署四十一裏，而都鹽倉在天宗門裏。
仁和縣有四大鎮，湯村為其一，前沙河在菜市門外太平橋外沙河北水陸寺前入港，可通湯鎮、赭山、岩門鹽場，此時的蘇軾就是要在這裏督役民夫們開挖運鹽河的。
那麽，蘇軾同誌為什麽會被朝廷派往湯村開挖運鹽河呢？
事實上，這些地方曆史上都曾是產鹽重地。
錢塘江，因其獨特的地理位置和湧潮現象，江水含鹽量頗高。自古以來，沿江地區的人們就善於利用這一資源，通過刮鹵或煮水的方式製鹽。
因此，錢塘江沿岸湧現出許多與“鹽”緊密相連的地名，如海鹽、鹽平、鹽官和鹽倉等地。
甚至有人認為，杭州的餘杭、寧波的餘姚以及杭州的蕭山等地名也與鹽有關，因為“餘”在越語中即為“鹽”。
那麽，“喬司”這個名字又是如何與鹽扯上關係的呢？這還得從錢塘江邊的一個湯村鎮說起。
這個村鎮位於杭州臨平以南約十八裏處，宋代時已發展成為著名的鹽場。
人們在這裏設立了專門的製鹽鹵和煮鹽設施，所產的鹽色澤潔白、味道鮮美，深受杭州人喜愛。製鹽業不僅成為了當地百姓的重要生計，也為朝廷帶來了可觀的賦稅收入。
然而，運送這些白花花的鹽卻成了問題。
湯村鹽的運輸主要依賴運鹽河，但這條河道狹窄且周邊土質鬆散，經常堵塞。在天氣幹旱時，河水減少甚至露出河床，運鹽河幾乎無法通行。鹽民們麵對這一困境，隻能期盼老天能降大雨以解河道之困。
當時，盧秉提舉兩浙鹽事，進行了一係列鹽法改革。
臨近年尾，朝廷下達命令要求征收十萬擔鹽。
然而，鹽倉監在處理鹽倉和鹽場政務時麵臨困境，他們嚐試拓寬運鹽河以解決運輸問題，但工程艱巨，最終落到了時任杭州通判的蘇軾肩上。
在初冬的細雨中，蘇軾專程來到湯村鎮監督運鹽河的開鑿工作。
他目睹了民夫們在狹窄泥濘的道路上辛苦勞作，深感同情。在這種複雜的心情之下，他寫下了《湯村開運鹽河雨中督役》一詩，真實描繪了民夫們冒雨開河的艱辛。作為通判的蘇軾，決心要盡快完成開河工程，以解決鹽民的困境。
他駐紮在工地附近的皋亭山腳下水陸寺，親自督工，不辭辛勞。
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運鹽河終於疏通，湯村的鹽得以順利運入艮山門外的鹽倉，同時也為朝廷帶來了豐厚的課稅收入。
就在蘇軾即將離開杭州去密州（今山東諸城）任職之前，有一位別號“九尾野孤”的營妓向官府提出申請，以自己年老色衰為由，請求脫離營妓名籍，想把自己洗白成為良家婦女。
營妓是舊時娼妓之一種。
唐宋時，娼妓是官府經營的，在唐代或隸屬教坊，或隸屬軍營。宋代則分屬“州郡”和“軍營”，其身份統一被列入另冊，如想脫離娼妓名籍，也是可以的，但需由本人提出申請。
唐宋時的娼妓可大致分為這樣幾種：
宮妓，其主要職責是在皇家舉行的各種節日慶典及盛會之類的活動上演出，並為帝王提供各種娛樂；
營妓，又稱軍妓，在軍隊為將士們提供娛樂；
官妓，指的是那些列入地方官家樂籍也就是教坊（梨園）並在官府舉辦的各式各樣活動及宴會上表演歌舞音樂的藝人；
家妓，是指養在家中能歌善舞、擅長音樂雜藝的美貌女子。
由此可見，娼妓並非全是賣身的妓女，如宋朝法律明確規定，官妓隻準“歌舞佐酒”，不準“私侍枕席”，出賣肉體也是違法的。
蘇軾當時隻是杭州的臨時負責人，新領導馬上就會到任，他本來完全可以把棘手之事推給新任領導來處理。
但他是個樂天派，喜歡開玩笑，看到這份有趣的請示後，提起筆來就批示：
“五日京兆，判狀不難；九尾野狐，從良任便。”
同意了其從良的請求。
這裏的“五日京兆”是用了西漢京兆尹張敞的故事：
因受一個案子的牽連，張敞被人彈劾，即將去職。就在這個時候，張敞命令其部下絮舜去查辦一個案件，絮舜卻說：你隻能做五天的京兆尹了，我為什麽還要聽你的話？就私自迴家睡覺去了。
張敞非常生氣，馬上派人將絮舜拘押起來，說：五日京兆又怎麽樣？說完就把絮舜殺了。
蘇軾在這裏引用此典故是想說明，我雖然隻是個臨時負責人，並且還即將離任，但還是有權批準你“九尾野狐”的從良請求的。
可以說，蘇軾的這個批示確實非常有趣。
可更有趣的是，別號“九尾野狐”的請示剛剛批下去，另一份相似內容的請示馬上又遞到了蘇軾這位代理官員的手上。
這迴提出從良嫁人請求的營妓名叫周生，是當時杭州城長得最漂亮、技藝也最佳的營妓。
我們前麵說了，營妓就是有正規編製的慰勞軍士的歌舞團團員。
如果說，人老色衰的“九尾野狐”要走，蘇軾可以不留，那麽，要放走色藝俱佳的周生，蘇軾就不得不認真考慮考慮了，因為周生是業務骨幹，是台柱子，杭州城每次搞大型演出活動，都得靠她撐台麵。這樣的人才，怎麽能夠隨便放走呢？
所以，蘇軾在她的請示上批道：慕周南之化，此意雖可嘉；空冀北之群，所請宜不允。
一個被判從良，脫離營籍；一個被判不允，仍操舊業。這本來就要讓人笑破肚皮，更好笑的還是蘇軾在批示中引用的這兩個典故：
“慕周南之化”典出《詩經·周南·關雎》：“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而“空冀北之群”典出韓愈《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群遂空。”比喻有才能的人遇到知己而得到提拔，成語“群空冀北”就由此而來。
蘇軾巧妙地借用這兩個典故，是說周生追求美好幸福的婚姻生活，精神固然可嘉。但像你這種色藝俱佳的歌舞女郎，是難得的人才，似乎不應該這麽早就脫離營妓名籍、從良嫁人。
再說，放你走了，杭州的藝術團體以後就缺少能夠撐台麵的藝人，所以我不能批準你的請求，還請你能夠原諒和理解。
這完全就是文人們心中特有的有趣的邏輯。
新任知州陳襄到任時，正是杭州城裏木芙蓉大盛之時節。
木芙蓉又名芙蓉花、拒霜花，原產我國的湖南，目前成了成都市的市花。
陳襄，字述古，因居古靈，故號“古靈先生”，與鄭穆、陳烈、周希孟並稱“古靈四先生”，侯官（今福建省福州市）人，還是理學大師朱熹（號晦庵）的得意門生。
熙寧元年（1068），老陳任尚書刑部郎中，修起居注，知諫院，管勾國子監事，改侍禦史知雜事。
其時王安石執政，陳襄五次上疏，論“青苗法”之害，請罷免王安石、呂惠卿等小人。神宗不從，但器重陳襄文才，召試知製誥。陳襄以言不見聽，辭不應試。
熙寧四年（1071），陳襄出知陳州（今河南淮陽），在任期內曾修建範仲淹擬修的學舍，與諸生講解《中庸》。
陳襄與蘇軾的見麵禮，是從一首《和陳述古拒霜花》開始的。
蘇軾在唱和陳知州的詩中有“喚作拒霜知未稱，細思卻是最宜霜。”（《和陳述古拒霜花》）句，在這裏，蘇軾麵對和自己有著同樣抱負的陳襄，在當下新法盛行的政治氛圍中，蘇軾很是喜歡木芙蓉這種開放於深秋，霜侵露淩卻又風姿豔麗，占盡深秋風情的花卉，覺得它就像是極具風骨的曆代士子一樣，最適合被叫做“拒霜花”了。
陳襄上任後，一個叫孫奕的閩人被破格提拔為簽判。
孫奕，字景山，福建閩縣人。
此人也是因為抵觸新法，被鄧錧等人彈劾而外放的官員，在陳襄的眼裏，小孫是一位“行事著於鄉裏，節義信於朋友，曆官所至，多以善政聞”的好幹部。
此時已時近深秋，正當蘇軾與新任知州陳襄在工作上互相熟悉與磨合之際，周邠的老母親去世了。
周邠（字開祖）是陳舜俞的女婿、錢塘人，其時任錢塘縣令。此人年長蘇軾一歲，是個陪同蘇軾在杭州西湖邊流連了三年的鐵杆。
聽聞好朋友喪母的噩耗，蘇軾立即前往祭奠，還給周老夫人寫了挽辭。
閑暇時，蘇軾就會圍繞西湖一帶到處走走。
鳳凰山上有座梵天寺，寺僧惠詮的一首小詩“落日寒蟬鳴，獨歸林下寺。柴扉夜未掩，片月隨行屨。” 蘇軾讀後，覺得清婉可愛，就想唱和一首。
但這種超脫於世俗之外的寺僧之作，絕非俗人可比，蘇軾的和詩“但聞煙外鍾，不見煙中寺。幽人行未已，草露濕芒屨。”（《梵天寺見僧守詮小詩清婉可愛次韻》）此詩雖也清絕過人遠甚，但是惠詮的詩，更是有著月下林間那種幽深清遠的另一種風流。
紀曉嵐先生讀後認為，蘇軾之所以喜歡惠詮這首小詩，乃是“偶思螺蛤”之意，就是說大魚大肉吃多了的人，偶爾覺得小菜也很可口。
一日，蘇軾在聽杭僧惟賢彈琴時，突然想起了與恩師歐陽修大人一件往事。
因為古人要求學生要掌握六種基本的才能：禮、樂、射、禦、書、數，即“六藝”。
古時候，有“禮” 則必有慶賀燕饗之“樂”，有慶賀燕饗之樂則必有五音“宮、商、角、徵、羽”的伴奏，古代政府還專門設有掌管音樂的官吏,專門負責宮中的慶賀燕饗之樂。
所以，歐陽修大人就問蘇軾道，小蘇，你認為古人的哪一首琴詩寫的最好？
蘇軾說，我認為唐時韓退之（韓愈）的《聽穎師琴》這首詩寫的最好。
歐陽公道，這首詩固然奇麗，但卻是一首聽琵琶的詩，而不是琴詩。
如今在聽了惟賢的琴聲後，蘇軾就結合琴聲做了一首琴詩，“大弦春溫和且平，小弦廉折亮以清。平生未識宮與角，但聞牛鳴盎中雉登木。”（《聽賢師琴》）
“宮、商、角（音決）、徵（音紙）、羽”類似現在簡譜中的1、2、3、5、6。
即宮等於1(do)，商等於2(re)，角等於3(mi)，徵等於5(sol)，羽等於6)，是我國古代音樂的階名，即五聲音階中各音的名稱，合稱“五聲”。
蘇軾詩中的“宮”在古時候被狀為像牛鳴盎中的聲音，而“角”則被狀為像雉雞登木以鳴、疾而清的聲音。
當這首蘇軾自認為最能反映出琴聲之妙的詩作完成後，第一時間寄給了歐陽修大人，還想與之進一步探討聽琴詩的最佳表達之法。
遺憾的是，他收到的卻是恩師已經仙逝的消息！
孔文仲這個人我們前文多次提及過，範鎮曾舉薦蘇軾與孔文仲任諫官，後來這件事還令範鎮老先生非常頭疼。
原因是不僅朝廷上沒有恩準，還給蘇軾帶來了被誣以借官船走私和遭到彈劾的結果。
就連司馬光老先生也曾說過，朝中的蘇軾及孔文仲本是名不見經傳的小臣僚，都敢不避陛下的雷霆之威與王介甫的虎狼之怒，屢次上書對策指陳朝廷的得失和王安石的荒唐。凜然正氣、視死如歸，對於自己的政治前途絲毫沒有放在心上！在這一點上，老夫我遠遠不如人家蘇軾和孔文仲啊！
孔文仲，字經父，新喻（今江西新餘縣）人。因為曾當麵否定王安石的理財用人之法，遭到貶謫並外放，如今孔文仲的台州推官也被罷免。
在杭州收到了孔文仲的贈詩後，蘇軾感到兩個人同為天涯淪落之人，當即和了一首長詩相贈。
孔文仲離開杭州後，蘇軾被派往仁和縣湯村為朝廷開挖運鹽河現場督役。
仁和縣的前身，是吳越時期設置的錢江縣。
今天的仁和，大致是指餘杭區下轄的仁和街道，既是餘杭、拱墅、臨平三區結合部，也是杭州西北群山與東側大運河水網間的平陸地帶。
然而在從前，仁和是與錢塘齊名的杭州屬縣，麵積也比現在大得多。
仁和鎮，就是今天的喬司。
喬司，初名仁和鎮，宋代改名湯村鎮，是當時著名的鹽業基地，也是宋代仁和縣四大鎮之一。
《元豐九域誌》卷五《兩浙路》記載，北宋時仁和縣設臨平、湯村、範浦（今艮山門一帶）、江漲橋（今湖墅路）四鎮以及九鄉。
仁和與餘杭、錢塘、臨安、建德、青溪為望縣。其中仁和與餘杭、錢塘還是杭州的屬縣。
所謂望縣，按照北宋標準，居住人口要達到“一萬戶”以上。
戶，就是一戶人家。
“望縣”是僅次於京城內部赤縣與京城周邊畿縣，在地方上最高等級的縣，足可見仁和之人口密集。
宋時湯村位於安仁東鄉，離縣署四十一裏，而都鹽倉在天宗門裏。
仁和縣有四大鎮，湯村為其一，前沙河在菜市門外太平橋外沙河北水陸寺前入港，可通湯鎮、赭山、岩門鹽場，此時的蘇軾就是要在這裏督役民夫們開挖運鹽河的。
那麽，蘇軾同誌為什麽會被朝廷派往湯村開挖運鹽河呢？
事實上，這些地方曆史上都曾是產鹽重地。
錢塘江，因其獨特的地理位置和湧潮現象，江水含鹽量頗高。自古以來，沿江地區的人們就善於利用這一資源，通過刮鹵或煮水的方式製鹽。
因此，錢塘江沿岸湧現出許多與“鹽”緊密相連的地名，如海鹽、鹽平、鹽官和鹽倉等地。
甚至有人認為，杭州的餘杭、寧波的餘姚以及杭州的蕭山等地名也與鹽有關，因為“餘”在越語中即為“鹽”。
那麽，“喬司”這個名字又是如何與鹽扯上關係的呢？這還得從錢塘江邊的一個湯村鎮說起。
這個村鎮位於杭州臨平以南約十八裏處，宋代時已發展成為著名的鹽場。
人們在這裏設立了專門的製鹽鹵和煮鹽設施，所產的鹽色澤潔白、味道鮮美，深受杭州人喜愛。製鹽業不僅成為了當地百姓的重要生計，也為朝廷帶來了可觀的賦稅收入。
然而，運送這些白花花的鹽卻成了問題。
湯村鹽的運輸主要依賴運鹽河，但這條河道狹窄且周邊土質鬆散，經常堵塞。在天氣幹旱時，河水減少甚至露出河床，運鹽河幾乎無法通行。鹽民們麵對這一困境，隻能期盼老天能降大雨以解河道之困。
當時，盧秉提舉兩浙鹽事，進行了一係列鹽法改革。
臨近年尾，朝廷下達命令要求征收十萬擔鹽。
然而，鹽倉監在處理鹽倉和鹽場政務時麵臨困境，他們嚐試拓寬運鹽河以解決運輸問題，但工程艱巨，最終落到了時任杭州通判的蘇軾肩上。
在初冬的細雨中，蘇軾專程來到湯村鎮監督運鹽河的開鑿工作。
他目睹了民夫們在狹窄泥濘的道路上辛苦勞作，深感同情。在這種複雜的心情之下，他寫下了《湯村開運鹽河雨中督役》一詩，真實描繪了民夫們冒雨開河的艱辛。作為通判的蘇軾，決心要盡快完成開河工程，以解決鹽民的困境。
他駐紮在工地附近的皋亭山腳下水陸寺，親自督工，不辭辛勞。
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運鹽河終於疏通，湯村的鹽得以順利運入艮山門外的鹽倉，同時也為朝廷帶來了豐厚的課稅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