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如今的杭州“茶鄉第一村”——龍井村，因盛產頂級西湖龍井茶而聞名於世。
該村東臨西子湖，西依五雲山，南靠滔滔東逝的錢塘江水，北抵插入雲端的南北高峰，四周群山疊翠，雲霧環繞，猶如一顆鑲嵌在西子湖畔的翡翠寶石。
龍井之南為九溪，其西部為十八澗，一路向前可達月輪山。“月輪”這一頗具詩意的山名，曾引起許多文人的詠歎，也產生了不少傳說故事。
月輪山是眺攬錢江美景的最好去處，站在山巔，極目南望，感受到的是濕爽怡人的習習江風，映入眼簾的是由古塔、大橋和滔滔江水構成的別具雄渾情韻的壯麗圖畫，使人心胸寬朗，神思如翔。
耐人尋味的是，六和塔與錢塘江大橋這對一古一今，一橫一豎，風格完全不同，照理應該是很不和諧的搭配，卻在這裏完美無缺地與周邊的自然環境融合在了一起，不由讓人感歎造物的神奇。
月輪山又是杭州金魚的發祥地。
大家知道，中國是金魚的原產地，杭州又是中國金魚的故鄉。
那麽，杭州金魚的發祥地又在哪裏呢？
後世有人根據蘇軾的詩句“我識南屏金鯽魚，重來拊檻散齋餘。”（《去杭十五年複遊西湖用歐陽察判韻》），斷定杭州金魚的發祥地也許就在西湖南岸的淨慈寺、興教寺一帶，就在月輪山腰的水池之中。
俗話說，“天王蓋地虎，寶塔鎮河妖。”
在月輪山上，有一座六和塔，六和塔原是開寶年間的知覺禪師為了震懾江潮裏的“河妖”而修建，此塔高九級，三十餘丈，宋時夜間出海的海船皆靠著此塔辨別方向。
六和塔又名六合塔，其名稱之由來，或謂取諸佛教典籍中的“六和敬”之和有六義：身和同住，口和無諍，意和同悅，戒和同修，見和同解，利和同均。
這天，蘇軾與職方員外郎張吉甫同遊六和寺。此次蘇軾陪同張吉甫同遊，是為張職方送行的，因為老張要到七閩之地去出任漕運官了。
職方古指職掌方麵之官，為尚書省兵部職方司的副長官，與郎中共掌天下地圖、城隍、鎮戍、烽候等事。
而“七閩”根據《周禮·夏官》載：職方氏掌管著天下的地圖，從而辨別自己國土上的各種都邑，以及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等地方，所以說“七閩”指古代居住在今福建省和廣東潮汕地區的閩人，因分為七部，故稱之。
說到“漕運”，我們有必要為現在年輕的新生代們普及一下了：
古時車運稱“轉”，水運稱“漕”。
漕運的通渠積穀功能，漕運是北宋經濟的生命線，主要由運河和長江兩大河流組成，經過精心設計，這些航道得以充分利用，它推進了南北方經濟文化交流和國家的興盛統一。
宋廷在這方麵發揮了重要作用，大力推動和支持糧食貿易。朝廷設立的“糧倉”、“河道船閘”以及其他基礎設施為保障漕運提供了必要條件，它們被認為是世界上最高效的運輸方式之一。
此外，古代運河的發展其實與漕運息息相關，大運河最大的作用就是漕運，狹義上的漕運就是指利用水路來運輸糧食的一種方式。由於通過大運河進行的貨運總量比長江流域還要多，所以許多貨物都可以跨越黃河而進入更遙遠的北方市場，這使得宋帝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國際交通樞紐。
漕運對北宋經濟的發展至關重要，隨著曆史的發展，漕運運輸的商品不隻局限於糧食，茶葉、食鹽等各種商品均有。它不僅幫助商人和農民獲得大量貿易機會，也使北宋王朝在海運上取得成功。
北宋時期開封附近河流係統十分發達，在此基礎上北宋開鑿了四條漕運線路——汴河線、蔡河線、金水線、廣濟線，流貫城內，以通各地漕運，合稱漕運四渠，形成了以東京開封府為中心的水運交通網。
因此，漕運是宋朝繁榮昌盛的重要基礎之一。
汴梁自身並非一個富庶地區，北宋王朝隻是企圖利用發達的漕運使他們的都城更接近於富庶地區，補給京師之所需。漕運不僅能夠養起北宋一朝君臣，還能養起守護汴梁的幾十萬禁軍。汴梁之所以能夠成為北宋的都城，根本的原因在於汴梁處於“四達之會”，使其能夠有效地控製富庶的長江下遊三角洲和太湖地區。
因此，汴梁在五代與北宋時期能夠作為都城受到重視，並一度繁榮發展成為百萬人口的大都市，與漕運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剛把張吉甫人送走，就收到了弟弟蘇轍的來信。
信上說，哥哥，上次我們去過的陳州開元寺，由於寺裏的柳湖長年幹涸，殿下的那株山茶樹雖然長得枝繁葉茂，可好多年都不曾開花了。
上次哥哥到陳州時沒有看到山茶花，還每每以此為憾。如今我們這裏的柳湖忽然間蓄滿了水，那株山茶竟然就開滿了花。
給哥哥報告了這件奇事，蘇轍還照例敘述了兄弟倆的一些別後思念之語。
四月初四，王閏之為蘇軾生下了第三個兒子。
這個男嬰生下來就活力十足，頗為健壯好養，蘇軾給他起一小名叫似叔，這就是日後那個表字叔黨、自號“斜川居士”的蘇過。
蘇過的童年是極為艱辛的，多是隨父親的遊宦生涯在頻繁的遷徙中度過的。在隨侍父親的過程中，時常與蘇軾進行詩詞唱和，受父親的影響最大，因此在其兄弟三人中，屬蘇過的文學成就最高，人稱“小東坡”。
江南一帶的蠶老麥黃之際，這時候家中添了男丁，蘇軾的心情非常欣慰。
但這種欣慰卻又是極為短暫的，因為在杭任職以來，蘇軾不是來杭州過自己的小生活的，他見到當地百姓一直受著水旱蝗災的嚴重侵害，而高高在上的統治者卻如泥塑木雕的神像一般，受著百姓供養，卻對造成夏收時節男廢耕、女廢織的水澇災情毫不關心。
於是，滿懷心思的蘇軾冒雨去了當地的天竺靈感觀音院。
杭州的天竺山在西湖西麵，是環湖群山中最高的一座。三天竺在天竺山和靈隱寺之間，自靈隱寺山門向南直上，可依次到達下天竺、中天竺和上天竺三所古寺。
天竺在曆史上是杭州的佛國，所以天竺三寺的香火極盛。
上天竺距中天竺約二裏，為五代時錢鏐所建，初名天竺看經院。宋仁宗時，因禱雨有應，賜名“靈感觀音院”，是供奉觀音菩薩的道場。
上天竺，也就是蘇軾此刻所到訪的靈感觀音院。
“蠶欲老，麥半黃，山前山後水浪浪。農夫輟耒女廢筐，白衣仙人在高堂。”（《雨中遊天竺靈感觀音院》）這是蘇軾在遊靈感觀音院時有感而發的的一首詩。
就詩題上粗看，這像是一首紀遊詩，但又不是常規的紀遊詩，而是一首反映現實、為了人民疾苦而有感而發的政治諷刺詩。
此時的蠶到了快要吐絲的季節，需要勤飼桑葉。麥子也半黃快熟了，需要及時鬆土，而此時的天氣卻是接連下雨。在這種情況下，農夫不能把耒鋤土，農家婦女更不能攜筐去采帶有雨水的桑葉飼蠶。
眼看的豐收轉眼將化為烏有，農民們的焦急與痛苦可想而知。在這種令人焦心的時刻，被百姓奉為救苦救難、大慈大悲的觀音菩薩卻無動於衷，仍端坐廟堂之上享受著善男信女的禮拜。
在封建時代，蘇軾敢於指斥被人們普遍崇奉的觀音菩薩，這本身就需要有一定的勇氣和唯物主義的觀點。
更為重要的是，蘇軾在這裏，不單單是借題發揮地指責那些所謂的神靈。
出京之後，他遊曆了很多地方，對新法執行中的某些弊端有了更多的了解。在新法的條例中，如青苗法、免役法等都規定賦稅隻要錢而不收米，所以，有些地方官才對農業生產更加漠不關心。
這首詩，表麵上看是指責萬人供奉的“白衣仙人”觀音大士，實際卻是在諷刺高高在上不顧百姓死活的變法官僚集團。
此詩一出，就連後世愛好蘇詩的清乾隆皇帝也覺得該詩不僅“如古謠諺，精悍遒古”，詩句中的“輟耒廢筐”之詞還極具對當權者的嘲諷之意。
其時，蘇軾的恩師歐陽修大人還在潁州。
不久前，年滿八十歲已經歸老鄉土的南京虞城（河南省虞城）人趙概（字叔平），八十高齡還專程自南京（今河南省商丘市）來訪歐陽修，歐陽修就將自己西湖居所西側的會客室加以整修，作為接待趙概的場所，加之時任潁州知州呂公著也聞訊而來，三人遂會於此堂，飲酒賦詩，流連十餘日乃去。
知州呂公著有感於二老相會，遂為此堂題寫匾額為“會老堂”，歐陽修也即席賦詩：“金馬玉堂三學士，清風明月兩閑人。”，使得“會老堂”成了古今聞名的文人雅士相會之所。
這次聚會間歐陽公所作的兩首詩作被蘇軾看到，帶著對這三位德高望重的朝廷重臣人格的敬重，蘇軾提筆還分別作了和詩。
處理完政務的閑暇時光，蘇軾被一官居三品的侍郎蔡準相邀去遊覽西湖。
“西湖”原稱作明聖湖，湖岸線總長三十裏，三麵環山，上遊有溪流源源不斷地注入，而下遊也有一條像泉源的泄水道，大量的溪穀之水在這裏瀦留就形成了一座湖，又因位於杭城之西，因此被當地人親切地稱作是“西湖”。
這位蔡侍郎說出來大多人都不太熟悉，他是興化仙遊縣連江裏赤湖蕉溪村（今福建莆田仙遊縣楓亭鎮赤湖蕉溪東宅村）人，生卒年月不詳，就連一個表字也沒有流傳下來。但若說出他大兒子的名字之後，想必都會一下子記住他的。
他有兩個兒子，大兒子即是北宋權相、書法家，被後人稱為徽宗時期“六賊之首”的大奸臣蔡京。
這位蔡侍郎確有不一樣的官場功夫，他不僅與蘇軾能夠投緣，曾和蘇軾暢遊西湖，相與和詩。又與變法派首領王安石相善，以至於王安石把一個女兒嫁給了老蔡的二兒子蔡卞。有了王安石這位親家的加持，老蔡可謂是順風順水。
至於為何老蔡要邀約蘇軾一起郊遊，這也許是單單仰慕蘇軾的才學，又或者老蔡自身也是一位真君子。
但史料中關於老蔡的介紹不多，隻說他為官“有材廉之稱，無失繆之舉者”。在此時，我們不妨把低調的他看作是僅僅愛好西湖風景的一位文人而已。
蔡郎中在與蘇軾遊覽西湖的過程中，揮筆寫下了一首下平十一尤的平聲韻長詩，從詩作的字裏行間可以看出的確是西湖遊覽的觀景詩。蘇軾竟一口氣和了三首，以蘇軾的個性，可見蘇軾至少並不討厭此人，甚至還把他看成是可以與之詩文唱和的文人知己。
用今天的話來說，——老蔡也許真是一位情商極高的人。
我們注意到，在蘇軾的第二首和詩中，有描寫東晉陶淵明的“君不見拋官彭澤令，琴無弦，巾有酒，醉欲眠時遣客休”（《和蔡準郎中見邀遊西湖三首·其一》）句，裏麵的典故是說，陶淵明本來不善音律，但會在家中常備素琴一張，隻是琴上卻並不安裝琴弦，每逢朋友們在一起飲酒相會，陶令公也會像模像樣地在他的無弦琴上撫而和之。
據傳：有一次，陶淵明正在釀酒，郡將前來探望。正趕上出酒，陶淵明就順手取下頭上的葛巾漉酒，漉完之後，仍將葛巾罩在頭上，然後才接待這位郡將。
晉人陶淵明是我國文學史上第一個大量寫飲酒詩的詩人，他的詠懷詩以《雜詩》十二首和《讀山海經》十三首為代表。
而他的田園詩數量最多，成就也最高。陶淵明的田園隱逸詩，對唐宋詩人有很大的影響。
因此，就連蘇軾後來也由衷地稱道說，“吾與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臒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過也。”
在這裏之所以對陶淵明這個人著墨較多，是為了讓大家有個心理準備——為什麽蘇軾在暮年之際被貶到儋州這一荒蠻之地時，還要屢次唱和陶詩呢？
該村東臨西子湖，西依五雲山，南靠滔滔東逝的錢塘江水，北抵插入雲端的南北高峰，四周群山疊翠，雲霧環繞，猶如一顆鑲嵌在西子湖畔的翡翠寶石。
龍井之南為九溪，其西部為十八澗，一路向前可達月輪山。“月輪”這一頗具詩意的山名，曾引起許多文人的詠歎，也產生了不少傳說故事。
月輪山是眺攬錢江美景的最好去處，站在山巔，極目南望，感受到的是濕爽怡人的習習江風，映入眼簾的是由古塔、大橋和滔滔江水構成的別具雄渾情韻的壯麗圖畫，使人心胸寬朗，神思如翔。
耐人尋味的是，六和塔與錢塘江大橋這對一古一今，一橫一豎，風格完全不同，照理應該是很不和諧的搭配，卻在這裏完美無缺地與周邊的自然環境融合在了一起，不由讓人感歎造物的神奇。
月輪山又是杭州金魚的發祥地。
大家知道，中國是金魚的原產地，杭州又是中國金魚的故鄉。
那麽，杭州金魚的發祥地又在哪裏呢？
後世有人根據蘇軾的詩句“我識南屏金鯽魚，重來拊檻散齋餘。”（《去杭十五年複遊西湖用歐陽察判韻》），斷定杭州金魚的發祥地也許就在西湖南岸的淨慈寺、興教寺一帶，就在月輪山腰的水池之中。
俗話說，“天王蓋地虎，寶塔鎮河妖。”
在月輪山上，有一座六和塔，六和塔原是開寶年間的知覺禪師為了震懾江潮裏的“河妖”而修建，此塔高九級，三十餘丈，宋時夜間出海的海船皆靠著此塔辨別方向。
六和塔又名六合塔，其名稱之由來，或謂取諸佛教典籍中的“六和敬”之和有六義：身和同住，口和無諍，意和同悅，戒和同修，見和同解，利和同均。
這天，蘇軾與職方員外郎張吉甫同遊六和寺。此次蘇軾陪同張吉甫同遊，是為張職方送行的，因為老張要到七閩之地去出任漕運官了。
職方古指職掌方麵之官，為尚書省兵部職方司的副長官，與郎中共掌天下地圖、城隍、鎮戍、烽候等事。
而“七閩”根據《周禮·夏官》載：職方氏掌管著天下的地圖，從而辨別自己國土上的各種都邑，以及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等地方，所以說“七閩”指古代居住在今福建省和廣東潮汕地區的閩人，因分為七部，故稱之。
說到“漕運”，我們有必要為現在年輕的新生代們普及一下了：
古時車運稱“轉”，水運稱“漕”。
漕運的通渠積穀功能，漕運是北宋經濟的生命線，主要由運河和長江兩大河流組成，經過精心設計，這些航道得以充分利用，它推進了南北方經濟文化交流和國家的興盛統一。
宋廷在這方麵發揮了重要作用，大力推動和支持糧食貿易。朝廷設立的“糧倉”、“河道船閘”以及其他基礎設施為保障漕運提供了必要條件，它們被認為是世界上最高效的運輸方式之一。
此外，古代運河的發展其實與漕運息息相關，大運河最大的作用就是漕運，狹義上的漕運就是指利用水路來運輸糧食的一種方式。由於通過大運河進行的貨運總量比長江流域還要多，所以許多貨物都可以跨越黃河而進入更遙遠的北方市場，這使得宋帝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國際交通樞紐。
漕運對北宋經濟的發展至關重要，隨著曆史的發展，漕運運輸的商品不隻局限於糧食，茶葉、食鹽等各種商品均有。它不僅幫助商人和農民獲得大量貿易機會，也使北宋王朝在海運上取得成功。
北宋時期開封附近河流係統十分發達，在此基礎上北宋開鑿了四條漕運線路——汴河線、蔡河線、金水線、廣濟線，流貫城內，以通各地漕運，合稱漕運四渠，形成了以東京開封府為中心的水運交通網。
因此，漕運是宋朝繁榮昌盛的重要基礎之一。
汴梁自身並非一個富庶地區，北宋王朝隻是企圖利用發達的漕運使他們的都城更接近於富庶地區，補給京師之所需。漕運不僅能夠養起北宋一朝君臣，還能養起守護汴梁的幾十萬禁軍。汴梁之所以能夠成為北宋的都城，根本的原因在於汴梁處於“四達之會”，使其能夠有效地控製富庶的長江下遊三角洲和太湖地區。
因此，汴梁在五代與北宋時期能夠作為都城受到重視，並一度繁榮發展成為百萬人口的大都市，與漕運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剛把張吉甫人送走，就收到了弟弟蘇轍的來信。
信上說，哥哥，上次我們去過的陳州開元寺，由於寺裏的柳湖長年幹涸，殿下的那株山茶樹雖然長得枝繁葉茂，可好多年都不曾開花了。
上次哥哥到陳州時沒有看到山茶花，還每每以此為憾。如今我們這裏的柳湖忽然間蓄滿了水，那株山茶竟然就開滿了花。
給哥哥報告了這件奇事，蘇轍還照例敘述了兄弟倆的一些別後思念之語。
四月初四，王閏之為蘇軾生下了第三個兒子。
這個男嬰生下來就活力十足，頗為健壯好養，蘇軾給他起一小名叫似叔，這就是日後那個表字叔黨、自號“斜川居士”的蘇過。
蘇過的童年是極為艱辛的，多是隨父親的遊宦生涯在頻繁的遷徙中度過的。在隨侍父親的過程中，時常與蘇軾進行詩詞唱和，受父親的影響最大，因此在其兄弟三人中，屬蘇過的文學成就最高，人稱“小東坡”。
江南一帶的蠶老麥黃之際，這時候家中添了男丁，蘇軾的心情非常欣慰。
但這種欣慰卻又是極為短暫的，因為在杭任職以來，蘇軾不是來杭州過自己的小生活的，他見到當地百姓一直受著水旱蝗災的嚴重侵害，而高高在上的統治者卻如泥塑木雕的神像一般，受著百姓供養，卻對造成夏收時節男廢耕、女廢織的水澇災情毫不關心。
於是，滿懷心思的蘇軾冒雨去了當地的天竺靈感觀音院。
杭州的天竺山在西湖西麵，是環湖群山中最高的一座。三天竺在天竺山和靈隱寺之間，自靈隱寺山門向南直上，可依次到達下天竺、中天竺和上天竺三所古寺。
天竺在曆史上是杭州的佛國，所以天竺三寺的香火極盛。
上天竺距中天竺約二裏，為五代時錢鏐所建，初名天竺看經院。宋仁宗時，因禱雨有應，賜名“靈感觀音院”，是供奉觀音菩薩的道場。
上天竺，也就是蘇軾此刻所到訪的靈感觀音院。
“蠶欲老，麥半黃，山前山後水浪浪。農夫輟耒女廢筐，白衣仙人在高堂。”（《雨中遊天竺靈感觀音院》）這是蘇軾在遊靈感觀音院時有感而發的的一首詩。
就詩題上粗看，這像是一首紀遊詩，但又不是常規的紀遊詩，而是一首反映現實、為了人民疾苦而有感而發的政治諷刺詩。
此時的蠶到了快要吐絲的季節，需要勤飼桑葉。麥子也半黃快熟了，需要及時鬆土，而此時的天氣卻是接連下雨。在這種情況下，農夫不能把耒鋤土，農家婦女更不能攜筐去采帶有雨水的桑葉飼蠶。
眼看的豐收轉眼將化為烏有，農民們的焦急與痛苦可想而知。在這種令人焦心的時刻，被百姓奉為救苦救難、大慈大悲的觀音菩薩卻無動於衷，仍端坐廟堂之上享受著善男信女的禮拜。
在封建時代，蘇軾敢於指斥被人們普遍崇奉的觀音菩薩，這本身就需要有一定的勇氣和唯物主義的觀點。
更為重要的是，蘇軾在這裏，不單單是借題發揮地指責那些所謂的神靈。
出京之後，他遊曆了很多地方，對新法執行中的某些弊端有了更多的了解。在新法的條例中，如青苗法、免役法等都規定賦稅隻要錢而不收米，所以，有些地方官才對農業生產更加漠不關心。
這首詩，表麵上看是指責萬人供奉的“白衣仙人”觀音大士，實際卻是在諷刺高高在上不顧百姓死活的變法官僚集團。
此詩一出，就連後世愛好蘇詩的清乾隆皇帝也覺得該詩不僅“如古謠諺，精悍遒古”，詩句中的“輟耒廢筐”之詞還極具對當權者的嘲諷之意。
其時，蘇軾的恩師歐陽修大人還在潁州。
不久前，年滿八十歲已經歸老鄉土的南京虞城（河南省虞城）人趙概（字叔平），八十高齡還專程自南京（今河南省商丘市）來訪歐陽修，歐陽修就將自己西湖居所西側的會客室加以整修，作為接待趙概的場所，加之時任潁州知州呂公著也聞訊而來，三人遂會於此堂，飲酒賦詩，流連十餘日乃去。
知州呂公著有感於二老相會，遂為此堂題寫匾額為“會老堂”，歐陽修也即席賦詩：“金馬玉堂三學士，清風明月兩閑人。”，使得“會老堂”成了古今聞名的文人雅士相會之所。
這次聚會間歐陽公所作的兩首詩作被蘇軾看到，帶著對這三位德高望重的朝廷重臣人格的敬重，蘇軾提筆還分別作了和詩。
處理完政務的閑暇時光，蘇軾被一官居三品的侍郎蔡準相邀去遊覽西湖。
“西湖”原稱作明聖湖，湖岸線總長三十裏，三麵環山，上遊有溪流源源不斷地注入，而下遊也有一條像泉源的泄水道，大量的溪穀之水在這裏瀦留就形成了一座湖，又因位於杭城之西，因此被當地人親切地稱作是“西湖”。
這位蔡侍郎說出來大多人都不太熟悉，他是興化仙遊縣連江裏赤湖蕉溪村（今福建莆田仙遊縣楓亭鎮赤湖蕉溪東宅村）人，生卒年月不詳，就連一個表字也沒有流傳下來。但若說出他大兒子的名字之後，想必都會一下子記住他的。
他有兩個兒子，大兒子即是北宋權相、書法家，被後人稱為徽宗時期“六賊之首”的大奸臣蔡京。
這位蔡侍郎確有不一樣的官場功夫，他不僅與蘇軾能夠投緣，曾和蘇軾暢遊西湖，相與和詩。又與變法派首領王安石相善，以至於王安石把一個女兒嫁給了老蔡的二兒子蔡卞。有了王安石這位親家的加持，老蔡可謂是順風順水。
至於為何老蔡要邀約蘇軾一起郊遊，這也許是單單仰慕蘇軾的才學，又或者老蔡自身也是一位真君子。
但史料中關於老蔡的介紹不多，隻說他為官“有材廉之稱，無失繆之舉者”。在此時，我們不妨把低調的他看作是僅僅愛好西湖風景的一位文人而已。
蔡郎中在與蘇軾遊覽西湖的過程中，揮筆寫下了一首下平十一尤的平聲韻長詩，從詩作的字裏行間可以看出的確是西湖遊覽的觀景詩。蘇軾竟一口氣和了三首，以蘇軾的個性，可見蘇軾至少並不討厭此人，甚至還把他看成是可以與之詩文唱和的文人知己。
用今天的話來說，——老蔡也許真是一位情商極高的人。
我們注意到，在蘇軾的第二首和詩中，有描寫東晉陶淵明的“君不見拋官彭澤令，琴無弦，巾有酒，醉欲眠時遣客休”（《和蔡準郎中見邀遊西湖三首·其一》）句，裏麵的典故是說，陶淵明本來不善音律，但會在家中常備素琴一張，隻是琴上卻並不安裝琴弦，每逢朋友們在一起飲酒相會，陶令公也會像模像樣地在他的無弦琴上撫而和之。
據傳：有一次，陶淵明正在釀酒，郡將前來探望。正趕上出酒，陶淵明就順手取下頭上的葛巾漉酒，漉完之後，仍將葛巾罩在頭上，然後才接待這位郡將。
晉人陶淵明是我國文學史上第一個大量寫飲酒詩的詩人，他的詠懷詩以《雜詩》十二首和《讀山海經》十三首為代表。
而他的田園詩數量最多，成就也最高。陶淵明的田園隱逸詩，對唐宋詩人有很大的影響。
因此，就連蘇軾後來也由衷地稱道說，“吾與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臒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過也。”
在這裏之所以對陶淵明這個人著墨較多，是為了讓大家有個心理準備——為什麽蘇軾在暮年之際被貶到儋州這一荒蠻之地時，還要屢次唱和陶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