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為張希元寫的記文裏,蘇軾是這樣就說的:


    世上有些人,自認為清高無比而嘲笑別人,他弈棋彈琴,收藏古人的書畫。有客人來,就拿出來誇耀一番並讓其觀賞,自認為此舉比較清高。


    然而,有些人就不服了,說古往今來的聖賢之人之所以能夠流芳百世,那是因為他們都留下了有著自己觀點的文章以及議論,那些收藏一些古人書畫的人有何了不起的!


    而英雄豪傑之士,對所謂的聖賢又看不起了:


    他們說,士大夫就應該建功立業,而不應該隻是發一些空論,這種人之所以著書立說,那是因為他們沒有能力去建功立業,不得已而為之,身上的官階也不過是按部就班地一級一級靠熬時間熬上去的。


    甚至那些曾經建功立業的豪傑如劉邦、周公、伊尹、商湯、周武等人,也有人看不起,因為有人認為隻有像許由那樣能辭掉天子這樣的高位而隱逸於山林(河南登封市境內的箕山),像孔丘那樣擁有無所不知的淵博知識才是令人羨慕的。


    因此說,世人總是在互相嘲笑。


    蘇軾認為,自己不愛好的東西,而去嘲笑別人的愛好,這本身就是不尊重他人同時也是不尊重自己的表現。


    因為蜀地有一諺語,“學書者紙費,學醫者人費”。


    那些還沒有從政經驗的士子,考取功名之後,驟然就出來做官,那麽他們浪費的人遠遠要比庸醫治死的人多。張希元如今雖然去官迴鄉悠遊於山林之間,看似沒有發揮自己聰明才智的地方,隻能是靠研習書法自得其樂。


    但是,此人並非就是這種長久賦閑之人,他的學問積累得多了,日後必然會把這些學識用在政事上的。


    初到杭州任上不久,就傳來了姚辟姚屯田去世的消息。


    屯田員外郎,官級從六品上,掌天下屯田之政令,屯田郎中雖為工部四司之一,但有名無實。


    姚辟,字子張,散文家,金壇(今江蘇常州市金壇區)人。皇佑元年(1049)進士,曾被授以項城令,通州通判,所到之處蜀地百姓皆有好評。


    此人擅長於文辭,執著於研習 《六經》,一旦有似是而非的地方,必求其是。所以下筆千言,一揮而就,且往往能歸納出萬事萬物的道理。一時間當朝的名士如歐陽修、王安石,皆與之遊。


    另外,老姚還與蘇軾的父親蘇老泉先生一起修過禮書,並合著了《太常因革禮》一百卷。


    此書被當時的文壇盟主歐陽修稱其“功施後世,非止俗儒著述,求一時之名者比。”正是有著這樣的緣由,老姚去世後,蘇軾鄭重地為老姚寫了挽辭。


    蘇軾有一位名字聽起來很怪的老鄉——岑象求,這兩天也來到了杭州。


    岑象求,字岩起,梓州(今四川三台)人。考中進士後,神宗熙寧中為梓州路提舉常平。


    提舉常平,簡稱“倉臣”,北宋熙寧初年設置,負責管理常平倉救濟、農田水利等。是宋朝統一後陸續在各路所設四司之一,其設置消除了地方割據的一切基礎,使宋朝的專製主義中央集權得以高度強化。


    這位岑象求同誌熙寧五年(1072)被提拔為殿中侍禦史,這種官職是掌糾察朝儀,兼知庫藏出納及宮門內事,及京畿糾察事宜,位從七品下,較侍禦史(從六品下)低一些。


    本來要從京師到蜀地赴任,但象求老兄還是執意繞道杭州來拜訪自己的老鄉蘇軾。


    “臨行怪酒薄,已與別淚俱。後會豈無時,遂恐出處疏。惟應故山夢,隨子到吾廬。”(《送岑著作》)這就是蘇軾給老鄉送行詩中的詩句,我們由此可以看出,蘇軾對於這位同鄉的送行也絕非是敷衍之舉。


    熙寧五年(1072)。


    轉眼間已是陽春三月,杭州城的牡丹花已開始陸續綻放了。


    關於栽植杭州牡丹的起源,並且給大家留下春天賞牡丹習慣的人,當地百姓都說最大的功臣就是白居易。


    白居易,可以說是個“牡丹花癡”,曾寫下不少和牡丹有關的詩詞,比如“絕代隻西子,眾芳惟牡丹”。


    唐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長慶二年(822),白居易任杭州刺史,下車伊始就遍尋牡丹。次年,白居易打聽到開元寺有牡丹,於是喜出望外,立即帶人去觀賞。


    當白居易趕到時,見開元寺中果然種了牡丹,而且花開得非常好,於是就買了幾棵,栽在他住的“虛白堂”前。開元寺的牡丹據說是寺僧惠澄自長安獲得一枝攜迴寺裏栽種,杭州自此始有了牡丹。


    在《移牡丹栽》中,白居易說:“金錢買得牡丹栽,何處辭叢別主來?紅芳堪惜還堪恨,百處移將百處開。”(《移牡丹栽》)


    白居易還有虛白堂賞牡丹詩:“山寺月中尋桂子,郡亭枕上看潮頭。”其中“郡亭”指的就是虛白堂。一代文豪,加之又是當地的父母官,牡丹種得這麽好,於是杭州百姓紛紛效仿他種牡丹,杭州牡丹由此開始興盛。


    而我國牡丹文化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詩經》時期,當時牡丹就已被引入詩歌,距今已有約三千年的曆史。


    秦漢時期,牡丹是以藥用植物的身份被記入《神農本草經》,標誌著牡丹已經進入了藥物學領域。東晉時期,牡丹的形象開始出現在顧愷之的名畫《洛神賦》中,這表明牡丹已經進入藝術領域,成為觀賞對象。


    到了南北朝時期,北齊楊子華開始畫牡丹,這表明牡丹在藝術領域得到了更多的關注。隋朝時期,隋煬帝在洛陽開辟了周長二百裏的西苑,這是牡丹首次被人工栽培並進入皇家園林的記錄。


    到了唐朝,牡丹的栽培開始繁盛起來,並成為國運昌隆的標誌。種植和觀賞牡丹成為一種社會風尚,許多著名詩人都留下了無數歌詠牡丹的詩詞歌賦。


    在長期栽培中,人們培養出了許多品種的牡丹,並有專著問世,如宋歐陽修的《洛陽牡丹記》、明薛鳳翔的《牡丹八書》和清餘扶伯的《曹州牡丹譜》等。


    這種時候,蘇軾自然是閑不住的,先是冒雨到明慶寺賞了初開時的牡丹。明慶寺,在昔時的杭州木子巷北,該寺有蘇軾題寫的《觀音經碑》流傳於後世。


    清明節到了,正是當地牡丹花最盛之時。作為通判的蘇軾,除了自己到各處欣賞牡丹花外,還要陪同太守沈立到當地的吉祥寺牡丹花前與民同樂。


    太守沈立,字立之,曆陽(今安徽和縣)人。不僅是北宋知名的藏書家,收藏卷帙數萬卷,就連神宗也誇其“富哉”,還是一位水利學家。


    沈立舉進士後,簽書益州判官,並提舉商胡埽(今濮陽城東北十餘公裏北昌胡片區),先後出知越州、杭州、審官西院、江寧府等。


    此人業餘時間還采摭大河事跡,以及古今治水方麵的利弊,編著了《河防通議》一書,後世治河者悉守為法。


    就是這樣的一位領導,在吉祥寺裏麵對萬民同樂的場景,除了滿心歡喜之外,還給蘇軾說了自己對牡丹的喜好。第二天,老沈就拿出自己編纂的書讓賓客們傳閱,不過,這可不是什麽治理河道的書籍,而是十卷本的《牡丹記》。


    沈公是個善於觀察社會之人,在他的書中,曆朝曆代凡是有關牡丹花的記載和栽培養護方麵的技術,古往今來有關歌詠牡丹的詩詞歌賦,甚至有些書中關於牡丹的傳說,全都被他悉心收集於書中。


    這確實是一個創舉!


    但是,沈公並不因此而滿足,他想請他的搭檔蘇軾同誌寫一篇記文,就放在卷首的位置。於公於私,蘇軾自然是樂於接這個活了。


    蘇軾認為,那些看似自稱愚鈍無知的厚重之人,比如被人認為是鐵石心腸的宋廣平(唐朝宋璟的別稱,為玄宗時的名相,耿介有大節,以剛正不阿著稱於世。)竟能寫出秀麗美豔的《梅花賦》。還比如,像沈公這樣一位嚴謹務實的水利學家,竟然也能醉心於對牡丹方麵的著述。


    所以說,沈公家有藏書三萬卷,其人博聞強記,也並非浪得虛名。他作為德高望重的元老之臣,每每遇到有所感就編輯成書流傳於世,不僅僅是牡丹,還在許多方麵都頗有建樹。


    劉恕這個人我們前麵介紹過,字道原,筠州(即今江西高安)人,是《資治通鑒》的副主編之一,其父劉渙,精研史學,劉恕亦以史學擅名。在京師時,他就是蘇軾的同事兼好友,曾經與蘇軾形影不離地環繞於司馬光老先生周圍,是反對王安石集團的最為徹底的勇士。


    劉恕因得罪了王安石,自度京師難留,便請求到南康(今星子)監酒稅,順便還能歸養自己的父母。


    這其實是劉恕以歸鄉侍奉老父親的名義,向朝廷求了個監南康軍酒的差事,實則是主動遠離朝廷的無奈之舉。


    當蘇軾在杭州通判任上時,麵對當地百姓被新法折騰的民不聊生的情形,心中的苦悶可想而知。好在這個時候,好朋友劉恕從老家的江西廬山寄來了三首詩作。


    已不經常作詩的蘇軾,此刻又來了興致,竟連續唱和了劉道原的三首詩。


    三首和詩均為上乘之作,當然,這並非不一己之見,而是後世的清代蘇學研究者王文誥的評價:“公此時真無可與語者,故與道原三首獨佳。”


    美中不足的是,在詩中蘇軾還是沒能忍住,對當時的時事不出意外地又旁敲側擊地進行了影射。——性格使然,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坐談足使淮南懼,歸去方知冀北空。”(《和劉道原見寄》),都知道劉道原同誌已與王安石絕交,蘇軾還在詩中將劉道原比作是漢代“好直諫、守節死義”的汲黯,把王介甫比作是想謀反的淮南王,由於忌憚汲黯的在朝,使淮南王的謀反之心受到了鎮懾。


    “獨鶴不須驚夜旦,群烏未可辨雌雄。”(同上),這是批當下變法集團中招募的人員,君子與小人雜處一處,如鳥群中的雌雄已不可辨別!


    此外,蘇軾又引用了《莊子》中的一個故事:


    《莊子·秋水篇》裏說惠子曾在梁國作相國,有一次莊子去拜見他,這時候有人從背後對惠子說,這是莊子想竊取你的相位啊!惠子因此很害怕這件事。


    莊子聽說後道,鷂鷹好容易找到一隻腐鼠,正好鸞鳳從旁經過,鷂鷹趕緊發出恐嚇的聲音“嚇”。


    莊子對惠子說,你難道也要為了你的梁國相位來“嚇”我嗎?莊子的意思是說,這種相位對自己而言,就是“腐鼠”般的存在。


    “腐鼠何勞嚇,高鴻本自冥。顛狂不用喚,酒盡漸須醒。”(《和劉道原寄張師民》),這意思被解讀為,蘇軾是借此嘲諷朝廷所用的新人,大都是以所謂的仁義為捷徑,以詩書為逆旅,實則是為印綬爵祿所誘惑。那些小人對俸祿的顧及,正如鷂鷹以腐鼠嚇鸞鳳。沉溺於官位利祿的小人,都是在醉酒之中,等到酒喝完後他們自然就會醒來。


    關於王安石推行的新學,飽讀詩書的蘇軾更是一絲也不敢苟同。


    正好劉道原想要刻印一部《七史》,蘇軾告訴他,這部書確實不錯。但是如今的有關部門正在日夜不停地都在翻刻《新學經解》,哪有功夫去為你翻刻《七史》呢!你沒看到現在市麵上流行的書中,已是漏洞百出、舛誤不斷:


    比如,《觀卦》的“觀”本意是觀下瞻上,在上者以道義觀天下,在下者以敬仰瞻王上,人心順服歸從之意。而當下有些書中卻說,《易·觀》卦中的“觀”指的是老鸛(音冠)。


    《詩經》中的“雅”本是“王畿”之樂,指的是朝廷正樂,周代人把正聲叫做雅,但新學之士中有人卻把這裏的“雅”理解為烏鴉之意。


    蘇軾覺得,新學中這些個淺薄荒謬的說法,真是誤人子弟的大毒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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