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皇帝書中,不依不饒的蘇軾接下來說:


    陛下您還很年輕(宋神宗時年二十二歲,蘇軾已三十五歲)啊!您有天生神智勇武,如果陛下不采取謹慎的態度而是急功近利冒進前行,就會像是駕著輕車快馬,冒險夜行,那一幫人還在後麵策馬揚鞭,那還不是要翻車嗎?(注意這句話的份量,語氣重且已經極為露骨和直白了)


    陛下您應該專門操持國家最重要的事,治理國家的根本,平時修養自己的身心與性情,清靜無為而治,這樣一來,萬事萬物都遵循自然、迴歸正道。像什麽百工與朝廷各部門的些小雜事,連宰相都不屑於過問,陛下還要去過問嗎?


    蘇軾最後說:我仁宗朝時,事情無論大小,全部按照法律辦事。人不論賢愚,全部根據公議升降。而現在擢拔新人,完全根據好惡,那些被提拔起來的小人,坐席未溫,就會反過來去攻擊提拔自己的人。這些人聚散無時,互相攻擊,遇到國家危機,定會迅速土崩瓦解,最終定會貽誤朝廷的大事。一百個人聚在一起議論一件事,就不會有偏頗就會非常公正。我的陛下啊,如今天下已經眾口一詞,都在認為新法的不便,而陛下卻要孤注一擲地去實行,微臣真不知道您要走到何種田地!


    上書說了這麽多,蘇軾是解氣了,但後麵的事情發展就不是他能夠左右的了。


    在蘇軾私底下給自己書畫界的朋友、簡州陽安(今四川簡陽)人劉涇寫的信中,蘇軾自訴近來的文人學士都在業餘時間談論什麽理學啦、佛學了,看似時尚其實都不值得肯定。自己先前在科場中寫的文章,都是些不得已的應時性文章,但被很多人傳閱,實在是慚愧至極(主要還是仰仗歐陽修等文壇大佬們的宣傳之功)!近來,朝廷根據名聲選拔出來的官吏,有些人雖說言談舉止與和孔孟沒什麽兩樣,而已經試用,其作為卻很少不為人們所恥笑(迂腐)。其筆鋒所指,明眼人一看即是指王介甫也!


    熙寧三年(1070)春二月,蘇軾在京城當差,弟弟蘇轍也被差調入貢院,再有半個月,蘇轍的工作將告一段落,就可以出來休息了。汴梁城的宜秋門內外,到處都是高槐古柳,全然就像深山老林的環境,倒很適合蘇軾狂放的個性。


    蘇軾如今所住的南園,還是父親留下來的產業,裏麵有一處小花圃。寂寞獨居時,蘇軾就教育並逗弄一下膝下的幼童,種植一些菜蔬,聊以遣懷。


    從首次上書論奏,指斥上元節有關部門拿聖旨橫行霸道、壓低市價,從民間購買四千盞花燈,建議朝廷取消這一決定起,神宗皇帝立即采納了蘇軾的建議。蘇軾方天真地認為聖明的神宗皇帝什麽時候都能虛懷若穀,充分采納各方麵的意見。


    之後蘇軾又趁熱打鐵奏上了一道六千多言的奏折,意氣風發地充分論證了新法的不周之處。


    接著,蘇軾又趁進士考試,準備好了一份《擬進士對禦試策》乘機獻上。這次神宗皇帝雖然沒有聽從,但也胸懷寬廣地表揚了蘇軾的正直與忠勇。起初,神宗皇帝並沒有當迴事,但王安石卻大為光火,其同黨更是咬牙切齒,開始著手爭相排擠蘇軾。


    禦史知雜(侍禦史知雜事的簡稱)謝景溫首先發難,使出渾身解數羅織罪名,終於找到理由告發蘇軾,說其在父喪扶柩迴鄉時,用官船捎帶私鹽迴鄉販賣漁利。於是,朝廷命令各路偵探將當時的梢工及篙手一幹人等,抓來嚴刑拷打,尋求證據,但因實無此事而不了了之。


    據傳,神宗皇帝當初看到蘇軾上奏的《擬進士對禦試策》時,當場就把它出示給王安石征求意見。


    一直帶著有色眼鏡的王安石看後,鄙夷道:蘇軾這人,但從才學論,有著很深的修為。但是,此人所學的東西來路不正,盡是些欺世盜名之學!此次又是因自己不得誌的原因,言語中已經跌宕失態到如此地步,請聖上將其罷黜了事。


    當時在場的曾公亮插話道,我覺得蘇軾隻是持有不同的言論,並沒有可以加罪的地方。


    過了一段時間,王安石又慫恿神宗道:陛下何不將蘇軾罷黜出朝廷,難道是因為憐惜他的才學嗎?譬如我們要調教一匹惡馬,首先須減少它的草料,再多加鞭笞(減芻秣,加捶撲),使其服服帖帖後才能為我所用。就像蘇軾這廝,不加以磨練其心性,壓滅他的浮躁之心,怎能為陛下所用。這種人,其才學能為世所用者甚少,而為害世道者甚大,陛下不可不察啊!


    隨著時間的推移,蘇軾在朝廷中的影響還真就變得越來越微妙了。


    邵武(今福建南平市屬縣級市)人葉祖洽(字敦禮),在殿試後神宗令當時的變法二號人物、宰相陳升之把的關,被賜予進士及第第一,當時任編排官的蘇軾與蘇轍、劉攽等人上書反對,認為葉祖洽不僅學識粗淺,議論不當,而且策論的卷子中還有“祖宗以來至於今,紀綱法度因循苟簡而不舉者,誠為不少”等語,實有輕率和對祖宗不尊之舉。蘇軾的意思是將葉祖洽罷黜,如若不然,像這種靠著詆毀祖宗以獻媚時君的小人,一旦擢為進士及第第一,何以正風化。


    遺憾的是,這次神宗對於蘇軾的上奏並不認可。


    相反,對於此次科場的進士胡璞(字器之),此人博學工詩,曾經在路過采石渡時題詩憑吊了詩仙李太白。


    采石渡,也即采石磯,又名牛渚磯,是中國長江中遊南岸的一個港口,位於今安徽省馬鞍山市的長江南岸。采石磯為長江沿岸三磯之一(另兩磯分別為燕子磯和城陵磯),曆來為江南名勝,古往今來,吸引著許多文人名士,像白居易、王安石、蘇軾、陸遊、文天祥、陳運和等都曾來此題詩詠唱。特別是唐代大詩人李白在這裏飲酒賦詩,相傳最後因酒醉赴水中捉月而淹死,更增添了神秘的色彩。


    胡璞的題詩為一七絕:


    抗議金蠻反見仇,


    一杯蟬退此江頭。


    當時醉弄波間月,


    今作寒江萬裏流。


    蘇軾初見此詩,驚為唐人所作,玩味不已。從蘇軾對待葉祖洽與胡璞的態度上,就可以看出蘇軾的喜好與文人心底特有的那種純真。


    可以說,在蘇軾的心底,他對李太白的詩才是極度仰慕的。盡管此時的蘇軾還不知道,在他逝去之後,自己也儼然成了與李太白比肩式的人物了。


    李白和蘇軾都是我國曆史上文學巨匠,他們的詩詞作品一直被後人傳頌至今,但這兩個人在個性上有很大的不同:


    李白是一個自信豪放、熱情奔放之人,他的詩歌中充滿了無限的想象和萬丈豪情。他用想象和筆墨創造了許多難以想象的場麵和絢麗的畫麵,他在詩中自稱“太白”,自認為是自己就是盛唐的驕傲和光輝,這種自信不僅體現在他的言行中,也反映在他的詩詞作品中。他追求自由與夢想,不會拘泥於一些庸俗的道德規範和傳統觀念,這使得他的人生充滿了激情與色彩。


    相比之下,蘇軾則更為內斂、沉穩、深刻。他的詩歌中體現出了一種深沉的思考和對現實的思辨。他麵對現實世界的問題時,不會輕易地放棄,而是通過思考和實踐來解決問題。他的詩詞作品中,常常有對時代和社會的思考與反思。


    在宋神宗看來,李白確實是一個天賦異稟的才子,但他經世致用的學問卻遠不如蘇軾了。他始終認為李白雖有蘇軾之才,卻無蘇軾之學。


    其實,宋神宗評價得很準,李白和蘇軾之間最大的區別在於:李白的詩是詩人之詩,而蘇軾的詩則是學人之詩、學者之詩。


    我們說蘇軾乃“千古第一文人”,是因為在中國曆代文人中,沒有哪個人的文化造詣與文化成就能夠超越他——他不僅在詩歌、散文、詞賦、書法、繪畫等藝術領域,都有卓越成就;他還在儒學經典、諸子百家、中醫中藥、佛教道教、水利製墨、美食造酒等多個領域,都有深湛的研究,堪稱一位百科全書式的人物,這是李白所不能比擬的。


    以上就是蘇軾與李白的對比,從蘇軾對胡璞題詩“驚為唐人”的態度,就表明了蘇軾對於李太白不羈才學的崇敬之情。


    還有一位叫頓起的舉子,作為編排官的蘇軾蘇大人見到小頓的策論中用語憨直、不避世俗,尤為欣賞。頓起雖然出自呂惠卿的門下,而獨守故學,對於王安石、呂惠卿之流訂立的新學敬而遠之。因此,在其後的一次洛陽城裏考試舉子之後,和弟弟蘇轍一同邀上小頓去登了嵩山,還饒有興致地一口氣登到了山頂。


    是科進士中,還有一位無錫籍人士叫陳敏(字伯修)的,尤為王安石所嘉許,稱其堪大用,被除以太學正。這是個正九品官,隸屬於國子監,職責是輔佐博士施行教典、學規,凡是違犯學規者,以五等處罰予以處理,並將學生守紀律、治經學、考試成績等情況上報博士。奇怪的是,此人也與蘇軾交遊來往,私交甚厚。


    後來的陳伯修同誌出守台州期間,朝廷下令全國範圍內都要樹立元佑黨籍碑(上有蘇軾等人不行新法的黨人名單),伯修堅辭不從,其下屬就偷偷立之。待伯修知道後,怒而碎其石,“掛冠而去”,從此自號濯纓居士,年八十一歲而終。由此可知,這種人與蘇軾相厚,原來是冥冥之中的水到渠成、物以類聚啊!


    這年三月間,武穆王錢鏐五世孫錢藻(字醇老)以尚書司封郎秘閣校理出守婺州(今浙江省金華市)。此人曾進士及第,又中賢良方正科,曾經當過知製誥,加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後改翰林侍讀學士,除審官東院。老錢為人“清謹寡過,為治簡靜,人稱長者”,以明經進士製策入等,入館閣,編校書籍,其文章學問有過人之處,放在天子身旁在合適不過了。但他因不奉新法而是自願前去治理一州,最終竟選擇去了窮山惡水的婺州。


    按照宋時的官場慣例,館閣人士補放外任,同舍之人皆會餞送一下的。在送別的酒席上,按當時慣例是先向老錢索要一首詩作,就像今人索要名片一樣(盡管背過身就會扔進垃圾堆裏)。不過,要是在場的盡是文人雅士,可能要例外了。因為當時流行以主人的一首小詩的每一個字為韻,每人都要重新作一首送行的詩。這與當今的ktv裏一樣,大家都盡情地釋放一下自我。


    年長蘇軾十五歲的老錢做了一首七絕,蘇軾分得一個“英”字為韻,本來這是一群文人們在一起玩的一種文字遊戲,但蘇軾卻在日後因該詩而得禍。


    原因是蘇軾在詩中借孫醇老的求出外郡,譏諷了當朝的許多投機鑽營的急進者。另外,還借此揭露了青苗及助役等新法實施以來,百姓輸納不前,官吏們用皮鞭捶打。老百姓隻能在醉酒時訴訴苦,一旦酒醒還會後怕不已,唯恐得罪朝廷,“臨分敢不盡,醉語醒還驚”(《送錢藻出守婺州得英字》)。


    暮春時節,正當蘇軾在與諸位同仁詩詞唱和之際,弟弟蘇轍打起背包要去赴陳州(今河南淮陽)教授任了。


    四月初七,蘇軾給二堂兄蘇不疑迴了信。因為前些時,二堂兄通過驛站給蘇軾寄書來,告知老家的各位親屬都身體康健,讓蘇軾安心在京城公幹。蘇軾在迴信時告訴二堂哥,自己的家眷,還有陳州那邊蘇轍的家眷都很好,不必掛念。


    接著,蘇軾又向堂哥抱怨道,近來的朝廷上下,凡是不配合青苗法推行工作的官員,都要被收拾,就連前任的宰輔也不能幸免。自己要是請求外任到地方上任職,必定要不折不扣地帶頭去推行新法,但依自己的個性定然不會屈就,到時候肯定會被朝廷整治得死無葬身之地的。


    因此,蘇軾對堂哥傾訴說,現在自己還沒有下決心請求外任,姑且在京城的閑職衙門裏再等等看,先悠閑自得地消磨一段時光再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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