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給神宗皇帝的上書中，蘇軾又說：
微臣聽聞坊間近來有傳聞，陛下出台了一些糾偏過激的行政措施，追迴派出實施變法的官吏，廢除製置三司條例司的跡象，朝野間也都奔走相告、彈冠相慶。
但是，原來陛下在做的，不過隻是委派地方監司機構到民間打探一下新法管理強行抑配的情況，看看老百姓還有沒有承壓的空間！比如那個“製置三司條例司”，是在朝廷體製之外另設一個部門，實際上該部門就是撇開原有那些反對變法的官僚，另外任用一批新人來推行變法而已！
在蘇軾看來，這個新機構的執掌與中書、宰相重合，不但其本身就增加了冗員和冗費，而且使得“民實驚疑”“吏皆惶惑”。要“複人心而安國本”，就應該罷去“新法”的領導機構——製置三司條例司。如此，“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
蘇軾越說越氣，簡直要出離憤怒了。
他說，微臣還聽說，陛下認為的新法最終退而求其次還總可以在西北三路地區試行，我蘇軾就納了悶了，泱泱大中華的西北三路人民難道就不是陛下的赤子百姓與臣民？難道就該做行醫者試用毒藥的試驗品嗎？
如今陛下推行的新法一連得罪了老百姓、軍隊、官吏以及士大夫等社會各階層，我並非是危言聳聽來嚇唬陛下，我也沒這個膽（這倒是一句瞎話）。青苗法、助役法實施後，農民們內心不安。均輸法令頒布後，商賈們不能正常經商，老百姓也買不來東西因而生活不便。合並削減軍隊，驅逐傷殘兵士，貶斥從軍人員等舉措，使軍隊中的軍人開始對朝廷產生怨恨之情。青苗錢既然要散發，那麽就不該再禁止或抑配，不然下級的官吏就會因收不到利錢而受到責罰。
以上這些，還有近來的不管是放任謬誤強推新法，還是朝令夕改、粉飾過錯都是微臣我寢食難安、扼腕歎息的根源啊！
說到這兒，我們結合神宗皇帝的變法背景與決心，作為現代的職場人士，我們大多人也不難理解蘇軾在宋神宗心中的形象之變化了。
如果說《上神宗皇帝書》還是對事不對人，那麽一個月之後的《再上皇帝書》就堪稱直接的人身攻擊了。其言辭之激烈簡直讓人瞠目結舌，幾至無法相信是出自溫文爾雅的蘇軾手筆了。
他不但進一步將“新法”貶低得一無是處（“今日之政，小用則小敗，大用則大敗，若力行而不已，則隨之”），而且其行文之間雖未指名，然而天下誰人不知句句不離王安石其人。其中最末一段，蘇軾竟將王安石比作魏晉之際的奸臣賈充 ，要求神宗將其罷免（今天下賢者，亦將以此觀陛下，為進退之決）。
實事求是地說，這就頗有些“要挾”的味道了。
以現代人的眼光來看，從熙寧二年（1069）開始，至元豐八年（1085）因宋神宗去世而結束的王安石變法（又稱熙寧變法、熙豐變法），王安石是以發展生產，富國強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機為目的，以“理財”、“整軍”為中心，涉及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各個方麵，是中國古代史上繼商鞅變法之後又一次規模巨大的社會變革運動。
在教育製度改革方麵，王安石仍以“三不足”——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的非凡勇氣，親自操刀撰寫了《周禮義》、《書義》、《詩義》，即《三經新義》，為學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也即為試策。
熙寧三年（1070）春，神宗皇帝起初想起用蘇軾為新學改革的主考官。
王安石知道後，趕緊上奏神宗說，蘇軾這個人學的都是旁門左道（所學乖異），決不能讓他充當考試策論的考官。
神宗沒法，隻得讓蘇軾充任編排試卷官。
宋代貢院置這一官名，簡稱“編排官”、“管號官”。編排官一般選派翰林學士、六部員外郎等充任，主掌舉人試卷字號之編排和合格舉人名次之編排。殿試唱名時、在禦座前依照名次將試卷對號拆封，轉交中書侍郎。按現在的思維，也就是個排名次與唱票的助理角色。
但蘇軾卻並不能滿足於這一角色，又再一次地像魯迅先生那樣，以他的作品為匕首、為投刀，直刺社會的黑暗與人性的醜陋。
所以，這一次仍對新法抱有抵觸的他，再一次地鬧出了個大動靜。
蘇軾先是以皇帝的口吻為殿試撰寫了一篇《擬殿試策問》，大意是：我趙頊何德何能，不過是老天的垂憐，已賜給我這麽多的忠良賢士，他們都已服務於朝廷。這些個大夫賢士都撇家舍業、背井離鄉地來到朝廷裏，根本不是為了掙工資，而是為了把從老師那裏學到的知識，無私地奉獻給國君社稷。
我趙某人改年號“熙寧”以來已經三載了，但是呢，還遠遠沒有達到孔老二所說的那種安居樂業的治理標準。社會矛盾不少，民風還不夠淳樸，自然災害頻仍，戰爭不能平息，小商小販還不能夠安心地做生意。
最後，再用一種激勵的口氣說到，諸位莘莘學子們，你們可要暢所欲言不要保留啊，為了我大宋社稷多多建言獻策啊，你們的試卷朕可是會仔細閱覽的喲！
按說，蘇軾這也是在例行公事，本身並沒有什麽問題。殿試過後，成績也都揭曉了，蘇軾作為編排官去集英殿參加了應考士子考卷的編排工作。對於朝廷擯棄用於事無補的詩詞歌賦而改用策論考試的方式，直接聽取來自五湖四海甚至深山老林之士樸素率真的議論，用此種辦法招賢納士朝野上下也還都心悅誠服。
關鍵是，蘇軾退朝後對當前的新法推行仍是如鯁在喉。
他認為不管是以前的詩詞歌賦，還是後來的嘉佑年來的古文，再就是現在的策論，因為文章關乎著讀書人的切身利益，所以一旦那種文風或是那種觀點迎合了聖上的口味，得到聖上的認可，那麽天下人就會不惜違心地去效仿之。
不行，還得上書神宗皇帝！
蘇軾迴到家，心潮澎湃，難以入眠。於是就披衣起坐，剔亮銀燈，用在居蜀期間跟父親大人苦學來的知識，筆頭生花、旁征博引地又重新起草了進士答殿試策論一道。
文章中，蘇軾首先引用《禮記》中的一段話來勸諫神宗皇帝，說陛下您要先自身清純才能夠接受五味，先本身潔白才能接受五彩。微臣希望陛下首先要清淨自身使自己的內心清靜無為，心靜自然涼嘛，然後逆耳的忠言、利國的謀策，才能聽到您的心裏！
微臣害怕的是，如今某些歹人的歪理邪說業已充塞了陛下的心室，陛下已被朝野上下的正邪之爭擾亂了自己的分辨能力，俗話說是“被黑饃饃占住嘴了”，到時候，即使有了治國良策（白饃饃），陛下也是聽不進去的。
說到這，按現代市麵上流行的社交學書籍的教程分析，被影射者——王安石先生，該不會是讚同，而是不出意外地要惱羞成怒了吧。
蘇軾又說，都說“君主的聖明統禦天下，百官各得其職，萬事有倫有序”這句話，微臣認為陛下並不一定真正地明白其中的道理，所以把事情的主次給弄顛倒了（注意這裏邊的分寸）！百官各司其職，難道是聖上挨個去督促他們嗎？萬事運行有序，難道是聖上親自規劃的結果嗎？叫我說，官員日常的辦公有序，這叫“職”，辦事有先有後，此為“序”。
如今，陛下您讓新任的兩府大臣侵奪了三司掌管財貨的權力，讓常平使者擾亂了路司、太守、縣令的正常管理。刑獄方麵，不是交給有關部門嚴格按法律程序去辦理，而是取決於執政大臣的意誌。邊關戰事的重大決策，不是“將在外，軍令有所不受”，交給將帥們自己去決定，而是聽從於身邊小卒子“井底之蛙”的意見。在這種情況下，百官可以說是完全喪失了自己的職守了！
陛下要想實行王道，首先應該講求的是道德道義，最後迫不得已才去動用刑罰。還有就是凡事要先講仁義，最後再去談利益。然而陛下卻把這些東西的順序都給弄反了！這樣做的後果是萬事萬物的運轉都失去了正常的的秩序。比如說，宰相的職位自古以來都是在論道中經營邦國的，如今陛下您讓中書省隻能機械地執行條例司的文書，而把中書省的職權徹底地給剝奪了！
如今朝廷的危害，在於時機還未成熟就強推新法，人心怎能信服，成就事業要循序漸進的嘛。如今治理政事的人都已不講究情理了，而是靠著君主的權勢和賞罰的威嚴，威逼著人們去做事。
蘇軾甚至還舉例說：按照常識，用斧子強行地去劈木材，一定是會劈開的。但是，若你不按照木材的紋理去強劈，說不定斧子還會被劈卷刃的（有點威脅的意味）。
如今陛下強令農民向官府借貸青苗錢，與商人爭奪利益，天下人都認為朝廷是在牟利，而陛下卻認為此是義舉。而近來推行的助役、均輸等政策，加之軍隊中嚴懲逃兵的政策，驟然輕率地執行，都是非常危險的。
至於蘇軾與宋神宗的關係，那也是極為微妙的：
在文學上，宋神宗對蘇軾的才華一直是非常欣賞的。
據《庚溪詩話》記載，宋神宗曾問大臣自古以來誰的才華可以與蘇軾相比，大臣迴答是李白，但宋神宗認為李白的才華雖高，但學問不如蘇軾，這表明宋神宗對蘇軾的文學造詣給予了高度評價。
在政治上，蘇東坡多次向宋神宗提出建議，盡管他的建議大多合理且出於公心，但由於宋神宗執政經驗不足，且對變法的強烈願望使得他對蘇軾的建議由好感轉為厭惡。蘇軾的直言不諱和多次上書反對變法，使得宋神宗對他的印象逐漸惡化。
因為宋神宗上台接手的江山，朝廷內外的危機已達到頂峰狀態，冗兵、冗官，冗費情況日益加深，國家財政陷入特別困難時期。外有強敵壓境，隻能通過歲幣的方式賄賂對方，內部又有一波接一波的起義，更加加深了宋神宗的恐懼。
所以，他對富國強兵有著強烈且真切的願望。親政之後，馬上就任命王安石為相，開始籌備變法運動。
蘇軾的一生經曆了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其中對他影響最深的是宋神宗，“烏台詩案”幾乎推毀了蘇軾積極入世的思想，而造成這樣的結局，與宋神宗對蘇軾的印象有很大的關係。
但宋神宗終究還是年輕，執政經驗不足，好幾次都下詔鼓勵別人提意見，這本來就是做做樣子，就和當今企業裏麵，搞個“總經理信箱”掛在牆上，說是歡迎大家多提意見，但真的能去提麽？
然而蘇軾就不客氣了，他不僅提了意見，還受到宋神宗的表揚。
熙寧二年（1069）五月，蘇軾對王安石建議神宗改變科舉、興學校、罷詩賦、明經諸科的做法說了自己的看法。
宋神宗看到奏折之後，很是高興，於是就麵召蘇軾論當時政令的得失。
蘇軾也直接指出宋神宗“求治太速，聽言太廣，進人太銳”的缺點，宋神宗聽後有點驚訝，因為蘇軾是第一個這麽直白跟他說，但是宋神宗還是表揚了蘇軾，“卿三言，朕當熟思之。”
這也是蘇軾與宋神宗的第一次見麵，也是唯一一次見麵。
這次見麵對蘇軾影響很大，宋神宗給他的印象就是一位識士之君，惜才之主，是可以讓自己實現“誌群堯舜”抱負的一位皇帝。然而，在政治覺悟上粗線條的蘇軾並沒有覺察到皇帝的微妙情緒變化。
果然在第二次進言時，宋神宗對蘇軾由好感，轉為有些厭惡了。
我們知道，雖然蘇軾說得有道理，上書的初衷也是好的，但就是令傾心於新法的宋神宗掃興與尷尬，蘇東坡在宋神宗心目中的地位動搖了。
微臣聽聞坊間近來有傳聞，陛下出台了一些糾偏過激的行政措施，追迴派出實施變法的官吏，廢除製置三司條例司的跡象，朝野間也都奔走相告、彈冠相慶。
但是，原來陛下在做的，不過隻是委派地方監司機構到民間打探一下新法管理強行抑配的情況，看看老百姓還有沒有承壓的空間！比如那個“製置三司條例司”，是在朝廷體製之外另設一個部門，實際上該部門就是撇開原有那些反對變法的官僚，另外任用一批新人來推行變法而已！
在蘇軾看來，這個新機構的執掌與中書、宰相重合，不但其本身就增加了冗員和冗費，而且使得“民實驚疑”“吏皆惶惑”。要“複人心而安國本”，就應該罷去“新法”的領導機構——製置三司條例司。如此，“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
蘇軾越說越氣，簡直要出離憤怒了。
他說，微臣還聽說，陛下認為的新法最終退而求其次還總可以在西北三路地區試行，我蘇軾就納了悶了，泱泱大中華的西北三路人民難道就不是陛下的赤子百姓與臣民？難道就該做行醫者試用毒藥的試驗品嗎？
如今陛下推行的新法一連得罪了老百姓、軍隊、官吏以及士大夫等社會各階層，我並非是危言聳聽來嚇唬陛下，我也沒這個膽（這倒是一句瞎話）。青苗法、助役法實施後，農民們內心不安。均輸法令頒布後，商賈們不能正常經商，老百姓也買不來東西因而生活不便。合並削減軍隊，驅逐傷殘兵士，貶斥從軍人員等舉措，使軍隊中的軍人開始對朝廷產生怨恨之情。青苗錢既然要散發，那麽就不該再禁止或抑配，不然下級的官吏就會因收不到利錢而受到責罰。
以上這些，還有近來的不管是放任謬誤強推新法，還是朝令夕改、粉飾過錯都是微臣我寢食難安、扼腕歎息的根源啊！
說到這兒，我們結合神宗皇帝的變法背景與決心，作為現代的職場人士，我們大多人也不難理解蘇軾在宋神宗心中的形象之變化了。
如果說《上神宗皇帝書》還是對事不對人，那麽一個月之後的《再上皇帝書》就堪稱直接的人身攻擊了。其言辭之激烈簡直讓人瞠目結舌，幾至無法相信是出自溫文爾雅的蘇軾手筆了。
他不但進一步將“新法”貶低得一無是處（“今日之政，小用則小敗，大用則大敗，若力行而不已，則隨之”），而且其行文之間雖未指名，然而天下誰人不知句句不離王安石其人。其中最末一段，蘇軾竟將王安石比作魏晉之際的奸臣賈充 ，要求神宗將其罷免（今天下賢者，亦將以此觀陛下，為進退之決）。
實事求是地說，這就頗有些“要挾”的味道了。
以現代人的眼光來看，從熙寧二年（1069）開始，至元豐八年（1085）因宋神宗去世而結束的王安石變法（又稱熙寧變法、熙豐變法），王安石是以發展生產，富國強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機為目的，以“理財”、“整軍”為中心，涉及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各個方麵，是中國古代史上繼商鞅變法之後又一次規模巨大的社會變革運動。
在教育製度改革方麵，王安石仍以“三不足”——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的非凡勇氣，親自操刀撰寫了《周禮義》、《書義》、《詩義》，即《三經新義》，為學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也即為試策。
熙寧三年（1070）春，神宗皇帝起初想起用蘇軾為新學改革的主考官。
王安石知道後，趕緊上奏神宗說，蘇軾這個人學的都是旁門左道（所學乖異），決不能讓他充當考試策論的考官。
神宗沒法，隻得讓蘇軾充任編排試卷官。
宋代貢院置這一官名，簡稱“編排官”、“管號官”。編排官一般選派翰林學士、六部員外郎等充任，主掌舉人試卷字號之編排和合格舉人名次之編排。殿試唱名時、在禦座前依照名次將試卷對號拆封，轉交中書侍郎。按現在的思維，也就是個排名次與唱票的助理角色。
但蘇軾卻並不能滿足於這一角色，又再一次地像魯迅先生那樣，以他的作品為匕首、為投刀，直刺社會的黑暗與人性的醜陋。
所以，這一次仍對新法抱有抵觸的他，再一次地鬧出了個大動靜。
蘇軾先是以皇帝的口吻為殿試撰寫了一篇《擬殿試策問》，大意是：我趙頊何德何能，不過是老天的垂憐，已賜給我這麽多的忠良賢士，他們都已服務於朝廷。這些個大夫賢士都撇家舍業、背井離鄉地來到朝廷裏，根本不是為了掙工資，而是為了把從老師那裏學到的知識，無私地奉獻給國君社稷。
我趙某人改年號“熙寧”以來已經三載了，但是呢，還遠遠沒有達到孔老二所說的那種安居樂業的治理標準。社會矛盾不少，民風還不夠淳樸，自然災害頻仍，戰爭不能平息，小商小販還不能夠安心地做生意。
最後，再用一種激勵的口氣說到，諸位莘莘學子們，你們可要暢所欲言不要保留啊，為了我大宋社稷多多建言獻策啊，你們的試卷朕可是會仔細閱覽的喲！
按說，蘇軾這也是在例行公事，本身並沒有什麽問題。殿試過後，成績也都揭曉了，蘇軾作為編排官去集英殿參加了應考士子考卷的編排工作。對於朝廷擯棄用於事無補的詩詞歌賦而改用策論考試的方式，直接聽取來自五湖四海甚至深山老林之士樸素率真的議論，用此種辦法招賢納士朝野上下也還都心悅誠服。
關鍵是，蘇軾退朝後對當前的新法推行仍是如鯁在喉。
他認為不管是以前的詩詞歌賦，還是後來的嘉佑年來的古文，再就是現在的策論，因為文章關乎著讀書人的切身利益，所以一旦那種文風或是那種觀點迎合了聖上的口味，得到聖上的認可，那麽天下人就會不惜違心地去效仿之。
不行，還得上書神宗皇帝！
蘇軾迴到家，心潮澎湃，難以入眠。於是就披衣起坐，剔亮銀燈，用在居蜀期間跟父親大人苦學來的知識，筆頭生花、旁征博引地又重新起草了進士答殿試策論一道。
文章中，蘇軾首先引用《禮記》中的一段話來勸諫神宗皇帝，說陛下您要先自身清純才能夠接受五味，先本身潔白才能接受五彩。微臣希望陛下首先要清淨自身使自己的內心清靜無為，心靜自然涼嘛，然後逆耳的忠言、利國的謀策，才能聽到您的心裏！
微臣害怕的是，如今某些歹人的歪理邪說業已充塞了陛下的心室，陛下已被朝野上下的正邪之爭擾亂了自己的分辨能力，俗話說是“被黑饃饃占住嘴了”，到時候，即使有了治國良策（白饃饃），陛下也是聽不進去的。
說到這，按現代市麵上流行的社交學書籍的教程分析，被影射者——王安石先生，該不會是讚同，而是不出意外地要惱羞成怒了吧。
蘇軾又說，都說“君主的聖明統禦天下，百官各得其職，萬事有倫有序”這句話，微臣認為陛下並不一定真正地明白其中的道理，所以把事情的主次給弄顛倒了（注意這裏邊的分寸）！百官各司其職，難道是聖上挨個去督促他們嗎？萬事運行有序，難道是聖上親自規劃的結果嗎？叫我說，官員日常的辦公有序，這叫“職”，辦事有先有後，此為“序”。
如今，陛下您讓新任的兩府大臣侵奪了三司掌管財貨的權力，讓常平使者擾亂了路司、太守、縣令的正常管理。刑獄方麵，不是交給有關部門嚴格按法律程序去辦理，而是取決於執政大臣的意誌。邊關戰事的重大決策，不是“將在外，軍令有所不受”，交給將帥們自己去決定，而是聽從於身邊小卒子“井底之蛙”的意見。在這種情況下，百官可以說是完全喪失了自己的職守了！
陛下要想實行王道，首先應該講求的是道德道義，最後迫不得已才去動用刑罰。還有就是凡事要先講仁義，最後再去談利益。然而陛下卻把這些東西的順序都給弄反了！這樣做的後果是萬事萬物的運轉都失去了正常的的秩序。比如說，宰相的職位自古以來都是在論道中經營邦國的，如今陛下您讓中書省隻能機械地執行條例司的文書，而把中書省的職權徹底地給剝奪了！
如今朝廷的危害，在於時機還未成熟就強推新法，人心怎能信服，成就事業要循序漸進的嘛。如今治理政事的人都已不講究情理了，而是靠著君主的權勢和賞罰的威嚴，威逼著人們去做事。
蘇軾甚至還舉例說：按照常識，用斧子強行地去劈木材，一定是會劈開的。但是，若你不按照木材的紋理去強劈，說不定斧子還會被劈卷刃的（有點威脅的意味）。
如今陛下強令農民向官府借貸青苗錢，與商人爭奪利益，天下人都認為朝廷是在牟利，而陛下卻認為此是義舉。而近來推行的助役、均輸等政策，加之軍隊中嚴懲逃兵的政策，驟然輕率地執行，都是非常危險的。
至於蘇軾與宋神宗的關係，那也是極為微妙的：
在文學上，宋神宗對蘇軾的才華一直是非常欣賞的。
據《庚溪詩話》記載，宋神宗曾問大臣自古以來誰的才華可以與蘇軾相比，大臣迴答是李白，但宋神宗認為李白的才華雖高，但學問不如蘇軾，這表明宋神宗對蘇軾的文學造詣給予了高度評價。
在政治上，蘇東坡多次向宋神宗提出建議，盡管他的建議大多合理且出於公心，但由於宋神宗執政經驗不足，且對變法的強烈願望使得他對蘇軾的建議由好感轉為厭惡。蘇軾的直言不諱和多次上書反對變法，使得宋神宗對他的印象逐漸惡化。
因為宋神宗上台接手的江山，朝廷內外的危機已達到頂峰狀態，冗兵、冗官，冗費情況日益加深，國家財政陷入特別困難時期。外有強敵壓境，隻能通過歲幣的方式賄賂對方，內部又有一波接一波的起義，更加加深了宋神宗的恐懼。
所以，他對富國強兵有著強烈且真切的願望。親政之後，馬上就任命王安石為相，開始籌備變法運動。
蘇軾的一生經曆了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其中對他影響最深的是宋神宗，“烏台詩案”幾乎推毀了蘇軾積極入世的思想，而造成這樣的結局，與宋神宗對蘇軾的印象有很大的關係。
但宋神宗終究還是年輕，執政經驗不足，好幾次都下詔鼓勵別人提意見，這本來就是做做樣子，就和當今企業裏麵，搞個“總經理信箱”掛在牆上，說是歡迎大家多提意見，但真的能去提麽？
然而蘇軾就不客氣了，他不僅提了意見，還受到宋神宗的表揚。
熙寧二年（1069）五月，蘇軾對王安石建議神宗改變科舉、興學校、罷詩賦、明經諸科的做法說了自己的看法。
宋神宗看到奏折之後，很是高興，於是就麵召蘇軾論當時政令的得失。
蘇軾也直接指出宋神宗“求治太速，聽言太廣，進人太銳”的缺點，宋神宗聽後有點驚訝，因為蘇軾是第一個這麽直白跟他說，但是宋神宗還是表揚了蘇軾，“卿三言，朕當熟思之。”
這也是蘇軾與宋神宗的第一次見麵，也是唯一一次見麵。
這次見麵對蘇軾影響很大，宋神宗給他的印象就是一位識士之君，惜才之主，是可以讓自己實現“誌群堯舜”抱負的一位皇帝。然而，在政治覺悟上粗線條的蘇軾並沒有覺察到皇帝的微妙情緒變化。
果然在第二次進言時，宋神宗對蘇軾由好感，轉為有些厭惡了。
我們知道，雖然蘇軾說得有道理，上書的初衷也是好的，但就是令傾心於新法的宋神宗掃興與尷尬，蘇東坡在宋神宗心目中的地位動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