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漢景帝的老師，也是漢景帝的重要謀士。他是大漢帝國的首席策劃師，也是權謀博弈的替罪羊。他為人嚴峻剛直又苛刻心狠，他滿腹經綸又缺乏政治謀略。他精於政治卻糊塗於人情，隻知謀國卻不知謀身，最終落得個腰斬於市的下場。
他就是大漢第一背鍋俠：晁錯。
晁錯，潁川郡人（今河南省禹州市）。西漢時期大臣、學者、政治家、文學家。
公元前200年左右，晁錯出生於潁川。年少時的晁錯，拜在張恢門下，研習法家思想。在那個時代，法家思想強調以法治國，主張通過明確的法律條文來規範人們的行為，注重法律的權威性與實用性。其倡導的“法不阿貴”和“一斷於法”等理念，對社會秩序的構建有著重要意義。
晁錯在張恢的教導下，深入研習法家學說，對其重法、重刑、重勢的思想有了深刻的理解與領悟。這種對法家思想的深刻認知，為其日後在政治生涯中主張以法治國、加強中央集權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漢文帝時期，晁錯憑借出眾的文才被朝廷征召，擔任太常掌故一職。
此職位主要負責收集、整理和編寫曆史與文化資料，在當時的朝廷中起著傳承文化、記錄曆史的重要作用。雖然類似於當今的國家智庫研究員，但在職責範圍和工作方式上仍有很大不同。太常掌故主要圍繞曆史文化領域開展工作，而現代國家智庫研究員則涵蓋經濟、政治、文化等多個領域，為國家決策提供更全麵、深入的分析和建議。
後來，晁錯又被朝廷派遣，跟隨儒學大家伏生學習《尚書》。《尚書》作為儒家經典之一，蘊含著豐富的道德倫理和治國理念。通過學習儒家思想，晁錯將儒家的仁愛、民本等思想與法家的法治觀念相融合，成為了一位儒法貫通的通才。這種獨特的知識結構使他在看待問題和提出解決方案時，能夠更加全麵、深入地分析問題的本質，為國家的發展提供更具可行性的策略。
晁錯學成歸來後，先後被任命為太子舍人、門大夫、太子家令。
晁錯就是在這個時候，與後來的漢景帝劉啟相識的。
劉啟為太子時，晁錯擔任太子家令，相當於太子府的大管家，精心料理著府中大小事務。在與太子劉啟的相處中，晁錯憑借能言善辯的口才和切中要害的分析能力，深得太子的喜愛與信任。劉啟親切地稱晁錯為 “智囊”，可見晁錯在太子心中的地位之高。《史記?袁盎晁錯列傳》中記載：“詔以為太子舍人、門大夫、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
成為太子劉啟的智囊後，晁錯在太子的支持下，多次上書漢文帝，提出諸多政見和建議。然而，由於當時漢朝國力尚在恢複之中，朝廷內部對於改革的意見並不統一，且外部匈奴威脅依然嚴峻，時機與條件尚未成熟。
漢文帝雖認可晁錯的才能，認為他的建議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合理性，但出於穩定大局的考慮，未予采納。不過，漢文帝對晁錯的才華給予了高度肯定，將他提升為中大夫，以表彰他的忠誠和智慧。
成為太子劉啟的智囊後，晁錯在太子的支持下，多次上書漢文帝，提出諸多政見和建議。然而，由於時機與條件尚未成熟，漢文帝雖認可晁錯的才能，卻未采納他的建議。但漢文帝對晁錯的才華給予了高度肯定，將他提升為中大夫。
漢文帝時期，漢朝逐漸從漢初百廢待興的蕭條中複蘇，呈現出和平昌盛的跡象。
但在這看似繁榮的背後，卻潛藏著不少隱患。
首先，強大的匈奴頻繁侵略漢朝邊塞，燒殺搶掠，無惡不作。匈奴的侵擾給漢朝百姓帶來了巨大的痛苦和損失，嚴重威脅到漢朝的統治。漢朝軍隊在與匈奴的對抗中，時常處於被動局麵，朝廷實行的消極和親政策也未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其次，漢朝從初期一直到漢文帝時期，實行的都是郡國並行製，這不僅使各諸侯國逐漸做大做強，而且也讓漢朝的政治體製變得混亂不堪，朝廷的政令到不了郡縣，各諸侯封國的百姓隻知王而不知皇帝，這些也嚴重威脅到了朝廷的統治。
針對這些困擾國家強大的弊病，晁錯又向漢文帝提出了一係列整治措施和可行性方案。
公元前 169 年，晁錯向漢文帝呈上一道《言兵事疏》。
晁錯對匈奴態度強硬，堅決主張以武力平定匈奴。在這篇奏疏中，晁錯認真總結了西漢以來抗擊匈奴襲擾的經驗教訓，客觀分析了當時漢匈雙方的軍力對比和對匈奴作戰的基本規律。他提出了‘以蠻夷攻蠻夷’的思想，即利用匈奴內部的矛盾，聯合其他少數民族部落共同對抗匈奴。
這一策略體現了晁錯對國際關係的深刻洞察和戰略眼光。他認識到，匈奴並非鐵板一塊，內部存在著各種矛盾和利益衝突。通過聯合其他少數民族部落，可以形成對匈奴的包圍之勢，削弱匈奴的實力。
然而，當時漢朝的國力尚不足以執行這一策略。
一方麵，漢朝需要集中精力恢複國內經濟，加強中央集權；另一方麵，聯合其他少數民族部落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外交資源，且存在一定的風險。因此，晁錯的主張被漢文帝委婉拒絕。
不過，這項政策後來在漢武帝時期得到了大力推行。漢武帝時期，漢朝國力強盛，具備了實施這一策略的條件。通過派遣張騫出使西域，加強與西域各國的聯係，漢朝成功地聯合了月氏、烏孫等少數民族部落，共同對抗匈奴，為擊敗匈奴發揮了巨大作用。
《言兵事疏》未被采納後，晁錯並未氣餒，又向漢文帝上書了《守邊勸農疏》和《募民實塞疏》。
在《守邊勸農疏》中，晁錯深入剖析了秦朝戍邊政策的失誤以及匈奴民族的活動特點。他提出了 “移民實邊” 的主張，即通過以免罪、拜爵、免除徭役賦稅等優惠政策，吸引百姓移民到邊境地區。這些百姓為了保衛自己的家園，必然會主動與匈奴交戰，這樣就可以免去從朝廷派兵對付匈奴的麻煩。
為了使 “移民實邊” 的工作做得更好，晁錯在《募民實塞疏》中對如何安置移民生活提出了具體措施。
“移民實邊” 屬於一種積極的防禦策略，得到了漢文帝的采納，並立即付諸實施。
這個政策堪稱遠見卓識的奇策，不僅在當時起到了防禦匈奴的作用，而且開創了曆代屯田政策的先河，對後世影響也十分巨大。
公元前 168 年，晁錯再次向漢文帝呈上一篇《論貴粟疏》。
在這篇奏疏中，晁錯細致分析了農民與商人之間的矛盾。他指出，商人通過囤積居奇、操縱物價等手段獲取巨額利潤，而農民卻在繁重的賦稅和勞役下苦苦掙紮。這種矛盾不僅影響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也削弱了國家的經濟基礎。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晁錯提出了重農抑商、入粟於官、拜爵除罪等一係列主張。
重農抑商政策旨在鼓勵農民從事農業生產，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同時限製商人的勢力，防止商業過度發展對農業造成衝擊。
入粟於官和拜爵除罪則是通過獎勵農民向國家繳納糧食，給予他們爵位和免除罪行的機會，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和國家的糧食儲備。
漢文帝欣然接受了這些建議，這些主張對當時的發展生產和鞏固國防都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
在經濟方麵，重農抑商政策促進了農業的發展，增加了國家的糧食產量和財政收入。入粟於官和拜爵除罪則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熱情，提高了國家的糧食儲備，為國家的經濟穩定提供了保障。
在國防方麵，充足的糧食儲備為軍隊提供了堅實的後勤支持，增強了國家的軍事實力。
這些主張為漢初的經濟發展和“文景之治”奠定了重要的物質基礎。
公元前 157 年，漢文帝去世，太子劉啟繼位，史稱 “漢景帝”。
漢景帝繼位後，作為老師和深受信任的謀士，晁錯自然也地位提升，被封為內史，正式進入權力中樞。
在漢景帝的支持下，晁錯獲得了施展抱負的機會。《史記?袁盎晁錯列傳》記載：“錯數請間言事，輒得，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 每逢國家大事，漢景帝對晁錯言聽計從，寵信程度超過了九卿，許多法令是經他之手修改訂立的。
丞相申屠嘉死後，漢景帝提升晁錯為禦史大夫，位列三公，地位愈加顯貴。
公元前 155 年，繼位兩年的漢景帝，在父親漢文帝的施政基礎上，繼續推行與民生息、減輕賦稅、勸課農桑等政策，社會基本繁榮昌盛。
此時有一件事讓漢景帝十分頭疼，那就是各諸侯王擁兵自重、專製一方、驕橫奢侈，他們時刻威脅著漢景帝的統治。
諸侯王們在自己的封地上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他們可以自行招募軍隊，鑄造兵器。一些諸侯王還與匈奴勾結，企圖對抗中央政權。在政治上，諸侯王們擁有自己的官僚體係，自行任命官員，不受中央政府的節製。他們在封地上實行獨立的統治，征收賦稅，製定法律，嚴重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權威。在經濟上，諸侯王們占據著大片肥沃的土地和豐富的資源，他們通過發展農業、手工業和商業，積累了巨額財富。這些財富不僅用於滿足他們的奢侈生活，還被用於擴充軍事力量，進一步威脅著中央政權。
在這個關鍵時刻，晁錯向漢景帝提出了削藩的建議，並呈上了《削藩策》。
《漢書》記載：“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
漢景帝最終采納了晁錯的建議，開始削藩。
但在削藩這個問題上，存在一個巨大的漏洞，那就是削藩的主意不能是漢景帝自己提出的，因為這些諸侯王不僅位高權重，是漢朝的根基，而且還是他們老劉家的骨肉至親。一旦漢景帝自己提出削藩，很容易造成天下大亂。
所以，必須有人來背這個鍋，而且這個人必須有足夠的能力背得起這口鍋。最後，晁錯成了這個背鍋俠。
晁錯在勸漢景帝削藩的過程中，得罪了很多人。
首先，被削藩的諸侯王對他恨之入骨。這些諸侯王原本在自己的封地上作威作福，享受著巨大的權力和財富。晁錯的削藩建議直接威脅到了他們的利益，他們自然對晁錯充滿了憎恨。
其次，朝廷中的大臣很多也反對他。尤其是大臣竇嬰，他是竇太後的侄子，認為削藩風險太大，有可能會引發動亂。他不服晁錯，二人爭論不休，由此結下了梁子。
最後，晁錯的家人也反對他。晁錯的父親千裏迢迢趕到京城，勸晁錯削藩是離間朝廷和劉姓諸侯王的家事，出力不討好，不要這麽做。但晁錯不為所動，他堅定地認為削藩是為了國家的穩定和長治久安。晁錯的父親見勸不動兒子，心中萬分悲涼，他不忍見到晁家滅門，迴到家後，服毒自殺。《漢書》記載：“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讓多怨，公何為也？’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晁氏危，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
公元前 154 年，漢景帝下達削藩令。
削藩令下達後，吳王劉濞就以 “誅晁錯，清君側” 的名義，聯合其他諸侯王起兵發動叛亂，這就是中國曆史上著名的 “七國之亂”。
七國造反的消息傳到都城後，漢景帝十分緊張。他問晁錯如何應對，沒想到晁錯卻傻眼了，他根本就沒有考慮過這些問題。無奈之下，晁錯向漢景帝提出禦駕親征，割地求和，殺袁盎等措施。
晁錯提出禦駕親征，可能是考慮到漢景帝的權威和士氣的重要性。在古代，君主親征往往能夠鼓舞士氣，增強軍隊的戰鬥力。割地求和雖然看似妥協，但在當時的緊急情況下，也可能是為了爭取時間，穩定局勢。殺袁盎則是出於對局勢的誤判，他認為袁盎與吳王劉濞有勾結，可能會對朝廷造成更大的威脅。
晁錯的這些建議在當時的情況下存在很大的風險，更不能直接解決問題，漢景帝聽後理都沒理他。
可見晁錯並不是一個成熟的政治家和謀士。
昔日與晁錯有過節的竇嬰抓住機會，將七王叛亂的矛頭指向了晁錯。而大臣袁盎也建議漢景帝殺了晁錯，以平息七國的叛亂。緊接著，以丞相陶青、中尉陳嘉、廷尉張歐為首的大臣聯名彈劾晁錯，請求漢景帝處死這個亂國之臣。
此時的漢景帝隻想盡快解決問題，其他的什麽都不在乎。於是，漢景帝頭腦一熱，采納了他們的建議。隨之，身穿朝服的晁錯，被騙到街市，處以腰斬，全族被滅，無一幸免。《漢書》記載：“乃使中尉召錯，紿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
或許晁錯到死也不明白，自己無私無畏，一心護主，為什麽會落得如此下場。
晁錯死後，叛亂並沒有平息。漢景帝派出大將周亞夫，幾乎傾盡全國之力，曆時三個月，才將七國之亂平息。
經此一戰，各諸侯王的勢力受到了致命打擊，實力大不如前。這為後來漢武帝實行‘推恩令’，徹底解決各諸侯國的問題創造了有利條件。從長遠來看，晁錯無疑又是最大的功臣。
縱觀晁錯的一生，他少年勤奮，矢誌不渝，才情橫溢；青年奮發，輔佐君王，治國安邦。他胸懷天下，心係蒼生，提出改革，力主削藩，為國家的統一和穩定立下汗馬功勞。然而，他命運多舛，因忠直而招禍，因改革而觸怒權貴。他的忠誠和直言不諱在那個複雜的政治環境中，成為了他的致命弱點。最終，他含冤而逝，令人扼腕歎息。
晁錯的死，既是他自己對現實認知的不足，也是時代的悲歌。
他就是大漢第一背鍋俠：晁錯。
晁錯，潁川郡人（今河南省禹州市）。西漢時期大臣、學者、政治家、文學家。
公元前200年左右，晁錯出生於潁川。年少時的晁錯，拜在張恢門下，研習法家思想。在那個時代，法家思想強調以法治國，主張通過明確的法律條文來規範人們的行為，注重法律的權威性與實用性。其倡導的“法不阿貴”和“一斷於法”等理念，對社會秩序的構建有著重要意義。
晁錯在張恢的教導下，深入研習法家學說，對其重法、重刑、重勢的思想有了深刻的理解與領悟。這種對法家思想的深刻認知，為其日後在政治生涯中主張以法治國、加強中央集權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漢文帝時期，晁錯憑借出眾的文才被朝廷征召，擔任太常掌故一職。
此職位主要負責收集、整理和編寫曆史與文化資料，在當時的朝廷中起著傳承文化、記錄曆史的重要作用。雖然類似於當今的國家智庫研究員，但在職責範圍和工作方式上仍有很大不同。太常掌故主要圍繞曆史文化領域開展工作，而現代國家智庫研究員則涵蓋經濟、政治、文化等多個領域，為國家決策提供更全麵、深入的分析和建議。
後來，晁錯又被朝廷派遣，跟隨儒學大家伏生學習《尚書》。《尚書》作為儒家經典之一，蘊含著豐富的道德倫理和治國理念。通過學習儒家思想，晁錯將儒家的仁愛、民本等思想與法家的法治觀念相融合，成為了一位儒法貫通的通才。這種獨特的知識結構使他在看待問題和提出解決方案時，能夠更加全麵、深入地分析問題的本質，為國家的發展提供更具可行性的策略。
晁錯學成歸來後，先後被任命為太子舍人、門大夫、太子家令。
晁錯就是在這個時候，與後來的漢景帝劉啟相識的。
劉啟為太子時，晁錯擔任太子家令，相當於太子府的大管家，精心料理著府中大小事務。在與太子劉啟的相處中，晁錯憑借能言善辯的口才和切中要害的分析能力，深得太子的喜愛與信任。劉啟親切地稱晁錯為 “智囊”，可見晁錯在太子心中的地位之高。《史記?袁盎晁錯列傳》中記載：“詔以為太子舍人、門大夫、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
成為太子劉啟的智囊後，晁錯在太子的支持下，多次上書漢文帝，提出諸多政見和建議。然而，由於當時漢朝國力尚在恢複之中，朝廷內部對於改革的意見並不統一，且外部匈奴威脅依然嚴峻，時機與條件尚未成熟。
漢文帝雖認可晁錯的才能，認為他的建議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合理性，但出於穩定大局的考慮，未予采納。不過，漢文帝對晁錯的才華給予了高度肯定，將他提升為中大夫，以表彰他的忠誠和智慧。
成為太子劉啟的智囊後，晁錯在太子的支持下，多次上書漢文帝，提出諸多政見和建議。然而，由於時機與條件尚未成熟，漢文帝雖認可晁錯的才能，卻未采納他的建議。但漢文帝對晁錯的才華給予了高度肯定，將他提升為中大夫。
漢文帝時期，漢朝逐漸從漢初百廢待興的蕭條中複蘇，呈現出和平昌盛的跡象。
但在這看似繁榮的背後，卻潛藏著不少隱患。
首先，強大的匈奴頻繁侵略漢朝邊塞，燒殺搶掠，無惡不作。匈奴的侵擾給漢朝百姓帶來了巨大的痛苦和損失，嚴重威脅到漢朝的統治。漢朝軍隊在與匈奴的對抗中，時常處於被動局麵，朝廷實行的消極和親政策也未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其次，漢朝從初期一直到漢文帝時期，實行的都是郡國並行製，這不僅使各諸侯國逐漸做大做強，而且也讓漢朝的政治體製變得混亂不堪，朝廷的政令到不了郡縣，各諸侯封國的百姓隻知王而不知皇帝，這些也嚴重威脅到了朝廷的統治。
針對這些困擾國家強大的弊病，晁錯又向漢文帝提出了一係列整治措施和可行性方案。
公元前 169 年，晁錯向漢文帝呈上一道《言兵事疏》。
晁錯對匈奴態度強硬，堅決主張以武力平定匈奴。在這篇奏疏中，晁錯認真總結了西漢以來抗擊匈奴襲擾的經驗教訓，客觀分析了當時漢匈雙方的軍力對比和對匈奴作戰的基本規律。他提出了‘以蠻夷攻蠻夷’的思想，即利用匈奴內部的矛盾，聯合其他少數民族部落共同對抗匈奴。
這一策略體現了晁錯對國際關係的深刻洞察和戰略眼光。他認識到，匈奴並非鐵板一塊，內部存在著各種矛盾和利益衝突。通過聯合其他少數民族部落，可以形成對匈奴的包圍之勢，削弱匈奴的實力。
然而，當時漢朝的國力尚不足以執行這一策略。
一方麵，漢朝需要集中精力恢複國內經濟，加強中央集權；另一方麵，聯合其他少數民族部落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外交資源，且存在一定的風險。因此，晁錯的主張被漢文帝委婉拒絕。
不過，這項政策後來在漢武帝時期得到了大力推行。漢武帝時期，漢朝國力強盛，具備了實施這一策略的條件。通過派遣張騫出使西域，加強與西域各國的聯係，漢朝成功地聯合了月氏、烏孫等少數民族部落，共同對抗匈奴，為擊敗匈奴發揮了巨大作用。
《言兵事疏》未被采納後，晁錯並未氣餒，又向漢文帝上書了《守邊勸農疏》和《募民實塞疏》。
在《守邊勸農疏》中，晁錯深入剖析了秦朝戍邊政策的失誤以及匈奴民族的活動特點。他提出了 “移民實邊” 的主張，即通過以免罪、拜爵、免除徭役賦稅等優惠政策，吸引百姓移民到邊境地區。這些百姓為了保衛自己的家園，必然會主動與匈奴交戰，這樣就可以免去從朝廷派兵對付匈奴的麻煩。
為了使 “移民實邊” 的工作做得更好，晁錯在《募民實塞疏》中對如何安置移民生活提出了具體措施。
“移民實邊” 屬於一種積極的防禦策略，得到了漢文帝的采納，並立即付諸實施。
這個政策堪稱遠見卓識的奇策，不僅在當時起到了防禦匈奴的作用，而且開創了曆代屯田政策的先河，對後世影響也十分巨大。
公元前 168 年，晁錯再次向漢文帝呈上一篇《論貴粟疏》。
在這篇奏疏中，晁錯細致分析了農民與商人之間的矛盾。他指出，商人通過囤積居奇、操縱物價等手段獲取巨額利潤，而農民卻在繁重的賦稅和勞役下苦苦掙紮。這種矛盾不僅影響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也削弱了國家的經濟基礎。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晁錯提出了重農抑商、入粟於官、拜爵除罪等一係列主張。
重農抑商政策旨在鼓勵農民從事農業生產，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同時限製商人的勢力，防止商業過度發展對農業造成衝擊。
入粟於官和拜爵除罪則是通過獎勵農民向國家繳納糧食，給予他們爵位和免除罪行的機會，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和國家的糧食儲備。
漢文帝欣然接受了這些建議，這些主張對當時的發展生產和鞏固國防都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
在經濟方麵，重農抑商政策促進了農業的發展，增加了國家的糧食產量和財政收入。入粟於官和拜爵除罪則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熱情，提高了國家的糧食儲備，為國家的經濟穩定提供了保障。
在國防方麵，充足的糧食儲備為軍隊提供了堅實的後勤支持，增強了國家的軍事實力。
這些主張為漢初的經濟發展和“文景之治”奠定了重要的物質基礎。
公元前 157 年，漢文帝去世，太子劉啟繼位，史稱 “漢景帝”。
漢景帝繼位後，作為老師和深受信任的謀士，晁錯自然也地位提升，被封為內史，正式進入權力中樞。
在漢景帝的支持下，晁錯獲得了施展抱負的機會。《史記?袁盎晁錯列傳》記載：“錯數請間言事，輒得，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 每逢國家大事，漢景帝對晁錯言聽計從，寵信程度超過了九卿，許多法令是經他之手修改訂立的。
丞相申屠嘉死後，漢景帝提升晁錯為禦史大夫，位列三公，地位愈加顯貴。
公元前 155 年，繼位兩年的漢景帝，在父親漢文帝的施政基礎上，繼續推行與民生息、減輕賦稅、勸課農桑等政策，社會基本繁榮昌盛。
此時有一件事讓漢景帝十分頭疼，那就是各諸侯王擁兵自重、專製一方、驕橫奢侈，他們時刻威脅著漢景帝的統治。
諸侯王們在自己的封地上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他們可以自行招募軍隊，鑄造兵器。一些諸侯王還與匈奴勾結，企圖對抗中央政權。在政治上，諸侯王們擁有自己的官僚體係，自行任命官員，不受中央政府的節製。他們在封地上實行獨立的統治，征收賦稅，製定法律，嚴重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權威。在經濟上，諸侯王們占據著大片肥沃的土地和豐富的資源，他們通過發展農業、手工業和商業，積累了巨額財富。這些財富不僅用於滿足他們的奢侈生活，還被用於擴充軍事力量，進一步威脅著中央政權。
在這個關鍵時刻，晁錯向漢景帝提出了削藩的建議，並呈上了《削藩策》。
《漢書》記載：“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
漢景帝最終采納了晁錯的建議，開始削藩。
但在削藩這個問題上，存在一個巨大的漏洞，那就是削藩的主意不能是漢景帝自己提出的，因為這些諸侯王不僅位高權重，是漢朝的根基，而且還是他們老劉家的骨肉至親。一旦漢景帝自己提出削藩，很容易造成天下大亂。
所以，必須有人來背這個鍋，而且這個人必須有足夠的能力背得起這口鍋。最後，晁錯成了這個背鍋俠。
晁錯在勸漢景帝削藩的過程中，得罪了很多人。
首先，被削藩的諸侯王對他恨之入骨。這些諸侯王原本在自己的封地上作威作福，享受著巨大的權力和財富。晁錯的削藩建議直接威脅到了他們的利益，他們自然對晁錯充滿了憎恨。
其次，朝廷中的大臣很多也反對他。尤其是大臣竇嬰，他是竇太後的侄子，認為削藩風險太大，有可能會引發動亂。他不服晁錯，二人爭論不休，由此結下了梁子。
最後，晁錯的家人也反對他。晁錯的父親千裏迢迢趕到京城，勸晁錯削藩是離間朝廷和劉姓諸侯王的家事，出力不討好，不要這麽做。但晁錯不為所動，他堅定地認為削藩是為了國家的穩定和長治久安。晁錯的父親見勸不動兒子，心中萬分悲涼，他不忍見到晁家滅門，迴到家後，服毒自殺。《漢書》記載：“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讓多怨，公何為也？’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晁氏危，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
公元前 154 年，漢景帝下達削藩令。
削藩令下達後，吳王劉濞就以 “誅晁錯，清君側” 的名義，聯合其他諸侯王起兵發動叛亂，這就是中國曆史上著名的 “七國之亂”。
七國造反的消息傳到都城後，漢景帝十分緊張。他問晁錯如何應對，沒想到晁錯卻傻眼了，他根本就沒有考慮過這些問題。無奈之下，晁錯向漢景帝提出禦駕親征，割地求和，殺袁盎等措施。
晁錯提出禦駕親征，可能是考慮到漢景帝的權威和士氣的重要性。在古代，君主親征往往能夠鼓舞士氣，增強軍隊的戰鬥力。割地求和雖然看似妥協，但在當時的緊急情況下，也可能是為了爭取時間，穩定局勢。殺袁盎則是出於對局勢的誤判，他認為袁盎與吳王劉濞有勾結，可能會對朝廷造成更大的威脅。
晁錯的這些建議在當時的情況下存在很大的風險，更不能直接解決問題，漢景帝聽後理都沒理他。
可見晁錯並不是一個成熟的政治家和謀士。
昔日與晁錯有過節的竇嬰抓住機會，將七王叛亂的矛頭指向了晁錯。而大臣袁盎也建議漢景帝殺了晁錯，以平息七國的叛亂。緊接著，以丞相陶青、中尉陳嘉、廷尉張歐為首的大臣聯名彈劾晁錯，請求漢景帝處死這個亂國之臣。
此時的漢景帝隻想盡快解決問題，其他的什麽都不在乎。於是，漢景帝頭腦一熱，采納了他們的建議。隨之，身穿朝服的晁錯，被騙到街市，處以腰斬，全族被滅，無一幸免。《漢書》記載：“乃使中尉召錯，紿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
或許晁錯到死也不明白，自己無私無畏，一心護主，為什麽會落得如此下場。
晁錯死後，叛亂並沒有平息。漢景帝派出大將周亞夫，幾乎傾盡全國之力，曆時三個月，才將七國之亂平息。
經此一戰，各諸侯王的勢力受到了致命打擊，實力大不如前。這為後來漢武帝實行‘推恩令’，徹底解決各諸侯國的問題創造了有利條件。從長遠來看，晁錯無疑又是最大的功臣。
縱觀晁錯的一生，他少年勤奮，矢誌不渝，才情橫溢；青年奮發，輔佐君王，治國安邦。他胸懷天下，心係蒼生，提出改革，力主削藩，為國家的統一和穩定立下汗馬功勞。然而，他命運多舛，因忠直而招禍，因改革而觸怒權貴。他的忠誠和直言不諱在那個複雜的政治環境中，成為了他的致命弱點。最終，他含冤而逝，令人扼腕歎息。
晁錯的死，既是他自己對現實認知的不足，也是時代的悲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