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說,有明一朝,這為官僚係統設立的監察機構,本質就是在無限套娃。


    都察院監察百官不夠,朱元璋也不信任這些文官老爺,那就設立錦衣衛監察都察院、監察百官。


    可到了永樂朝,錦衣衛逐漸失控,權勢也太大了,並且開始與文官係統穿一條褲子,所以朱棣選擇了重用宦官,設立東廠來監察控扼錦衣衛。


    朱棣這位馬上皇帝想的很簡單,太監沒有後代,也不為家族親眷所容,隻能依靠皇權,用太監設立東廠,來監察控製錦衣衛,可謂是百利而無一害。


    但真的是這樣嗎?


    至少前期還真就如此,東廠作為錦衣衛的監察係統,權勢驚人,且絕對忠誠於皇權,對錦衣衛、百官的確起到了一定監督作用。


    可很快,東廠就也跟著失控了。


    嗯,太監沒有後代,確實隻能依附皇權。


    可沒有後代,不代表太監就沒那個野心了。


    林煜直接搬出了曆史作為依據:“太宗皇帝想法很好,太監沒有後代,由皇帝親信太監控製的東廠,必定不會背叛皇權,也跟文官集團尿不到一壺去。


    可他老人家沒想過,太監也是人,不是沒有胯下二兩肉就沒了感情,太監也是有七情六欲的,而且太監無後,就注定比常人更貪戀權勢富貴……”


    “一如唐朝的太監!”


    把唐朝太監搬出來,那就有些太超綱了。


    唐朝太監的發家,始自安史之亂,這場足以動搖大唐國運的內亂,嚴重損耗了大唐王朝的中央實力,也讓唐廷中樞不再信任武將。


    如此帶來的後果,就是地方的迅速藩鎮化,既是為了自保,也是看清了中樞沒有太多力量,那他們就可以擁兵自重,邀取更多好處。


    地方大批藩鎮化,就讓唐廷中樞愈發對武將節度使忌憚,所以整個中晚唐,總會迎來各種各樣的“中興”。


    朝廷強勢,那王朝就能“中興”,地方藩鎮節度使會選擇讓步,擁護朝廷。


    朝廷弱勢,那王朝又會衰落,藩鎮趁機敲詐勒索,繼而惡性循環。


    在此過程中,因為藩鎮節度使的不斷做大,皇帝不再信任武將,轉而把軍權親自掌握在手,而代替皇帝掌控兵權的,又必須是絕對不會背叛皇帝的,那就隻剩下太監了。


    太監得到了軍權,一開始確實也忠於皇帝,但到了後來,其發現忠於皇帝,需要跟那些心狠手辣的節度使對抗。


    贏了還好,輸了就是沒命,哪怕僥幸保命,皇帝還要怪罪,且贏了可能還會功高震主,讓皇帝忌憚。


    那既然如此……


    為什麽不幹脆掌控要挾皇帝呢?


    誰說隻有曹操才能挾天子以令諸侯?


    太監有了兵權,難道就不能也來個挾天子以令諸侯?


    之後……


    抽象大唐來了!


    唐代宗李豫,這位挽迴了大唐社稷的“中興之主”(代宗就是避諱太宗,可見功績),卻反而受製於其父親留下的宦官李輔國。


    李輔國甚至曾對唐代宗說:“大家(唐代皇帝的俗稱)但內裏坐,外事聽老奴處置。”


    如此僭君之言,唐代宗肯定不能容他,那該怎麽辦呢?


    很簡單,利用太監程元振對付太監李輔國……


    李輔國很快就被程元振幹翻了,唐代宗大喜,立馬對李輔國展開政治清算,同時讓程元振代李輔國掌控禁軍。


    之後,就是無限循環了。


    程元振又開始坐大,為了維係自己的權力地位,誹謗平定安史之亂的首功郭子儀,陷害山南東道節度使來瑱、同華節度使李懷讓、左仆射裴冕等人,使得宦官集團與朝臣、地方藩鎮的矛盾激化。


    廣德元年七月,吐蕃20萬大軍入侵大唐,程元振隱匿軍情,導致長安失陷,代宗被迫出逃陝州,程元振因此獲罪,被削去一切官職,放歸三原。


    吐蕃退兵後,程元振化妝成婦人不顧戴罪之身私迴長安,為京兆府所捕獲,被流放於溱州(重慶綦江),代宗念其擁立有功,又改為江陵安置。


    此後,代宗依舊沒有吸取“教訓”,又物色了一個太監魚朝恩,取代程元振繼續掌控禁軍。


    這個魚朝恩就厲害了,比前麵的程元振、李輔國還囂張,連代宗都不放在眼裏。


    代宗這下被打醒了,殺了魚朝恩後總算消停了一下,沒再重用宦官了。


    隻可惜,沒了宦官製約,等到唐德宗登基,“涇源兵變”爆發。


    朱滔、朱泚、李懷仙等藩鎮節度使先後造反,其中朱泚更是公然自立為帝,與大唐分庭抗禮。


    叛亂最後雖然得到平息,但德宗至此便不再信任地方藩鎮節度使,於是沉寂了一段時間的宦官勢力再一次抬頭。


    德宗又開始用宦官典兵,並設左、右神策軍護軍中尉及樞密使二員,均由宦官出任,當時合稱“四貴”。


    “時(德宗朝)竇、霍之權,振於天下,藩鎮節將,多出禁軍;台省清要,時出其門。”——《舊唐書·宦者竇文場霍仙鳴傳》


    唐德宗重用宦官,使得宦官的權力空前膨脹,至此以後宦官之權不可奪,地方實力派也無力與之對抗。


    他們對皇帝屢行廢立,殺憲宗、敬宗,立穆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自德宗後,唐朝的皇帝幾乎都受製於宦官。


    當然,德宗弄出來的“宦官專權”,後麵的皇帝肯定對此不滿,也曾試圖反抗過。


    唐文宗在位時,文宗心腹近臣李訓、鄭注受命發動“甘露之變”,密謀誅殺宦官,可惜事機不密,最終失敗了,文宗還遭宦官劫持。


    為了打擊反對勢力,宦官利用手中兵權在長安城內大肆屠殺,包括宰相王涯、舒元輿等在內萬餘人被殺害。


    皇權與士人集團因此遭到沉重打擊,變得一蹶不振,再也無力與宦官抗衡。


    從此以後,宦官集團便牢牢控製住皇帝,掌握了最高統治權,中樞、地方已是奈何不了他們。


    《資治通鑒》對這一段記載:“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宦官氣益盛,迫脅天子,下視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


    即便到了天複三年(距離唐朝滅亡還有四年),樞密使楊知古、楊行朗依然能“威懾朝廷,勢傾海內”,楊複恭目無天子,下視群臣,“天下威勢,舉歸其門”,劉季述還一度囚禁昭宗,圖謀肆行廢立,更為甚者,韓全誨等公然劫持天子,君相被視若無物。


    宦官專權,幾乎伴隨了整個大唐的後半朝,一直到了唐朝滅亡前夕,宰相崔胤才借助宣武節度使朱溫的兵力,將宦官勢力徹底鏟除。


    如此付出的代價就是,唐朝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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