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子也知道，那個年頭吃得飽的人就是食堂工作人員。
我們寢室的大李，大哥是省軍區的幹部。他經常下午去省軍區大哥那裏“改善夥食”，走的時候總是豪氣十足地說：“你們把我的一份飯分了吧！”
有哥哥在軍區真好。
饑餓年代·2
有同學告訴我們：朱文熙敢吃皮蟲。皮蟲是樹上毛毛蟲的蛹還是毛毛蟲的幼蟲我弄不清楚，反正是吊在樹上幹樹葉裹著的。你想想：朱文熙1米80的高個，肯定比小個子更需要能量，皮蟲肯定含豐富的蛋白質，大家表示很理解。可能還有人效仿，以至於第二年春天沒有發生過討厭的毛毛蟲落到人身上的事。
到衛生科去看病的人越來越多。除了得肝炎、肺結核之外，幾乎人人都得了浮腫病——一種當時特有的營養缺乏引起的病：臉腫、腳腫、全身腫。有人危言聳聽：如果全身浮腫了，那就意味著快了，快要和那些長眠在江淮大地的農民兄弟做伴去了。
我到衛生科去看病，正巧碰上在羅集給我藥片的醫生，他按一按我的腿：“浮腫病！”立即給我兩個盛有黃色液體的玻璃瓶——小球藻合劑。我早知道這個治浮腫的“特效藥”小球藻，我們班級、我們寢室都有人服過，醫生還開給我3天病假單——到底是熟人。但我還是賴著不走：“醫生，我聽說有一種專治浮腫的藥叫‘八珍散’，能不能開給我？”
“你這個小同學消息倒蠻靈通的。我告訴你，‘八珍散’一般人是不開的。好了好了，迴去好好休息吧。”
“八珍散”的事是一個患病同學告訴我的。據說“八珍散”內有山藥、胡桃、茯苓、芝麻8種成分，全是營養品。不肯開，沒有法子，我也隻好加入了喝小球藻的大隊。
這一個時期，有大批同學退學、休學，像朱文熙就休學迴家了。五八級、五九級有許多上海同學退學了，他們迴上海後的路走的也很艱難：先是報戶口要漫長地等待，在一年、兩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內是沒有糧、油什麽的，全得靠自家親人嘴裏省下來！此外工作也隻能幹臨時工，什麽勞保醫療福利全無。
本地同學尤其農村同學休學退學的人很少——迴家去餓死嗎？但也有例外。
饑餓年代·3
開學以後許多天，一個農村同學才在學校露麵——大家都以為他退學了。他是鳳陽人，同學們平時都不叫他名字，都叫他“鳳陽”。
“鳳陽”在宿舍裏興高采烈地講他的傳奇：他假期迴鄉後第二天，就和家鄉的父老鄉親一起去逃荒，一直逃到新疆。新疆是個好地方：“在那裏隻要肯幹活就讓你吃飽！”“鳳陽”還大講特講逃荒的驚險故事：如何上火車、如何弄到吃食。原來鳳陽從明朝以來就有逃荒要飯的傳統，那裏的幹部、武裝民兵不像別的地方不許農民外出。而鳳陽人猶如吉卜賽人，在惡劣環境下的生存能力特強。想想“鳳陽”和他的老鄉，一無糧票二無鈔票，居然大隊人馬開到了千裏之外的新疆。
打那以後，“鳳陽”就不安心過學生生活了，逃荒的經曆喚醒了他身上祖傳的野性，沒過多久他又不見了。我們猜十有八九他去新疆了。他說過：“新疆的瓜啊，你們這一輩子都沒吃過，太好吃了。”
直到我畢業，“鳳陽”沒迴學校來過。
按理說，老蔡應該管管“鳳陽”的事。自從老韓不當學生調到校報當主編之後（老韓原來是蚌埠市文聯的幹部、來學物理真是莫名其妙），老蔡作為學生黨支部委員是年級“最高學生領導”，應該幫助“鳳陽”樹立革命理想，安心學習。老蔡對“鳳陽”的動態應該一清二楚——自會有人向他報告，例如老徐這樣經常打小報告、經常“靠攏組織”的人，老徐後來被老蔡大力幫助入了黨。
蔡委員（老蔡很愛聽別人這麽叫他）此時不像以前那樣愛訓人了，畢竟他也在挨餓。1961年上半年他因身體不好休學，1962年迴學校後就到比我們低一年的六零級去了。我懷疑這位家庭出身“三代貧農”的同學沒有到農村去養病，因為他迴校以後穿上了軍用皮鞋，披上了軍棉大衣。他用錢也闊綽起來，我有一迴到學校小賣部去，碰上老蔡在買高級糖——那是相當昂貴的、論顆論粒賣的糖！
“小國慶，來一顆。”老蔡大方地塞到我嘴裏。
我把糖吃了——瞧我那點出息！
饑餓年代·4
學校為了讓學生“提高思想覺悟”，安排了一次報告會，由一位經曆過延安艱苦革命生活的“老革命”來講講延安的艱苦奮鬥精神。效果卻適得其反。
“老革命”名叫李凡夫，原來在中央黨校，後來被貶到本省當一個理論刊物主編，最後又被貶到我們學校馬列主義教研室當教授。李凡夫是7級幹部，就是在冠蓋雲集的北京，他也屬於高官的範疇。
李教授講了自己如何到延安匯報工作、如何留在抗大當教員、反掃蕩以後延安如何艱苦、中央如何開展大生產運動，自力更生、豐衣足食等等。當講到延安的供給標準時，台下開始躁動起來。原來李教授說再怎麽困難，一人一天1斤4兩小米、2斤菜，一個月4兩油、半斤肉總是有保證的，更不用說大生產運動之後的豐衣足食了。
我們當時的夥食標準比艱苦奮鬥的延安低多了，一個月隻有一兩油，沒有肉。報告會就在大家的紛紛議論中結束。
看來李凡夫是個老實人，所以官越當越小。
學校也搞大生產運動了，所有空地都開荒種菜、種南瓜、種大豆、種胡蘿卜。好在學校的空地很多，把地分給各個班級，也分給各個教工家庭，學校內到處可見鋤頭、鐵鍬，還有，糞桶。
不是有一句話嗎：“莊稼一枝花，全靠肥當家。”全校幾千人的屎尿，就是我校大農莊的天然肥源，可不能讓它們被什麽抽水馬桶給浪費了。於是造了公共廁所，一律蹲位。積肥的同學總是不斷地去淘糞，你如果上廁所方便比較慢，一迴頭會看見等著淘你糞的同學不耐煩的眼神。
我們班的姚明孝同學另辟蹊徑，每天早上天沒亮就挑著空糞桶去廁所淘糞。兩個月下來，積肥成績卓著，光榮地加入了共青團。
饑餓年代·5
學校流傳開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要成立城市人民公社了！
先是《人民日報》社論，內容是人民公社的偉大意義及在城市推廣的可能性；接著是10個大城市市長的聯名文章，說是要進行城市公社的試點，上海的曹荻秋和北京的萬裏都署了名。成立城市人民公社是完全符合邏輯的：既然人民公社能讓農村走向共產主義，當然也應該讓城市也走向共產主義。
合肥市算不上大城市，但安徽省委一貫緊跟毛主席，所以迫不及待地要在合肥試點。聽說我們學校要和附近的一個種蔬菜的郊區人民公社和兩個工廠合並成立一個城市人民公社。
學校開了全校師生動員大會，由黨委副書記龔書記做報告，內容無非是成立公社的偉大意義之類。龔書記是浙江人，說的普通話帶有濃重的南方口音，為人比較溫和。他講話快結束時，有人遞了條子上去（若是方書記做報告絕對不敢），條子上問的是“家裏有縫紉機怎麽辦？會不會充公？”
龔書記沉吟了一會迴答：縫紉機是生產資料，私人不應該有生產資料，應該歸公社所有。
龔書記的話估計讓那些有縫紉機的家庭大起恐慌，也讓那些沒有買縫紉機的教工暗自慶幸。台下頓時議論開了。
一個宣傳部的漢子（他的嗓門大，專門喊口號）領著大家喊口號：人民公社是金橋！共產主義早來到！人民公社一枝花！花開千朵香萬家！
大會結束之後，陳登華（“小姐”）和我私下裏討論了一陣子。“小姐”認為肯定是某人覺得光讓農村死人太便宜城裏人了，為了公平起見也在城市搞公社，“讓城裏人也餓死一些”。
不知為什麽，城市人民公社的事後來不提了，報紙上也沒有讓10個市長聲明暫時不搞試點，龔書記也沒有開大會講城市人民公社的事，似乎要搞城市人民公社的事從來沒有發生過。
饑餓年代·6
有段時間，一連幾天萵苣葉子當菜吃。給我們吃的萵苣葉子隻是在水裏煮一下、放點鹽，據說還澆了一點油花，但總是吃不到萵苣（上海人叫“香烏筍”）。大食堂的人說萵苣給教工食堂了，我們隻能吃葉子。類似萵苣的事還有很多，搞得我們學生對教工食堂很有意見。
學校又停課搞教育革命了（1958年大搞過一次）。對我們學生而言，所謂教育革命就是給老師貼大字報、批判老師。上過我們課的老師，不管老的、年輕的，幾乎無一能免。有位英語老師上專業英語，英語中的“慣性”和“惰性”大概是同一個詞（inertia），老師發揮了一通：物體有慣性，人和物體一樣有惰性，自己一旦坐好了，就不想動，這是惰性的表現。結果同學給他貼大字報說他宣揚剝削階級好逸惡勞思想——認為懶惰是人的天性。
上普通物理力學的是一位青年教師，第一次開大課自然經驗不足，同學對他意見很大。他辯解普通物理力學不需要老教授來上課，“殺雞焉用牛刀”，用切菜刀即可。被稱為“切菜刀”的這位老師當然也收到不少尖銳的大字報。其實是一直教普通物理力學的老先生變右派了，不讓上課。
當時張宏緒先生上電學。張先生是從北師大調過來的，一口京片子。應該說張先生的課上得相當好，但同學還是不放過他，說張先生上的內容太古老了，應該改革，上一些現代科學的內容……
總之，學生是“橫不好、豎不好”。我認為和萵苣葉子很有關係，誰讓你們把萵苣都給吃了，給我們留下的隻有葉子。
當然吃萵苣的還有幹部，但不會貼他們的大字報，風險太大。
事實上從1950年思想改造運動以來，每次運動教師都是運動對象，教師成了學校中的“弱勢群體”。
也有例外，也有沒被貼大字報的老師，那就是教我們線性代數的葉元生先生。
曾校長
根據慣例，先要介紹的應該是領導同誌，本人不能免俗，先從校長說起。
我們學校的校長是曾希聖。曾希聖何許人也？乃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二書記、安徽省委第一書記，也就是本省的最高首長。實際上曾希聖是掛名校長，不可能過問學校的事，但學校的大小幹部一天到晚曾校長曾校長的，弄得我們很以有這麽一位校長為榮。根據“青出於藍”的規律，校長是省委書記，幾千號學生出幾十個省委書記不足為奇，所以畢業後幾十年我天天看報，希望能在各省省委書記中見到老同學的名字。尚未找到。
國慶十周年時，曾校長率領文武左右親臨我校。文有省長、省委各部部長，武有省軍區司令，一長串小轎車開進校門，場麵煞為壯觀。那個年頭轎車是稀罕物，隻有高級幹部才配坐，哪像當今屁大的村長也開個奧迪。我校管樂隊在校門高奏迎賓曲，（可惜不大入調）校內鑼鼓喧天，彩旗飛舞，處處表示出全校師生對校長應有的尊敬。
全校大會在大禮堂召開，聆聽曾校長教誨。曾校長個子不高、人很壯實，留平頂頭、戴眼鏡，說話帶湖南口音，他說了兩點：一是要“反右傾、鼓幹勁”，還說學校幾千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不會多的，至多一兩個人吧！二是學校要“後來居上”，要超過清華、北大這些老學校！
曾校長走後，學校就以“後來居上”作為目標，還為此展開了大辯論：結論是一定能後來居上！也正因為曾希聖說過至多一兩個的話，倒黴的宣傳部黃部長就成了“至多一兩個”中的一個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後來方書記說：曾校長就是看得準！學校裏果然就有一個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對我而言，曾校長來學校的唯一好處是：當天晚上全省最好的劇團來學校慰問演出，我看了嚴鳳英、王少舫的“夫妻觀燈”。嚴鳳英演得真好！
方書記
方書記實際上是校黨委第一副書記，由於大會小會總是他做報告、發指示，我誤以為他就是黨委書記。方書記鼻孔朝天，有絡腮胡子，嗓音洪亮帶金屬聲，說話鏗鏘有力，如果講話時麥克風壞了，全場仍然能清楚地聽到他的聲音。方書記以前是部隊正師級幹部，大校軍銜，學校一幫政工幹部都來自軍隊，看到方書記都服服帖帖。
方書記有許多話我至今不忘。例如他說：“要相信毛主席相信到迷信的程度！跟著共產黨要跟到盲從的地步！做到這樣對同學們隻會有好處，沒有壞處！”
不管生活如何困難，我們喝的粥有多薄，在方書記眼裏永遠形勢大好。當然報紙、廣播這些媒體報道也永遠是形勢大好。
方書記曾經告訴我們他的家事。他自幼父母雙亡，是由哥哥一手帶大的。革命勝利後，哥哥到部隊來找他，原來哥哥在家鄉土改時被劃為地主，要弟弟幫忙，但方書記還是站穩了無產階級立場，命令警衛員把哥哥送迴了家鄉。方書記說土改時有許多幹部因為和自己的地主親屬劃不清界線而犯錯誤，而他堅定地和地主哥哥劃清了界線！
“當然，哥哥來了，飯還是要請他吃的，煙還是要請他抽的。”
有一次學校放映蘇聯電影“我們好像見過麵”，裏麵有一些諷刺蘇聯現實的內容。有一個車站，站長對乘客的要求不理不睬，大家無可奈何。男主角是演員，裝作首長進了辦公室，站長對他點頭哈腰，結果是什麽要求都解決了。我們看到這裏都哈哈大笑，但同為電影觀眾的方書記一點也不笑。放完電影後他還指示：這類電影以後不要放，不是所有的蘇聯電影都可以放映！當時中蘇關係尚未破裂，方書記的政治嗅覺夠靈敏的。
方書記出過一次洋相（他自己不知道）。有一次在大會上講樹立革命人生觀的重要性，他念了一首詩：“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接著他就說這是革命詩人馬雅可夫斯基的著名詩篇。馬雅可夫斯基同誌告訴世人，為了無產階級的解放和自由，可以犧牲自己的生命和愛情。這就是無產階級革命的人生觀！全校上千師生坐在台下安靜地聽，直至大會結束。沒有人遞條子或者起立告訴方書記：這首詩的作者不是馬雅可夫斯基同誌而是裴多菲。
孫校長
孫校長白臉、倒掛眉，活像一個舞台上的喜劇人物。他是徐州一帶的人，說話卻有點山東口音。孫校長管教學，也管後勤，算是學校的第二副校長。
方書記和孫校長有矛盾是眾所周知的事實。物理係開大會，係總支雷書記公開說：方書記要政治掛帥，而孫校長反對停課太久搞運動、搞建校勞動。雷書記說自己是支持方書記的！（雷書記也是轉業軍人、空軍上校）我猜孫校長鬥不過方書記，因為我們經常停課，不是政治學習，便是勞動。
要講資曆，孫校長比方書記資格老得多了。孫校長1930年代是北大曆史係學生，是一二九運動的領導者之一，也是民先隊（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的創始人之一。和孫校長當年一道工作的人都是中央委員了，而孫校長不知為什麽官越當越小。抗戰時期還是中共中央山東分局宣傳部長，三年解放戰爭時期當革命建設大學校長，1950年代到上海任華東師大第一副校長兼黨委書記，反右運動中被免去黨委書記，1958年從華東師大貶到我們學校當副校長。
不久以前，《新民晚報》登過一篇懷念施蟄存先生的文章，是施先生華東師大的老同事寫的。其中說了一件事：施先生和老同事坐在一起聽華東師大一位領導做報告，施先生悄悄地對老同事說：台上那位大白臉說的話他自己也不相信。後來這位大白臉領導就被貶到外地去了。我一看此文，就知道大白臉就是我們的孫校長。孫校長做自己並不相信的報告倒也罷了，糟糕的是被聽眾發現了。你說孫校長這種不善於說假話的人怎麽會升官？
方書記調走以後，孫校長的權開始大了起來。1961年初冬，我們學校又被省委下令派學生去支援本省重點水利工程“淠史杭”工程（沒有勞動力了）。出發前，麵對全體學生，孫校長給大家打招唿：說本來要好好抓抓學習的，這次實在沒法子，省委三令五申要學生下去。但我可以保證這是最後一次停課勞動，以後絕不停課！
孫校長果然說到做到！直到畢業，再也沒有停過課。
有時候我們感到孫校長像個小學校長：他老是在學校內巡視。有一天上午我和一個同學到文科大樓的底層打乒乓球——此時乒乓球桌有空，那個同學乒乓球打得不錯，和我對打是一點勁也沒有。正當我興致勃勃地打球時，孫校長闖了進來，大聲地嚷：“上課時間打乒乓球！不好好學習！”
我們一溜煙地逃了出去，孫校長竟然還追了兩步。孫校長真是蠻可愛的！
張校長
張校長是學校的黨委書記兼第一副校長，由於曾希聖是掛名校長，張校長是學校實際上的第一號人物。他身材高大，戴眼鏡，走路高昂著頭，目不斜視，一副正人君子的樣子。
其實張校長是很低調的。方書記調走之前（方書記1961年春調到農學院當院長兼黨委書記），所有的大小會議都是方書記主持；方書記走後，學校的大會由孫校長或者黨委副書記龔書記出麵。張校長很少坐在主席台上，除非有什麽上級領導非得他陪同。他是能不出頭盡量不出頭。我猜張校長一定學過老莊哲學，他對學校采取無為而治的管理模式，自己絕不弄什麽花樣經。
張校長自到延安以後就一直在中央機關工作，來學校當校長之前是國務院外國專家局常務副局長（局長是某大人物兼的）。他是一個京官，到安徽省來人生地不熟，什麽事都由省委說了算。安徽省委對他也不敢小視（張校長認識中央所有大人物），一來就給了他省委委員的頭銜，於是大家相安無事。方書記一直在本省工作，曾希聖和省委許多領導都是他多年的老上級，人又是那樣強勢，但對張校長卻不敢怠慢。有一次，他在大會上大講第一書記掛帥工作才搞得好的道理，就高聲地說：“我們學校的第一書記就是行言同誌嘛！正是行言同誌掛了帥，事情才做得好嘛！”張校長叫張行言。
鄧小平、彭真曾來我們學校視察，當然是省委領導陪同一起來的。鄧小平一見到恭候的張校長等學校頭頭，就笑著對張校長說：“行言同誌，你在這裏當校長啊？”
張校長給我們做過一次報告。他是緊靠山西的河北人，說得很像是山西話，講得非常誠懇，而且越說越激動，本來坐著，後來站起來把皮上衣脫了，態度很令人感動。他老是說“同誌們哪——同誌們哪——”但是我們聽不大明白張校長到底要說什麽。
據說張校長找下屬談話，非常和氣，極其誠懇，從來不訓斥人，人人都說張校長是好人。孫校長則不然，他經常發脾氣訓幹部。
巫寧坤先生在《一滴淚》一書中，曾說到“文革”中張校長曾經想方設法要把巫先生從農村調到安徽大學，不讓巫先生這樣海外歸來的學者受到永無出頭之日的迫害。盡管阻力重重，但張校長是盡了力的。
張校長是個好人。
下雨天
方書記最得意的事莫過於他曾經護送過劉少奇，孫校長最自豪的事則是“一二九運動”率領學生遊行，隻有張校長從來不提自己的過去，無人知曉他最得意的事。
有一天下午我從教學大樓出來，剛才還晴空萬裏的老天突然下起雨來，我隻得退迴躲進大樓的門廊，想等雨停了再迴宿舍。隻見方書記和兩三個係總支書記從裏邊出來，方書記看了看天：“下雨了！”彎下腰卷起褲腳，把皮鞋和襪子脫去，一手拎一隻塞著襪子的鞋，叫了一聲：“走”就衝出去了，幾個總支書記也學方書記的樣（緊跟領導不會錯），都脫去鞋襪，赤著腳跟著方書記走了。
過了一會，幾個黨委部長（組織部長、宣傳部長之類）簇擁著張校長出來了。張校長還在高談闊論，對下雨似乎毫無知覺，徑直向門外走去，沒有片刻停頓。幾個部長副部長仍然圍在張校長旁邊，沒有人停下，隻是我從他們背後看過去，這幾位部長緊挨著張校長，頭都低著，仿佛高大的張校長是把傘，能替他們擋雨。
最後出來的是孫校長，身邊也有教務處長、總務處長幾個幹部陪著。孫校長一看天也說了聲：“下雨了”就不走了，幾位處長也不走了，孫校長和他們天南地北聊起天來。
當雨小一點的時候，我走了，孫校長他們還在聊天。
兩位大右派·1
方書記有一次給全校學生上政治課，講：我們學校有兩個大右派。一個是黨內的、當過省委宣傳部長的楊小椿；一個是黨外的、九三學社中央委員複旦大學二級教授王恆守。兩位大右派我全認識，王恆守先生是我的老師，教過我們“數學物理方法”；楊小椿則認識得更早，他在圖書館專門為大家幹借、還書的事，同學們叫他“老楊”。王先生和“老楊”都戴眼鏡。
當時圖書館的工作人員幾乎全是中青年婦女，絕大多數是幹部家屬，什麽科長夫人啦，處長的小姨子啦，比文盲多識幾個字。這些人雖然啥也不懂（對學生的查詢一問三不知），“階級覺悟”倒很高。對在圖書館監督改造的“老楊”態度很兇：“楊小椿，去搬書！”“楊小椿，你怎麽幹的！這裏沒搞幹淨。”有一迴兩個婦女吵架，吵到最後都把氣撒到“老楊”身上：
“我們吵嘴，你這個老右派高興什麽？”
“老楊”總是穿得整整齊齊，冬天還戴呢帽，套一件藏青色呢大衣，一副大幹部的樣子。看得出他很高興為我們學生服務，我們要借什麽書，他很快就拿來，有時還和我們聊天（此時“革命婦女”往往在專心結毛線）。我三天兩頭去圖書館換書。一天下午，“老楊”在我借書證上一邊核對書號，一邊和我聊：“你是學理科的，（借書證上寫明物理專業）借的都是外國小說。我介紹一本蘇聯現代小說你看看。”我說我蘇聯小說讀得太多了，什麽西蒙諾夫、法捷耶夫、波列伏依——都讀過。“老楊”還是堅持推薦：“這本書和他們的有點不一樣，你借去看看。”我拿去看了看，是卡維林的《船長與大尉》。
1962年隨著曾希聖下台，“老楊”被平反了。他離開了校圖書館，去化工廳當廳長。聽人說那兩個“革命婦女”在化工廳附近的長江路上巧遇“老楊”，兩位很不好意思，“老楊”卻很客氣地請她們到自己辦公室坐坐，把這兩位高興得逢人就說。
巫寧坤在《一滴淚》這本書中對楊小椿表達了感激之情。巫先生“文革”中被扔在農村，工資一分錢沒有，作為一位學者又沒有體力靠種田掙工分養活自己。他隻得到處申訴，素昧平生的時任省革會副主任楊小椿收到了申訴信，硬是冒著“右傾”的風險，把巫先生調到了自己老部下當頭頭的安徽師範大學任教。
“老楊”確實和“他們”有點不一樣。
兩位大右派·2
王恆守先生高個子，佝僂著背、戴老式金絲邊眼鏡，走起路來兩眼朝天，步子慢吞吞的；春秋天永遠套一件長風衣，冬天必定穿淺灰色呢大衣。他說的一口浙江嘉興官話，本地同學倒也聽得懂。
王先生在國內大學學的是數學，到美國哈佛研究生院攻讀理論物理，1932年迴國後就當上了教授，算得上中國物理學界的前輩了。“數學物理方法”這門課程是他在國內第一個開設的，時至今日，這門課仍是各大學物理係的必修課。要不是王先生在1957年倒了黴，被“踢”到我們這所地方高校，我們無緣聽他的課。
有的老師講課條理清楚，有的老師講課邏輯嚴密，這些都很必要，但最要緊的是要有激情。有激情的老師才會有感染力，才能牢牢地吸引學生、抓住學生。王先生就是一位充滿激情的老師。他的眼睛在金絲邊眼鏡上邊發出光芒（眼鏡落到了鼻尖），重重地說道：“貝塞爾函數……拉格朗日函數……”我仿佛覺得一個個美味的嘉興粽子（裹著函數的外殼）飛過來，砸到我腦門上、落到我嘴裏……
有時候，王先生估計我這類差生“粽子”塞得太多，會消化不良，他就講一些科學史和科學家的趣聞軼事：天才伽羅瓦、神童高斯、愛因斯坦和玻爾的爭論等等，聽得我們都忘記了下課。
最後一堂“數學物理方法”，臨下課，王先生在黑板上寫了一首打油詩作為臨別贈言：
老僧領進門，
修行在自身。
且看爾等中，
得道有幾人？
大教室裏，全體同學都自發地站起來，用熱烈的掌聲向王先生致謝。
兩位大右派·3
我和阿鮑、孟德商量一道去拜訪王先生，因為“數學物理方法”考下來我們自我感覺都不太好，不知道能不能及格？仗著我們和王先生都是從上海過來的，去給王先生說說，也許會讓我們通過。
阿鮑原來高我一屆，休學一年以後成了我們五九級的同學。王先生上課有兩位助教任輔導老師，其中一位是剛剛畢業留校任教的五八級同學，他和阿鮑同過學，從他那裏阿鮑知道了王先生的住址，所以我們跟著阿鮑徑直來到了王先生的家。
王先生住在一幢奶黃色的三層樓房內。這幢樓被稱為“教授樓”，隻有教授和處長才能住在此地，由於我校教授少，副教授也可住。“教授樓”隻有兩幢。當年各高校教授都不多，不像現在教授成了“關內侯、濫羊頭”，連某大學的膳食科長也有教授的頭銜。據說王先生能入住“教授樓”還是靠著他夫人。因為一塊從複旦調來我校的王夫人秦素美是生物係的教授，否則右派分子能有資格和學校黨委各位部長大人、學校的各位處長大人同住一幢樓嗎？
我們敲開了王先生家的門，王先生聽我們自我介紹之後（大教室全年級加上電子學係一個年級共百把人、王先生不可能全認識），請我們進入了他家的小客廳。客廳很小，一長一短兩隻沙發、一張長茶幾差不多占了客廳的大部分空間，茶幾上放著一座很別致的玉雕香爐。當我們說明來意後，王先生原來有點戒備的神情消失了，輕鬆地和我們聊起天來。1949年後，學校的各種運動如思想改造、肅反、反右、教育革命直至以後的“文革”，都是學生（左派學生）整教師，所以老教師見到學生都是敬而遠之。王先生說到自己在哈佛準備考試的經驗。原來哈佛曆年的考卷都可以在圖書館查閱的，所以查閱考卷也是備考的必需。哈佛的考試是很難的。王先生還迴憶當年的生活：比如刮胡子，刮一次刀片就扔了，不像現在，一把刀片要用交關多次——因為刀片買不大著。
說到國外生活，孟德來勁了。他請王先生給我們看看當年留學哈佛的照片，弄得王先生很尷尬，（當年宣揚美國生活方式形同犯罪）聰敏的阿鮑立刻對孟德“發條頭”(3)：“你搞啥末事搞！叫人家王先生去翻箱子啊！好意思伐？”
我也問了一個敏感問題（我也屬於腦子不清楚一類）。我說1957年報紙上批判孫大雨，說他住18層樓公寓，國家貼他300多元、加上工資共600元，有這迴事嗎？不料王先生激動了。（孫大雨先生和王先生是老同事）他告訴我們：1956年弄知識分子政策，上邊分下來幾套“18層樓”房子給複旦的教授，房租又貴，離複旦又遠，到學校上課要調幾部公交車，所以沒人肯去。後來橫動員、豎動員，還答應發房貼付房租（高中級幹部人人有房貼），沒有房貼啥人住得起！結果孫大雨去了，想不到這也成了孫大雨的一條罪名了。
看來王先生已經判斷出我們3個人不是什麽“左派”學生，再說他已經“摘帽”，因此說話更加隨便。他還告訴我們一件事。複旦的黨委書記楊西光是安徽人，在北京開會碰到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曾希聖講安徽要辦一所大學，叫楊西光支援自己的家鄉，結果楊西光就把複旦各係一大批教師支援到了安徽大學，作為禮物送給了曾希聖。
王先生最後給我們交底：如果考到50分以上，可以及格；考30—40分就不行了，要補考了。當我們告辭時，他還告訴我們合肥火車站附近有家食品店的蛋糕特別好：“比上海哈爾濱食品廠的還要好！”
我們出來以後，都很開心。孟德說別人講王恆守先生拒絕給六零級物理係同學上課，因為在1961年秋下“淠史杭”水利工程勞動時，那些六零級“左派”學生整王先生。逼年已花甲的王先生抬重物（當時王先生尚未摘帽，凡有勞動必須參加），累得王先生躺在地上站不起來。所以無論係裏如何勸說，王先生堅決不上。這幾天那幾個整王先生的人被他們同班同學罵死了。
還是阿鮑想起來：我們忘記告訴王先生我們的姓名了！他怎麽關照我們？於是我們互相埋怨了一番，無精打采地迴到了宿舍。
幾天後公布了考試結果：我和阿鮑及格了，孟德沒有及格。
陳毅來我們學校
學校曾經有過一台迴旋加速器，算是物理係大躍進的產物。當年迴旋加速器作為研究基本粒子的實驗平台是科技含量極高的大型設備，連北大清華都沒有！所以凡是中央領導來我校視察，必定要安排他們去參觀，先後去參觀過的有董必武、康生、鄧小平、彭真等人，當然陪同的省委領導參觀加速器就不止一兩次了。本來嘛，參觀什麽都是省委定的節目。在中央領導離開後，《安徽日報》就會在頭版發布新聞，調子千篇一律：中央領導某某同誌視察我省，認為我省形勢很好，成績巨大，充分肯定了省委的工作雲雲。這台加速器作為“成績巨大”的組成部分，為省委立下了汗馬功勞。
我們物理係的學生也去看過加速器（別係的同學還不讓進，門口有保衛人員看著），那是一個黑黝黝的龐然大物，有本係教師煞有介事的在那裏值班。後來我們都知道了一件事：這台加速器從誕生到消失，一天也沒有運轉過，更不用說打出什麽粒子了。它純粹是一件擺設。反正來參觀的領導沒有一個是懂核物理的，很容易糊弄。
1961年11月陳毅也來了我們學校，但沒有去參觀加速器。此時加速器大概已經完成了曆史使命，正在體麵地撤離。似乎他哪裏也沒去參觀，倒是在全校師生大會上給大家作了“重要講話”，講話內容始終沒有在報上公開過。
我們都安靜地坐著，因為已經通知：陳毅副總理要見見大家。然而主席台上空無一人，隻有在舞台的左側化妝間傳出一陣陣歡聲笑語。過了好一陣子，一幫子西裝革履的教授、副教授從台側走出來，個個麵帶喜色。我發現我們係的粟瑤生副教授——平時穿得像個燒鍋爐老工人，今天居然也穿上西裝，還戴上了一條紅領帶。
終於，陳毅在許多省委領導的前唿後擁下，來到台中央坐下。在熱烈的掌聲中，張校長激動地說：陳毅同誌給大家講話！這是中央的關懷，中央的關懷！
陳毅頭戴法蘭西帽、穿西服，不知為何還戴墨鏡。他的穿著和身旁一夥穿中山裝的人形成奇特的對比。陳毅首先大談特談瑞士的美麗風景（剛開完日內瓦會議），我們聽了頗感新鮮；然後就說學校就是要管教學，一個大學生就是要學習好，要考5分，4分馬馬虎虎，3分就不好了。他又講了紅與專的關係：“什麽紅色專家白色專家！你把原子彈搞出來，你就是紅色專家！我還要給你叩頭！”
後來被我們稱為“草包省長”的黃岩省長突然插話問陳老總：“我們國家到底有沒有原子彈啊？”陳老總不予答理，繼續大講科技的重要性……
陳毅的講話和當時報紙上宣傳口徑、也和平時學校政工幹部講的革命道理大相徑庭，在學校引起了極大的震動。陳老總隻肯專門會見教授而不見政工幹部（這些人大都是三野陳毅的老部下），也讓他們挺沮喪。
留級風波·1
陳毅的講話對要抓教學質量的孫校長無疑是有力的支持，學校開始動真格的了。我們年級有好幾個同學兩門以上主課不及格，拖了好久的補考也不及格——據說補考試卷更難一些，按規定就得留級，而以前大學裏是極少留級的（多留一年國家多花一年的錢）。留級就留級吧，好比來什麽運動，總有人倒黴。問題在於這迴倒黴的同學大多是有點來頭的。比如哥哥在省軍區的大李，父親在淮海戰役犧牲的烈屬陳中靈（父親當師長），當年青華的跟班王能靜（老提他姐夫是馬鞍山市委組織部長），等等，最讓係總支曲書記煩心的是老王也要留級！老王是黨員，而且是負責全年級思想政治工作的學生幹部。
我們那時候，大學是沒有班主任的，也沒有1964年以後才設立的政治輔導員。學校、係裏就依靠學生幹部來掌握學生的思想動態。學生幹部除了自己要眼觀六路、耳聽八方之外，還得仰仗那些經常“靠攏組織”的積極分子來了解同學們的近況。根據某人的教導：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之分。所以學生幹部三日兩頭把大家排隊分類：哪些人是組織可以依靠的，哪些人是可以團結的，哪些人是屬於另類、必須加強注意的。所以我們寢室的老王一天到晚忙這些事，到係裏開會，聽取各班學生幹部匯報。而自己年齡又偏大（是入校以前就參加工作的調幹生），成績不好是必然的事，到底學理科不是那麽好混的。
有一天老王去開會，我和劉聽泉鬥膽把老王床頭的一本工作手冊拿出來，還叫其他同學來一道翻閱，裏頭記的都是些對同學們的評論。其中提到一個叫陶冶的同學，明明他父親是內戰中起義的國民黨軍官，為共產黨立過功，手冊裏卻記錄積極分子匯報陶冶出身反動軍官家庭，所以思想必然反動。我們寢室裏黃承源是位學習優秀、政治上也很要求進步（但從不靠攏組織打小報告），結果在手冊內也被歸入另類，說他出身地主、思想複雜雲雲……
留級風波·2
在老王們的眼中，黃承源這樣學習努力、成績優異但“不靠攏組織”、不打小報告的同學屬於“白專”！比胸無大誌、不思進取的吾輩更加靠不住。陳毅在講話中舉了一個飛行員的例子：飛行員的任務就是鑽研技術、開好飛機；政治上隻要不開到台灣就可以。然而老王們卻認為“白專”駕駛員由於技術好，能很輕鬆地把飛機開到台灣去；反倒是吾輩即使想把飛機開到台灣也去不成，技術不行嘛，在飛到台灣的半途中就掉入大海了。
平心而論，老王人並不壞。他是山東人，小時候在家鄉當過兒童團長（家鄉是八路軍根據地），按曲書記的說法“早就是黨的人了”，拖到現在才入黨已經夠委屈了，不像老蔡、老徐這些毫無背景的、完全是靠打小報告、靠整人鑽進黨內的人。盡管老王人還可以，他在這個位置上就必須搞這一套排隊分類的事，就必須向係總支匯報同學們的動態，這就叫“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曲書記也是山東人，和老王同鄉，為了老王留級的事可沒少出力。但這迴教務處一定不肯網開一麵，不要說曲書記，就是已經升任校黨委副書記的前任係總支雷書記也沒有迴天之力。雷書記行政級別13級（轉業前為上校），是校領導中級別最低的，他敢和孫校長對著幹嗎？
老王還是留了級！這讓曲書記很惱火，為這事還開了全年級大會。曲書記鐵青著臉在會上講話，說：有人幸災樂禍，有人說怪話！說什麽還共產黨員呢，讀書留級。講到這裏激動地拍桌子：“共產黨員不是給別人說三道四的！不是可以讓別人說怪話的！”全場鴉雀無聲。
會後同寢室的廣偉擔心地說，是不是又要搞運動抓出說怪話的人了？我們迴憶了一下，至少我們寢室沒有人說老王什麽，也就安心了。
結果沒有搞運動，一場風波就此過去。
寢室鐵三角·1
老王離開以後，老胡住進了我們寢室。老胡以前是省科學院送到武漢大學代為培養的一批人的領隊，1961年底這批人統統調迴我校繼續讀書，成了我們的同學。老胡也是調幹生，已經結婚，是一個有好幾年黨齡的資深黨員，所以一來就代替老王成為年級“最高學生領導”。程金濤和我開玩笑：“你們寢室怎麽搞的？老是受到黨的關懷。”
在寢室內我和許廣偉、黃承源同住的時間最長，也最要好。廣偉是團小組長，也是當然的政治學習組長；承源算是學習小組長，似乎除了把作業收齊交給課代表之外沒什麽分內的事。這兩位室友都很聰敏，然而聰敏的表現不一樣。
廣偉的長相可歸入“其貌不揚”一類，最大的缺點是眼睛斜視，當他注視你的時候你會以為他在看別人。他主持的政治討論會上隻要老王或者以後的老胡不在，大家盡可以談山海經：哪部電影好看、學校的澡堂供水不正常、誰追求誰——會後匯報，廣偉會有板有眼地說小組討論十分熱烈，大家對黨的方針政策一致擁護——那時候的廣偉已經看透了政治，他沒有入黨要求，因此也不打小報告。在畢業之前，我和廣偉已經到了說話毫無保留的地步。
如果說廣偉已經把政治看透了，那承源就是一個永遠和政治無緣的人，連背政治教條也不會。他每門專業課考試都是優秀，但政治課如政治經濟學啦、中國革命史（黨史）啦、馬列主義哲學啦總考不好。那時的承源又黑又瘦，但走路、說話卻很精神。他還有一雙巧手，做實驗又快又好，尤其在無線電實驗中排的線路整齊美觀。奇怪！來自小縣城的他，家裏不可能有無線電收音機，承源卻能造一個出來。無怪乎黃承源若幹年後會成為計量科學的權威、壓力儀表的大專家了。
1962年秋天，報上登了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消息，廣偉、承源和我相約出去在校園散步。廣偉說：飯能吃飽了，“他”又要不太平了！我們心情都不太好。
以後的歲月證實，廣偉真是看透了政治。
寢室鐵三角·2
早餐的粥變稠的意義除了能給上午聽課專心提供物質保證之外，還使得大家對異性的興趣與日俱增。原本不修邊幅的男同學開始注意自己的形象，女生穿的衣裳變漂亮了，學校裏出雙入對的景象處處可見，有的同學還結了婚。
我們寢室也開始議論女生了，時間往往在晚上熄燈以後，因此美其名曰“黑話”。內容無非是什麽係的什麽女生長得好看、哪一對很般配，等等，連已婚男士老胡也興致勃勃地參加大夥的聊天。
許凱壽是寢室裏最被大家羨慕的同學，他入校之前就有女朋友了，每周必來一封信。據凱壽兄說，他們是一見鍾情的那種。凱壽是長江以北的江蘇人，女友是同鄉，所以屬於揚州美女。反正我們對江蘇北部的地理都不熟悉，隻要在長江以北，一律歸之為揚州，揚州的姑娘必定美女。對大家如此嚴密的推理，凱壽高興地完全讚同。
朱啟山被我們稱為朱老板、簡稱老板，大夥認為他對女性最有辦法。朱老板在孩童時期就由他父母訂下了一門娃娃親，對方父母大概是鄰居什麽的，和朱家一樣都是合肥本地人。定親後不久，雙方不再是鄰居了，可能往來也不多了，彼此長大了互相都不認識，但是按照本地習俗，婚約依然有效。所以，不久前，朱老板收到他久未謀麵的“未婚妻”一封信，內容是反對封建包辦婚姻，婚約必須解除！還指出朱老板作為革命青年應該支持。老板這才知道“未婚妻”已經是中專生，於是老板立刻迴信，說完全理解並堅決支持對方的想法，“毛澤東時代的青年豈能容忍封建包辦婚姻”？老板還建議雙方見見麵，商量一下如何反對彼此家中的封建家長，地點約在包河公園。結果兩人果真見了麵，發現在反封建方麵觀點是如此一致，所以繼續交往通信。就這樣一來二去，兩人成了自由戀愛的男女朋友，最近打算結婚了。
廣偉終於對我和承源吐露了心事：他喜歡上了在圖書館借書處的一個姑娘小謝，但對自己不太有信心，希望我們能助他一臂之力。就這樣，我們都投入到廣偉的戀愛中去，把原本屬於兩個人的事變成了“鐵三角”的集體行為。
寢室鐵三角·3
小謝是不久前來圖書館工作的中學畢業生，人長得白白淨淨，為大家借書、還書的態度十分好，在廣偉眼裏絕對屬於溫柔敦厚的類型。她的口音和廣偉很相近，是靠近長江的含山、無為那一帶的本省人。好在小謝是大家都能見到的“公眾人物”，我和承源常常有機會在小謝麵前吹捧廣偉，不過收效甚微。
廣偉采取了一種迂迴包抄的戰術。他一下子和小謝周圍的同事都混熟了，尤其和一個中年婦女——工作中挺照應小謝的被她稱為辛姐的幹部家屬，他經常去辛姐家，在那裏常常能見到小謝。但能說會道的廣偉和辛姐拉家常滔滔不絕，對小謝卻說不出什麽花前月下來；辛姐倒是很理解廣偉，她勸廣偉要有耐心，時候到了自會成功，“火到豬頭爛”。
我和承源也跟著廣偉去辛姐家玩，有時見到小謝在辛姐家逗辛姐的孩子。辛姐的老公在省軍區當兵（官），是個少校軍銜的副團級幹部，東北人，很爽朗健談，他會用餅幹和一些部隊新聞來招待我們。有一次他告訴我們：今年（1962年）高考，李政委的女兒和張副司令的兒子都落榜了，把兩位首長氣壞了。原來今年隻看分數（純粹瞎搞）。兩位首長可都是老紅軍，一個是中將、一個是少將，（少校作恭敬狀，差一點就立正了）一查原因是兩個小家夥在談戀愛、沒有用心複習。（倒也門當戶對的）首長勃然大怒，把小家夥關了起來，逼他們好好溫課、明年再考，不考上大學不許戀愛。
缺乏耐心的廣偉沒有聽辛姐的話，又搬來一員女將救駕。女將是承源的親戚，在合肥師院工作的滕姐。滕姐和寡言少語、性格沉穩的辛姐不同，是一個急性子、熱心腸的人，她在承源、廣偉的引見下，一下子就和小謝、辛姐打得火熱，還請小謝到她家去玩。她在小謝麵前喋喋不休地表揚廣偉，結果是反而使辛姐對她的做法不以為然。後來想想也挺滑稽的：鐵三角加兩位中年婦女，目標是小謝一人，力量相比是5比1，竟然還是失敗。
一天晚上我陪廣偉到小謝的住處去，那是一間3個單身女職工居住的宿舍房。女宿舍果然稱得上窗明幾淨，3張單人床呈品字形，床邊的牆上貼著圖片，床頭櫃上有一些小擺設；書桌上還有插著野花的花瓶。廣偉和其他兩位都比較熟，和她們有說有笑（一位是丈夫在外地的青年婦女，另一位是個已經摘去右派帽子的老姑娘、大學畢業生），小謝卻沉默地坐著，仿佛廣偉不是來看她。我沒話找話，指著一張床問小謝：“小謝，這是你的床吧？”不料小謝杏眼圓睜：
“你為什麽說這是我的床？是不是這張床最俗氣？”
終於有一天廣偉垂頭喪氣地告訴我：小謝明確地對他表態，她不可能成為他的女朋友。廣偉總結失敗原因時說，有可能小謝對承源印象好，辛姐則認為滕姐暗中在拉小謝和承源好。當承源知道了廣偉的懷疑後非常生氣，覺得受了天大的冤枉。我也勸廣偉不要瞎猜疑，當然兩人後來消除了誤會，但總不像過去那麽“鐵三角”了。
男人們的友誼常常經不起女性摻和。
從同學到朋友·1
不久以前，我們幾個大學同學作小範圍的聚會。王朝誠也來了，我們聊起了朝誠兄當年拉琴、繪畫的往事，他說早就放棄了。我特地問他：還會翻翻萊蒙托夫的詩作嗎？他隻是淡淡的一笑，搖搖頭，對我們提及當年他在同學們中是最有藝術氣質的話題、表現得很冷漠。朝誠這些年搞音響設備、搞大屏幕顯像裝置或者小區智能化等方麵卓有成效，也賺了一些錢，至今退而不休，“仍在為房地產老板打工”。
我和朝誠一年級不在一個班，但已經知道他了。那時的他留一頭長發，架一副當年很新潮的“秀郎架”眼鏡，冬天穿皮夾克（1960年代很少見），雖然是本省的中學畢業生，說的卻是一口標準的普通話，這在本地同學中絕無僅有。有一次夜自修，朝誠和兩個上海同學坐在教室的前排，（我坐在旁邊“看閑書”）不知怎麽他們幾個議論起朝誠的祖籍來。上海同學說朝誠籍貫鎮江，而鎮江人在上海人眼裏“和江北人(4)差不多”！我看見朝誠站起來，嘴角微微顫抖，突然走了。後來我和他熟了，知道他是一個很敏感、敏感到有點神經質的人。
二年級分專業以後，我和王朝誠同在一個班，自然就熟了，但讓我們走得很近的真正原因是俄羅斯文學藝術。朝誠對萊蒙托夫喜歡到了入迷的程度，其次是普希金、屠格涅夫。我們熱烈地討論《當代英雄》中的皮巧林、《葉甫蓋尼·奧涅金》中勇敢美麗的達吉雅娜。後來參加議論還有一位上海同學汪初人。我們總是一道散步、一道去看電影——主要是蘇聯電影等外國電影，我和他們隻有一點不同：他們沒忘記自己還是學物理的，我忘記了。
有一期《蘇聯畫報》（中文版）刊登了一條招生通告：莫斯科盧蒙巴大學對亞洲、非洲地區招生，可以通過寄自傳去報名，學校會根據自傳酌情錄取。朝誠和初人非常起勁地寫起自傳來，還互相交流如何寫，是否要俄文簡曆，等等，我對此不以為然，給他們潑冷水：即使人家肯要，我們這裏肯放嗎？當年派出去留蘇的人是“組織上”重點培養的“接班人”，輪得上我們嗎？再說此時的中蘇關係雖未公開破裂，但已大不如以往。後來他們兩位也停止了努力。
從同學到朋友·2
汪初人個子不高、有一頭濃密的鬈發，動作靈活，有著用不完的精力，他和阿鮑都是學校棒球隊的成員。順便說一句，在進大學以前，我根本不知棒球為何物。他和朝誠對打乒乓，用的是左推右攻，攻勢淩厲；而朝誠手握橫板打守球，姿勢極佳，卻老輸球。本來是玩，但朝誠會老大的不高興。
不知從什麽時候起，初人和朝誠都讀起大部頭的哲學著作來，這可能和物理專業有點關係。朋友之間是會互相影響的，我也讀了康德、黑格爾等人的著作，深感自己抽象思維能力不行，如黑格爾的著作，我從頭看到底的隻有《美學》。倒是古希臘的哲學家亞裏士多德、蘇格拉底、德謨克利特、柏拉圖的著作通俗易懂，此外我還喜歡法國哲學家狄德羅、愛爾維修及伏爾泰、盧梭的著作，比較近代的哲學家我欣賞柏格森，認為他的“直覺”說很有道理，盡管他的學說被認為是唯心的神秘主義。
我們通過朝誠結識了一位剛畢業留校的哲學教師田振義，他是從物理係畢業的，聽說是畢業前發表了一篇有關自然辯證法的論文而被學校留了下來，至於朝誠如何認得他的，我始終沒搞清楚。隻知道朝誠稱他為老田（叫田老師叫不出口、畢竟隻比我們高一屆）。有天晚上朝誠嚴肅地告訴我，他今晚要看些東西準備準備，因為明天要和老田討論。
田振義看起來儒雅、清秀，說話老帶著微笑，那時的他已經讀過現代哲學的不少東西，如維根特斯坦和其他邏輯實證主義的作品。我印象中振義兄對我們在一起談談講講很重視，說維也納學派就是這樣討論、聊天而形成的。
那時候誰也沒有料到，若幹年後我們要為這樣討論、聊天付出沉重的代價。
從同學到朋友·3
同年級的上海同學都走得很近，因為大家有一個共同的心結：懷念上海。在我們幾個比較親密的上海同學中，屠利水無疑是我們心目中的大哥。這不光是由於他的年齡比我們大，重要的原因是他比我們有見識。
利水兄有著一雙炯炯有神的眼睛，對事物的觀察力極為敏銳！他到實驗室隻要看一眼實驗桌上放置的儀表、部件，馬上就知道今天做什麽實驗、應該怎樣做。難怪他後來到巴西最負盛名的聖保羅大學實驗室大顯身手，以至於到了70歲大學當局還不肯放他退休。他對人的評價總是一語中的。比如我們班的女生曹奇珍，到底哪一點不好看？我們七嘴八舌，利水隻有兩個字的評語：“腿短”。（希望澳門特區立法議會曹主席別生氣，現在你腿很長）
學校女子籃球隊的3名主力是大家景仰的“明星”，她們的雅號：“白馬”、“黑馬”、“野馬”更是如雷貫耳。汪初人是“野馬”的鐵杆粉絲，憑著自己也是學校運動隊（棒球）成員，一來二去和3位都熟了。一次聊天中初人問她們：你們3個是不是平時鞋彼此換著穿？三馬大吃一驚，初人告訴她們這是他的同學屠利水發現的。三馬一定要初人引見這位明察秋毫的“觀察家”，於是3位籃球美女在棒球小夥的陪同下來到男生宿舍，同利水兄會談了半個小時。
提到屠利水，就不能不提馬廷年，馬廷年總是和屠利水形影不離。廷年兄出身書香門第，父親為知名科學家，早已去世；其父的同學朋友皆為學者，所以誰是不是學部委員（即當今稱為院士者）、誰是不是一級教授？盡管去問他，保證給你滿意答複。廷年兄很有正義感，對幾個愛整人的學生幹部深惡痛絕。
當年學生中無形分成3個等級：第一等為黨員和學生幹部（團支委以上）；第二等是團員；第三等是沒入團的“老百姓”同學。在我們幾個老百姓中間，屠利水是唯一的團員，然而他一直被團組織視為另類——因為他有“海外關係”，父親在巴西。
汪初人自去“淠史杭”水利工程迴來以後，情緒一直很激動，對餓死人一事到處發表感想。王朝誠擔心地對我說：這小子遲早要闖禍！
從同學到朋友·4
修“淠史杭”水利工程我沒有輪到，和幾個同學留下來種菜。“大部隊”迴來以後，帶迴來許多不能公開的“新聞”。屠利水和馬廷年住的草屋沒有主人，牆上貼著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言“人的生命隻有一次”。他們估計這位讀過《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房主是為人類最壯麗的共產主義事業獻出生命了，不過用的是餓死的方式。在工地上幹活的大都是婦女，問她們男的呢？她們直言：餓死了！
當然這些話都是私下裏說的，誰也不會在公開場合講，隻有汪初人毫無顧忌。有天下午他和一個同學在寢室裏公開爭辯起來，聲音響得隔壁房間也聽得見。據說：汪初人大發“謬論”，以餓死人的事實攻擊三麵紅旗、從而否定黨的方針政策；而那個同學（也是上海人）不同意他的看法，說安徽一塌糊塗是事實，但不能歸罪於黨中央，比如上海在柯老的領導下就搞得不錯，說明黨的方針還是對的。兩個人沒爭出結果，汪初人一怒之下走了，那個同學就去找老胡匯報了爭辯的事。應該講這個同學平時不是一個愛打小報告的人，對整人的學生幹部也很有看法，他之所以去匯報是因為有人聽見了他們的爭論，也由於自己講話有點“豁邊”（對安徽的領導大不敬），所以就來了個先發製人。
如果這事發生在1959年1960年老蔡“當政”時期，立即就會召集全班大會“幫助”汪初人了，而現在是1961年底，馬上就要跨入1962年；而年級的學生“最高領導”老胡初來乍到，似乎不怎麽著急要新官上任三把火，因此沒有動靜。但是差不多全年級都知道了初人亂講話被匯報的事。
朝誠比誰都緊張。我注意到他說話時嘴唇經常神經質地顫抖（詩人、藝術家大都如此），他把借給初人的書要了迴來，又把向初人借的書還給他，弄得像情人分手彼此交還信物一樣，挺滑稽的。和朝誠一樣，其他幾個上海同學（包括我）都和初人拉開了距離，怕受到牽連，顯得不夠朋友。
隻有利水兄表現出大哥風範，他反而和初人更接近了，惶惶不可終日的初人算是找到了主心骨，他和利水商量來商量去，決定去找學校領導，找龔書記去談心。不是有句話嗎：小鬼難纏，閻王好見。
從同學到朋友·5
在學校的東南角有幾幢獨立的西式小樓，在上海則被稱作小洋房或者叫別墅，在四季常綠的冬青樹叢的環抱中顯得十分雅致，由於少有人走動，也很幽靜。此地就是學校領導的住處，相當於學校的“中南海”，龔書記就住這裏的某一幢小樓，一幢樓隻住一家。和所有的地方一樣，學校住房是根據級別、職務來分配的，你從一個人的衣著不一定能判斷他的官大官小，但完全可以根據他的住房大小來確定他社會地位的高低。方書記搬走以後，按理說，新提拔的黨委副書記雷書記可遷入“中南海”，可他仍舊住“教授樓”一套四居室。為何？級別不夠（把雷書記氣得）！後來從北京調來了韓校長（副校長），是9級幹部，所以理所當然地住進了那幢空關的小樓。
後來汪初人告訴我們，他在龔書記的小樓附近徘徊了好久，還把自己要說的話一遍又一遍地背了多遍。雖然初人兄自學過形式邏輯，但說話卻不太有邏輯，被屠利水評為“糊裏糊塗、不曉得伊講啥末事”。因此在利水兄的敦促下，初人做了充分的準備。我猜，當他鼓足勇氣走進龔書記的住處後，一定把事情的經過很有邏輯地交代清楚了，龔書記對他的來意也完全明白了。讓初人料想不到的是：龔書記並沒有嚴厲批評他，而是和顏悅色地肯定了他來找黨委“交心”的舉動，還說他有這種認識不奇怪，農村工作確有問題，而黨是會解決這些問題的，要相信黨等等。那天龔書記和汪初人談了很長時間，當汪告辭時，龔書記還叫他以後常來。
總算雨過天晴了，初人兄從心事重重的樣子變得神清氣爽起來，我們都鬆了一口氣，朝誠把自己的書又放到初人那兒（表示友誼依舊）。隻是老胡不大高興，他對我說（我們同一寢室）：“我們又沒有把他怎麽樣，他倒跑到黨委去告狀了！”我從那時就明白了一個道理：幹部都恨屬下越級告狀或上訪！到今天仍然如此！
看電影·1
在肚子吃不飽、物質極其匱乏的年代，我們對精神食糧反而更需要。主要的精神食糧就是看電影。如果學校放映的是味同嚼蠟的國產片，我們幾個人就去市中心看外國電影，散場後步行迴學校。當時合肥的公交車少，而且晚上很早就停運了。從西門到學校很長一段路坑坑窪窪，又沒有路燈——所以女生不敢晚上到市裏去，而我們一邊頂著星星和月亮走路，一邊議論讓人激動的電影內容，不知不覺學校就到了。上床的時候已是饑腸轆轆，隻得喝一大杯水對付著睡覺。
看的電影大都是蘇聯電影。最讓人蕩氣迴腸的是那些根據俄羅斯古典文學名作翻拍的電影：“白癡”、“複活”、“帶閣樓的房子”、“偷東西的喜鵲”、“父與子”、“黑桃皇後”、“葉甫蓋尼·奧涅金”、“脖子上的安娜”、“梅麗小姐（當代英雄）”。我總覺得蘇聯的電影編導十分忠實原作，忠實到了不敢越雷池半步的程度。這一點倒很對我的胃口。
朱文熙結束休學從上海迴來以後，老是來邀我一道去看電影。因為休學，他從五九級降到了電子學係六零級，沒有熟人。他非常喜歡“白夜”，一連看了兩遍，我和他去市區的光明影院看“白夜”的那次，他已經是第3遍了。文
我們寢室的大李，大哥是省軍區的幹部。他經常下午去省軍區大哥那裏“改善夥食”，走的時候總是豪氣十足地說：“你們把我的一份飯分了吧！”
有哥哥在軍區真好。
饑餓年代·2
有同學告訴我們：朱文熙敢吃皮蟲。皮蟲是樹上毛毛蟲的蛹還是毛毛蟲的幼蟲我弄不清楚，反正是吊在樹上幹樹葉裹著的。你想想：朱文熙1米80的高個，肯定比小個子更需要能量，皮蟲肯定含豐富的蛋白質，大家表示很理解。可能還有人效仿，以至於第二年春天沒有發生過討厭的毛毛蟲落到人身上的事。
到衛生科去看病的人越來越多。除了得肝炎、肺結核之外，幾乎人人都得了浮腫病——一種當時特有的營養缺乏引起的病：臉腫、腳腫、全身腫。有人危言聳聽：如果全身浮腫了，那就意味著快了，快要和那些長眠在江淮大地的農民兄弟做伴去了。
我到衛生科去看病，正巧碰上在羅集給我藥片的醫生，他按一按我的腿：“浮腫病！”立即給我兩個盛有黃色液體的玻璃瓶——小球藻合劑。我早知道這個治浮腫的“特效藥”小球藻，我們班級、我們寢室都有人服過，醫生還開給我3天病假單——到底是熟人。但我還是賴著不走：“醫生，我聽說有一種專治浮腫的藥叫‘八珍散’，能不能開給我？”
“你這個小同學消息倒蠻靈通的。我告訴你，‘八珍散’一般人是不開的。好了好了，迴去好好休息吧。”
“八珍散”的事是一個患病同學告訴我的。據說“八珍散”內有山藥、胡桃、茯苓、芝麻8種成分，全是營養品。不肯開，沒有法子，我也隻好加入了喝小球藻的大隊。
這一個時期，有大批同學退學、休學，像朱文熙就休學迴家了。五八級、五九級有許多上海同學退學了，他們迴上海後的路走的也很艱難：先是報戶口要漫長地等待，在一年、兩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內是沒有糧、油什麽的，全得靠自家親人嘴裏省下來！此外工作也隻能幹臨時工，什麽勞保醫療福利全無。
本地同學尤其農村同學休學退學的人很少——迴家去餓死嗎？但也有例外。
饑餓年代·3
開學以後許多天，一個農村同學才在學校露麵——大家都以為他退學了。他是鳳陽人，同學們平時都不叫他名字，都叫他“鳳陽”。
“鳳陽”在宿舍裏興高采烈地講他的傳奇：他假期迴鄉後第二天，就和家鄉的父老鄉親一起去逃荒，一直逃到新疆。新疆是個好地方：“在那裏隻要肯幹活就讓你吃飽！”“鳳陽”還大講特講逃荒的驚險故事：如何上火車、如何弄到吃食。原來鳳陽從明朝以來就有逃荒要飯的傳統，那裏的幹部、武裝民兵不像別的地方不許農民外出。而鳳陽人猶如吉卜賽人，在惡劣環境下的生存能力特強。想想“鳳陽”和他的老鄉，一無糧票二無鈔票，居然大隊人馬開到了千裏之外的新疆。
打那以後，“鳳陽”就不安心過學生生活了，逃荒的經曆喚醒了他身上祖傳的野性，沒過多久他又不見了。我們猜十有八九他去新疆了。他說過：“新疆的瓜啊，你們這一輩子都沒吃過，太好吃了。”
直到我畢業，“鳳陽”沒迴學校來過。
按理說，老蔡應該管管“鳳陽”的事。自從老韓不當學生調到校報當主編之後（老韓原來是蚌埠市文聯的幹部、來學物理真是莫名其妙），老蔡作為學生黨支部委員是年級“最高學生領導”，應該幫助“鳳陽”樹立革命理想，安心學習。老蔡對“鳳陽”的動態應該一清二楚——自會有人向他報告，例如老徐這樣經常打小報告、經常“靠攏組織”的人，老徐後來被老蔡大力幫助入了黨。
蔡委員（老蔡很愛聽別人這麽叫他）此時不像以前那樣愛訓人了，畢竟他也在挨餓。1961年上半年他因身體不好休學，1962年迴學校後就到比我們低一年的六零級去了。我懷疑這位家庭出身“三代貧農”的同學沒有到農村去養病，因為他迴校以後穿上了軍用皮鞋，披上了軍棉大衣。他用錢也闊綽起來，我有一迴到學校小賣部去，碰上老蔡在買高級糖——那是相當昂貴的、論顆論粒賣的糖！
“小國慶，來一顆。”老蔡大方地塞到我嘴裏。
我把糖吃了——瞧我那點出息！
饑餓年代·4
學校為了讓學生“提高思想覺悟”，安排了一次報告會，由一位經曆過延安艱苦革命生活的“老革命”來講講延安的艱苦奮鬥精神。效果卻適得其反。
“老革命”名叫李凡夫，原來在中央黨校，後來被貶到本省當一個理論刊物主編，最後又被貶到我們學校馬列主義教研室當教授。李凡夫是7級幹部，就是在冠蓋雲集的北京，他也屬於高官的範疇。
李教授講了自己如何到延安匯報工作、如何留在抗大當教員、反掃蕩以後延安如何艱苦、中央如何開展大生產運動，自力更生、豐衣足食等等。當講到延安的供給標準時，台下開始躁動起來。原來李教授說再怎麽困難，一人一天1斤4兩小米、2斤菜，一個月4兩油、半斤肉總是有保證的，更不用說大生產運動之後的豐衣足食了。
我們當時的夥食標準比艱苦奮鬥的延安低多了，一個月隻有一兩油，沒有肉。報告會就在大家的紛紛議論中結束。
看來李凡夫是個老實人，所以官越當越小。
學校也搞大生產運動了，所有空地都開荒種菜、種南瓜、種大豆、種胡蘿卜。好在學校的空地很多，把地分給各個班級，也分給各個教工家庭，學校內到處可見鋤頭、鐵鍬，還有，糞桶。
不是有一句話嗎：“莊稼一枝花，全靠肥當家。”全校幾千人的屎尿，就是我校大農莊的天然肥源，可不能讓它們被什麽抽水馬桶給浪費了。於是造了公共廁所，一律蹲位。積肥的同學總是不斷地去淘糞，你如果上廁所方便比較慢，一迴頭會看見等著淘你糞的同學不耐煩的眼神。
我們班的姚明孝同學另辟蹊徑，每天早上天沒亮就挑著空糞桶去廁所淘糞。兩個月下來，積肥成績卓著，光榮地加入了共青團。
饑餓年代·5
學校流傳開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要成立城市人民公社了！
先是《人民日報》社論，內容是人民公社的偉大意義及在城市推廣的可能性；接著是10個大城市市長的聯名文章，說是要進行城市公社的試點，上海的曹荻秋和北京的萬裏都署了名。成立城市人民公社是完全符合邏輯的：既然人民公社能讓農村走向共產主義，當然也應該讓城市也走向共產主義。
合肥市算不上大城市，但安徽省委一貫緊跟毛主席，所以迫不及待地要在合肥試點。聽說我們學校要和附近的一個種蔬菜的郊區人民公社和兩個工廠合並成立一個城市人民公社。
學校開了全校師生動員大會，由黨委副書記龔書記做報告，內容無非是成立公社的偉大意義之類。龔書記是浙江人，說的普通話帶有濃重的南方口音，為人比較溫和。他講話快結束時，有人遞了條子上去（若是方書記做報告絕對不敢），條子上問的是“家裏有縫紉機怎麽辦？會不會充公？”
龔書記沉吟了一會迴答：縫紉機是生產資料，私人不應該有生產資料，應該歸公社所有。
龔書記的話估計讓那些有縫紉機的家庭大起恐慌，也讓那些沒有買縫紉機的教工暗自慶幸。台下頓時議論開了。
一個宣傳部的漢子（他的嗓門大，專門喊口號）領著大家喊口號：人民公社是金橋！共產主義早來到！人民公社一枝花！花開千朵香萬家！
大會結束之後，陳登華（“小姐”）和我私下裏討論了一陣子。“小姐”認為肯定是某人覺得光讓農村死人太便宜城裏人了，為了公平起見也在城市搞公社，“讓城裏人也餓死一些”。
不知為什麽，城市人民公社的事後來不提了，報紙上也沒有讓10個市長聲明暫時不搞試點，龔書記也沒有開大會講城市人民公社的事，似乎要搞城市人民公社的事從來沒有發生過。
饑餓年代·6
有段時間，一連幾天萵苣葉子當菜吃。給我們吃的萵苣葉子隻是在水裏煮一下、放點鹽，據說還澆了一點油花，但總是吃不到萵苣（上海人叫“香烏筍”）。大食堂的人說萵苣給教工食堂了，我們隻能吃葉子。類似萵苣的事還有很多，搞得我們學生對教工食堂很有意見。
學校又停課搞教育革命了（1958年大搞過一次）。對我們學生而言，所謂教育革命就是給老師貼大字報、批判老師。上過我們課的老師，不管老的、年輕的，幾乎無一能免。有位英語老師上專業英語，英語中的“慣性”和“惰性”大概是同一個詞（inertia），老師發揮了一通：物體有慣性，人和物體一樣有惰性，自己一旦坐好了，就不想動，這是惰性的表現。結果同學給他貼大字報說他宣揚剝削階級好逸惡勞思想——認為懶惰是人的天性。
上普通物理力學的是一位青年教師，第一次開大課自然經驗不足，同學對他意見很大。他辯解普通物理力學不需要老教授來上課，“殺雞焉用牛刀”，用切菜刀即可。被稱為“切菜刀”的這位老師當然也收到不少尖銳的大字報。其實是一直教普通物理力學的老先生變右派了，不讓上課。
當時張宏緒先生上電學。張先生是從北師大調過來的，一口京片子。應該說張先生的課上得相當好，但同學還是不放過他，說張先生上的內容太古老了，應該改革，上一些現代科學的內容……
總之，學生是“橫不好、豎不好”。我認為和萵苣葉子很有關係，誰讓你們把萵苣都給吃了，給我們留下的隻有葉子。
當然吃萵苣的還有幹部，但不會貼他們的大字報，風險太大。
事實上從1950年思想改造運動以來，每次運動教師都是運動對象，教師成了學校中的“弱勢群體”。
也有例外，也有沒被貼大字報的老師，那就是教我們線性代數的葉元生先生。
曾校長
根據慣例，先要介紹的應該是領導同誌，本人不能免俗，先從校長說起。
我們學校的校長是曾希聖。曾希聖何許人也？乃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二書記、安徽省委第一書記，也就是本省的最高首長。實際上曾希聖是掛名校長，不可能過問學校的事，但學校的大小幹部一天到晚曾校長曾校長的，弄得我們很以有這麽一位校長為榮。根據“青出於藍”的規律，校長是省委書記，幾千號學生出幾十個省委書記不足為奇，所以畢業後幾十年我天天看報，希望能在各省省委書記中見到老同學的名字。尚未找到。
國慶十周年時，曾校長率領文武左右親臨我校。文有省長、省委各部部長，武有省軍區司令，一長串小轎車開進校門，場麵煞為壯觀。那個年頭轎車是稀罕物，隻有高級幹部才配坐，哪像當今屁大的村長也開個奧迪。我校管樂隊在校門高奏迎賓曲，（可惜不大入調）校內鑼鼓喧天，彩旗飛舞，處處表示出全校師生對校長應有的尊敬。
全校大會在大禮堂召開，聆聽曾校長教誨。曾校長個子不高、人很壯實，留平頂頭、戴眼鏡，說話帶湖南口音，他說了兩點：一是要“反右傾、鼓幹勁”，還說學校幾千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不會多的，至多一兩個人吧！二是學校要“後來居上”，要超過清華、北大這些老學校！
曾校長走後，學校就以“後來居上”作為目標，還為此展開了大辯論：結論是一定能後來居上！也正因為曾希聖說過至多一兩個的話，倒黴的宣傳部黃部長就成了“至多一兩個”中的一個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後來方書記說：曾校長就是看得準！學校裏果然就有一個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對我而言，曾校長來學校的唯一好處是：當天晚上全省最好的劇團來學校慰問演出，我看了嚴鳳英、王少舫的“夫妻觀燈”。嚴鳳英演得真好！
方書記
方書記實際上是校黨委第一副書記，由於大會小會總是他做報告、發指示，我誤以為他就是黨委書記。方書記鼻孔朝天，有絡腮胡子，嗓音洪亮帶金屬聲，說話鏗鏘有力，如果講話時麥克風壞了，全場仍然能清楚地聽到他的聲音。方書記以前是部隊正師級幹部，大校軍銜，學校一幫政工幹部都來自軍隊，看到方書記都服服帖帖。
方書記有許多話我至今不忘。例如他說：“要相信毛主席相信到迷信的程度！跟著共產黨要跟到盲從的地步！做到這樣對同學們隻會有好處，沒有壞處！”
不管生活如何困難，我們喝的粥有多薄，在方書記眼裏永遠形勢大好。當然報紙、廣播這些媒體報道也永遠是形勢大好。
方書記曾經告訴我們他的家事。他自幼父母雙亡，是由哥哥一手帶大的。革命勝利後，哥哥到部隊來找他，原來哥哥在家鄉土改時被劃為地主，要弟弟幫忙，但方書記還是站穩了無產階級立場，命令警衛員把哥哥送迴了家鄉。方書記說土改時有許多幹部因為和自己的地主親屬劃不清界線而犯錯誤，而他堅定地和地主哥哥劃清了界線！
“當然，哥哥來了，飯還是要請他吃的，煙還是要請他抽的。”
有一次學校放映蘇聯電影“我們好像見過麵”，裏麵有一些諷刺蘇聯現實的內容。有一個車站，站長對乘客的要求不理不睬，大家無可奈何。男主角是演員，裝作首長進了辦公室，站長對他點頭哈腰，結果是什麽要求都解決了。我們看到這裏都哈哈大笑，但同為電影觀眾的方書記一點也不笑。放完電影後他還指示：這類電影以後不要放，不是所有的蘇聯電影都可以放映！當時中蘇關係尚未破裂，方書記的政治嗅覺夠靈敏的。
方書記出過一次洋相（他自己不知道）。有一次在大會上講樹立革命人生觀的重要性，他念了一首詩：“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接著他就說這是革命詩人馬雅可夫斯基的著名詩篇。馬雅可夫斯基同誌告訴世人，為了無產階級的解放和自由，可以犧牲自己的生命和愛情。這就是無產階級革命的人生觀！全校上千師生坐在台下安靜地聽，直至大會結束。沒有人遞條子或者起立告訴方書記：這首詩的作者不是馬雅可夫斯基同誌而是裴多菲。
孫校長
孫校長白臉、倒掛眉，活像一個舞台上的喜劇人物。他是徐州一帶的人，說話卻有點山東口音。孫校長管教學，也管後勤，算是學校的第二副校長。
方書記和孫校長有矛盾是眾所周知的事實。物理係開大會，係總支雷書記公開說：方書記要政治掛帥，而孫校長反對停課太久搞運動、搞建校勞動。雷書記說自己是支持方書記的！（雷書記也是轉業軍人、空軍上校）我猜孫校長鬥不過方書記，因為我們經常停課，不是政治學習，便是勞動。
要講資曆，孫校長比方書記資格老得多了。孫校長1930年代是北大曆史係學生，是一二九運動的領導者之一，也是民先隊（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的創始人之一。和孫校長當年一道工作的人都是中央委員了，而孫校長不知為什麽官越當越小。抗戰時期還是中共中央山東分局宣傳部長，三年解放戰爭時期當革命建設大學校長，1950年代到上海任華東師大第一副校長兼黨委書記，反右運動中被免去黨委書記，1958年從華東師大貶到我們學校當副校長。
不久以前，《新民晚報》登過一篇懷念施蟄存先生的文章，是施先生華東師大的老同事寫的。其中說了一件事：施先生和老同事坐在一起聽華東師大一位領導做報告，施先生悄悄地對老同事說：台上那位大白臉說的話他自己也不相信。後來這位大白臉領導就被貶到外地去了。我一看此文，就知道大白臉就是我們的孫校長。孫校長做自己並不相信的報告倒也罷了，糟糕的是被聽眾發現了。你說孫校長這種不善於說假話的人怎麽會升官？
方書記調走以後，孫校長的權開始大了起來。1961年初冬，我們學校又被省委下令派學生去支援本省重點水利工程“淠史杭”工程（沒有勞動力了）。出發前，麵對全體學生，孫校長給大家打招唿：說本來要好好抓抓學習的，這次實在沒法子，省委三令五申要學生下去。但我可以保證這是最後一次停課勞動，以後絕不停課！
孫校長果然說到做到！直到畢業，再也沒有停過課。
有時候我們感到孫校長像個小學校長：他老是在學校內巡視。有一天上午我和一個同學到文科大樓的底層打乒乓球——此時乒乓球桌有空，那個同學乒乓球打得不錯，和我對打是一點勁也沒有。正當我興致勃勃地打球時，孫校長闖了進來，大聲地嚷：“上課時間打乒乓球！不好好學習！”
我們一溜煙地逃了出去，孫校長竟然還追了兩步。孫校長真是蠻可愛的！
張校長
張校長是學校的黨委書記兼第一副校長，由於曾希聖是掛名校長，張校長是學校實際上的第一號人物。他身材高大，戴眼鏡，走路高昂著頭，目不斜視，一副正人君子的樣子。
其實張校長是很低調的。方書記調走之前（方書記1961年春調到農學院當院長兼黨委書記），所有的大小會議都是方書記主持；方書記走後，學校的大會由孫校長或者黨委副書記龔書記出麵。張校長很少坐在主席台上，除非有什麽上級領導非得他陪同。他是能不出頭盡量不出頭。我猜張校長一定學過老莊哲學，他對學校采取無為而治的管理模式，自己絕不弄什麽花樣經。
張校長自到延安以後就一直在中央機關工作，來學校當校長之前是國務院外國專家局常務副局長（局長是某大人物兼的）。他是一個京官，到安徽省來人生地不熟，什麽事都由省委說了算。安徽省委對他也不敢小視（張校長認識中央所有大人物），一來就給了他省委委員的頭銜，於是大家相安無事。方書記一直在本省工作，曾希聖和省委許多領導都是他多年的老上級，人又是那樣強勢，但對張校長卻不敢怠慢。有一次，他在大會上大講第一書記掛帥工作才搞得好的道理，就高聲地說：“我們學校的第一書記就是行言同誌嘛！正是行言同誌掛了帥，事情才做得好嘛！”張校長叫張行言。
鄧小平、彭真曾來我們學校視察，當然是省委領導陪同一起來的。鄧小平一見到恭候的張校長等學校頭頭，就笑著對張校長說：“行言同誌，你在這裏當校長啊？”
張校長給我們做過一次報告。他是緊靠山西的河北人，說得很像是山西話，講得非常誠懇，而且越說越激動，本來坐著，後來站起來把皮上衣脫了，態度很令人感動。他老是說“同誌們哪——同誌們哪——”但是我們聽不大明白張校長到底要說什麽。
據說張校長找下屬談話，非常和氣，極其誠懇，從來不訓斥人，人人都說張校長是好人。孫校長則不然，他經常發脾氣訓幹部。
巫寧坤先生在《一滴淚》一書中，曾說到“文革”中張校長曾經想方設法要把巫先生從農村調到安徽大學，不讓巫先生這樣海外歸來的學者受到永無出頭之日的迫害。盡管阻力重重，但張校長是盡了力的。
張校長是個好人。
下雨天
方書記最得意的事莫過於他曾經護送過劉少奇，孫校長最自豪的事則是“一二九運動”率領學生遊行，隻有張校長從來不提自己的過去，無人知曉他最得意的事。
有一天下午我從教學大樓出來，剛才還晴空萬裏的老天突然下起雨來，我隻得退迴躲進大樓的門廊，想等雨停了再迴宿舍。隻見方書記和兩三個係總支書記從裏邊出來，方書記看了看天：“下雨了！”彎下腰卷起褲腳，把皮鞋和襪子脫去，一手拎一隻塞著襪子的鞋，叫了一聲：“走”就衝出去了，幾個總支書記也學方書記的樣（緊跟領導不會錯），都脫去鞋襪，赤著腳跟著方書記走了。
過了一會，幾個黨委部長（組織部長、宣傳部長之類）簇擁著張校長出來了。張校長還在高談闊論，對下雨似乎毫無知覺，徑直向門外走去，沒有片刻停頓。幾個部長副部長仍然圍在張校長旁邊，沒有人停下，隻是我從他們背後看過去，這幾位部長緊挨著張校長，頭都低著，仿佛高大的張校長是把傘，能替他們擋雨。
最後出來的是孫校長，身邊也有教務處長、總務處長幾個幹部陪著。孫校長一看天也說了聲：“下雨了”就不走了，幾位處長也不走了，孫校長和他們天南地北聊起天來。
當雨小一點的時候，我走了，孫校長他們還在聊天。
兩位大右派·1
方書記有一次給全校學生上政治課，講：我們學校有兩個大右派。一個是黨內的、當過省委宣傳部長的楊小椿；一個是黨外的、九三學社中央委員複旦大學二級教授王恆守。兩位大右派我全認識，王恆守先生是我的老師，教過我們“數學物理方法”；楊小椿則認識得更早，他在圖書館專門為大家幹借、還書的事，同學們叫他“老楊”。王先生和“老楊”都戴眼鏡。
當時圖書館的工作人員幾乎全是中青年婦女，絕大多數是幹部家屬，什麽科長夫人啦，處長的小姨子啦，比文盲多識幾個字。這些人雖然啥也不懂（對學生的查詢一問三不知），“階級覺悟”倒很高。對在圖書館監督改造的“老楊”態度很兇：“楊小椿，去搬書！”“楊小椿，你怎麽幹的！這裏沒搞幹淨。”有一迴兩個婦女吵架，吵到最後都把氣撒到“老楊”身上：
“我們吵嘴，你這個老右派高興什麽？”
“老楊”總是穿得整整齊齊，冬天還戴呢帽，套一件藏青色呢大衣，一副大幹部的樣子。看得出他很高興為我們學生服務，我們要借什麽書，他很快就拿來，有時還和我們聊天（此時“革命婦女”往往在專心結毛線）。我三天兩頭去圖書館換書。一天下午，“老楊”在我借書證上一邊核對書號，一邊和我聊：“你是學理科的，（借書證上寫明物理專業）借的都是外國小說。我介紹一本蘇聯現代小說你看看。”我說我蘇聯小說讀得太多了，什麽西蒙諾夫、法捷耶夫、波列伏依——都讀過。“老楊”還是堅持推薦：“這本書和他們的有點不一樣，你借去看看。”我拿去看了看，是卡維林的《船長與大尉》。
1962年隨著曾希聖下台，“老楊”被平反了。他離開了校圖書館，去化工廳當廳長。聽人說那兩個“革命婦女”在化工廳附近的長江路上巧遇“老楊”，兩位很不好意思，“老楊”卻很客氣地請她們到自己辦公室坐坐，把這兩位高興得逢人就說。
巫寧坤在《一滴淚》這本書中對楊小椿表達了感激之情。巫先生“文革”中被扔在農村，工資一分錢沒有，作為一位學者又沒有體力靠種田掙工分養活自己。他隻得到處申訴，素昧平生的時任省革會副主任楊小椿收到了申訴信，硬是冒著“右傾”的風險，把巫先生調到了自己老部下當頭頭的安徽師範大學任教。
“老楊”確實和“他們”有點不一樣。
兩位大右派·2
王恆守先生高個子，佝僂著背、戴老式金絲邊眼鏡，走起路來兩眼朝天，步子慢吞吞的；春秋天永遠套一件長風衣，冬天必定穿淺灰色呢大衣。他說的一口浙江嘉興官話，本地同學倒也聽得懂。
王先生在國內大學學的是數學，到美國哈佛研究生院攻讀理論物理，1932年迴國後就當上了教授，算得上中國物理學界的前輩了。“數學物理方法”這門課程是他在國內第一個開設的，時至今日，這門課仍是各大學物理係的必修課。要不是王先生在1957年倒了黴，被“踢”到我們這所地方高校，我們無緣聽他的課。
有的老師講課條理清楚，有的老師講課邏輯嚴密，這些都很必要，但最要緊的是要有激情。有激情的老師才會有感染力，才能牢牢地吸引學生、抓住學生。王先生就是一位充滿激情的老師。他的眼睛在金絲邊眼鏡上邊發出光芒（眼鏡落到了鼻尖），重重地說道：“貝塞爾函數……拉格朗日函數……”我仿佛覺得一個個美味的嘉興粽子（裹著函數的外殼）飛過來，砸到我腦門上、落到我嘴裏……
有時候，王先生估計我這類差生“粽子”塞得太多，會消化不良，他就講一些科學史和科學家的趣聞軼事：天才伽羅瓦、神童高斯、愛因斯坦和玻爾的爭論等等，聽得我們都忘記了下課。
最後一堂“數學物理方法”，臨下課，王先生在黑板上寫了一首打油詩作為臨別贈言：
老僧領進門，
修行在自身。
且看爾等中，
得道有幾人？
大教室裏，全體同學都自發地站起來，用熱烈的掌聲向王先生致謝。
兩位大右派·3
我和阿鮑、孟德商量一道去拜訪王先生，因為“數學物理方法”考下來我們自我感覺都不太好，不知道能不能及格？仗著我們和王先生都是從上海過來的，去給王先生說說，也許會讓我們通過。
阿鮑原來高我一屆，休學一年以後成了我們五九級的同學。王先生上課有兩位助教任輔導老師，其中一位是剛剛畢業留校任教的五八級同學，他和阿鮑同過學，從他那裏阿鮑知道了王先生的住址，所以我們跟著阿鮑徑直來到了王先生的家。
王先生住在一幢奶黃色的三層樓房內。這幢樓被稱為“教授樓”，隻有教授和處長才能住在此地，由於我校教授少，副教授也可住。“教授樓”隻有兩幢。當年各高校教授都不多，不像現在教授成了“關內侯、濫羊頭”，連某大學的膳食科長也有教授的頭銜。據說王先生能入住“教授樓”還是靠著他夫人。因為一塊從複旦調來我校的王夫人秦素美是生物係的教授，否則右派分子能有資格和學校黨委各位部長大人、學校的各位處長大人同住一幢樓嗎？
我們敲開了王先生家的門，王先生聽我們自我介紹之後（大教室全年級加上電子學係一個年級共百把人、王先生不可能全認識），請我們進入了他家的小客廳。客廳很小，一長一短兩隻沙發、一張長茶幾差不多占了客廳的大部分空間，茶幾上放著一座很別致的玉雕香爐。當我們說明來意後，王先生原來有點戒備的神情消失了，輕鬆地和我們聊起天來。1949年後，學校的各種運動如思想改造、肅反、反右、教育革命直至以後的“文革”，都是學生（左派學生）整教師，所以老教師見到學生都是敬而遠之。王先生說到自己在哈佛準備考試的經驗。原來哈佛曆年的考卷都可以在圖書館查閱的，所以查閱考卷也是備考的必需。哈佛的考試是很難的。王先生還迴憶當年的生活：比如刮胡子，刮一次刀片就扔了，不像現在，一把刀片要用交關多次——因為刀片買不大著。
說到國外生活，孟德來勁了。他請王先生給我們看看當年留學哈佛的照片，弄得王先生很尷尬，（當年宣揚美國生活方式形同犯罪）聰敏的阿鮑立刻對孟德“發條頭”(3)：“你搞啥末事搞！叫人家王先生去翻箱子啊！好意思伐？”
我也問了一個敏感問題（我也屬於腦子不清楚一類）。我說1957年報紙上批判孫大雨，說他住18層樓公寓，國家貼他300多元、加上工資共600元，有這迴事嗎？不料王先生激動了。（孫大雨先生和王先生是老同事）他告訴我們：1956年弄知識分子政策，上邊分下來幾套“18層樓”房子給複旦的教授，房租又貴，離複旦又遠，到學校上課要調幾部公交車，所以沒人肯去。後來橫動員、豎動員，還答應發房貼付房租（高中級幹部人人有房貼），沒有房貼啥人住得起！結果孫大雨去了，想不到這也成了孫大雨的一條罪名了。
看來王先生已經判斷出我們3個人不是什麽“左派”學生，再說他已經“摘帽”，因此說話更加隨便。他還告訴我們一件事。複旦的黨委書記楊西光是安徽人，在北京開會碰到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曾希聖講安徽要辦一所大學，叫楊西光支援自己的家鄉，結果楊西光就把複旦各係一大批教師支援到了安徽大學，作為禮物送給了曾希聖。
王先生最後給我們交底：如果考到50分以上，可以及格；考30—40分就不行了，要補考了。當我們告辭時，他還告訴我們合肥火車站附近有家食品店的蛋糕特別好：“比上海哈爾濱食品廠的還要好！”
我們出來以後，都很開心。孟德說別人講王恆守先生拒絕給六零級物理係同學上課，因為在1961年秋下“淠史杭”水利工程勞動時，那些六零級“左派”學生整王先生。逼年已花甲的王先生抬重物（當時王先生尚未摘帽，凡有勞動必須參加），累得王先生躺在地上站不起來。所以無論係裏如何勸說，王先生堅決不上。這幾天那幾個整王先生的人被他們同班同學罵死了。
還是阿鮑想起來：我們忘記告訴王先生我們的姓名了！他怎麽關照我們？於是我們互相埋怨了一番，無精打采地迴到了宿舍。
幾天後公布了考試結果：我和阿鮑及格了，孟德沒有及格。
陳毅來我們學校
學校曾經有過一台迴旋加速器，算是物理係大躍進的產物。當年迴旋加速器作為研究基本粒子的實驗平台是科技含量極高的大型設備，連北大清華都沒有！所以凡是中央領導來我校視察，必定要安排他們去參觀，先後去參觀過的有董必武、康生、鄧小平、彭真等人，當然陪同的省委領導參觀加速器就不止一兩次了。本來嘛，參觀什麽都是省委定的節目。在中央領導離開後，《安徽日報》就會在頭版發布新聞，調子千篇一律：中央領導某某同誌視察我省，認為我省形勢很好，成績巨大，充分肯定了省委的工作雲雲。這台加速器作為“成績巨大”的組成部分，為省委立下了汗馬功勞。
我們物理係的學生也去看過加速器（別係的同學還不讓進，門口有保衛人員看著），那是一個黑黝黝的龐然大物，有本係教師煞有介事的在那裏值班。後來我們都知道了一件事：這台加速器從誕生到消失，一天也沒有運轉過，更不用說打出什麽粒子了。它純粹是一件擺設。反正來參觀的領導沒有一個是懂核物理的，很容易糊弄。
1961年11月陳毅也來了我們學校，但沒有去參觀加速器。此時加速器大概已經完成了曆史使命，正在體麵地撤離。似乎他哪裏也沒去參觀，倒是在全校師生大會上給大家作了“重要講話”，講話內容始終沒有在報上公開過。
我們都安靜地坐著，因為已經通知：陳毅副總理要見見大家。然而主席台上空無一人，隻有在舞台的左側化妝間傳出一陣陣歡聲笑語。過了好一陣子，一幫子西裝革履的教授、副教授從台側走出來，個個麵帶喜色。我發現我們係的粟瑤生副教授——平時穿得像個燒鍋爐老工人，今天居然也穿上西裝，還戴上了一條紅領帶。
終於，陳毅在許多省委領導的前唿後擁下，來到台中央坐下。在熱烈的掌聲中，張校長激動地說：陳毅同誌給大家講話！這是中央的關懷，中央的關懷！
陳毅頭戴法蘭西帽、穿西服，不知為何還戴墨鏡。他的穿著和身旁一夥穿中山裝的人形成奇特的對比。陳毅首先大談特談瑞士的美麗風景（剛開完日內瓦會議），我們聽了頗感新鮮；然後就說學校就是要管教學，一個大學生就是要學習好，要考5分，4分馬馬虎虎，3分就不好了。他又講了紅與專的關係：“什麽紅色專家白色專家！你把原子彈搞出來，你就是紅色專家！我還要給你叩頭！”
後來被我們稱為“草包省長”的黃岩省長突然插話問陳老總：“我們國家到底有沒有原子彈啊？”陳老總不予答理，繼續大講科技的重要性……
陳毅的講話和當時報紙上宣傳口徑、也和平時學校政工幹部講的革命道理大相徑庭，在學校引起了極大的震動。陳老總隻肯專門會見教授而不見政工幹部（這些人大都是三野陳毅的老部下），也讓他們挺沮喪。
留級風波·1
陳毅的講話對要抓教學質量的孫校長無疑是有力的支持，學校開始動真格的了。我們年級有好幾個同學兩門以上主課不及格，拖了好久的補考也不及格——據說補考試卷更難一些，按規定就得留級，而以前大學裏是極少留級的（多留一年國家多花一年的錢）。留級就留級吧，好比來什麽運動，總有人倒黴。問題在於這迴倒黴的同學大多是有點來頭的。比如哥哥在省軍區的大李，父親在淮海戰役犧牲的烈屬陳中靈（父親當師長），當年青華的跟班王能靜（老提他姐夫是馬鞍山市委組織部長），等等，最讓係總支曲書記煩心的是老王也要留級！老王是黨員，而且是負責全年級思想政治工作的學生幹部。
我們那時候，大學是沒有班主任的，也沒有1964年以後才設立的政治輔導員。學校、係裏就依靠學生幹部來掌握學生的思想動態。學生幹部除了自己要眼觀六路、耳聽八方之外，還得仰仗那些經常“靠攏組織”的積極分子來了解同學們的近況。根據某人的教導：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之分。所以學生幹部三日兩頭把大家排隊分類：哪些人是組織可以依靠的，哪些人是可以團結的，哪些人是屬於另類、必須加強注意的。所以我們寢室的老王一天到晚忙這些事，到係裏開會，聽取各班學生幹部匯報。而自己年齡又偏大（是入校以前就參加工作的調幹生），成績不好是必然的事，到底學理科不是那麽好混的。
有一天老王去開會，我和劉聽泉鬥膽把老王床頭的一本工作手冊拿出來，還叫其他同學來一道翻閱，裏頭記的都是些對同學們的評論。其中提到一個叫陶冶的同學，明明他父親是內戰中起義的國民黨軍官，為共產黨立過功，手冊裏卻記錄積極分子匯報陶冶出身反動軍官家庭，所以思想必然反動。我們寢室裏黃承源是位學習優秀、政治上也很要求進步（但從不靠攏組織打小報告），結果在手冊內也被歸入另類，說他出身地主、思想複雜雲雲……
留級風波·2
在老王們的眼中，黃承源這樣學習努力、成績優異但“不靠攏組織”、不打小報告的同學屬於“白專”！比胸無大誌、不思進取的吾輩更加靠不住。陳毅在講話中舉了一個飛行員的例子：飛行員的任務就是鑽研技術、開好飛機；政治上隻要不開到台灣就可以。然而老王們卻認為“白專”駕駛員由於技術好，能很輕鬆地把飛機開到台灣去；反倒是吾輩即使想把飛機開到台灣也去不成，技術不行嘛，在飛到台灣的半途中就掉入大海了。
平心而論，老王人並不壞。他是山東人，小時候在家鄉當過兒童團長（家鄉是八路軍根據地），按曲書記的說法“早就是黨的人了”，拖到現在才入黨已經夠委屈了，不像老蔡、老徐這些毫無背景的、完全是靠打小報告、靠整人鑽進黨內的人。盡管老王人還可以，他在這個位置上就必須搞這一套排隊分類的事，就必須向係總支匯報同學們的動態，這就叫“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曲書記也是山東人，和老王同鄉，為了老王留級的事可沒少出力。但這迴教務處一定不肯網開一麵，不要說曲書記，就是已經升任校黨委副書記的前任係總支雷書記也沒有迴天之力。雷書記行政級別13級（轉業前為上校），是校領導中級別最低的，他敢和孫校長對著幹嗎？
老王還是留了級！這讓曲書記很惱火，為這事還開了全年級大會。曲書記鐵青著臉在會上講話，說：有人幸災樂禍，有人說怪話！說什麽還共產黨員呢，讀書留級。講到這裏激動地拍桌子：“共產黨員不是給別人說三道四的！不是可以讓別人說怪話的！”全場鴉雀無聲。
會後同寢室的廣偉擔心地說，是不是又要搞運動抓出說怪話的人了？我們迴憶了一下，至少我們寢室沒有人說老王什麽，也就安心了。
結果沒有搞運動，一場風波就此過去。
寢室鐵三角·1
老王離開以後，老胡住進了我們寢室。老胡以前是省科學院送到武漢大學代為培養的一批人的領隊，1961年底這批人統統調迴我校繼續讀書，成了我們的同學。老胡也是調幹生，已經結婚，是一個有好幾年黨齡的資深黨員，所以一來就代替老王成為年級“最高學生領導”。程金濤和我開玩笑：“你們寢室怎麽搞的？老是受到黨的關懷。”
在寢室內我和許廣偉、黃承源同住的時間最長，也最要好。廣偉是團小組長，也是當然的政治學習組長；承源算是學習小組長，似乎除了把作業收齊交給課代表之外沒什麽分內的事。這兩位室友都很聰敏，然而聰敏的表現不一樣。
廣偉的長相可歸入“其貌不揚”一類，最大的缺點是眼睛斜視，當他注視你的時候你會以為他在看別人。他主持的政治討論會上隻要老王或者以後的老胡不在，大家盡可以談山海經：哪部電影好看、學校的澡堂供水不正常、誰追求誰——會後匯報，廣偉會有板有眼地說小組討論十分熱烈，大家對黨的方針政策一致擁護——那時候的廣偉已經看透了政治，他沒有入黨要求，因此也不打小報告。在畢業之前，我和廣偉已經到了說話毫無保留的地步。
如果說廣偉已經把政治看透了，那承源就是一個永遠和政治無緣的人，連背政治教條也不會。他每門專業課考試都是優秀，但政治課如政治經濟學啦、中國革命史（黨史）啦、馬列主義哲學啦總考不好。那時的承源又黑又瘦，但走路、說話卻很精神。他還有一雙巧手，做實驗又快又好，尤其在無線電實驗中排的線路整齊美觀。奇怪！來自小縣城的他，家裏不可能有無線電收音機，承源卻能造一個出來。無怪乎黃承源若幹年後會成為計量科學的權威、壓力儀表的大專家了。
1962年秋天，報上登了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消息，廣偉、承源和我相約出去在校園散步。廣偉說：飯能吃飽了，“他”又要不太平了！我們心情都不太好。
以後的歲月證實，廣偉真是看透了政治。
寢室鐵三角·2
早餐的粥變稠的意義除了能給上午聽課專心提供物質保證之外，還使得大家對異性的興趣與日俱增。原本不修邊幅的男同學開始注意自己的形象，女生穿的衣裳變漂亮了，學校裏出雙入對的景象處處可見，有的同學還結了婚。
我們寢室也開始議論女生了，時間往往在晚上熄燈以後，因此美其名曰“黑話”。內容無非是什麽係的什麽女生長得好看、哪一對很般配，等等，連已婚男士老胡也興致勃勃地參加大夥的聊天。
許凱壽是寢室裏最被大家羨慕的同學，他入校之前就有女朋友了，每周必來一封信。據凱壽兄說，他們是一見鍾情的那種。凱壽是長江以北的江蘇人，女友是同鄉，所以屬於揚州美女。反正我們對江蘇北部的地理都不熟悉，隻要在長江以北，一律歸之為揚州，揚州的姑娘必定美女。對大家如此嚴密的推理，凱壽高興地完全讚同。
朱啟山被我們稱為朱老板、簡稱老板，大夥認為他對女性最有辦法。朱老板在孩童時期就由他父母訂下了一門娃娃親，對方父母大概是鄰居什麽的，和朱家一樣都是合肥本地人。定親後不久，雙方不再是鄰居了，可能往來也不多了，彼此長大了互相都不認識，但是按照本地習俗，婚約依然有效。所以，不久前，朱老板收到他久未謀麵的“未婚妻”一封信，內容是反對封建包辦婚姻，婚約必須解除！還指出朱老板作為革命青年應該支持。老板這才知道“未婚妻”已經是中專生，於是老板立刻迴信，說完全理解並堅決支持對方的想法，“毛澤東時代的青年豈能容忍封建包辦婚姻”？老板還建議雙方見見麵，商量一下如何反對彼此家中的封建家長，地點約在包河公園。結果兩人果真見了麵，發現在反封建方麵觀點是如此一致，所以繼續交往通信。就這樣一來二去，兩人成了自由戀愛的男女朋友，最近打算結婚了。
廣偉終於對我和承源吐露了心事：他喜歡上了在圖書館借書處的一個姑娘小謝，但對自己不太有信心，希望我們能助他一臂之力。就這樣，我們都投入到廣偉的戀愛中去，把原本屬於兩個人的事變成了“鐵三角”的集體行為。
寢室鐵三角·3
小謝是不久前來圖書館工作的中學畢業生，人長得白白淨淨，為大家借書、還書的態度十分好，在廣偉眼裏絕對屬於溫柔敦厚的類型。她的口音和廣偉很相近，是靠近長江的含山、無為那一帶的本省人。好在小謝是大家都能見到的“公眾人物”，我和承源常常有機會在小謝麵前吹捧廣偉，不過收效甚微。
廣偉采取了一種迂迴包抄的戰術。他一下子和小謝周圍的同事都混熟了，尤其和一個中年婦女——工作中挺照應小謝的被她稱為辛姐的幹部家屬，他經常去辛姐家，在那裏常常能見到小謝。但能說會道的廣偉和辛姐拉家常滔滔不絕，對小謝卻說不出什麽花前月下來；辛姐倒是很理解廣偉，她勸廣偉要有耐心，時候到了自會成功，“火到豬頭爛”。
我和承源也跟著廣偉去辛姐家玩，有時見到小謝在辛姐家逗辛姐的孩子。辛姐的老公在省軍區當兵（官），是個少校軍銜的副團級幹部，東北人，很爽朗健談，他會用餅幹和一些部隊新聞來招待我們。有一次他告訴我們：今年（1962年）高考，李政委的女兒和張副司令的兒子都落榜了，把兩位首長氣壞了。原來今年隻看分數（純粹瞎搞）。兩位首長可都是老紅軍，一個是中將、一個是少將，（少校作恭敬狀，差一點就立正了）一查原因是兩個小家夥在談戀愛、沒有用心複習。（倒也門當戶對的）首長勃然大怒，把小家夥關了起來，逼他們好好溫課、明年再考，不考上大學不許戀愛。
缺乏耐心的廣偉沒有聽辛姐的話，又搬來一員女將救駕。女將是承源的親戚，在合肥師院工作的滕姐。滕姐和寡言少語、性格沉穩的辛姐不同，是一個急性子、熱心腸的人，她在承源、廣偉的引見下，一下子就和小謝、辛姐打得火熱，還請小謝到她家去玩。她在小謝麵前喋喋不休地表揚廣偉，結果是反而使辛姐對她的做法不以為然。後來想想也挺滑稽的：鐵三角加兩位中年婦女，目標是小謝一人，力量相比是5比1，竟然還是失敗。
一天晚上我陪廣偉到小謝的住處去，那是一間3個單身女職工居住的宿舍房。女宿舍果然稱得上窗明幾淨，3張單人床呈品字形，床邊的牆上貼著圖片，床頭櫃上有一些小擺設；書桌上還有插著野花的花瓶。廣偉和其他兩位都比較熟，和她們有說有笑（一位是丈夫在外地的青年婦女，另一位是個已經摘去右派帽子的老姑娘、大學畢業生），小謝卻沉默地坐著，仿佛廣偉不是來看她。我沒話找話，指著一張床問小謝：“小謝，這是你的床吧？”不料小謝杏眼圓睜：
“你為什麽說這是我的床？是不是這張床最俗氣？”
終於有一天廣偉垂頭喪氣地告訴我：小謝明確地對他表態，她不可能成為他的女朋友。廣偉總結失敗原因時說，有可能小謝對承源印象好，辛姐則認為滕姐暗中在拉小謝和承源好。當承源知道了廣偉的懷疑後非常生氣，覺得受了天大的冤枉。我也勸廣偉不要瞎猜疑，當然兩人後來消除了誤會，但總不像過去那麽“鐵三角”了。
男人們的友誼常常經不起女性摻和。
從同學到朋友·1
不久以前，我們幾個大學同學作小範圍的聚會。王朝誠也來了，我們聊起了朝誠兄當年拉琴、繪畫的往事，他說早就放棄了。我特地問他：還會翻翻萊蒙托夫的詩作嗎？他隻是淡淡的一笑，搖搖頭，對我們提及當年他在同學們中是最有藝術氣質的話題、表現得很冷漠。朝誠這些年搞音響設備、搞大屏幕顯像裝置或者小區智能化等方麵卓有成效，也賺了一些錢，至今退而不休，“仍在為房地產老板打工”。
我和朝誠一年級不在一個班，但已經知道他了。那時的他留一頭長發，架一副當年很新潮的“秀郎架”眼鏡，冬天穿皮夾克（1960年代很少見），雖然是本省的中學畢業生，說的卻是一口標準的普通話，這在本地同學中絕無僅有。有一次夜自修，朝誠和兩個上海同學坐在教室的前排，（我坐在旁邊“看閑書”）不知怎麽他們幾個議論起朝誠的祖籍來。上海同學說朝誠籍貫鎮江，而鎮江人在上海人眼裏“和江北人(4)差不多”！我看見朝誠站起來，嘴角微微顫抖，突然走了。後來我和他熟了，知道他是一個很敏感、敏感到有點神經質的人。
二年級分專業以後，我和王朝誠同在一個班，自然就熟了，但讓我們走得很近的真正原因是俄羅斯文學藝術。朝誠對萊蒙托夫喜歡到了入迷的程度，其次是普希金、屠格涅夫。我們熱烈地討論《當代英雄》中的皮巧林、《葉甫蓋尼·奧涅金》中勇敢美麗的達吉雅娜。後來參加議論還有一位上海同學汪初人。我們總是一道散步、一道去看電影——主要是蘇聯電影等外國電影，我和他們隻有一點不同：他們沒忘記自己還是學物理的，我忘記了。
有一期《蘇聯畫報》（中文版）刊登了一條招生通告：莫斯科盧蒙巴大學對亞洲、非洲地區招生，可以通過寄自傳去報名，學校會根據自傳酌情錄取。朝誠和初人非常起勁地寫起自傳來，還互相交流如何寫，是否要俄文簡曆，等等，我對此不以為然，給他們潑冷水：即使人家肯要，我們這裏肯放嗎？當年派出去留蘇的人是“組織上”重點培養的“接班人”，輪得上我們嗎？再說此時的中蘇關係雖未公開破裂，但已大不如以往。後來他們兩位也停止了努力。
從同學到朋友·2
汪初人個子不高、有一頭濃密的鬈發，動作靈活，有著用不完的精力，他和阿鮑都是學校棒球隊的成員。順便說一句，在進大學以前，我根本不知棒球為何物。他和朝誠對打乒乓，用的是左推右攻，攻勢淩厲；而朝誠手握橫板打守球，姿勢極佳，卻老輸球。本來是玩，但朝誠會老大的不高興。
不知從什麽時候起，初人和朝誠都讀起大部頭的哲學著作來，這可能和物理專業有點關係。朋友之間是會互相影響的，我也讀了康德、黑格爾等人的著作，深感自己抽象思維能力不行，如黑格爾的著作，我從頭看到底的隻有《美學》。倒是古希臘的哲學家亞裏士多德、蘇格拉底、德謨克利特、柏拉圖的著作通俗易懂，此外我還喜歡法國哲學家狄德羅、愛爾維修及伏爾泰、盧梭的著作，比較近代的哲學家我欣賞柏格森，認為他的“直覺”說很有道理，盡管他的學說被認為是唯心的神秘主義。
我們通過朝誠結識了一位剛畢業留校的哲學教師田振義，他是從物理係畢業的，聽說是畢業前發表了一篇有關自然辯證法的論文而被學校留了下來，至於朝誠如何認得他的，我始終沒搞清楚。隻知道朝誠稱他為老田（叫田老師叫不出口、畢竟隻比我們高一屆）。有天晚上朝誠嚴肅地告訴我，他今晚要看些東西準備準備，因為明天要和老田討論。
田振義看起來儒雅、清秀，說話老帶著微笑，那時的他已經讀過現代哲學的不少東西，如維根特斯坦和其他邏輯實證主義的作品。我印象中振義兄對我們在一起談談講講很重視，說維也納學派就是這樣討論、聊天而形成的。
那時候誰也沒有料到，若幹年後我們要為這樣討論、聊天付出沉重的代價。
從同學到朋友·3
同年級的上海同學都走得很近，因為大家有一個共同的心結：懷念上海。在我們幾個比較親密的上海同學中，屠利水無疑是我們心目中的大哥。這不光是由於他的年齡比我們大，重要的原因是他比我們有見識。
利水兄有著一雙炯炯有神的眼睛，對事物的觀察力極為敏銳！他到實驗室隻要看一眼實驗桌上放置的儀表、部件，馬上就知道今天做什麽實驗、應該怎樣做。難怪他後來到巴西最負盛名的聖保羅大學實驗室大顯身手，以至於到了70歲大學當局還不肯放他退休。他對人的評價總是一語中的。比如我們班的女生曹奇珍，到底哪一點不好看？我們七嘴八舌，利水隻有兩個字的評語：“腿短”。（希望澳門特區立法議會曹主席別生氣，現在你腿很長）
學校女子籃球隊的3名主力是大家景仰的“明星”，她們的雅號：“白馬”、“黑馬”、“野馬”更是如雷貫耳。汪初人是“野馬”的鐵杆粉絲，憑著自己也是學校運動隊（棒球）成員，一來二去和3位都熟了。一次聊天中初人問她們：你們3個是不是平時鞋彼此換著穿？三馬大吃一驚，初人告訴她們這是他的同學屠利水發現的。三馬一定要初人引見這位明察秋毫的“觀察家”，於是3位籃球美女在棒球小夥的陪同下來到男生宿舍，同利水兄會談了半個小時。
提到屠利水，就不能不提馬廷年，馬廷年總是和屠利水形影不離。廷年兄出身書香門第，父親為知名科學家，早已去世；其父的同學朋友皆為學者，所以誰是不是學部委員（即當今稱為院士者）、誰是不是一級教授？盡管去問他，保證給你滿意答複。廷年兄很有正義感，對幾個愛整人的學生幹部深惡痛絕。
當年學生中無形分成3個等級：第一等為黨員和學生幹部（團支委以上）；第二等是團員；第三等是沒入團的“老百姓”同學。在我們幾個老百姓中間，屠利水是唯一的團員，然而他一直被團組織視為另類——因為他有“海外關係”，父親在巴西。
汪初人自去“淠史杭”水利工程迴來以後，情緒一直很激動，對餓死人一事到處發表感想。王朝誠擔心地對我說：這小子遲早要闖禍！
從同學到朋友·4
修“淠史杭”水利工程我沒有輪到，和幾個同學留下來種菜。“大部隊”迴來以後，帶迴來許多不能公開的“新聞”。屠利水和馬廷年住的草屋沒有主人，牆上貼著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言“人的生命隻有一次”。他們估計這位讀過《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房主是為人類最壯麗的共產主義事業獻出生命了，不過用的是餓死的方式。在工地上幹活的大都是婦女，問她們男的呢？她們直言：餓死了！
當然這些話都是私下裏說的，誰也不會在公開場合講，隻有汪初人毫無顧忌。有天下午他和一個同學在寢室裏公開爭辯起來，聲音響得隔壁房間也聽得見。據說：汪初人大發“謬論”，以餓死人的事實攻擊三麵紅旗、從而否定黨的方針政策；而那個同學（也是上海人）不同意他的看法，說安徽一塌糊塗是事實，但不能歸罪於黨中央，比如上海在柯老的領導下就搞得不錯，說明黨的方針還是對的。兩個人沒爭出結果，汪初人一怒之下走了，那個同學就去找老胡匯報了爭辯的事。應該講這個同學平時不是一個愛打小報告的人，對整人的學生幹部也很有看法，他之所以去匯報是因為有人聽見了他們的爭論，也由於自己講話有點“豁邊”（對安徽的領導大不敬），所以就來了個先發製人。
如果這事發生在1959年1960年老蔡“當政”時期，立即就會召集全班大會“幫助”汪初人了，而現在是1961年底，馬上就要跨入1962年；而年級的學生“最高領導”老胡初來乍到，似乎不怎麽著急要新官上任三把火，因此沒有動靜。但是差不多全年級都知道了初人亂講話被匯報的事。
朝誠比誰都緊張。我注意到他說話時嘴唇經常神經質地顫抖（詩人、藝術家大都如此），他把借給初人的書要了迴來，又把向初人借的書還給他，弄得像情人分手彼此交還信物一樣，挺滑稽的。和朝誠一樣，其他幾個上海同學（包括我）都和初人拉開了距離，怕受到牽連，顯得不夠朋友。
隻有利水兄表現出大哥風範，他反而和初人更接近了，惶惶不可終日的初人算是找到了主心骨，他和利水商量來商量去，決定去找學校領導，找龔書記去談心。不是有句話嗎：小鬼難纏，閻王好見。
從同學到朋友·5
在學校的東南角有幾幢獨立的西式小樓，在上海則被稱作小洋房或者叫別墅，在四季常綠的冬青樹叢的環抱中顯得十分雅致，由於少有人走動，也很幽靜。此地就是學校領導的住處，相當於學校的“中南海”，龔書記就住這裏的某一幢小樓，一幢樓隻住一家。和所有的地方一樣，學校住房是根據級別、職務來分配的，你從一個人的衣著不一定能判斷他的官大官小，但完全可以根據他的住房大小來確定他社會地位的高低。方書記搬走以後，按理說，新提拔的黨委副書記雷書記可遷入“中南海”，可他仍舊住“教授樓”一套四居室。為何？級別不夠（把雷書記氣得）！後來從北京調來了韓校長（副校長），是9級幹部，所以理所當然地住進了那幢空關的小樓。
後來汪初人告訴我們，他在龔書記的小樓附近徘徊了好久，還把自己要說的話一遍又一遍地背了多遍。雖然初人兄自學過形式邏輯，但說話卻不太有邏輯，被屠利水評為“糊裏糊塗、不曉得伊講啥末事”。因此在利水兄的敦促下，初人做了充分的準備。我猜，當他鼓足勇氣走進龔書記的住處後，一定把事情的經過很有邏輯地交代清楚了，龔書記對他的來意也完全明白了。讓初人料想不到的是：龔書記並沒有嚴厲批評他，而是和顏悅色地肯定了他來找黨委“交心”的舉動，還說他有這種認識不奇怪，農村工作確有問題，而黨是會解決這些問題的，要相信黨等等。那天龔書記和汪初人談了很長時間，當汪告辭時，龔書記還叫他以後常來。
總算雨過天晴了，初人兄從心事重重的樣子變得神清氣爽起來，我們都鬆了一口氣，朝誠把自己的書又放到初人那兒（表示友誼依舊）。隻是老胡不大高興，他對我說（我們同一寢室）：“我們又沒有把他怎麽樣，他倒跑到黨委去告狀了！”我從那時就明白了一個道理：幹部都恨屬下越級告狀或上訪！到今天仍然如此！
看電影·1
在肚子吃不飽、物質極其匱乏的年代，我們對精神食糧反而更需要。主要的精神食糧就是看電影。如果學校放映的是味同嚼蠟的國產片，我們幾個人就去市中心看外國電影，散場後步行迴學校。當時合肥的公交車少，而且晚上很早就停運了。從西門到學校很長一段路坑坑窪窪，又沒有路燈——所以女生不敢晚上到市裏去，而我們一邊頂著星星和月亮走路，一邊議論讓人激動的電影內容，不知不覺學校就到了。上床的時候已是饑腸轆轆，隻得喝一大杯水對付著睡覺。
看的電影大都是蘇聯電影。最讓人蕩氣迴腸的是那些根據俄羅斯古典文學名作翻拍的電影：“白癡”、“複活”、“帶閣樓的房子”、“偷東西的喜鵲”、“父與子”、“黑桃皇後”、“葉甫蓋尼·奧涅金”、“脖子上的安娜”、“梅麗小姐（當代英雄）”。我總覺得蘇聯的電影編導十分忠實原作，忠實到了不敢越雷池半步的程度。這一點倒很對我的胃口。
朱文熙結束休學從上海迴來以後，老是來邀我一道去看電影。因為休學，他從五九級降到了電子學係六零級，沒有熟人。他非常喜歡“白夜”，一連看了兩遍，我和他去市區的光明影院看“白夜”的那次，他已經是第3遍了。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