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慶坊·1
餘慶坊的1號至11號稱為第1小弄，是大弄堂裏的小弄堂，我小時候的玩伴都在這條小弄堂內。
阿桃比我大兩歲，長得高高瘦瘦，是出了名的皮大王。他住在11號的亭子間(1)裏，他的一次冒險經曆是從11號的屋頂一直爬到1號，然後從屋頂跳到1號我們家的曬台上。其後果就是被他母親痛打一頓，過了兩天有鄰居向阿桃娘投訴：他家屋頂上的一塊瓦片被踩碎了。於是阿桃又挨打，眼睛都打腫了。
阿桃娘的心情不好，臉上始終烏雲密布。阿桃的父親解放前當過警察，大概還是警官什麽的，所以解放不久就被抓了進去，後來就死了。阿桃說他家曾收到公安局通知：要交4000元子彈費（相當於1954年發行的新幣4角），原來解放初槍斃鬼（讀ju）挨的子彈費用是要槍斃鬼家屬負擔的。我吃不準阿桃是否在吹牛皮，我們這條弄堂內（指第1小弄）再也沒有人挨槍子，所以無從查考。
有一點是吃得準的，阿桃家解放前解放後都住亭子間，並不像當時有人講的那樣——國民黨反動派個個吃的是山珍海味、住的是花園洋房。阿桃爸爸肯定是反動派，否則不會挨子彈。而且據阿桃說他家過去也沒吃過山珍海味，隻是肉吃得多了些。看來肉吃得多不是好事！
我老是泡在書店裏，在弄堂裏的孩子們眼中我是個另類，弄堂內的遊戲如打彈子、“逃加山”之類的我全不在行。但阿桃對我並不嫌棄，總是來叫我玩，可能是他和我都是獨子的緣故。他教會了我打撲克：沙蟹、羅宋、21點，等等，賭注是香煙牌子。很自然地我和阿桃成為一幫，阿桃是“老大”。
5號的小姑娘慧春也是我們的玩伴。我們玩“人猿泰山”遊戲：阿桃是泰山，慧春是珍妮，我是小泰山；有時我是泰山，阿桃是大猩猩，慧春永遠是珍妮。
慧春說：“還好阿拉(2)爸爸不是反動派警察！”
餘慶坊·2
6號的國鬆人長得沒有阿桃高，卻很會打架，他是另一群孩子幫的老大，他的一幫人多勢眾，所以我們和他們“開戰”總是落下風。恨得阿桃打算去武當山學武藝，像“點穴”這種絕技也要把它學會，迴來以後把國鬆這班人統統點趴下。阿桃的決定使我好幾天心神不定：因為阿桃是不看書的，甚至連環畫也不看！武當山點穴這些故事全是我講給他聽的，萬一阿桃去了武當山，阿桃娘豈不是要來找我算賬！
萬幸的是阿桃因為籌不到路費，所以沒能去武當山。國鬆一幫人和我們漸漸好了起來，尤其在和其他弄堂的“野蠻小鬼（讀ju）”發生衝突，比如爭奪踢小橡皮球的地盤時，第1小弄的孩子們都同仇敵愾、一致對外。國鬆常常請我到他家去玩，我和他的家人也熟了起來，我叫他的爸媽“陳伯伯”“陳家姆媽”。陳家的子女多，陳伯伯下班會帶零食迴家，有一次他帶了一大包“花紅”——一種美麗的小果子迴來，硬塞給我好多個。“花紅”酸酸甜甜的，我以後在水果攤見到“花紅”就會想到和善的陳伯伯。
1955年肅反，陳伯伯被抓走了，而且被發配到青海，這一去就永遠沒迴來。以後的幾十年裏，我再也沒有看見陳家姆媽笑過。
5號的慧春大了，已經不和男孩們玩了。有一迴碰到我，她還是對鄰居家的事議論了幾句，最後她又說：“還好阿拉爸爸不是曆史反革命！”
去大華農場·1
那是一個春暖花開的星期天下午，我們去大華農場。
第1小弄的小夥伴差不多全去了，除了女孩和小不點們。國鬆說“小跟屁蟲”一律不帶，包括他的弟弟。這是第1小弄兩幫孩子們的聯合行動，帶隊的自然是國鬆和阿桃。我們做了精心準備：有拿彈皮弓的、有帶瓶瓶罐罐的（可以裝小魚和蝌蚪——“拿摩溫”）、有手持自製魚叉的（竹棒頂上裝有長鐵釘），據阿桃講大華農場的水塘裏遊滿了魚，一叉即得。
我們從虹口公園附近越過天通庵車站往西北方向走，都市的喧鬧漸漸淡去，出現了零星的菜地、雜草和矮樹叢，空氣裏夾雜著野花的香味。不知是誰，唱起了小學生的歌：
六月花兒香，
六月好陽光，
六一兒童節，
歌兒到處唱——
大家跟著唱起來，五音不全的阿桃嗓音混在裏邊聽上去挺滑稽，其實離六月還早著呢！
終於，我們見到了高高的“麒麟塔”，大華農場到了。大家穿過荒蕪的“原野”奔上台階，在塔周圍的高台上歡唿雀躍、打鬧玩耍。據說塔尖上原本是有一隻麒麟的，但後來不知是壞了還是被人砸了——因為這座塔是日本人為了紀念他們一個被炸死的將軍而造的。從塔上向四周望去，大華農場還是有綠油油的農田、菜地的，不過連不成片；也有灌木叢和一些草棚；小水塘不少，仿佛許多閃閃發光的碎鏡子。
我們要辦正事了，要去捕魚捉蝦了！下了台階，經過一個廢棄的大遊泳池時，大夥又停留了一些時間，幹涸的遊泳池底盡是石塊。有人爬下池內玩石塊。後來我們找了一處池塘，開始抓魚，但發現魚跡難覓，阿桃的情報有誤，魚叉什麽的完全沒有用。但阿桃堅持有魚：如果我們“敲浜”——像他們川沙鄉下那樣把水池裏水抽幹，池塘裏肯定有點魚！而且是大魚！
正當大家離開這處收獲很小的池塘時，有一幫大孩子攔住了我們的去路，他們一個個破衣破褲、黑不溜秋的，有的手裏拿石頭，有的拿割草刀，嘴裏還罵罵咧咧，說的似乎是山東話，和餘慶坊過去的兩個大門警衛老山東的口音相似。
去大華農場·2
這幫操“山東口音”的孩子年齡不比我們大，但十分強悍。從他們的叫罵聲中我們知道我們犯了兩個錯誤：一、侵犯了他們的“地盤”；二、我們奔跑過的“原野”並不荒蕪——上頭有莊稼，而且是他們和他們的家人種的。他們氣勢洶洶地叫道要揍死我們。有一個人推了國鬆一下。
突然國鬆哭了！被嚇得大哭了！國鬆的哭極大地震撼了我，甚至比那幫孩子要揍死我們的叫聲還要令我驚心——國鬆是我們第1小弄孩子們公認的“第一條好漢”！那麽會打架的他竟然沒交手就嚇哭了……
“頭子活絡”(3)的阿桃喊了一聲：“跑！”小夥伴們一溜煙地逃離了池塘邊，逃得那個真叫狼狽呀：有的人扔掉了“魚叉”，有的人丟掉了裝滿“拿摩溫”的瓶子……對方並不追趕，隻是朝我們的後背扔了石頭，幸好沒有擊中任何人。
我們撤到遊泳池邊，繼續玩的興致沒了，決定迴家。因為走原來的路會遇上剛才那幫“強敵”，所以我們走另一個方向繞迴去，我們繞來繞去，在一個大糞坑邊遇見一個“山東”老頭，他很熱心地問我們是否迷路了，大家七嘴八舌地告訴他一幫“山東”孩子要打我們的事。他笑了起來：“這裏哪有山東人！前兩年淮河發大水，我們都是從安徽過來的。這樣吧，俺帶你們出去。”
我們跟著“安徽老伯伯”（阿桃馬上這樣叫他）還是從原路返迴，那幫從淮河邊來的孩子遠遠瞧著我們離開，倒是沒有過來找我們的麻煩。
一連幾天，國鬆都不到弄堂來，這迴他在小夥伴眼前丟盡了麵子。阿桃有點幸災樂禍地說：“看看伊弄堂裏介狠，跑到外頭去介‘縮’！”(4)
跟著阿桃偷東西
阿桃告訴大家他長大了要當一個收舊貨的小販。
弄堂裏經常可以見到收舊貨的小販，他們斜背著布挎包，手裏拿著麻袋和一杆秤，在弄堂裏穿進穿出，嘴裏吆喝著一句很奇怪的詞：“也——唿也！”其實收舊貨就是收破爛，收不到什麽值錢的東西，不過話說迴來，真有什麽值錢的舊貨賣給他們，也拿不到多少錢，肯定“三佃不值兩佃”(5)咯！那時他們收購廢銅爛鐵很起勁，尤其是銅——不知是否和當年正進行的朝鮮戰爭有關。
阿桃偷偷地把家裏的舊銅錢拿出去賣給收舊貨的，在他的“鼓勵”下我也在家裏翻出幾個解放前的“鎳角子”（舊輔幣）去和收舊貨的換鈔票。這類“非法所得”雖然很少，卻讓我們既害怕又開心。
有一個時期市麵上砂糖緊缺，要很早去“南貨店”排隊（那時糖在出售南北幹果火腿食品的“南貨店”供應），我和阿桃受雙方家長委派去嘉興路橋附近一家南貨店排隊。結果不僅買來了砂糖，阿桃還趁人不備順手牽羊拿了一隻金屬“撬”（很大的勺子），後來換了錢，買了“敲扁橄欖”、水果糖和我分享。
自那以後我跟著阿桃，還有其他幾個孩子，在光顧小店和售貨攤時，常常買200元（相當2分錢）“末事”(6)偷500元東西，如水果（桃子、李子）、香煙牌子之類，感到十分刺激，似乎在進行重大冒險！不過我一個人時卻喪失了這種大無畏精神，我在書店裏從來不偷書。
我向阿桃建議不要講“偷”，用“爹”(7)。以後我們商議不講今朝夜裏去偷點“末事”，而是說今朝夜裏去“爹眼末事”，這算是我發明的黑話暗語吧。
過了一陣子，大家（包括阿桃）對“爹末事”的興趣減退了。新的冒險是乘電車“勿買票”——逃票。
慧春
慧春小時候挺好看的：大大的眼睛、瓜子臉、也愛笑。在“人猿泰山”的遊戲裏，男孩子爭著做泰山，其中一個緣故是珍妮永遠是慧春做，珍妮不就是泰山的“那個”嗎！
漸漸地慧春淡出了弄堂小夥伴的圈子，即使遇到話也很少，有時幹脆擦肩而過，隻是矜持地點點頭，一副“大姑娘”的派頭。她母親得意地告訴我媽媽：慧春是什麽優秀少先隊員大隊長。此話不假，我見到慧春戴過三條杠的臂章。
陳伯伯出事後不久，我在弄堂裏遇到慧春。她竟然和我議論了幾句，還說：“還好阿拉爸爸不是……”，記得這是我第一次聽說“曆史反革命”這個名詞，也忘不了慧春那雙驚恐的大眼睛。她家5號，在6號陳家隔壁。
1957年慧春在銀行工作的爸爸成了右派，1958年初被送去白茅嶺勞動教養。素來沉默寡言的慧春爸爸怎麽會當右派呢？據張阿姨（慧春媽媽姓張）說她“先生”沒有寫過一張大字報！（所謂大字報就是用毛筆把批判內容寫在紙上，然後貼到牆上或者什麽公眾場合公布於眾，因為字較大故名大字報。）“鳴放”會上沒有放過一個屁！隻是悔不該給當時的市委書記柯慶施寫了一封具上實名的信！信上講了自己作為銀行留用人員不受組織信任的痛苦和某些黨員幹部的作風問題，完全是一封向黨交心的信，結果變成了向黨進攻的信。慧春爸爸不僅是右派而且是極右，被開除公職去了白茅嶺。關於這封信的事張阿姨對我父母親講過無數遍，像祥林嫂似的“悔不該當初……”
慧春從那時起大變樣了，不隻是不和大家說話；人也變得越來越不好看：瓜子臉變成了猴臉，臉色由白變黃，又戴上了眼鏡，她漂亮的大眼睛永遠地藏在了玻璃鏡片後邊……
冰春
冰春是慧春的弟弟，當年屬於“小跟屁蟲”範疇，我們外出“探險”從不帶他。
他爸爸出事之後，大概是年齡小吧，他看起來不像慧春那樣受打擊，在弄堂裏照舊嘻嘻哈哈，和過去的小字輩在一道玩——我們這幫玩伴都大了、已經退出弄堂江湖了。
冰春的覺悟始於1960年代。張阿姨告訴我母親：冰春在初中畢業前打了入團報告，報告中聲稱自己要和反動家庭徹底決裂！自此以後，他隻要提到自己父親必稱徐某某，再也不說“爸爸”兩個字。這讓張阿姨很傷心。冰春進了中專後更加積極向上，不僅在家裏經常批判自己母親、姐姐的“錯誤言行”，而且會向學校組織匯報自己和家人作“鬥爭”的經過；每當他父親來信他必定要看，看後就向學校匯報。張阿姨說那麽多年他隻給爸爸寫過一封信，信裏要徐某某好好改造，徹底向人民投降！
慧春大專畢業後去了外地工作，張阿姨哭得好傷心。她對我母親說：家裏沒有可以講講話的人了。前兩年她和慧春都是背著冰春說心裏話的。
據說冰春在學校裏表現十分出色，下廠勞動、“學雷鋒”活動什麽的都評上先進，尤其對黨對毛主席有深厚感情：在會上提到黨和領袖時經常熱淚盈眶！在畢業時寫了決心書：堅決要求到邊疆去！他所在的中專是工廠辦的，畢業後全部留在了上海機電一局下屬各廠，所以冰春邊疆沒去成，但終於加入了共青團。
那時我已經迴上海工作了，在弄堂裏常見到冰春。他和他爸爸長得很像：矮矮的、個頭很結實；他不像他姐姐有一雙驚恐的大眼睛，他的眼神陰沉，甚至帶點狠毒……
“文革”初期冰春像所有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一樣不受信任，隻有老老實實在車間裏“做生活”(8)，漸漸地他熬出頭了，當上了生產組長。他在“文革”後期結了婚，娶了一個出身於工人家庭的同廠女工（他一定要找家庭出身好的人當老婆）。婚後老婆和張阿姨老是吵架，冰春永遠站在老婆一邊（這是張阿姨告訴大家的、可能是一麵之詞）。
1970年代末，被冰春稱為徐某某的爸爸平反迴家了，徐家兩位老人總算幸福地度過了晚年。沒想到冰春在1980年代竟然得了肝癌，40歲左右就死了，那麽年輕！這是在他剛當上車間主任不久後發生的事。
斯大林追悼會
阿桃終於戴上了紅領巾，這讓他欣喜若狂。由於他“惡跡昭著”又留過級，一直入不了少先隊。不過阿桃說留級也有好處：他的表妹惠英本來和他同一班級，是中隊長，而且住在11號前廂房；就是她在老師麵前“大義滅親”檢舉了阿桃在弄堂裏的種種“惡行”，害得阿桃入不了隊！阿桃留級以後她管不著了，這才讓阿桃有了參加少先隊的機會。
就在阿桃入隊後沒幾天，斯大林大元帥去世了。這可是了不得的大事：全國降半旗，一切娛樂活動停止；學校通知，在莫斯科舉行葬禮時，全國鳴汽笛響喇叭、大家要肅穆站立。這一天晚上我在阿桃家遇見惠英，她氣鼓鼓地告訴我們：今天街上鳴汽笛時，不少行人仍然往前趕路，竟然不停下來；還有一些騎自行車的還要“惡劣”，竟然飛快地騎過去。她當然是嚴肅立正，直到鳴笛結束。
“這些人太嘸沒掘汙(9)！”惠英說。她說話愛咬舌頭，那時又喜歡講一個新名詞：“覺悟”，我聽起來卻是“掘汙”，在上海話裏，“汙”是糞便的意思。她還告訴我們一個她聽來的新聞：當我們的毛主席聽說斯大林大元帥去世時，竟難過得號啕大哭！麵對我們的懷疑目光她說這肯定是真的，因為她在學校裏對許多人講過，老師和大隊輔導員都沒有反駁和製止。那個年代反蘇即反華反共！誰敢懷疑毛澤東對斯大林的深厚感情？
惠英提議晚上我們自己開個斯大林追悼會，阿桃馬上同意。（他除了怕娘就最怕這個表妹）地點定在11號前客堂間，（前客堂間是公共地方、不住人）牆上貼好一張報上剪下來有黑框的斯大林頭像，點上兩根半截蠟燭，我們像模像樣地開了一個追悼會。按理說“阿桃幫”的小夥伴都要參加的，但他們以學校已開過此類會為借口不肯來，所以隻有我（我乃幫中老二不得不來）和10號的小毛狗來到11號“會場”，不料惠英堅持小毛狗不是少先隊員沒有資格參加。小毛狗隻得離開前客堂，但他一直站在關上的11號大門外聽。
追悼會的唯一內容是惠英致悼詞，列舉斯大林的種種偉大功勳，我知道她是從報上抄下來的，不過她都背下了，沒有對著報紙念。她背完後，我提出異議：惠英稱斯大林伯伯不好，應該稱斯大林老爺爺。惠英的圓臉漲得通紅，不作聲辯，阿桃打圓場說好啦好啦並宣布儀式結束。
過了好些日子，我又在阿桃家碰見惠英，她鄭重其事地告訴我們：“莫斯科北京”這支歌有一句歌詞要改一改。原來是唱：“斯大林和毛澤東在聽我們——在聽我們——”，現在要改為：“馬林科夫和毛澤東在聽我們——在聽我們——”
惠英說因為斯大林已經不在了，現在蘇聯的領袖是馬林科夫了。
阿桃變了
我進初中的時候阿桃仍在小學6年級，他小學畢業時又沒有考上中學，直到1955年才上了初中，原本同年級的他比我低了兩級。然而我交朋友從來不把什麽功課學業放在心上（自己也不是好學生），所以在我眼裏，阿桃仍是我的大哥。
父親有一位同事也住在餘慶坊，他的兒子天棟是個品學兼優的好孩子。父母希望我和天棟能成為好朋友，經常對我講天棟的各種優點，不過效果適得其反：我卻認為天棟是個永遠不說真心話的好學生，“迪種人嘸沒勁(10)”！我知道長輩的心思，他們怕我常常和阿桃混在一起，近墨者黑，變成阿桃這類升不了學的問題少年，所以阿桃終於考上初中時，我比誰都高興。
初中一年級我在班級裏結識了岸年，他和我都喜歡京戲。我到他在學校對麵東寶興路和平坊的家去玩，他家裏有許多舊書舊雜誌：“萬象”、“春秋”、張恨水的小說，還有專門評價京劇演員的“菊部叢談”、京劇的百科全書“大戲考”……我都一一借來，真開心。他到我家來玩時，我領他去11號見了阿桃，就這樣岸年也成了阿桃的朋友。阿桃進初中之前最後一次去糖果店“爹末事”，是我和岸年替他打掩護望風。
阿桃進初中之後有些變了，大概是在班裏年齡較大，他被選為班長；他周圍聚集了許多初一學生，和班主任老師關係也相當好。星期天我們去找他他總不在家：不是去參觀什麽展覽會，就是組織同學開小組會集體學習，儼然一副學生幹部的做派。
發生了一件驚天動地的事：那一年有兩艘蘇聯軍艦訪問上海，代表上海中小學生去歡迎蘇聯老大哥的少年兒童中竟然有阿桃！阿桃成了全上海中小學生的代表，這是多麽出風頭的事。
此時的阿桃徹底拋棄了“阿桃幫”，甚至和我也疏遠了。如果啥人(11)再要對阿桃提當年“爹末事”或者逃票的事，阿桃是要板麵孔的。
勞燕分飛
前不久岸年從美國迴來還問起當年的小夥伴阿桃，說很想見見他。
1958年阿桃的母親作為反革命家屬被遣送到安徽某地農場去了，是勞教還是她自己報名去支援農業建設大家都不清楚。阿桃也跟著她去了安徽，走得很匆忙，以至於我都來不及和他告別。阿桃家是本地川沙人，要下鄉也應該去川沙農村呀？和安徽農場有什麽相幹？
對我們餘慶坊第1小弄而言，1958年不是好年頭：5號慧春爸爸去了白茅嶺勞教；4號前樓搬來不久的丁家男主人（他的大兒子被稱為丁包頭，正好初中畢業），不知犯了何事也“進去了”，後來去了大豐農場勞改；再就是阿桃家。
國鬆去了江西上一個中專，經過不懈努力參了軍，在廣州軍區當了好多年的坦克兵，複員後他為了能迴到上海吃盡了千辛萬苦（本來隻能迴江西），終於落腳到長江航運局當船員，可以經常來上海。他有時來我家聊天，告訴我，在講究家庭出身的1960年代，當年“國鬆幫”的幹將7號榮家兄弟，過去唯國鬆馬首是瞻的，那時竟然見了國鬆愛理不理。因為榮家是第1小弄唯一的產業工人家庭，榮師母又是裏弄幹部，“紅五類”榮家兄弟當然要和“黑五類”國鬆劃清界線囉。國鬆說他也想念阿桃，不知道他過得好不好。
阿桃的表妹惠英1959年考上了上海水產學院，畢業後在離上海不遠的地方工作（反正和魚有關），也結婚生子了，應該算順利吧？誰知道她在“文革”後期得了精神病！發瘋的原因弄堂裏誰也不清楚。惠英隻身一人迴到了11號娘家，一住就是30多年。1990年代我經過11號門口時，幾次見到她孤獨地坐在凳子上，兩眼向前望著，眼裏沒有快樂、也沒有悲傷，隻是向前望著——她已經不認識我了。
當年一道玩的小夥伴中，隻有惠英還住在餘慶坊。
風水
我們這一代接受的都是唯物主義教育，我從來不知道什麽叫“風水”。
第一次聽到風水這個詞是從慧春那兒。那時慧春已經在廣東結婚生子，難得迴滬，所以在弄堂裏見到她，很感意外。她對我這個當年的小夥伴很熱情，講了許多心裏話，除了罵她那個革命弟弟外，還告訴我之所以她爸爸和我會倒黴是第1小弄風水不好！她分配到廣東之後的一大收獲是知道了風水，即使碰到“文革”，她那個地方的人仍然相信風水。
上海的石庫門房子大門都是朝南的，餘慶坊所有的房屋都是這樣，唯獨1號至11號的第1小弄是前門（大門）向北、後門朝南對著隻有兩步寬的第四醫院圍牆。大概當年餘慶坊的建築師在造第1小弄時覺得大門對著太近的圍牆不好，就把第1小弄整幢建築倒了一倒。
雖然那時我已被劃出革命群眾之外，但頭腦裏革命教育之影響依舊頑固，不相信風水之說的我提出異議：第1小弄也有發達之家！7號樓上榮家因為是產業工人家庭，榮師母當裏弄幹部、狠得不得了。榮家大弟上清華大學，小弟上交大。他們家多少風光。就連榮家小阿妹不知何故也沒去插隊落戶，農場去了才一年就抽上來當中學老師了。但是慧春認為這是暫時的，榮師傅不是生病了嗎？7號風水也不會好的。她問我還記不記得7號樓下那個怪異之家。
1950年代7號樓下住著兩個女人組成的“家庭”。一個完全是男性裝束：短發、吹“飛機頭”、有時穿西裝戴領帶有時穿中山裝，在什麽廠裏上班；另一個是正常的婦女打扮，不工作。夏天黃昏時她們在後門口擺張小桌子放幾碗小菜，男裝婦女坐著喝酒抽煙，家庭婦女則替“他”夾菜，有時在“他”的杯子裏抿一口酒，完全像一對恩愛的小夫妻。可就是這樣一個與世無害的特殊家庭卻遭到了粗暴的幹涉：居委會、派出所、男裝婦女的廠裏老找她們的麻煩，但她們卻哭著不肯分開，後來這個怪異之家從7號消失了，後來入住的是一個在鐵路上工作的胖子。
慧春說那個男裝婦女也被送去勞動教養了，她犯的是“流氓罪”——那個年代同性戀者等同流氓。奇怪的是家庭婦女不算流氓，盡管她哭著吵著要和“丈夫”一同去勞教。“丈夫”走了後，“妻子”搬出了7號這個傷心地。
“講來講去阿拉這條弄堂的風水不好！”慧春最後說。
想想慧春的話好像有點道理：最發達家庭的家長榮師傅不久死了，還不到60歲。
活著就好
慧春爸爸從白茅嶺勞改農場迴到了餘慶坊，國鬆媽媽很受震動。
本來嘛，5號和6號一牆之隔，5號徐家的男主人在安徽勞動了21年終於迴家了，而6號陳家的男主人卻在青海死了，屍骨也不知埋在何處！
那天晚上為了一件什麽事我去國鬆家，家裏隻有國鬆媽媽。她忍不住又提起了隔壁徐家的事，說慧春媽“運道”真好：終於等到徐先生迴來了！團圓了！又感慨萬分地講：我們這樣的老派婦女就像王寶釧等薛平貴18年那樣：等呀等呀，不會想著去改嫁的！隻有辛辛苦苦把孩子拖大，唯一的夢就是孩子爸爸迴家。
昏暗的燈光下，國鬆媽媽形容枯槁的臉顯得更加蒼老，淩亂的花白頭發顯示了她這些年的艱難：陳家有4個男孩2個女孩，陳先生去青海之後，就靠當小學教師的陳家姆媽（國鬆媽媽）養活一家人，更不用說作為反革命家屬所受到的種種歧視了。
她像是對我說、像是喃喃自語：“活著就好，隻要活著就好！活著總能團圓。不像我，等到的是一張死亡通知書……”
我告辭離開陳家，耳邊仿佛還響著國鬆媽媽的喃喃自語：
“活著就好……”
幾年之後，國鬆媽媽得了老年癡呆症，不久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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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亭子間：上海等地舊式樓房中的小房間。一般在樓上正房的後麵樓梯中間，狹小，陰暗。
(2) 阿拉：滬語，“我”。
(3) 頭子活絡：滬語，“頭腦機靈、反應快”。
(4) 伊，介，縮：滬語，伊：“他”；介：“這麽”；縮：北方話“”的意思。
(5) 三佃不值兩佃：滬語，“三錢不值兩錢”，形容不值得，劃不來。
(6) “末事”：滬語，東西。
(7) “爹”：讀diā。
(8) 做生活：滬語，工作、幹活。
(9) 嘸沒掘汙：滬語，沒有覺悟。
(10) 迪種人嘸沒勁：滬語，這種人沒意思。
(11) 啥人：滬語，誰。
餘慶坊的1號至11號稱為第1小弄，是大弄堂裏的小弄堂，我小時候的玩伴都在這條小弄堂內。
阿桃比我大兩歲，長得高高瘦瘦，是出了名的皮大王。他住在11號的亭子間(1)裏，他的一次冒險經曆是從11號的屋頂一直爬到1號，然後從屋頂跳到1號我們家的曬台上。其後果就是被他母親痛打一頓，過了兩天有鄰居向阿桃娘投訴：他家屋頂上的一塊瓦片被踩碎了。於是阿桃又挨打，眼睛都打腫了。
阿桃娘的心情不好，臉上始終烏雲密布。阿桃的父親解放前當過警察，大概還是警官什麽的，所以解放不久就被抓了進去，後來就死了。阿桃說他家曾收到公安局通知：要交4000元子彈費（相當於1954年發行的新幣4角），原來解放初槍斃鬼（讀ju）挨的子彈費用是要槍斃鬼家屬負擔的。我吃不準阿桃是否在吹牛皮，我們這條弄堂內（指第1小弄）再也沒有人挨槍子，所以無從查考。
有一點是吃得準的，阿桃家解放前解放後都住亭子間，並不像當時有人講的那樣——國民黨反動派個個吃的是山珍海味、住的是花園洋房。阿桃爸爸肯定是反動派，否則不會挨子彈。而且據阿桃說他家過去也沒吃過山珍海味，隻是肉吃得多了些。看來肉吃得多不是好事！
我老是泡在書店裏，在弄堂裏的孩子們眼中我是個另類，弄堂內的遊戲如打彈子、“逃加山”之類的我全不在行。但阿桃對我並不嫌棄，總是來叫我玩，可能是他和我都是獨子的緣故。他教會了我打撲克：沙蟹、羅宋、21點，等等，賭注是香煙牌子。很自然地我和阿桃成為一幫，阿桃是“老大”。
5號的小姑娘慧春也是我們的玩伴。我們玩“人猿泰山”遊戲：阿桃是泰山，慧春是珍妮，我是小泰山；有時我是泰山，阿桃是大猩猩，慧春永遠是珍妮。
慧春說：“還好阿拉(2)爸爸不是反動派警察！”
餘慶坊·2
6號的國鬆人長得沒有阿桃高，卻很會打架，他是另一群孩子幫的老大，他的一幫人多勢眾，所以我們和他們“開戰”總是落下風。恨得阿桃打算去武當山學武藝，像“點穴”這種絕技也要把它學會，迴來以後把國鬆這班人統統點趴下。阿桃的決定使我好幾天心神不定：因為阿桃是不看書的，甚至連環畫也不看！武當山點穴這些故事全是我講給他聽的，萬一阿桃去了武當山，阿桃娘豈不是要來找我算賬！
萬幸的是阿桃因為籌不到路費，所以沒能去武當山。國鬆一幫人和我們漸漸好了起來，尤其在和其他弄堂的“野蠻小鬼（讀ju）”發生衝突，比如爭奪踢小橡皮球的地盤時，第1小弄的孩子們都同仇敵愾、一致對外。國鬆常常請我到他家去玩，我和他的家人也熟了起來，我叫他的爸媽“陳伯伯”“陳家姆媽”。陳家的子女多，陳伯伯下班會帶零食迴家，有一次他帶了一大包“花紅”——一種美麗的小果子迴來，硬塞給我好多個。“花紅”酸酸甜甜的，我以後在水果攤見到“花紅”就會想到和善的陳伯伯。
1955年肅反，陳伯伯被抓走了，而且被發配到青海，這一去就永遠沒迴來。以後的幾十年裏，我再也沒有看見陳家姆媽笑過。
5號的慧春大了，已經不和男孩們玩了。有一迴碰到我，她還是對鄰居家的事議論了幾句，最後她又說：“還好阿拉爸爸不是曆史反革命！”
去大華農場·1
那是一個春暖花開的星期天下午，我們去大華農場。
第1小弄的小夥伴差不多全去了，除了女孩和小不點們。國鬆說“小跟屁蟲”一律不帶，包括他的弟弟。這是第1小弄兩幫孩子們的聯合行動，帶隊的自然是國鬆和阿桃。我們做了精心準備：有拿彈皮弓的、有帶瓶瓶罐罐的（可以裝小魚和蝌蚪——“拿摩溫”）、有手持自製魚叉的（竹棒頂上裝有長鐵釘），據阿桃講大華農場的水塘裏遊滿了魚，一叉即得。
我們從虹口公園附近越過天通庵車站往西北方向走，都市的喧鬧漸漸淡去，出現了零星的菜地、雜草和矮樹叢，空氣裏夾雜著野花的香味。不知是誰，唱起了小學生的歌：
六月花兒香，
六月好陽光，
六一兒童節，
歌兒到處唱——
大家跟著唱起來，五音不全的阿桃嗓音混在裏邊聽上去挺滑稽，其實離六月還早著呢！
終於，我們見到了高高的“麒麟塔”，大華農場到了。大家穿過荒蕪的“原野”奔上台階，在塔周圍的高台上歡唿雀躍、打鬧玩耍。據說塔尖上原本是有一隻麒麟的，但後來不知是壞了還是被人砸了——因為這座塔是日本人為了紀念他們一個被炸死的將軍而造的。從塔上向四周望去，大華農場還是有綠油油的農田、菜地的，不過連不成片；也有灌木叢和一些草棚；小水塘不少，仿佛許多閃閃發光的碎鏡子。
我們要辦正事了，要去捕魚捉蝦了！下了台階，經過一個廢棄的大遊泳池時，大夥又停留了一些時間，幹涸的遊泳池底盡是石塊。有人爬下池內玩石塊。後來我們找了一處池塘，開始抓魚，但發現魚跡難覓，阿桃的情報有誤，魚叉什麽的完全沒有用。但阿桃堅持有魚：如果我們“敲浜”——像他們川沙鄉下那樣把水池裏水抽幹，池塘裏肯定有點魚！而且是大魚！
正當大家離開這處收獲很小的池塘時，有一幫大孩子攔住了我們的去路，他們一個個破衣破褲、黑不溜秋的，有的手裏拿石頭，有的拿割草刀，嘴裏還罵罵咧咧，說的似乎是山東話，和餘慶坊過去的兩個大門警衛老山東的口音相似。
去大華農場·2
這幫操“山東口音”的孩子年齡不比我們大，但十分強悍。從他們的叫罵聲中我們知道我們犯了兩個錯誤：一、侵犯了他們的“地盤”；二、我們奔跑過的“原野”並不荒蕪——上頭有莊稼，而且是他們和他們的家人種的。他們氣勢洶洶地叫道要揍死我們。有一個人推了國鬆一下。
突然國鬆哭了！被嚇得大哭了！國鬆的哭極大地震撼了我，甚至比那幫孩子要揍死我們的叫聲還要令我驚心——國鬆是我們第1小弄孩子們公認的“第一條好漢”！那麽會打架的他竟然沒交手就嚇哭了……
“頭子活絡”(3)的阿桃喊了一聲：“跑！”小夥伴們一溜煙地逃離了池塘邊，逃得那個真叫狼狽呀：有的人扔掉了“魚叉”，有的人丟掉了裝滿“拿摩溫”的瓶子……對方並不追趕，隻是朝我們的後背扔了石頭，幸好沒有擊中任何人。
我們撤到遊泳池邊，繼續玩的興致沒了，決定迴家。因為走原來的路會遇上剛才那幫“強敵”，所以我們走另一個方向繞迴去，我們繞來繞去，在一個大糞坑邊遇見一個“山東”老頭，他很熱心地問我們是否迷路了，大家七嘴八舌地告訴他一幫“山東”孩子要打我們的事。他笑了起來：“這裏哪有山東人！前兩年淮河發大水，我們都是從安徽過來的。這樣吧，俺帶你們出去。”
我們跟著“安徽老伯伯”（阿桃馬上這樣叫他）還是從原路返迴，那幫從淮河邊來的孩子遠遠瞧著我們離開，倒是沒有過來找我們的麻煩。
一連幾天，國鬆都不到弄堂來，這迴他在小夥伴眼前丟盡了麵子。阿桃有點幸災樂禍地說：“看看伊弄堂裏介狠，跑到外頭去介‘縮’！”(4)
跟著阿桃偷東西
阿桃告訴大家他長大了要當一個收舊貨的小販。
弄堂裏經常可以見到收舊貨的小販，他們斜背著布挎包，手裏拿著麻袋和一杆秤，在弄堂裏穿進穿出，嘴裏吆喝著一句很奇怪的詞：“也——唿也！”其實收舊貨就是收破爛，收不到什麽值錢的東西，不過話說迴來，真有什麽值錢的舊貨賣給他們，也拿不到多少錢，肯定“三佃不值兩佃”(5)咯！那時他們收購廢銅爛鐵很起勁，尤其是銅——不知是否和當年正進行的朝鮮戰爭有關。
阿桃偷偷地把家裏的舊銅錢拿出去賣給收舊貨的，在他的“鼓勵”下我也在家裏翻出幾個解放前的“鎳角子”（舊輔幣）去和收舊貨的換鈔票。這類“非法所得”雖然很少，卻讓我們既害怕又開心。
有一個時期市麵上砂糖緊缺，要很早去“南貨店”排隊（那時糖在出售南北幹果火腿食品的“南貨店”供應），我和阿桃受雙方家長委派去嘉興路橋附近一家南貨店排隊。結果不僅買來了砂糖，阿桃還趁人不備順手牽羊拿了一隻金屬“撬”（很大的勺子），後來換了錢，買了“敲扁橄欖”、水果糖和我分享。
自那以後我跟著阿桃，還有其他幾個孩子，在光顧小店和售貨攤時，常常買200元（相當2分錢）“末事”(6)偷500元東西，如水果（桃子、李子）、香煙牌子之類，感到十分刺激，似乎在進行重大冒險！不過我一個人時卻喪失了這種大無畏精神，我在書店裏從來不偷書。
我向阿桃建議不要講“偷”，用“爹”(7)。以後我們商議不講今朝夜裏去偷點“末事”，而是說今朝夜裏去“爹眼末事”，這算是我發明的黑話暗語吧。
過了一陣子，大家（包括阿桃）對“爹末事”的興趣減退了。新的冒險是乘電車“勿買票”——逃票。
慧春
慧春小時候挺好看的：大大的眼睛、瓜子臉、也愛笑。在“人猿泰山”的遊戲裏，男孩子爭著做泰山，其中一個緣故是珍妮永遠是慧春做，珍妮不就是泰山的“那個”嗎！
漸漸地慧春淡出了弄堂小夥伴的圈子，即使遇到話也很少，有時幹脆擦肩而過，隻是矜持地點點頭，一副“大姑娘”的派頭。她母親得意地告訴我媽媽：慧春是什麽優秀少先隊員大隊長。此話不假，我見到慧春戴過三條杠的臂章。
陳伯伯出事後不久，我在弄堂裏遇到慧春。她竟然和我議論了幾句，還說：“還好阿拉爸爸不是……”，記得這是我第一次聽說“曆史反革命”這個名詞，也忘不了慧春那雙驚恐的大眼睛。她家5號，在6號陳家隔壁。
1957年慧春在銀行工作的爸爸成了右派，1958年初被送去白茅嶺勞動教養。素來沉默寡言的慧春爸爸怎麽會當右派呢？據張阿姨（慧春媽媽姓張）說她“先生”沒有寫過一張大字報！（所謂大字報就是用毛筆把批判內容寫在紙上，然後貼到牆上或者什麽公眾場合公布於眾，因為字較大故名大字報。）“鳴放”會上沒有放過一個屁！隻是悔不該給當時的市委書記柯慶施寫了一封具上實名的信！信上講了自己作為銀行留用人員不受組織信任的痛苦和某些黨員幹部的作風問題，完全是一封向黨交心的信，結果變成了向黨進攻的信。慧春爸爸不僅是右派而且是極右，被開除公職去了白茅嶺。關於這封信的事張阿姨對我父母親講過無數遍，像祥林嫂似的“悔不該當初……”
慧春從那時起大變樣了，不隻是不和大家說話；人也變得越來越不好看：瓜子臉變成了猴臉，臉色由白變黃，又戴上了眼鏡，她漂亮的大眼睛永遠地藏在了玻璃鏡片後邊……
冰春
冰春是慧春的弟弟，當年屬於“小跟屁蟲”範疇，我們外出“探險”從不帶他。
他爸爸出事之後，大概是年齡小吧，他看起來不像慧春那樣受打擊，在弄堂裏照舊嘻嘻哈哈，和過去的小字輩在一道玩——我們這幫玩伴都大了、已經退出弄堂江湖了。
冰春的覺悟始於1960年代。張阿姨告訴我母親：冰春在初中畢業前打了入團報告，報告中聲稱自己要和反動家庭徹底決裂！自此以後，他隻要提到自己父親必稱徐某某，再也不說“爸爸”兩個字。這讓張阿姨很傷心。冰春進了中專後更加積極向上，不僅在家裏經常批判自己母親、姐姐的“錯誤言行”，而且會向學校組織匯報自己和家人作“鬥爭”的經過；每當他父親來信他必定要看，看後就向學校匯報。張阿姨說那麽多年他隻給爸爸寫過一封信，信裏要徐某某好好改造，徹底向人民投降！
慧春大專畢業後去了外地工作，張阿姨哭得好傷心。她對我母親說：家裏沒有可以講講話的人了。前兩年她和慧春都是背著冰春說心裏話的。
據說冰春在學校裏表現十分出色，下廠勞動、“學雷鋒”活動什麽的都評上先進，尤其對黨對毛主席有深厚感情：在會上提到黨和領袖時經常熱淚盈眶！在畢業時寫了決心書：堅決要求到邊疆去！他所在的中專是工廠辦的，畢業後全部留在了上海機電一局下屬各廠，所以冰春邊疆沒去成，但終於加入了共青團。
那時我已經迴上海工作了，在弄堂裏常見到冰春。他和他爸爸長得很像：矮矮的、個頭很結實；他不像他姐姐有一雙驚恐的大眼睛，他的眼神陰沉，甚至帶點狠毒……
“文革”初期冰春像所有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一樣不受信任，隻有老老實實在車間裏“做生活”(8)，漸漸地他熬出頭了，當上了生產組長。他在“文革”後期結了婚，娶了一個出身於工人家庭的同廠女工（他一定要找家庭出身好的人當老婆）。婚後老婆和張阿姨老是吵架，冰春永遠站在老婆一邊（這是張阿姨告訴大家的、可能是一麵之詞）。
1970年代末，被冰春稱為徐某某的爸爸平反迴家了，徐家兩位老人總算幸福地度過了晚年。沒想到冰春在1980年代竟然得了肝癌，40歲左右就死了，那麽年輕！這是在他剛當上車間主任不久後發生的事。
斯大林追悼會
阿桃終於戴上了紅領巾，這讓他欣喜若狂。由於他“惡跡昭著”又留過級，一直入不了少先隊。不過阿桃說留級也有好處：他的表妹惠英本來和他同一班級，是中隊長，而且住在11號前廂房；就是她在老師麵前“大義滅親”檢舉了阿桃在弄堂裏的種種“惡行”，害得阿桃入不了隊！阿桃留級以後她管不著了，這才讓阿桃有了參加少先隊的機會。
就在阿桃入隊後沒幾天，斯大林大元帥去世了。這可是了不得的大事：全國降半旗，一切娛樂活動停止；學校通知，在莫斯科舉行葬禮時，全國鳴汽笛響喇叭、大家要肅穆站立。這一天晚上我在阿桃家遇見惠英，她氣鼓鼓地告訴我們：今天街上鳴汽笛時，不少行人仍然往前趕路，竟然不停下來；還有一些騎自行車的還要“惡劣”，竟然飛快地騎過去。她當然是嚴肅立正，直到鳴笛結束。
“這些人太嘸沒掘汙(9)！”惠英說。她說話愛咬舌頭，那時又喜歡講一個新名詞：“覺悟”，我聽起來卻是“掘汙”，在上海話裏，“汙”是糞便的意思。她還告訴我們一個她聽來的新聞：當我們的毛主席聽說斯大林大元帥去世時，竟難過得號啕大哭！麵對我們的懷疑目光她說這肯定是真的，因為她在學校裏對許多人講過，老師和大隊輔導員都沒有反駁和製止。那個年代反蘇即反華反共！誰敢懷疑毛澤東對斯大林的深厚感情？
惠英提議晚上我們自己開個斯大林追悼會，阿桃馬上同意。（他除了怕娘就最怕這個表妹）地點定在11號前客堂間，（前客堂間是公共地方、不住人）牆上貼好一張報上剪下來有黑框的斯大林頭像，點上兩根半截蠟燭，我們像模像樣地開了一個追悼會。按理說“阿桃幫”的小夥伴都要參加的，但他們以學校已開過此類會為借口不肯來，所以隻有我（我乃幫中老二不得不來）和10號的小毛狗來到11號“會場”，不料惠英堅持小毛狗不是少先隊員沒有資格參加。小毛狗隻得離開前客堂，但他一直站在關上的11號大門外聽。
追悼會的唯一內容是惠英致悼詞，列舉斯大林的種種偉大功勳，我知道她是從報上抄下來的，不過她都背下了，沒有對著報紙念。她背完後，我提出異議：惠英稱斯大林伯伯不好，應該稱斯大林老爺爺。惠英的圓臉漲得通紅，不作聲辯，阿桃打圓場說好啦好啦並宣布儀式結束。
過了好些日子，我又在阿桃家碰見惠英，她鄭重其事地告訴我們：“莫斯科北京”這支歌有一句歌詞要改一改。原來是唱：“斯大林和毛澤東在聽我們——在聽我們——”，現在要改為：“馬林科夫和毛澤東在聽我們——在聽我們——”
惠英說因為斯大林已經不在了，現在蘇聯的領袖是馬林科夫了。
阿桃變了
我進初中的時候阿桃仍在小學6年級，他小學畢業時又沒有考上中學，直到1955年才上了初中，原本同年級的他比我低了兩級。然而我交朋友從來不把什麽功課學業放在心上（自己也不是好學生），所以在我眼裏，阿桃仍是我的大哥。
父親有一位同事也住在餘慶坊，他的兒子天棟是個品學兼優的好孩子。父母希望我和天棟能成為好朋友，經常對我講天棟的各種優點，不過效果適得其反：我卻認為天棟是個永遠不說真心話的好學生，“迪種人嘸沒勁(10)”！我知道長輩的心思，他們怕我常常和阿桃混在一起，近墨者黑，變成阿桃這類升不了學的問題少年，所以阿桃終於考上初中時，我比誰都高興。
初中一年級我在班級裏結識了岸年，他和我都喜歡京戲。我到他在學校對麵東寶興路和平坊的家去玩，他家裏有許多舊書舊雜誌：“萬象”、“春秋”、張恨水的小說，還有專門評價京劇演員的“菊部叢談”、京劇的百科全書“大戲考”……我都一一借來，真開心。他到我家來玩時，我領他去11號見了阿桃，就這樣岸年也成了阿桃的朋友。阿桃進初中之前最後一次去糖果店“爹末事”，是我和岸年替他打掩護望風。
阿桃進初中之後有些變了，大概是在班裏年齡較大，他被選為班長；他周圍聚集了許多初一學生，和班主任老師關係也相當好。星期天我們去找他他總不在家：不是去參觀什麽展覽會，就是組織同學開小組會集體學習，儼然一副學生幹部的做派。
發生了一件驚天動地的事：那一年有兩艘蘇聯軍艦訪問上海，代表上海中小學生去歡迎蘇聯老大哥的少年兒童中竟然有阿桃！阿桃成了全上海中小學生的代表，這是多麽出風頭的事。
此時的阿桃徹底拋棄了“阿桃幫”，甚至和我也疏遠了。如果啥人(11)再要對阿桃提當年“爹末事”或者逃票的事，阿桃是要板麵孔的。
勞燕分飛
前不久岸年從美國迴來還問起當年的小夥伴阿桃，說很想見見他。
1958年阿桃的母親作為反革命家屬被遣送到安徽某地農場去了，是勞教還是她自己報名去支援農業建設大家都不清楚。阿桃也跟著她去了安徽，走得很匆忙，以至於我都來不及和他告別。阿桃家是本地川沙人，要下鄉也應該去川沙農村呀？和安徽農場有什麽相幹？
對我們餘慶坊第1小弄而言，1958年不是好年頭：5號慧春爸爸去了白茅嶺勞教；4號前樓搬來不久的丁家男主人（他的大兒子被稱為丁包頭，正好初中畢業），不知犯了何事也“進去了”，後來去了大豐農場勞改；再就是阿桃家。
國鬆去了江西上一個中專，經過不懈努力參了軍，在廣州軍區當了好多年的坦克兵，複員後他為了能迴到上海吃盡了千辛萬苦（本來隻能迴江西），終於落腳到長江航運局當船員，可以經常來上海。他有時來我家聊天，告訴我，在講究家庭出身的1960年代，當年“國鬆幫”的幹將7號榮家兄弟，過去唯國鬆馬首是瞻的，那時竟然見了國鬆愛理不理。因為榮家是第1小弄唯一的產業工人家庭，榮師母又是裏弄幹部，“紅五類”榮家兄弟當然要和“黑五類”國鬆劃清界線囉。國鬆說他也想念阿桃，不知道他過得好不好。
阿桃的表妹惠英1959年考上了上海水產學院，畢業後在離上海不遠的地方工作（反正和魚有關），也結婚生子了，應該算順利吧？誰知道她在“文革”後期得了精神病！發瘋的原因弄堂裏誰也不清楚。惠英隻身一人迴到了11號娘家，一住就是30多年。1990年代我經過11號門口時，幾次見到她孤獨地坐在凳子上，兩眼向前望著，眼裏沒有快樂、也沒有悲傷，隻是向前望著——她已經不認識我了。
當年一道玩的小夥伴中，隻有惠英還住在餘慶坊。
風水
我們這一代接受的都是唯物主義教育，我從來不知道什麽叫“風水”。
第一次聽到風水這個詞是從慧春那兒。那時慧春已經在廣東結婚生子，難得迴滬，所以在弄堂裏見到她，很感意外。她對我這個當年的小夥伴很熱情，講了許多心裏話，除了罵她那個革命弟弟外，還告訴我之所以她爸爸和我會倒黴是第1小弄風水不好！她分配到廣東之後的一大收獲是知道了風水，即使碰到“文革”，她那個地方的人仍然相信風水。
上海的石庫門房子大門都是朝南的，餘慶坊所有的房屋都是這樣，唯獨1號至11號的第1小弄是前門（大門）向北、後門朝南對著隻有兩步寬的第四醫院圍牆。大概當年餘慶坊的建築師在造第1小弄時覺得大門對著太近的圍牆不好，就把第1小弄整幢建築倒了一倒。
雖然那時我已被劃出革命群眾之外，但頭腦裏革命教育之影響依舊頑固，不相信風水之說的我提出異議：第1小弄也有發達之家！7號樓上榮家因為是產業工人家庭，榮師母當裏弄幹部、狠得不得了。榮家大弟上清華大學，小弟上交大。他們家多少風光。就連榮家小阿妹不知何故也沒去插隊落戶，農場去了才一年就抽上來當中學老師了。但是慧春認為這是暫時的，榮師傅不是生病了嗎？7號風水也不會好的。她問我還記不記得7號樓下那個怪異之家。
1950年代7號樓下住著兩個女人組成的“家庭”。一個完全是男性裝束：短發、吹“飛機頭”、有時穿西裝戴領帶有時穿中山裝，在什麽廠裏上班；另一個是正常的婦女打扮，不工作。夏天黃昏時她們在後門口擺張小桌子放幾碗小菜，男裝婦女坐著喝酒抽煙，家庭婦女則替“他”夾菜，有時在“他”的杯子裏抿一口酒，完全像一對恩愛的小夫妻。可就是這樣一個與世無害的特殊家庭卻遭到了粗暴的幹涉：居委會、派出所、男裝婦女的廠裏老找她們的麻煩，但她們卻哭著不肯分開，後來這個怪異之家從7號消失了，後來入住的是一個在鐵路上工作的胖子。
慧春說那個男裝婦女也被送去勞動教養了，她犯的是“流氓罪”——那個年代同性戀者等同流氓。奇怪的是家庭婦女不算流氓，盡管她哭著吵著要和“丈夫”一同去勞教。“丈夫”走了後，“妻子”搬出了7號這個傷心地。
“講來講去阿拉這條弄堂的風水不好！”慧春最後說。
想想慧春的話好像有點道理：最發達家庭的家長榮師傅不久死了，還不到60歲。
活著就好
慧春爸爸從白茅嶺勞改農場迴到了餘慶坊，國鬆媽媽很受震動。
本來嘛，5號和6號一牆之隔，5號徐家的男主人在安徽勞動了21年終於迴家了，而6號陳家的男主人卻在青海死了，屍骨也不知埋在何處！
那天晚上為了一件什麽事我去國鬆家，家裏隻有國鬆媽媽。她忍不住又提起了隔壁徐家的事，說慧春媽“運道”真好：終於等到徐先生迴來了！團圓了！又感慨萬分地講：我們這樣的老派婦女就像王寶釧等薛平貴18年那樣：等呀等呀，不會想著去改嫁的！隻有辛辛苦苦把孩子拖大，唯一的夢就是孩子爸爸迴家。
昏暗的燈光下，國鬆媽媽形容枯槁的臉顯得更加蒼老，淩亂的花白頭發顯示了她這些年的艱難：陳家有4個男孩2個女孩，陳先生去青海之後，就靠當小學教師的陳家姆媽（國鬆媽媽）養活一家人，更不用說作為反革命家屬所受到的種種歧視了。
她像是對我說、像是喃喃自語：“活著就好，隻要活著就好！活著總能團圓。不像我，等到的是一張死亡通知書……”
我告辭離開陳家，耳邊仿佛還響著國鬆媽媽的喃喃自語：
“活著就好……”
幾年之後，國鬆媽媽得了老年癡呆症，不久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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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亭子間：上海等地舊式樓房中的小房間。一般在樓上正房的後麵樓梯中間，狹小，陰暗。
(2) 阿拉：滬語，“我”。
(3) 頭子活絡：滬語，“頭腦機靈、反應快”。
(4) 伊，介，縮：滬語，伊：“他”；介：“這麽”；縮：北方話“”的意思。
(5) 三佃不值兩佃：滬語，“三錢不值兩錢”，形容不值得，劃不來。
(6) “末事”：滬語，東西。
(7) “爹”：讀diā。
(8) 做生活：滬語，工作、幹活。
(9) 嘸沒掘汙：滬語，沒有覺悟。
(10) 迪種人嘸沒勁：滬語，這種人沒意思。
(11) 啥人：滬語，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