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個星期天到來了，五明和曉萍帶著兒子佳佳，並和永洪一家，去參觀一座隆昌石牌坊。這座石牌坊位於四川省內江市隆昌縣金鵝鎮南北二關（成渝古驛道古關隘），現存清代時期的石刻牌坊群堪稱中國石牌坊之冠。
他們乘坐工廠到隆昌的公交車來到縣城後，再步行一公裏到達了牌坊所在地。這是一座功德坊，上麵刻滿了精美的圖案和文字，記載著古代人們的功績和榮譽。五明和曉萍仔細地觀察著每一塊牌坊，感受著曆史的沉澱。兒子佳佳則對這些古老的建築充滿了好奇，不停地問東問西。而永洪一家也被這些壯觀的石牌坊所震撼，紛紛拍照留念。
郭王氏功德坊坐落於隆昌縣城南的土地坎雲峰關外，它始建於清光緒十三年（公元1887年）的臘月，乃是為了表彰和紀念那位樂善好施之人——誥封中議大夫、遂寧縣教諭郭人鏞的妻子浩封淑人郭王氏而建。這座牌坊的建立，並非由官方出麵操辦，而是由郭王氏的子孫們謹遵皇帝的旨意，自行建造而成。
郭王氏出生於瀘州舉人之家，其祖父是湖北安襄觀察使王方山，父親則是同知王雙峰。自幼時起，她便熟讀詩書，穎悟過人，對於規範禮節更是極為看重。她言辭謹慎，行為端莊，侍奉公婆盡心盡力，幫助丈夫勤奮學習，尊敬長嫂，事必躬親，無論大小事務都親自處理，因此得到了家族上下的一致稱讚。
永洪耐心地向眾人解釋道：“這‘舉人’乃是中國古代地方科舉考試中試者的稱唿。其原意是指那些被推舉到京城參加會試的人，也可以說是所有應考者的通稱。在唐代，各個地方的鄉試合格者需要進京參加會試，因此才有了這個稱謂。而到了宋代，則成為鄉試各科中試者的統稱，通常被稱為舉子。不過，宋代的舉人在被解送進禮部之前，還必須經過一次考試，有點類似於後來的鄉試。如果舉人在禮部的會試中落榜，仍然需要再次參加鄉試，才能繼續參加下一次的會試。一旦舉人通過會試登科，就可以直接授予官職，但他們並沒有‘出身’，也就是沒有正式的進士身份，可以免除勞役和賦稅等義務。這種情況在金代和元代也是一樣的。到了明代和清代，舉人則專門用來指代鄉試中的合格者，並成為一種出身資格，意味著他們已經初步具備了進入仕途的資格。清朝末年，除了文科舉人和武科舉人外，還出現了法科舉人和理科舉人等新的科舉類別。然而，自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起，中國的科考製度正式宣告結束。盡管如此，對於那些留學歸來的學生們，政府會對他們進行考試，並根據成績給予相應的獎勵。其中，最優秀的學生將被授予進士出身，而成績優良和中等的則分別獲得舉人出身，並各自加上特定學科的稱號。”
永洪說，“舉人這個身份意味著通過了全省範圍內的科舉考試（鄉試）並且合格。它還有一個別稱叫“孝廉”。鄉試通常每三年舉辦一次，由於時間安排在秋季，因此也被稱為“秋闈”。主持鄉試的官員通常是進士出身的各部官員或者翰林學士，而監考則由各省的行政長官擔任。
參加鄉試的考生必須具備秀才的資格。考試地點位於各個省份的貢院。鄉試分為三場，考試內容包括八股文、試帖詩、表、判、論以及策等。試卷需要經過專人抄寫後才能交到考官手中，以防止作弊行為。一旦確定了及格的人員名單，就會在巡撫衙門門前張貼榜單。因為這時正值桂花盛開，香氣四溢，所以這張榜單也被稱為“桂榜”。中了舉人也意味著一隻腳已經踏入仕途，日後即使會試不中也有作學官、當知縣的機會。”
永洪說道：“這‘觀察’啊，乃是清代對道員的一種尊稱呢！話說迴來，在唐代中葉以後，當時並沒有設立節度使的各個道都設置了‘觀察使’，這可是州以上的高級長官呀！到了清朝的時候，又分為守道和巡道兩種，每一個省份內都會設有某個專門的項目，他們的地位有點像唐朝時期的觀察使哦！後來人們發現這些分守、分巡道員也負責管理府州事務，於是就借用這個稱唿來尊稱道員啦！”
永洪詳細地說道，穎悟這個詞的意思是形容一個人非常聰明，具有很強的理解能力和悟性。就像《晉書·王戎傳》中所描述的那樣，王戎自幼就聰穎過人，神情氣質都顯得格外出色。明代的徐渭在《陳山人墓表》中也提到，陳山人天生聰慧，與眾不同，十幾歲時便已經對古代文化有著濃厚的興趣。清代蒲鬆齡的《聊齋誌異·小謝》裏更是描述了一個非常聰穎的人物，一經教導便能領悟，隻需指示一遍，無需再次詢問。
接著，永洪進一步解釋道，郭王氏是郭玉戀的二兒媳婦，她深受公公樂善好施精神的影響，樂於助人。她的丈夫郭人鏞曾經擔任過遂寧縣的教諭一職，但上任僅三個月後，因為父母年老生病需要照顧，他毅然辭去官職迴到家鄉，承擔起家庭的重任。而郭王氏則全心全意地協助丈夫處理家務事。
郭人鏞是一個心係故鄉、熱衷於慈善事業的人。他的妻子郭王氏也非常支持他的善舉，不僅如此，她還親自捐贈了兩千兩銀子，用於購置田產，以確保育嬰堂有足夠的資金來照顧和養育嬰兒。由於郭王氏的慷慨解囊和樂善好施，郭氏家族的成員們決定請求朝廷為她建立牌坊，以示表彰。
隆昌知縣蕭延禧得知此事後，便將郭王氏的善舉詳細地報告給四川總督丁寶楨。丁寶楨對郭王氏的行為深感欽佩，於是向禮部上奏，請求朝廷給予嘉獎。禮部接到奏折後，又將其轉呈內閣，最終呈報給皇帝。
光緒十一年（1885年）二月二十三日，軍機大臣奉旨批準了郭王氏建立牌坊的請求，並賜予她“樂善好施”的匾額。這個榮譽不僅是對郭王氏個人的認可，也是對整個郭氏家族的讚譽。從此以後，郭王氏的善名遠揚，成為當地人民敬仰的楷模。而這座牌坊也見證了她的善良與慈悲，永遠銘刻在了曆史的長河之中。
永洪說：“育嬰堂是舊時社會中的一種慈善機構，專門收養那些被遺棄或無法得到家庭照顧的嬰兒和兒童。這些孩子通常來自貧困家庭，他們的父母因為各種原因無法承擔養育責任。”
他繼續說道：“在那個時代，許多貧困家庭都麵臨著經濟困難和生存壓力，而育嬰堂則成為了他們最後的希望。當一個家庭無法養活自己的孩子時，可以選擇將其送到育嬰堂，由那裏的工作人員負責照顧和撫養。”
接著，永洪介紹了育嬰堂的運作方式：“一旦孩子進入育嬰堂，會有專人負責照顧他們的日常生活，包括提供食物、住所和醫療保健。同時，也會盡力尋找合適的領養家庭，讓孩子們能夠重新融入社會。如果找不到領養家庭，那麽這些孩子可能會在育嬰堂度過整個童年，或者被轉移到其他福利機構接受進一步的教育和培訓。”
最後，永洪強調了育嬰堂對社會的重要意義：“雖然現代社會已經建立起更為完善的社會保障體係，但我們不能忘記曆史，要珍惜現在來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同時，也要關注那些仍然處於困境中的人們，尤其是那些需要幫助的兒童。隻有通過大家的共同努力，才能讓更多的人享受到平等的機會和尊嚴。在朝廷的大力倡導之下，育嬰堂很快就在全國各地建立起來了。起初，這些育嬰堂都是民辦性質的，由官府倡導發起，而運作資金則來自於地方民眾的捐助。比如，各地的行政長官會帶頭每月捐資，然後唿籲地方的鄉紳和富戶也參與捐助。由於這種善舉具有極大的社會影響力，民眾們紛紛踴躍捐資。隻要有人送嬰兒過來，育嬰堂都會一概接收並予以撫養。孩子們長大後，可以選擇自己獨立生活，也可以被親生父母領迴去。此外，社會人士也可以領養這些孩子。通常來說，育嬰堂的養育方式分為堂養、寄養和自養三種形式。堂養是將嬰兒留在育嬰堂裏撫養；寄養是由育嬰堂聘請的專職乳母把孩子帶迴家裏養育，並定期送迴檢查；自養則是由嬰兒的家領取撫養費，然後自行哺乳。寄養和自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決幼嬰堂的場地及人手方麵的問題。
永洪說，郭王氏功德坊與郭玉巒功德坊修建於同一年，僅僅相隔了兩個月而已，而且這兩座功德坊的坊主是翁媳關係，這是一種慈善事業的接力，也是一種善良精神的延續啊！他不禁感歎道，民間慈善力量總是不絕如縷地展示著中華民族的善良與責任感。一個人富到一定程度，就需要去做一些慈善活動，迴報社會。這樣不僅不會減少自己的幸福感，反而會讓幸福感得到提升，甚至還可能增加財富呢！
五明認為，慈善事業是一種關乎人心和天理的偉大事業，通過人們的努力去迎合上天的心意，總會帶來改變。慈善就像一縷溫暖的陽光，它照亮了生命的道路，給人們帶來希望和力量。善良如同河流一般流淌在每個人的心中，如果將這些善良匯聚在一起，就能形成一條承載著幾千年曆史的文化長河。這條河流清澈透明，能使人心靈淨化；明智聰慧，能讓人洞察事理；修養品德，能令人品德高尚。慈善如春風化雨般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人們，對於廣大民眾來說，始終具有無盡的吸引力。
五明觀察到在隆昌縣的山門坊上，所有的橫匾文字都是按從左到右的順序進行排列的，這讓他感到十分疑惑。永洪解釋道：“這是一個至今都沒有解開的謎。比如正匾‘蜀楚承靈’四個字，就是從左到右排列的（可能有人會說：這四個字可以理解為‘靈承楚蜀’，但這是行不通的，因為‘蜀楚’這兩個字是不能易位的，不可能是‘楚蜀’，因為這是一個既定的地域文化概念，中國對地域文化板塊的傳統分法是：吳越文化、中原文化、蜀楚文化、關東文化，從未有過‘楚蜀文化’的說法）；而此坊左右兩邊的側匾分別是‘修政’和‘敘功’，也是從左到右排列，如果按照從右到左的排列形式來解讀，就變成了‘政修’和‘功敘’，那顯然是讀不通的，也無法解讀其意義。”在正匾“蜀楚承靈”四字的右邊，竟然落著“同治六年仲春重建”八個字！要知道，千百年來，匾額落款都是在左邊的啊！這個改變簡直是破天荒的！它不僅打破了傳統的書寫格式，還成為了典型的從左到右排列的見證者。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可是中國有史以來發現的識字橫讀最早的實體記載呢！誰能想到，一個小小的匾額竟然隱藏著如此重要的曆史信息？
永洪表示，在中國古代時期，漢字的書寫方式通常是豎行書寫，這種書寫形式的形成可能與早期的書寫材料有著密切的關係。最開始的時候，書寫材料主要是甲骨，這些甲骨呈現出狹長的形狀，所以豎著在上麵刻字會比橫著刻字更加方便快捷。而在紙張還沒有發明之前，人們使用毛筆在狹長的木簡或竹簡上進行書寫，同樣也是從上往下書寫更為便利。這樣一來，便逐漸形成了從上到下、從右到左的古代書寫模式。即使在漢代之後紙張已經被發明出來，但是漢字書寫的習慣仍然延續了下來。自從中國有了文字書寫以來，一直都是采用豎排版的方式，所以人們在閱讀文字時就必須遵循從右到左、自上而下的規律。這樣一來，人們的視覺習慣也就被迫形成了這種獨特的模式，然而事實上這種習慣並不自然，並且閱讀速度也非常緩慢，與國際上普遍采用的識字橫讀方式存在較大差異。清朝末年，隨著時代的變遷和社會的發展，一些有識之士開始接觸並學習西方文化。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發現漢文存在著一些局限性，比如經常需要引用外文詞匯、書寫阿拉伯數字以及使用新的標點符號等。然而，傳統的漢字豎寫方式在這種情況下顯得極為不便。麵對這一現實問題，知識界的人士們開始積極倡導漢字改革，並大力提倡拚音文字的推廣。他們認為，隻有通過改變傳統的豎行書寫方式，采用從左到右的橫行書寫排列，才能更好地適應現代社會的需求。這樣不僅可以提高書寫效率，還能讓漢字與其他語言和文化更好地融合交流。因此，一場關於漢字書寫方式的變革悄然興起。
永洪表示，早在1909年的時候，中國就已經有了采用“橫行”排版的書籍。而這本書的名字叫做《音韻記號》，其作者正是劉世恩。一直以來，劉世恩都是倡導文字改革的先驅者。在他的書中，詳細地講解了拚音方案，並自稱是“無師自通字，兼識漢字”。
1915 年，一個具有重要意義的時刻來臨了——《科學》周刊創刊號正式出版。這本刊物不僅帶來了科學知識的傳播，更引人注目的是，它首次將漢字以“橫行”的方式排列。這一舉動宛如一顆石子投入平靜的湖麵，激起層層漣漪。
永洪說，時間來了 1919 年，新文化運動的先驅者、《新青年》雜誌編輯錢玄同，寫下了一封致陳獨秀的公開信，並將其刊登在《新青年》1919年3月第3期上。在信中，他針對漢字“豎改橫”的做法，提出了自己深刻而富有說服力的觀點。他以獨特的視角指出：人的眼睛是左右並列的，而非上下重疊。試著站在房間裏，橫向觀察左右，會感到非常輕鬆；但若縱向觀察上下，則需要不斷俯仰，相當費力。通過這個例子，可以明顯看出閱讀橫行文字比豎行文字更為容易。而且，無論是漢字還是西方文字，人們用右手寫字時，必然是從左到右書寫，很少有人從右往左寫。這一觀點猶如一把鑰匙，打開了人們對於漢字排版方式的新思路。漢字書寫一直以來都是從上到下、從右到左排列，但這種傳統的書寫方式在近代開始受到質疑。有人認為，這種書寫方式效率低下且不便於閱讀。其中，錢玄同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的觀點引起了廣泛關注。他認為，漢字書寫應該借鑒西方的書寫方式，從左到右橫向書寫，這樣更方便快捷。
永洪說，隨著新文化運動的興起，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支持漢字橫寫的改革。錢玄同更是連續發表多篇公開信，積極倡導“豎改橫”的主張。這一主張逐漸得到了更多人的認同，並最終被社會所接受。
在1952年的第一屆全國政協二次會議上，陳嘉庚提出了一項重要的議案：建議書籍采用從左到右的排版方式。這項議案經過討論後獲得通過，標誌著漢字橫寫改革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1955年1月1日，這是一個具有曆史意義的日子。《光明日報》正式采用橫排的形式出版發行，成為國內首家全麵推行漢字橫寫的報紙。這一舉動不僅展示了報社對改革的決心，也為其他媒體樹立了榜樣。當天的《光明日報》還專門刊登了一篇名為《為本報改為橫排告讀者》的文章，解釋了這一變革的原因和意義。
永洪說，在文章中，《光明日報》強調了現代中國報刊書籍的排版方式應當順應時代潮流，根據現代文化的發展需求以及人們的生活習慣進行調整。他們堅信，漢字橫排橫寫將成為未來的發展趨勢。
這一轉變對於當時的社會來說是一次重大的突破，也是對傳統文化的一種創新與傳承。如今，漢字橫寫已經成為主流，無論是在印刷品還是電子設備上，都能看到橫排的漢字。這次改革不僅僅是一種排版方式的變化，更是對文化交流、教育普及等方麵產生了深遠影響。
《光明日報》作為先驅者率先實踐之後，到了1955年11月，中央級別的17種報紙當中已經有13種改成了橫排。1956年1月1日，具有重要影響力的《人民日報》也正式改為橫排，這一舉措引發了全國範圍內的熱烈響應。
1956年，中國所有的學校課本都開始采用從左到右的橫排版式，這意味著延續了幾千年的識字豎排閱讀習慣畫上了句號，一個嶄新的時代就此拉開帷幕。識字橫讀的新時代正式開啟。
永洪提高嗓音道，然而，有趣的是，中國的識字橫讀現象最早竟然出現在隆昌城內的一座牌坊之上。這座牌坊上的文字從左到右的獨特排列方式究竟是純屬巧合，還是有人故意為之呢？這個謎題至今仍然懸而未決，無人能夠成功破譯。它仿佛是曆史長河中的一顆神秘明珠，等待著後人去揭開那層神秘的麵紗。
他們乘坐工廠到隆昌的公交車來到縣城後，再步行一公裏到達了牌坊所在地。這是一座功德坊，上麵刻滿了精美的圖案和文字，記載著古代人們的功績和榮譽。五明和曉萍仔細地觀察著每一塊牌坊，感受著曆史的沉澱。兒子佳佳則對這些古老的建築充滿了好奇，不停地問東問西。而永洪一家也被這些壯觀的石牌坊所震撼，紛紛拍照留念。
郭王氏功德坊坐落於隆昌縣城南的土地坎雲峰關外，它始建於清光緒十三年（公元1887年）的臘月，乃是為了表彰和紀念那位樂善好施之人——誥封中議大夫、遂寧縣教諭郭人鏞的妻子浩封淑人郭王氏而建。這座牌坊的建立，並非由官方出麵操辦，而是由郭王氏的子孫們謹遵皇帝的旨意，自行建造而成。
郭王氏出生於瀘州舉人之家，其祖父是湖北安襄觀察使王方山，父親則是同知王雙峰。自幼時起，她便熟讀詩書，穎悟過人，對於規範禮節更是極為看重。她言辭謹慎，行為端莊，侍奉公婆盡心盡力，幫助丈夫勤奮學習，尊敬長嫂，事必躬親，無論大小事務都親自處理，因此得到了家族上下的一致稱讚。
永洪耐心地向眾人解釋道：“這‘舉人’乃是中國古代地方科舉考試中試者的稱唿。其原意是指那些被推舉到京城參加會試的人，也可以說是所有應考者的通稱。在唐代，各個地方的鄉試合格者需要進京參加會試，因此才有了這個稱謂。而到了宋代，則成為鄉試各科中試者的統稱，通常被稱為舉子。不過，宋代的舉人在被解送進禮部之前，還必須經過一次考試，有點類似於後來的鄉試。如果舉人在禮部的會試中落榜，仍然需要再次參加鄉試，才能繼續參加下一次的會試。一旦舉人通過會試登科，就可以直接授予官職，但他們並沒有‘出身’，也就是沒有正式的進士身份，可以免除勞役和賦稅等義務。這種情況在金代和元代也是一樣的。到了明代和清代，舉人則專門用來指代鄉試中的合格者，並成為一種出身資格，意味著他們已經初步具備了進入仕途的資格。清朝末年，除了文科舉人和武科舉人外，還出現了法科舉人和理科舉人等新的科舉類別。然而，自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起，中國的科考製度正式宣告結束。盡管如此，對於那些留學歸來的學生們，政府會對他們進行考試，並根據成績給予相應的獎勵。其中，最優秀的學生將被授予進士出身，而成績優良和中等的則分別獲得舉人出身，並各自加上特定學科的稱號。”
永洪說，“舉人這個身份意味著通過了全省範圍內的科舉考試（鄉試）並且合格。它還有一個別稱叫“孝廉”。鄉試通常每三年舉辦一次，由於時間安排在秋季，因此也被稱為“秋闈”。主持鄉試的官員通常是進士出身的各部官員或者翰林學士，而監考則由各省的行政長官擔任。
參加鄉試的考生必須具備秀才的資格。考試地點位於各個省份的貢院。鄉試分為三場，考試內容包括八股文、試帖詩、表、判、論以及策等。試卷需要經過專人抄寫後才能交到考官手中，以防止作弊行為。一旦確定了及格的人員名單，就會在巡撫衙門門前張貼榜單。因為這時正值桂花盛開，香氣四溢，所以這張榜單也被稱為“桂榜”。中了舉人也意味著一隻腳已經踏入仕途，日後即使會試不中也有作學官、當知縣的機會。”
永洪說道：“這‘觀察’啊，乃是清代對道員的一種尊稱呢！話說迴來，在唐代中葉以後，當時並沒有設立節度使的各個道都設置了‘觀察使’，這可是州以上的高級長官呀！到了清朝的時候，又分為守道和巡道兩種，每一個省份內都會設有某個專門的項目，他們的地位有點像唐朝時期的觀察使哦！後來人們發現這些分守、分巡道員也負責管理府州事務，於是就借用這個稱唿來尊稱道員啦！”
永洪詳細地說道，穎悟這個詞的意思是形容一個人非常聰明，具有很強的理解能力和悟性。就像《晉書·王戎傳》中所描述的那樣，王戎自幼就聰穎過人，神情氣質都顯得格外出色。明代的徐渭在《陳山人墓表》中也提到，陳山人天生聰慧，與眾不同，十幾歲時便已經對古代文化有著濃厚的興趣。清代蒲鬆齡的《聊齋誌異·小謝》裏更是描述了一個非常聰穎的人物，一經教導便能領悟，隻需指示一遍，無需再次詢問。
接著，永洪進一步解釋道，郭王氏是郭玉戀的二兒媳婦，她深受公公樂善好施精神的影響，樂於助人。她的丈夫郭人鏞曾經擔任過遂寧縣的教諭一職，但上任僅三個月後，因為父母年老生病需要照顧，他毅然辭去官職迴到家鄉，承擔起家庭的重任。而郭王氏則全心全意地協助丈夫處理家務事。
郭人鏞是一個心係故鄉、熱衷於慈善事業的人。他的妻子郭王氏也非常支持他的善舉，不僅如此，她還親自捐贈了兩千兩銀子，用於購置田產，以確保育嬰堂有足夠的資金來照顧和養育嬰兒。由於郭王氏的慷慨解囊和樂善好施，郭氏家族的成員們決定請求朝廷為她建立牌坊，以示表彰。
隆昌知縣蕭延禧得知此事後，便將郭王氏的善舉詳細地報告給四川總督丁寶楨。丁寶楨對郭王氏的行為深感欽佩，於是向禮部上奏，請求朝廷給予嘉獎。禮部接到奏折後，又將其轉呈內閣，最終呈報給皇帝。
光緒十一年（1885年）二月二十三日，軍機大臣奉旨批準了郭王氏建立牌坊的請求，並賜予她“樂善好施”的匾額。這個榮譽不僅是對郭王氏個人的認可，也是對整個郭氏家族的讚譽。從此以後，郭王氏的善名遠揚，成為當地人民敬仰的楷模。而這座牌坊也見證了她的善良與慈悲，永遠銘刻在了曆史的長河之中。
永洪說：“育嬰堂是舊時社會中的一種慈善機構，專門收養那些被遺棄或無法得到家庭照顧的嬰兒和兒童。這些孩子通常來自貧困家庭，他們的父母因為各種原因無法承擔養育責任。”
他繼續說道：“在那個時代，許多貧困家庭都麵臨著經濟困難和生存壓力，而育嬰堂則成為了他們最後的希望。當一個家庭無法養活自己的孩子時，可以選擇將其送到育嬰堂，由那裏的工作人員負責照顧和撫養。”
接著，永洪介紹了育嬰堂的運作方式：“一旦孩子進入育嬰堂，會有專人負責照顧他們的日常生活，包括提供食物、住所和醫療保健。同時，也會盡力尋找合適的領養家庭，讓孩子們能夠重新融入社會。如果找不到領養家庭，那麽這些孩子可能會在育嬰堂度過整個童年，或者被轉移到其他福利機構接受進一步的教育和培訓。”
最後，永洪強調了育嬰堂對社會的重要意義：“雖然現代社會已經建立起更為完善的社會保障體係，但我們不能忘記曆史，要珍惜現在來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同時，也要關注那些仍然處於困境中的人們，尤其是那些需要幫助的兒童。隻有通過大家的共同努力，才能讓更多的人享受到平等的機會和尊嚴。在朝廷的大力倡導之下，育嬰堂很快就在全國各地建立起來了。起初，這些育嬰堂都是民辦性質的，由官府倡導發起，而運作資金則來自於地方民眾的捐助。比如，各地的行政長官會帶頭每月捐資，然後唿籲地方的鄉紳和富戶也參與捐助。由於這種善舉具有極大的社會影響力，民眾們紛紛踴躍捐資。隻要有人送嬰兒過來，育嬰堂都會一概接收並予以撫養。孩子們長大後，可以選擇自己獨立生活，也可以被親生父母領迴去。此外，社會人士也可以領養這些孩子。通常來說，育嬰堂的養育方式分為堂養、寄養和自養三種形式。堂養是將嬰兒留在育嬰堂裏撫養；寄養是由育嬰堂聘請的專職乳母把孩子帶迴家裏養育，並定期送迴檢查；自養則是由嬰兒的家領取撫養費，然後自行哺乳。寄養和自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決幼嬰堂的場地及人手方麵的問題。
永洪說，郭王氏功德坊與郭玉巒功德坊修建於同一年，僅僅相隔了兩個月而已，而且這兩座功德坊的坊主是翁媳關係，這是一種慈善事業的接力，也是一種善良精神的延續啊！他不禁感歎道，民間慈善力量總是不絕如縷地展示著中華民族的善良與責任感。一個人富到一定程度，就需要去做一些慈善活動，迴報社會。這樣不僅不會減少自己的幸福感，反而會讓幸福感得到提升，甚至還可能增加財富呢！
五明認為，慈善事業是一種關乎人心和天理的偉大事業，通過人們的努力去迎合上天的心意，總會帶來改變。慈善就像一縷溫暖的陽光，它照亮了生命的道路，給人們帶來希望和力量。善良如同河流一般流淌在每個人的心中，如果將這些善良匯聚在一起，就能形成一條承載著幾千年曆史的文化長河。這條河流清澈透明，能使人心靈淨化；明智聰慧，能讓人洞察事理；修養品德，能令人品德高尚。慈善如春風化雨般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人們，對於廣大民眾來說，始終具有無盡的吸引力。
五明觀察到在隆昌縣的山門坊上，所有的橫匾文字都是按從左到右的順序進行排列的，這讓他感到十分疑惑。永洪解釋道：“這是一個至今都沒有解開的謎。比如正匾‘蜀楚承靈’四個字，就是從左到右排列的（可能有人會說：這四個字可以理解為‘靈承楚蜀’，但這是行不通的，因為‘蜀楚’這兩個字是不能易位的，不可能是‘楚蜀’，因為這是一個既定的地域文化概念，中國對地域文化板塊的傳統分法是：吳越文化、中原文化、蜀楚文化、關東文化，從未有過‘楚蜀文化’的說法）；而此坊左右兩邊的側匾分別是‘修政’和‘敘功’，也是從左到右排列，如果按照從右到左的排列形式來解讀，就變成了‘政修’和‘功敘’，那顯然是讀不通的，也無法解讀其意義。”在正匾“蜀楚承靈”四字的右邊，竟然落著“同治六年仲春重建”八個字！要知道，千百年來，匾額落款都是在左邊的啊！這個改變簡直是破天荒的！它不僅打破了傳統的書寫格式，還成為了典型的從左到右排列的見證者。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可是中國有史以來發現的識字橫讀最早的實體記載呢！誰能想到，一個小小的匾額竟然隱藏著如此重要的曆史信息？
永洪表示，在中國古代時期，漢字的書寫方式通常是豎行書寫，這種書寫形式的形成可能與早期的書寫材料有著密切的關係。最開始的時候，書寫材料主要是甲骨，這些甲骨呈現出狹長的形狀，所以豎著在上麵刻字會比橫著刻字更加方便快捷。而在紙張還沒有發明之前，人們使用毛筆在狹長的木簡或竹簡上進行書寫，同樣也是從上往下書寫更為便利。這樣一來，便逐漸形成了從上到下、從右到左的古代書寫模式。即使在漢代之後紙張已經被發明出來，但是漢字書寫的習慣仍然延續了下來。自從中國有了文字書寫以來，一直都是采用豎排版的方式，所以人們在閱讀文字時就必須遵循從右到左、自上而下的規律。這樣一來，人們的視覺習慣也就被迫形成了這種獨特的模式，然而事實上這種習慣並不自然，並且閱讀速度也非常緩慢，與國際上普遍采用的識字橫讀方式存在較大差異。清朝末年，隨著時代的變遷和社會的發展，一些有識之士開始接觸並學習西方文化。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發現漢文存在著一些局限性，比如經常需要引用外文詞匯、書寫阿拉伯數字以及使用新的標點符號等。然而，傳統的漢字豎寫方式在這種情況下顯得極為不便。麵對這一現實問題，知識界的人士們開始積極倡導漢字改革，並大力提倡拚音文字的推廣。他們認為，隻有通過改變傳統的豎行書寫方式，采用從左到右的橫行書寫排列，才能更好地適應現代社會的需求。這樣不僅可以提高書寫效率，還能讓漢字與其他語言和文化更好地融合交流。因此，一場關於漢字書寫方式的變革悄然興起。
永洪表示，早在1909年的時候，中國就已經有了采用“橫行”排版的書籍。而這本書的名字叫做《音韻記號》，其作者正是劉世恩。一直以來，劉世恩都是倡導文字改革的先驅者。在他的書中，詳細地講解了拚音方案，並自稱是“無師自通字，兼識漢字”。
1915 年，一個具有重要意義的時刻來臨了——《科學》周刊創刊號正式出版。這本刊物不僅帶來了科學知識的傳播，更引人注目的是，它首次將漢字以“橫行”的方式排列。這一舉動宛如一顆石子投入平靜的湖麵，激起層層漣漪。
永洪說，時間來了 1919 年，新文化運動的先驅者、《新青年》雜誌編輯錢玄同，寫下了一封致陳獨秀的公開信，並將其刊登在《新青年》1919年3月第3期上。在信中，他針對漢字“豎改橫”的做法，提出了自己深刻而富有說服力的觀點。他以獨特的視角指出：人的眼睛是左右並列的，而非上下重疊。試著站在房間裏，橫向觀察左右，會感到非常輕鬆；但若縱向觀察上下，則需要不斷俯仰，相當費力。通過這個例子，可以明顯看出閱讀橫行文字比豎行文字更為容易。而且，無論是漢字還是西方文字，人們用右手寫字時，必然是從左到右書寫，很少有人從右往左寫。這一觀點猶如一把鑰匙，打開了人們對於漢字排版方式的新思路。漢字書寫一直以來都是從上到下、從右到左排列，但這種傳統的書寫方式在近代開始受到質疑。有人認為，這種書寫方式效率低下且不便於閱讀。其中，錢玄同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的觀點引起了廣泛關注。他認為，漢字書寫應該借鑒西方的書寫方式，從左到右橫向書寫，這樣更方便快捷。
永洪說，隨著新文化運動的興起，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支持漢字橫寫的改革。錢玄同更是連續發表多篇公開信，積極倡導“豎改橫”的主張。這一主張逐漸得到了更多人的認同，並最終被社會所接受。
在1952年的第一屆全國政協二次會議上，陳嘉庚提出了一項重要的議案：建議書籍采用從左到右的排版方式。這項議案經過討論後獲得通過，標誌著漢字橫寫改革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1955年1月1日，這是一個具有曆史意義的日子。《光明日報》正式采用橫排的形式出版發行，成為國內首家全麵推行漢字橫寫的報紙。這一舉動不僅展示了報社對改革的決心，也為其他媒體樹立了榜樣。當天的《光明日報》還專門刊登了一篇名為《為本報改為橫排告讀者》的文章，解釋了這一變革的原因和意義。
永洪說，在文章中，《光明日報》強調了現代中國報刊書籍的排版方式應當順應時代潮流，根據現代文化的發展需求以及人們的生活習慣進行調整。他們堅信，漢字橫排橫寫將成為未來的發展趨勢。
這一轉變對於當時的社會來說是一次重大的突破，也是對傳統文化的一種創新與傳承。如今，漢字橫寫已經成為主流，無論是在印刷品還是電子設備上，都能看到橫排的漢字。這次改革不僅僅是一種排版方式的變化，更是對文化交流、教育普及等方麵產生了深遠影響。
《光明日報》作為先驅者率先實踐之後，到了1955年11月，中央級別的17種報紙當中已經有13種改成了橫排。1956年1月1日，具有重要影響力的《人民日報》也正式改為橫排，這一舉措引發了全國範圍內的熱烈響應。
1956年，中國所有的學校課本都開始采用從左到右的橫排版式，這意味著延續了幾千年的識字豎排閱讀習慣畫上了句號，一個嶄新的時代就此拉開帷幕。識字橫讀的新時代正式開啟。
永洪提高嗓音道，然而，有趣的是，中國的識字橫讀現象最早竟然出現在隆昌城內的一座牌坊之上。這座牌坊上的文字從左到右的獨特排列方式究竟是純屬巧合，還是有人故意為之呢？這個謎題至今仍然懸而未決，無人能夠成功破譯。它仿佛是曆史長河中的一顆神秘明珠，等待著後人去揭開那層神秘的麵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