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知縣能在短短兩年內做下這許多事,牽扯多少人事?多少錢糧?按著朝廷規矩縣學生有百人者置縣學,太丘縣正戶不足八百戶,全縣鄉民丁口但聽這地方縣學諭、文學一路上介紹,而縣學生達百五十以上,皆是知縣撥付錢糧以為學生夥食;又募集本地鄉紳錢資購置學田,以為教師薪資,所聘縣學教師質量皆屬上乘,故而不僅本縣學子積極進學,甚至有鄰縣借籍在此上學。


    至於為何元知縣能在兩年之內將太丘縣人口從不足四百戶能翻上一番,乃是將朝廷查抄丁口之事落到了實處,按著朝廷章程,無論主戶、牛客、小客盡皆搜括,不許豪門鄉紳隱瞞戶口,並按丁產厘定五等正戶,僅此就使得正戶近八百戶,至於役夫也較常例二丁、三丁出一夫更為寬鬆,平素五丁、六丁即可滿足府路徭役,因而縣內諸差各役皆有餘力保障。


    這本是元知縣堪稱一流的政績,然而此人接下來的所作所為才是承守真高看他的地方。按道理,既然縣內正戶增長,相應稅賦徭役皆應調整,但是元知縣先在去歲以調籍核賬短期無法完成,因此上繳錢糧仍循舊例;今年又以田稅整理勘定資產為由,仍據理力爭隻按上調兩成上繳;如今又走了提學司的空子,將縣學一應支出皆從公賬抵扣,並將千畝良田改為學田,從今以後僅縣學開支就能抵扣不少稅賦徭役。太丘縣以八百正戶的中縣規模,讓府路按例增加縣內開支,但是縣學上這一番操作,實際上太丘縣上繳錢糧隻按五百戶來計算。一來一去,元知縣一應官吏有了政績,而縣內支出並無增加,還得了一座教資豐富、規模宏大的縣學,縣內百姓無不稱譽。唯一受損的就是那些靠著盤剝隱戶生財的土豪劣紳,以及未能染指於內的府路官員。


    因而這元知縣官聲不顯也是必然,三年未能遷轉對於地方親民官就是苛責,隻是此子依舊維持本份,未起波瀾,這番定力也是頗為難得。而縣丞及主簿至今尚空闕,也能看出府縣之間如何不對付。


    一行人先來到文昌閣旁,明倫堂前的碑亭,拜謁宣宗禦製碑,環視縣學內況,曆曆在目,恍惚間還是往日模樣。


    承守真看在眼裏,也是感慨,不禁想起故人,也是脫口而出。


    “元君有心了,君之弘厚頗有士學士風範!”


    那縣文學聽著承公語氣乃是讚賞之意,於是壯著膽子說道:


    “敢叫承公得知,敝縣縣尊所作所為皆以士學士為楷模,乃至縣學也以昔日天台書院為榜樣,並常親臨講學,尤以先天下為誌激勵後進。”


    “哦?”


    承公看向元況,元況隻是雙手做了一揖,所謂官風即民風,一縣父母的氣度修養往往能引領一方氣象。承守真總覺此地有親近之感,這才發覺乃是於這知縣有親近之意,不外乎其他,元況行動舉止頗類士學士當年。


    但願此子是個表裏如一的赤誠君子,若是如此,老夫與他一臂助又何妨!


    那學諭也接過來話。


    “確實如此,縣學內堂還懸掛著縣尊手書士學士文章,士學士、紫舒集校、陽製誥、簋先生與承公您傳世文字皆有抄錄摹本。”


    承守真聽了默不作聲,由著眾人引著向明倫堂走去。


    這明倫堂乃是四阿殿頂的寬十丈,廣十五丈的宏大規模,殿身外有副階,正麵九間,側麵六間,與左右廂房副階環繞庭院連為廊廡,階前左右皆有碑記,右側鼇坐碑乃題記國朝以來當地進士名錄,左側笏頭寶山座記事碑題記營建縣學之事,皆通高一丈二寸五分,寬兩尺四寸四分,厚七寸二分。明倫堂身廣七間,深四間,拾階而上,步入前堂,映入眼簾的正中題壁乃是《禮記》第四十二篇的《大學》,時下儒士以《詩》《書》《禮》《易》《春秋》為“大經”,而荷元皓所創元學以及其濫觴於應天府的丹學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稱為小經,小經之學漸興朝野,氣學、新學、公學皆受其影響,因此於縣學以小經為重,並非離經叛道,隻是朝廷取士尤重五經,此地確是敢為人先了。


    堂內整齊排列書幾不下二百張,將這寬廣的廳堂擠得滿滿當當,此乃縣學生們日常學習所在,多餘的課桌若是有旁聽的學子可隨便使用,隻是這類學生是食宿自理的。而現下,聽元知縣介紹,時值夏稅之際,學生們大半返鄉襄助鄉裏計課,其餘的也盡數為縣衙調用充為書辦吏目。這也是大肇不同他國的規矩,凡文武學生並非閉門造車,不理庶務,凡官學生兩稅之時征調以為常例,逢水旱災害也可征調以為急務。貧家出身的學生們對此尤為積極,概因不僅征調期內能領錢糧,更是能觸及實務,若是能有機緣入了地方父母官的法眼,對於進學考學大有裨益。


    正堂之中便是講學的書案,若是這裏拾掇出來,正好用作承守真辦案的正堂。


    縣學諸人引著,一群人繞行到了後堂,這後堂東西連著配殿。西配殿乃是書房,收納五經經義,諸科時文,曆代文章,東配殿則是講書、教授等會議休憩地方,這後堂出去下了副階便是射圃,射圃空曠一覽無餘,射圃三麵圍牆,西北側有月門與文廟連合,北麵則是教諭、文學們的居所,東麵緊鄰垂雲觀。其實這縣學大半是占了道觀的土地,除了明倫堂外,這文昌閣、左友齋原為道觀殿宇,垂雲觀也是清虛門下,是清虛宮的產業之一,也是這元知縣有手段,拿了地方捐助的錢糧以及幾個官辦的店鋪才將這土地贖買了過來。清虛宮那邊倒是得了實惠,隻是惱了這垂雲觀的住持,索性一道高牆徹底隔絕兩處,不相往來。因此仔細看來,這縣學倒似與文廟合為一體,圍牆成了東高西低的坡形。這元知縣不說睚眥必報,也可說是揶揄人的好手,索性將容車馬同行的便門開在縣學與道觀隔牆邊上,一應車馬節從此走偏廊便道穿位於明倫堂東配殿外的二門進入射圃東側搭建的車場馬棚。高牆隔得了其他,可隔不開驢馬騾子的嘶鳴和馬棚腥臊之氣,那道人暴跳如雷也是無可奈何。


    這些話都是安頓下來後,身邊人聽來當做玩笑話議論的,而此時承公正端坐在一把直搭腦靠背椅上,翻動著麵前書案上幾卷手書的文章。這後堂看來也是這元知縣常來之所在,這些文章皆是此人手書,書案上摞著的手稿,承公是打開看過了的,大多為知縣、縣尉、縣學中人及當地文士談經論道的筆記,談論的題目即有儒學經義,也有時政觀點,更多的乃是與這些抄錄的文章有關。


    幾篇文章分別是昔日慶康新政諸人文字,雖然子庚相公為執政,承守真業已還朝,並不意味著慶康年間被貶謫的諸公已經平了冤屈,鬆弛文禁。承守真心裏明白,慈聖太後用他們乃是製衡黨羽豐滿,業已難治的舊黨諸人,並非太後改弦更張致理革新,恰恰相反,乃是慈聖日漸衰老,有心無力的無可奈何,隻能用異論相攪平衡朝綱,這不是治病救人之法,不過是苟延殘喘的掙紮。


    正因為子庚節、承守真等人的存在,舊黨不能將他們逐出朝堂,更是在朝野中瘋狂的阻礙任何革新的可能。若不是朝廷動蕩,群獠嗷嗷,又怎會給了外邦蠻族借機挑事的機會?承守真翻動這些文章,越發覺得焦躁,但是看到了末尾的題款卻又漸漸靜下心來。


    本以為這元知縣抄錄這些文章乃是投機之舉,而承守真正煩惱於朝野黨同伐異的亂局,但是看那題款皆是經年以上,有些題款直書自己的胸懷誌向,時間上恰是此人初入官場時節。或許是自己想多了,可是轉念又頗為嗔怒。


    “元知縣,某有一言常自勉,也冀望汝好自為之!”


    眾人聽得承公語氣不善,甚覺吃驚,幾人皆是大約看到是何樣文章,還覺得這知縣倒是個知情達趣之人,承公或有欣欣然之感,誰料竟等來這麽一句。


    元知縣波瀾不驚,上前垂手聽事。


    “君子無易由言,耳屬於垣,可知其意?”


    這後堂並不廣大,隻有蘆頌、宗淑、風鳴、營丘栿、萊觀以及公良吉符與縣學教諭、文學幾人,聞聽此言,才知此乃承公對於元知縣的迴護之意。所謂‘君子無易由言,耳屬於垣’之意乃是君子不要輕易說話,小人的耳朵緊貼著牆,叫他們聽去,則會招來災禍。這是告誡元知縣如此張揚誌氣,乃是取禍之道。


    “吾輩難抑千人指,無病而死可矣,然丈夫不能方圓自用,匹夫之勇也。”


    承守真這幾年常思索的便是慶康新政之敗壞緣由。雖然世人皆歎服未雨綢繆之妙,但是更多時候人們是不見棺材不掉淚的。三冗之患於宣宗時尚未是牽動國運的大患,因此雖有宣宗振奮,眾人鼎力,但是朝野上下更多的是站在對立麵上,認為所謂新政不過是帝王新貴的爭權奪利手段,而新政的綱領又全部出自士學士之手,更是被貴戚元老重臣認為是冀望權柄的幸進,至於新政眾人也是良莠不齊,即有似承守真這等沉穩持重的,但更有輕佻瀟灑的、輕直莽撞的、輕率冒進的。


    所謂三人成虎,先有知製誥陽攸陽從之所作《朋黨論》以陰私結黨遭貶,再有士門三子之一的國子監直講岩介岩公操又作《慶康聖德頌》而肇始黨爭,最終以集賢殿校理監進奏院的紫舒軚為首的十餘新政骨幹冤作邸獄而遭斥逐這一事件,使一時蓬勃的新政中道而亡。這些人哪一個不是赤忱君子,卓然名士,皆因行事不敏、言語不謹牽連同儕,甚至宣宗抑鬱而亡也是源於此。子庚相公、士學士與他後來談及此處何嚐不扼腕痛惜?哀其切切也怒其赫赫也。


    蘆頌聞承守真所言,頗以為然,家師宗先生也嚐以此警誡弟子, 做人做事不可以率性而自得,不可以快意而自矜,為天下事當以天下人心為念,此人心不僅有君臣、親朋、同誌更應著意於異對、敵讎及廣大黎庶,所謂好問而好查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可矣。


    趁著承守真的意思,蘆頌默吟出《朋黨論》其中句子。


    “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


    那元知縣本來聽了承公所言,還有心論明自己的心跡,當聞聽了蘆頌背誦的幾句話,不僅麵皮泛紫,乃是有些羞臊了,其餘人聞此也是默然,昔日陽製誥便是因《朋黨論》引發第一場朝野攻訐新政諸君,而這知縣對於恩師所作所為如何不了解。雖然陽製誥本意乃是問心無愧的剖白之言,可惜其立義之根本就錯了,君王哪裏在意黨人為何為黨,隻在意黨人因黨同而伐異,因黨聚而凝集,若是小人為黨,君王反而不以為意,而所謂君子之黨才是君王大忌!


    畢竟臣侍主以忠,君待臣以誠,若是臣子不依賴君主而以互助互利可下自成蹊,那豈不是視君子如無物?如此一來上下不以忠誠相對,尊卑不以公謹牽連,天子哪裏還能夠深居大內,垂拱而治?


    這也是承公與陽攸分歧最大的地方,於承公看來,慶康新政中道而廢,內因參差,外因肇始於此《朋黨論》也。


    公良吉符見氣氛凝重隻得出聲,以作緩頰。


    “承公所言,非長者不能如此推心置腹,我等皆應銘刻五內,陽從之《朋黨論》也是當時雄文,可為何歸隱山林中,又能作出《醉翁亭記》的錦繡文章?乃是陽公跳出桎梏迴首再看方知其樂何所樂也。國朝與天下諸國不同,尤重士大夫,朝廷上下皆是一時才俊,豈可因政論主張強作君子小人之別?同道或同利孰能分辨清楚,若以此論真偽,徒增攻訐而已,我等為政一方何必拘泥於政見?但有所為有所不為可矣!”


    公良參軍隻能來和稀泥,其實隻要踏進官場豈能無派係政見的區別,隻是你這一縣父母豈能就這樣大鳴大放的明確陣營,且還付諸文字?!這要是為人所趁,豈不是自斷前程,甚至牽扯株連許多方麵。


    堂內的都是聰明人,即便那教諭、文學也想明白了其中利害,臉色都煞白了。


    黨禁尚未開放,你們這一縣的官員文士及鄉紳大張旗鼓的弘揚這些人的政見及學問,意欲何為?應天府就在京城側近,若是有心人以此攀連子庚相公等人,這難道就不能定為新的邸獄大案嗎?


    承守真索性將這些筆記和抄錄文章一並收攏起來,交給了蘆頌手上。


    “元知縣,這些手稿,某先收攏起來,慢慢賞玩,可好?”


    元知縣自然知道承公對他的迴護之意,豈有不願意的意思。


    “既然拿了汝手書的橫幅,某也不可白白奪了邑庠之美,不過某不善揮翰,聊作致意爾。”


    聞聽此言,那文學急忙上前展宣濯筆伺候著,元知縣親來研墨,承公撿起筆來,略作思索,即下筆如飛。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所謂光明正大,踈暢洞達,磊落而不可揜者,士公也。’


    隨即又繼續寫下。


    ‘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秀幹終成棟,精鋼不作鉤。’


    這是承公在端睦城為官時,自勉之語。寫在這裏,元知縣已經明白了承公的意思,為官清直乃是根本,心向君子者,無須行僥幸之舉,否則一時僥幸得逞,則難免以此為念,若是心思邪動,則難免歧途!


    元知縣雖然少年得意為一方父母,但是逡巡三載其沒有患得患失的意思,由此親近承公的機遇,自然有些急功近利。隻是自己以為做得巧妙,在承公麵前隻是如童子般幼稚可笑,而承公也是誠心實意的勉言於他,安心做事,莫要彷徨,靜心明理,莫要自誤。消去七分心火,材具才能彰顯,滅去十分利欲,品行才可精純!


    也是人才難得,承公才手書如此,若是日後有人以元知縣附朋黨而亂政,以妄言而惑學,則承公一力為其庇護。


    這是將元況視作了子侄學生般看待了,所謂交淺而言深莫過於此。


    諸人本以為這元知縣惡了承公觀感,未想到其竟得承公青睞至此,皆不免欽羨。


    而蘆頌則將元況的文稿抄本皆收納了起來,他那百寶箱看似不大,但是頗具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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