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x年，我二（戴望舒）
我覺得靜是吃醋了。當時我並沒有這麽覺得，就覺得她經常給我不好的臉看，那種板起來的。麗娟勸我善待靜，說她自己還是個孩子，我不應該對她發脾氣。可是，可能跟我飽受磨難的殘損的身體有關，我也不知道為什麽我的脾氣會變得那麽暴躁，經常事後譴責自己，卻並不道歉。
我的脾氣並不是隻對著靜發作的。在工作中、社會上，我也越來越多的脾氣不良。
我舉個例子，一個關鍵性很強的例子，我甚至打了我的校長大人，而且連續打了我兩個東家學校新陸專科學校和暨南大學校長的耳光。兩個校長都指責我，說我站在舉著反饑餓、反內戰的標語旗幟上街遊行的學生一邊是錯誤立場。一個校長說我親共，另一個校長幹脆說我是共匪。於是我分別地打了這二位的耳光。然後我分別地被這兩個學校解聘了。大家都知道，我人高馬大，被一些朋友形容成李逵式的人物，盡管從日本人的監獄裏出來後處於無間斷的重傷風似的狀態，體質大不如前，但我的手一舉，那還是有份量的。
走出這兩個學校，我到上海音樂專科學校任教。
這本來沒有問題的了，生活也過得下去。
可是那兩個校長大人咽不下那口氣，居然分別地去警察局檢舉了我。後來我才知道，這兩個校長檢舉的內容竟然並不一樣，一個說我通共，一個說我是漢奸殘餘。
一個風高月黑的晚上，我的兩個學生來到我家。男的叫陳夢海，女的叫吳默然，他們是男女朋友，後來成了夫妻，還都成了著名的翻譯家。這是後話。默然有個舅舅在警察局做事，用後來的話說，還是個中層幹部。
他們說：戴老師，出事了，我們剛得到內部消息，警察局已經把您列入了通輯犯的名單裏，通輯令明天就會發出。默然補充說，她舅舅喜歡讀一些詩，對我有著敬意，特意關照她的。
上海人說過一過二不過三，可是我這一輩子什麽事情都是一二三都過。三個女人，先是過了兩個，接下來還要過第三個。三次當逃犯，路線都是從上海前往香港，時間都是晚上，形式都是連夜出逃。
我攜妻帶女，第三次連夜去了十六鋪碼頭，趕上了半夜啟航的輪船，方向香港。跟前兩次一樣，走得十分的匆忙。
迴到香港後，我一開始還很快就找到了老東家，老行當，以筆名“江思”主編《星島日報》的副刊《讀書與出版》。
可是《星島日報》那時的主編是一個忠誠的國民黨人。他聽說我是國民黨在上海的通輯犯後，毫不猶豫地就讓我當了一次魷魚，被炒掉的魷魚。
後來想起來，覺得我天生就是屬魷魚的，到這個鍋裏被炒，到那個鍋裏再被炒一遍，炒得我全身上下每根骨頭都嗞哇亂響。那些鍋還有性別，三個是女性的，其它是男性的。男鍋炒我，炒了也就炒了，女鍋炒我，卻讓我的骨頭都焦了，一次比一次焦得厲害。
最後炒掉我的，是我的靜。
最後一次離開《星島日報》後，我的日子變得拮據得很，我是說，我們一家五口的日子，一個望舒，四個女兒，即一個靜加上三個朵。那時靜還不到二十，我經常覺得她也是我的女兒，隻不過是個會跟我上床下床的女兒，當然是合法也合理的上床下床。跟麗娟的文靜相反，她是活潑天真調皮可愛。我疼她至少不亞於疼三個朵。人說含在嘴裏怕化了，就是這個意思。她也含我，高興愉快的時候，她會把我含得樂不思滬。至於這個“含”字有幾個含意，當詩人的我就不解釋了。因為這也是詩，詩是不容解釋的。
可是調皮的同意詞有時候卻是任性。一句話不合，她就對著我嚷，甚至尖叫。我們沒有一天不吵架的。在我這邊，我的性格也是被那些磨難給燒焦了的，炭化了的，特別容易冒煙乃至起火。
一天，我在街上見到靜，她的小手竟然牽著一隻大手。那是一個跟她年齡差不多的小青年。我沉著冷靜地走上去，我問那男的：先生，可以告訴我你尊姓大名嗎？那小青年說：我姓蔡。不是，先生，你是誰？問我姓名做什麽？我說：我是她老公。我一把拉著她的手就走，我後麵那小青年沒有再發出聲音來。我想象得出他的呆怔形態。
到家後，我們大吵了一場。這是每個當男人的都會有的反應。直到我看著我的手，再看看她的小臉，雖然沒有腫起來，可是明顯地紅了一片的臉，輪到我愣住了。我打了她。
我打了她！過了好幾年，我想起靜，我的手就會疼。但逢天陰雨濕，我的那隻手就會疼。但逢天陰雨濕，我就會想靜。我覺得，這兩個現象應該有一種內在關係。
我打過人，比如上海那兩個校長，還有《星島日報》那個主編。過後，我的手並沒有疼的感覺，相反，我覺得那些個打有一種中醫裏說的舒筋活血的作用。用蝦米小弟時代的話說，那叫一個爽，怎一個爽字了得。
可是，靜卻讓我疼了。是我打的她，但疼的是我，而且是好多年的疼，一直到我再也沒有痛感為止。
幾天後，她帶了一個新的男人到家裏來。這迴是個中年的男人。我剛想罵人，那男人說話了。他說，他是楊靜小姐的律師。他把一個離婚協議書遞給我。我看清了那封麵，就把那一本東西都撕掉了。他說，他那裏還有。他嘴角泛起一個勾引我的手再次揚起的微笑。他說：簡單地說，你和楊靜小姐生的兩個女兒，一人帶一個，楊靜小姐和她帶的女兒的生活費用由你負責。
我眼睜睜地看著她走，她是帶著三朵走的。她走得很婦女。我很少看見她不是蹦蹦跳跳地走的。我忽然意識到，她不是我的女兒了，她已經長大了，或者說正在往大裏長。長大的孩子都要住到外麵去的，長大了就自由了，不是父親可以管得了的了。沒有血緣關係而隻有肉體關係的女兒，一旦走了，那更不是天下哪個父親管得了的。
於是，我成了祥林哥，魯迅寫的那個。我逢人就說：我死定了。這迴我死定了。
反正我已經死定了，我這次例外地沒有去買那寫著三個靈字的名牌殺蟲藥。
那天，卞之琳到我家來，還興衝衝的，我當頭給他一句棒喝。我棒喝用的還是祥林哥的名言：我死定了。他扶了我一把，他說：你站好了，聽我說，你可以不死了。北平（那時已經把北京改成了北平，為的是後來沒多久再改迴為北京）邀請你去。
反正我在香港就是繼續當那個死定了的人，用麗娟的話說叫行屍。於是，用不著卞兄做工作，我當即就說了行。我說的行，不是行屍那個行，而是想再做迴活人去行走的行。
幾天後，我就跟卞兄一起上了船，一路向北。我帶著大朵和二朵，還有我的媽媽。
在塘沽碼頭，我受到了熱烈的歡迎。我記不住那些個頭銜，反正來迎接我的是當地的人物。他們把我的的大手都快捏熟了，不住口地說：歡迎大詩人投入人民的懷抱。火車到了天津站，我以為到了另一個世界，一個特別熱鬧的世界。這裏有喧天的鑼鼓，有扭著柳腰跳著秧歌的美麗少女，好多美少女。直到一雙（不是一隻）比我的大手隻略小一號的手緊緊地握住我的大手、那握手的穿著共軍軍衣的人說著那同樣的話“歡迎大詩人投入人民的懷抱”時，我才知道，這些美少女竟都是來歡迎我的。到了北京（還是叫北京吧），我同樣受到人物的捏手歡迎，聽到同樣的那句話，人民的懷抱，人民的手，而且是中央級的人民的手。
在北京，我們一家四口住進了據說是日本人建的賓館翠明莊，入住了這家高級賓館最好的套房，用蝦米弟時代的話說，那叫總統套房。
之後，大朵和二朵插班進入蔡元培、李石曾和沈尹默創辦的孔德學校（後來叫北京第二十七中學）。我參加了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第一次文代會），我被選為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理事。之後我被任命為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國際新聞局法文科科長，據說還是署長胡喬木點名和任命的。
我給靜寫信，報告了這些情況。我請她到北京來。
靜來信裏居然說，她決定來。我對二朵說：你媽要來了。你媽要來啦，還有你妹妹。二朵跳了起來，叫著我媽要來了，三朵要來了。她抱住我。我就抱起她跳，跳到我癱在地上為止。
我走上一條幸福的路了？我相信是的。可是命運對我說不。
命運說：你少了一次尋死。這是要補迴來的。
過程如下：我因病住進了醫院。可是我不想多住，我的心在外麵。我說：我已經學會自己注射麻黃素了。醫生無奈地同意了。我迴到了家裏，那是分配給我一家住的一個四合院。
那天，我是想要早點康複的，為此我增加了注射的劑量。
然後我倒下了，我看到胡喬木這位中共相當大的幹部走到我的床邊，還有好幾位領導。可是我看著他們就咽了氣了。彌留之際，我聽醫生說：這樣的情況，如果在十分鍾裏不搶救，就沒救了。
象有朋友說的，我從香港日本人的監獄裏出來後，就好象一直在重傷風的狀態。可是，恰恰在我不想死的時候，我卻死了。我用毒藥尋過兩次死，都沒有死成。可是當我想用救命的藥活下去的時候，我卻死了。命運對我說：第一，是你自己說的，你死定了。那你不死能行嗎？第二，你尋死了兩次，還欠一次，不補能行嗎？第三，你不用靈靈靈的毒藥了，卻去用救命用的藥，你不用靈靈靈，就沒人能救得了你了。
我要哈哈了！我最後一次地哈哈，盡管沒人聽得見我的哈哈。
《人民日報》發布了我去世的消息，報導說：“詩人戴望舒逝世，陸定一等前往照料入殮。”這個中共的黨報發表了胡喬木親自趕寫的《悼望舒》一文，胡署長說：“我為中國喪失了一個決定為人民服務的有才能的抒情詩人而悲悼。”中國文聯和新聞出版總署聯合在新聞總署禮堂舉行追悼會。共有百餘人參加，其中不乏著名人士，如鄭振鐸、老舍、艾青、袁水拍、範長江、馮亦代、葉淺予、丁玲、文懷沙、蕭乾、荒蕪等。政務院副總理董必武、文教委員會主任郭沫若、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以及馬敘倫等人送來花圈挽聯。會場有樂隊演奏哀樂。追悼會由文化部部長茅盾主持，胡喬木等人致悼詞。徐遲還朗誦了我的詩。
生得淒淒慘慘切切，死得榮榮耀耀烈烈。這就是我，一個死到第三次才終於死成的人。我，戴望舒。享年四十五。
我的故事基本上講完了。蝦米小弟，接過去吧？
我覺得靜是吃醋了。當時我並沒有這麽覺得，就覺得她經常給我不好的臉看，那種板起來的。麗娟勸我善待靜，說她自己還是個孩子，我不應該對她發脾氣。可是，可能跟我飽受磨難的殘損的身體有關，我也不知道為什麽我的脾氣會變得那麽暴躁，經常事後譴責自己，卻並不道歉。
我的脾氣並不是隻對著靜發作的。在工作中、社會上，我也越來越多的脾氣不良。
我舉個例子，一個關鍵性很強的例子，我甚至打了我的校長大人，而且連續打了我兩個東家學校新陸專科學校和暨南大學校長的耳光。兩個校長都指責我，說我站在舉著反饑餓、反內戰的標語旗幟上街遊行的學生一邊是錯誤立場。一個校長說我親共，另一個校長幹脆說我是共匪。於是我分別地打了這二位的耳光。然後我分別地被這兩個學校解聘了。大家都知道，我人高馬大，被一些朋友形容成李逵式的人物，盡管從日本人的監獄裏出來後處於無間斷的重傷風似的狀態，體質大不如前，但我的手一舉，那還是有份量的。
走出這兩個學校，我到上海音樂專科學校任教。
這本來沒有問題的了，生活也過得下去。
可是那兩個校長大人咽不下那口氣，居然分別地去警察局檢舉了我。後來我才知道，這兩個校長檢舉的內容竟然並不一樣，一個說我通共，一個說我是漢奸殘餘。
一個風高月黑的晚上，我的兩個學生來到我家。男的叫陳夢海，女的叫吳默然，他們是男女朋友，後來成了夫妻，還都成了著名的翻譯家。這是後話。默然有個舅舅在警察局做事，用後來的話說，還是個中層幹部。
他們說：戴老師，出事了，我們剛得到內部消息，警察局已經把您列入了通輯犯的名單裏，通輯令明天就會發出。默然補充說，她舅舅喜歡讀一些詩，對我有著敬意，特意關照她的。
上海人說過一過二不過三，可是我這一輩子什麽事情都是一二三都過。三個女人，先是過了兩個，接下來還要過第三個。三次當逃犯，路線都是從上海前往香港，時間都是晚上，形式都是連夜出逃。
我攜妻帶女，第三次連夜去了十六鋪碼頭，趕上了半夜啟航的輪船，方向香港。跟前兩次一樣，走得十分的匆忙。
迴到香港後，我一開始還很快就找到了老東家，老行當，以筆名“江思”主編《星島日報》的副刊《讀書與出版》。
可是《星島日報》那時的主編是一個忠誠的國民黨人。他聽說我是國民黨在上海的通輯犯後，毫不猶豫地就讓我當了一次魷魚，被炒掉的魷魚。
後來想起來，覺得我天生就是屬魷魚的，到這個鍋裏被炒，到那個鍋裏再被炒一遍，炒得我全身上下每根骨頭都嗞哇亂響。那些鍋還有性別，三個是女性的，其它是男性的。男鍋炒我，炒了也就炒了，女鍋炒我，卻讓我的骨頭都焦了，一次比一次焦得厲害。
最後炒掉我的，是我的靜。
最後一次離開《星島日報》後，我的日子變得拮據得很，我是說，我們一家五口的日子，一個望舒，四個女兒，即一個靜加上三個朵。那時靜還不到二十，我經常覺得她也是我的女兒，隻不過是個會跟我上床下床的女兒，當然是合法也合理的上床下床。跟麗娟的文靜相反，她是活潑天真調皮可愛。我疼她至少不亞於疼三個朵。人說含在嘴裏怕化了，就是這個意思。她也含我，高興愉快的時候，她會把我含得樂不思滬。至於這個“含”字有幾個含意，當詩人的我就不解釋了。因為這也是詩，詩是不容解釋的。
可是調皮的同意詞有時候卻是任性。一句話不合，她就對著我嚷，甚至尖叫。我們沒有一天不吵架的。在我這邊，我的性格也是被那些磨難給燒焦了的，炭化了的，特別容易冒煙乃至起火。
一天，我在街上見到靜，她的小手竟然牽著一隻大手。那是一個跟她年齡差不多的小青年。我沉著冷靜地走上去，我問那男的：先生，可以告訴我你尊姓大名嗎？那小青年說：我姓蔡。不是，先生，你是誰？問我姓名做什麽？我說：我是她老公。我一把拉著她的手就走，我後麵那小青年沒有再發出聲音來。我想象得出他的呆怔形態。
到家後，我們大吵了一場。這是每個當男人的都會有的反應。直到我看著我的手，再看看她的小臉，雖然沒有腫起來，可是明顯地紅了一片的臉，輪到我愣住了。我打了她。
我打了她！過了好幾年，我想起靜，我的手就會疼。但逢天陰雨濕，我的那隻手就會疼。但逢天陰雨濕，我就會想靜。我覺得，這兩個現象應該有一種內在關係。
我打過人，比如上海那兩個校長，還有《星島日報》那個主編。過後，我的手並沒有疼的感覺，相反，我覺得那些個打有一種中醫裏說的舒筋活血的作用。用蝦米小弟時代的話說，那叫一個爽，怎一個爽字了得。
可是，靜卻讓我疼了。是我打的她，但疼的是我，而且是好多年的疼，一直到我再也沒有痛感為止。
幾天後，她帶了一個新的男人到家裏來。這迴是個中年的男人。我剛想罵人，那男人說話了。他說，他是楊靜小姐的律師。他把一個離婚協議書遞給我。我看清了那封麵，就把那一本東西都撕掉了。他說，他那裏還有。他嘴角泛起一個勾引我的手再次揚起的微笑。他說：簡單地說，你和楊靜小姐生的兩個女兒，一人帶一個，楊靜小姐和她帶的女兒的生活費用由你負責。
我眼睜睜地看著她走，她是帶著三朵走的。她走得很婦女。我很少看見她不是蹦蹦跳跳地走的。我忽然意識到，她不是我的女兒了，她已經長大了，或者說正在往大裏長。長大的孩子都要住到外麵去的，長大了就自由了，不是父親可以管得了的了。沒有血緣關係而隻有肉體關係的女兒，一旦走了，那更不是天下哪個父親管得了的。
於是，我成了祥林哥，魯迅寫的那個。我逢人就說：我死定了。這迴我死定了。
反正我已經死定了，我這次例外地沒有去買那寫著三個靈字的名牌殺蟲藥。
那天，卞之琳到我家來，還興衝衝的，我當頭給他一句棒喝。我棒喝用的還是祥林哥的名言：我死定了。他扶了我一把，他說：你站好了，聽我說，你可以不死了。北平（那時已經把北京改成了北平，為的是後來沒多久再改迴為北京）邀請你去。
反正我在香港就是繼續當那個死定了的人，用麗娟的話說叫行屍。於是，用不著卞兄做工作，我當即就說了行。我說的行，不是行屍那個行，而是想再做迴活人去行走的行。
幾天後，我就跟卞兄一起上了船，一路向北。我帶著大朵和二朵，還有我的媽媽。
在塘沽碼頭，我受到了熱烈的歡迎。我記不住那些個頭銜，反正來迎接我的是當地的人物。他們把我的的大手都快捏熟了，不住口地說：歡迎大詩人投入人民的懷抱。火車到了天津站，我以為到了另一個世界，一個特別熱鬧的世界。這裏有喧天的鑼鼓，有扭著柳腰跳著秧歌的美麗少女，好多美少女。直到一雙（不是一隻）比我的大手隻略小一號的手緊緊地握住我的大手、那握手的穿著共軍軍衣的人說著那同樣的話“歡迎大詩人投入人民的懷抱”時，我才知道，這些美少女竟都是來歡迎我的。到了北京（還是叫北京吧），我同樣受到人物的捏手歡迎，聽到同樣的那句話，人民的懷抱，人民的手，而且是中央級的人民的手。
在北京，我們一家四口住進了據說是日本人建的賓館翠明莊，入住了這家高級賓館最好的套房，用蝦米弟時代的話說，那叫總統套房。
之後，大朵和二朵插班進入蔡元培、李石曾和沈尹默創辦的孔德學校（後來叫北京第二十七中學）。我參加了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第一次文代會），我被選為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理事。之後我被任命為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國際新聞局法文科科長，據說還是署長胡喬木點名和任命的。
我給靜寫信，報告了這些情況。我請她到北京來。
靜來信裏居然說，她決定來。我對二朵說：你媽要來了。你媽要來啦，還有你妹妹。二朵跳了起來，叫著我媽要來了，三朵要來了。她抱住我。我就抱起她跳，跳到我癱在地上為止。
我走上一條幸福的路了？我相信是的。可是命運對我說不。
命運說：你少了一次尋死。這是要補迴來的。
過程如下：我因病住進了醫院。可是我不想多住，我的心在外麵。我說：我已經學會自己注射麻黃素了。醫生無奈地同意了。我迴到了家裏，那是分配給我一家住的一個四合院。
那天，我是想要早點康複的，為此我增加了注射的劑量。
然後我倒下了，我看到胡喬木這位中共相當大的幹部走到我的床邊，還有好幾位領導。可是我看著他們就咽了氣了。彌留之際，我聽醫生說：這樣的情況，如果在十分鍾裏不搶救，就沒救了。
象有朋友說的，我從香港日本人的監獄裏出來後，就好象一直在重傷風的狀態。可是，恰恰在我不想死的時候，我卻死了。我用毒藥尋過兩次死，都沒有死成。可是當我想用救命的藥活下去的時候，我卻死了。命運對我說：第一，是你自己說的，你死定了。那你不死能行嗎？第二，你尋死了兩次，還欠一次，不補能行嗎？第三，你不用靈靈靈的毒藥了，卻去用救命用的藥，你不用靈靈靈，就沒人能救得了你了。
我要哈哈了！我最後一次地哈哈，盡管沒人聽得見我的哈哈。
《人民日報》發布了我去世的消息，報導說：“詩人戴望舒逝世，陸定一等前往照料入殮。”這個中共的黨報發表了胡喬木親自趕寫的《悼望舒》一文，胡署長說：“我為中國喪失了一個決定為人民服務的有才能的抒情詩人而悲悼。”中國文聯和新聞出版總署聯合在新聞總署禮堂舉行追悼會。共有百餘人參加，其中不乏著名人士，如鄭振鐸、老舍、艾青、袁水拍、範長江、馮亦代、葉淺予、丁玲、文懷沙、蕭乾、荒蕪等。政務院副總理董必武、文教委員會主任郭沫若、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以及馬敘倫等人送來花圈挽聯。會場有樂隊演奏哀樂。追悼會由文化部部長茅盾主持，胡喬木等人致悼詞。徐遲還朗誦了我的詩。
生得淒淒慘慘切切，死得榮榮耀耀烈烈。這就是我，一個死到第三次才終於死成的人。我，戴望舒。享年四十五。
我的故事基本上講完了。蝦米小弟，接過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