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佶對這些劄子一律不加理睬，多次催促蔡卞盡快完成死刑的複奏。在趙佶多次遣內侍催促蔡卞下，蔡卞拿出了勾決的名單，趙佶看都不看就在上麵批道：上列諸囚，均係罪無可赦，為害既久，犯法猶深，若不從重處斷，國家永無寧日，著刑部、大理寺、開封府從速一體施刑，懸首都門，以震懾宵小。
趙佶將大理寺的劄子批轉下去，要求立刻執行，不得有誤。趙佶知道明天的常朝一定很熱鬧，為了不讓那些官員們將槍口全對準自己，趙佶覺得應該找個背鍋俠來，他拿著曾布的《肉刑論》看了一遍，覺得我們曾相公那是龍鳳之姿，天日之表，非常適合拉來頂包。
趙佶令梁師成去請曾布來，曾布來後，趙佶為曾布賜坐問道：“曾相元豐時曾上《肉刑論》，神宗當日並不反對，荊公也不反對，似乎因馮京，此意遂寢，曾相現在如何看肉刑。”
曾布說道：“臣之看法，與當日無二。”趙佶問道：“可為吾詳解之？”
曾布說道：“臣主張啟用肉刑的原因，第一，徒流之法過寬，不足以懲治罪大惡極者，不能有效製止人們犯罪；二是肉刑廢除之後，在死刑和生刑之間缺乏過渡的中間刑罰，使得定罪量刑輕重失當，有不當死而死者，死刑過多造成了比肉刑更加嚴重的後果，違背了聖賢先王製刑的本意和寬嚴適中的刑法原則；三是認為如恢複肉刑，既可以斷絕了犯罪之人重新犯同類型罪的可能，又能夠增加刑罰的威懾力量，以反麵示例很好地教育威懾他人，從而達到減少犯罪的目的。恢複肉刑非但不殘酷，而且是一種“仁愛”之術。”
看著趙佶有點懵逼，曾布說道：“今徒流之法，既不足以止穿窬淫放之奸，而其過於重者，則又有不當死而死，如強暴贓滿之類者，苟采陳群之議，一以宮剕之辟當之，則雖殘其支體，而實全其軀命，且絕其為亂之本，而後無以肆焉。豈不仰合先王之意，而下適當世之宜哉！”
曾布還向趙佶舉例說明此事，以軍士逃亡為例進行了說明：逃亡的軍士依律是要被處以斬刑的，但是如果不是處在戰時狀態，並且在其逃亡後沒有為非作歹的情況下，可以將斬刑減等而為刖足之刑，從而保全其性命。曾布說道：“先王之製刑罰，未嚐不本於仁，然而有斷肢體、刻肌膚以至於殺戮，非得已也。”
聽了曾布的話，趙佶隻是笑笑，要是真如曾布所說，這事情就簡單了，自漢文帝廢除肉刑以來，千載之下，沒有哪個皇帝敢於恢複肉刑，就是楊廣、朱溫這樣的暴虐之主也沒有說去重新設立肉刑，讓趙佶去恢複肉刑，阻力之大，可想而知。
趙佶問道：“吾聞當日反對者甚多，以何為由？”
曾布解釋道，其實當時不叫反對者很多，應該叫沒有幾個支持者。時任禦史中丞馮京就認為認為這樣會破壞現有的軍法，有可能製造新的混亂，並且一代明君唐太宗也棄肉刑而不用，恢複肉刑之舉實不可行。
當然這種大事怎麽少得了我們大蘇學士這樣的頂級業餘政治愛好者，當即上疏明確表示反對。蘇軾也對恢複肉刑持鮮明的反對態度，他認為肉刑有違以仁義為本的治國之道。 恢複肉刑的舉措，乃“以力勝之”，而這樣的措施是不能長久的，可能會導致天下大亂的後果，因此肉刑斷不可複。被王安石又在小本本上記了一筆。
最終經過一番唇槍舌戰，還是保守派們占了上風，呂公著等認為：肉刑製度與仁恕之道的價值觀是相抵觸的，不應當成為道統文人的主張。 針對曾布所認為的不用肉刑就不能製止犯罪的主張，呂公著批駁說聖人製刑就是為了消除爭奪戕殺之患，現在怎麽能夠拋棄聖人留下的好傳統呢？在呂公著看來，肉刑隻能傷害人的肢體，而不能起到有效預防犯罪的作用，道學家們口口聲聲講仁義道德，在實際中卻要依靠殘酷的肉刑來維持封建的統治，這樣正證明了道學家的“天理”不能確立。
確實，恢複肉刑實在是有點過於離譜了，而且肉刑會製造出大量的殘疾，反而增加大宋的負擔。但是不加重刑罰的話，大宋如今的情況，必須要用重典才行了。
刑罰體係失衡是宋代出現肉刑之爭的主要原因。有些犯罪適用死刑太過，笞杖刑又顯得太輕，而流刑有些時候與死刑等同。一方麵，輕刑傾向日益嚴重。從《宋刑統》來看，宋代的徒流刑可以折為笞杖，即便是次死之刑的加役流，最後也隻以脊杖二十後遠流三千裏、配役三年，民眾的輕刑心理加強。宋代大赦的頻繁也是導致民眾輕刑的重要方麵。一般的犯罪最後都可以得到寬宥，大赦使人“罪而不避”，良善之人也有作奸犯科的可能。另一方麵，宋代刑罰也有過重的一麵，部分士大夫認為對於盜竊犯、軍人犯罪過多地適用死刑是不妥的；而流放跟死刑也差不多，流放之地多為煙瘴之地，有時候還沒到目的地人已經死了。針對這種刑罰體係失衡的現象，恢複肉刑的唿聲也隨之出現。
對儒家“仁愛”思想的理解不同。兩宋時期有關肉刑存廢的兩次較大的爭論中，無論是主張恢複肉刑的一方，還是反對恢複肉刑的一方，都有一個共同的理論出發點，即都秉持“仁愛”思想。讚同的一方，如曾布、王安石、朱熹，在其論證恢複肉刑必要性時，論據之一即是基於對當時死刑過多的形勢判斷，認為肉刑的恢複，可以減少死刑的執行數量，而保全人的生命。 而反對的一方，如馮京、陳亮等，同樣是出於這一儒家理念，隻不過他們所做出的判斷方向與肉刑恢複論者恰恰相反，認為肉刑殘民肢體，過於殘忍，因此應該完全廢除。
刺配刑的大量存在。有宋一代，刺配刑成為當時的主要刑罰，已與許多犯罪發生了事實上的粘連。但刺配刑過於輕微，不適宜許多重罪，現實中，刺配刑常常與其他刑罰並用，有時是幾種刑罰並用，客觀上增加了犯罪人所受的傷害。另外，刺配刑終身侮辱性的特點也被士大夫們認同，他們認為其他肉刑也有著類似的效果。
趙佶的看法是肉刑不能恢複，但是刑罰必須家中，徒刑流刑都要與苦役掛鉤，朝廷疏浚運河、修建各種基礎工程，都需要大量的勞動力，這些罪犯中大部分是青壯年，與其讓他們刺配，不如從事勞役，還可以減少良善百姓的勞役，變相保護守法百姓。
同時這種苦役才能更好的震懾犯罪，提高犯罪成本，否則動輒大赦，罪犯根本不畏懼法律，國家製定刑統何用？趙佶將自己的看法說給曾布聽，曾布也認為，相比於肉刑，恐怕苦役更能讓人接受一些。畢竟摧折肢體，過於殘酷，服幾年苦役，則完全不同了。
趙佶將大理寺的劄子批轉下去，要求立刻執行，不得有誤。趙佶知道明天的常朝一定很熱鬧，為了不讓那些官員們將槍口全對準自己，趙佶覺得應該找個背鍋俠來，他拿著曾布的《肉刑論》看了一遍，覺得我們曾相公那是龍鳳之姿，天日之表，非常適合拉來頂包。
趙佶令梁師成去請曾布來，曾布來後，趙佶為曾布賜坐問道：“曾相元豐時曾上《肉刑論》，神宗當日並不反對，荊公也不反對，似乎因馮京，此意遂寢，曾相現在如何看肉刑。”
曾布說道：“臣之看法，與當日無二。”趙佶問道：“可為吾詳解之？”
曾布說道：“臣主張啟用肉刑的原因，第一，徒流之法過寬，不足以懲治罪大惡極者，不能有效製止人們犯罪；二是肉刑廢除之後，在死刑和生刑之間缺乏過渡的中間刑罰，使得定罪量刑輕重失當，有不當死而死者，死刑過多造成了比肉刑更加嚴重的後果，違背了聖賢先王製刑的本意和寬嚴適中的刑法原則；三是認為如恢複肉刑，既可以斷絕了犯罪之人重新犯同類型罪的可能，又能夠增加刑罰的威懾力量，以反麵示例很好地教育威懾他人，從而達到減少犯罪的目的。恢複肉刑非但不殘酷，而且是一種“仁愛”之術。”
看著趙佶有點懵逼，曾布說道：“今徒流之法，既不足以止穿窬淫放之奸，而其過於重者，則又有不當死而死，如強暴贓滿之類者，苟采陳群之議，一以宮剕之辟當之，則雖殘其支體，而實全其軀命，且絕其為亂之本，而後無以肆焉。豈不仰合先王之意，而下適當世之宜哉！”
曾布還向趙佶舉例說明此事，以軍士逃亡為例進行了說明：逃亡的軍士依律是要被處以斬刑的，但是如果不是處在戰時狀態，並且在其逃亡後沒有為非作歹的情況下，可以將斬刑減等而為刖足之刑，從而保全其性命。曾布說道：“先王之製刑罰，未嚐不本於仁，然而有斷肢體、刻肌膚以至於殺戮，非得已也。”
聽了曾布的話，趙佶隻是笑笑，要是真如曾布所說，這事情就簡單了，自漢文帝廢除肉刑以來，千載之下，沒有哪個皇帝敢於恢複肉刑，就是楊廣、朱溫這樣的暴虐之主也沒有說去重新設立肉刑，讓趙佶去恢複肉刑，阻力之大，可想而知。
趙佶問道：“吾聞當日反對者甚多，以何為由？”
曾布解釋道，其實當時不叫反對者很多，應該叫沒有幾個支持者。時任禦史中丞馮京就認為認為這樣會破壞現有的軍法，有可能製造新的混亂，並且一代明君唐太宗也棄肉刑而不用，恢複肉刑之舉實不可行。
當然這種大事怎麽少得了我們大蘇學士這樣的頂級業餘政治愛好者，當即上疏明確表示反對。蘇軾也對恢複肉刑持鮮明的反對態度，他認為肉刑有違以仁義為本的治國之道。 恢複肉刑的舉措，乃“以力勝之”，而這樣的措施是不能長久的，可能會導致天下大亂的後果，因此肉刑斷不可複。被王安石又在小本本上記了一筆。
最終經過一番唇槍舌戰，還是保守派們占了上風，呂公著等認為：肉刑製度與仁恕之道的價值觀是相抵觸的，不應當成為道統文人的主張。 針對曾布所認為的不用肉刑就不能製止犯罪的主張，呂公著批駁說聖人製刑就是為了消除爭奪戕殺之患，現在怎麽能夠拋棄聖人留下的好傳統呢？在呂公著看來，肉刑隻能傷害人的肢體，而不能起到有效預防犯罪的作用，道學家們口口聲聲講仁義道德，在實際中卻要依靠殘酷的肉刑來維持封建的統治，這樣正證明了道學家的“天理”不能確立。
確實，恢複肉刑實在是有點過於離譜了，而且肉刑會製造出大量的殘疾，反而增加大宋的負擔。但是不加重刑罰的話，大宋如今的情況，必須要用重典才行了。
刑罰體係失衡是宋代出現肉刑之爭的主要原因。有些犯罪適用死刑太過，笞杖刑又顯得太輕，而流刑有些時候與死刑等同。一方麵，輕刑傾向日益嚴重。從《宋刑統》來看，宋代的徒流刑可以折為笞杖，即便是次死之刑的加役流，最後也隻以脊杖二十後遠流三千裏、配役三年，民眾的輕刑心理加強。宋代大赦的頻繁也是導致民眾輕刑的重要方麵。一般的犯罪最後都可以得到寬宥，大赦使人“罪而不避”，良善之人也有作奸犯科的可能。另一方麵，宋代刑罰也有過重的一麵，部分士大夫認為對於盜竊犯、軍人犯罪過多地適用死刑是不妥的；而流放跟死刑也差不多，流放之地多為煙瘴之地，有時候還沒到目的地人已經死了。針對這種刑罰體係失衡的現象，恢複肉刑的唿聲也隨之出現。
對儒家“仁愛”思想的理解不同。兩宋時期有關肉刑存廢的兩次較大的爭論中，無論是主張恢複肉刑的一方，還是反對恢複肉刑的一方，都有一個共同的理論出發點，即都秉持“仁愛”思想。讚同的一方，如曾布、王安石、朱熹，在其論證恢複肉刑必要性時，論據之一即是基於對當時死刑過多的形勢判斷，認為肉刑的恢複，可以減少死刑的執行數量，而保全人的生命。 而反對的一方，如馮京、陳亮等，同樣是出於這一儒家理念，隻不過他們所做出的判斷方向與肉刑恢複論者恰恰相反，認為肉刑殘民肢體，過於殘忍，因此應該完全廢除。
刺配刑的大量存在。有宋一代，刺配刑成為當時的主要刑罰，已與許多犯罪發生了事實上的粘連。但刺配刑過於輕微，不適宜許多重罪，現實中，刺配刑常常與其他刑罰並用，有時是幾種刑罰並用，客觀上增加了犯罪人所受的傷害。另外，刺配刑終身侮辱性的特點也被士大夫們認同，他們認為其他肉刑也有著類似的效果。
趙佶的看法是肉刑不能恢複，但是刑罰必須家中，徒刑流刑都要與苦役掛鉤，朝廷疏浚運河、修建各種基礎工程，都需要大量的勞動力，這些罪犯中大部分是青壯年，與其讓他們刺配，不如從事勞役，還可以減少良善百姓的勞役，變相保護守法百姓。
同時這種苦役才能更好的震懾犯罪，提高犯罪成本，否則動輒大赦，罪犯根本不畏懼法律，國家製定刑統何用？趙佶將自己的看法說給曾布聽，曾布也認為，相比於肉刑，恐怕苦役更能讓人接受一些。畢竟摧折肢體，過於殘酷，服幾年苦役，則完全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