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戶數問題是解開宋代人口數量之謎的關鍵環節。關於宋代戶數，傳世有大量的統計數據,我們所要考證研究的是，這些數據是否客觀或比較客觀地反映著真實情況?哪些數據是不全麵、不可kao的?澄清這一問題的意義之重大，是不言而喻的。對此，已有一些學者做了有價值的研究，並取得了新成果，以葛劍雄教授《宋代人口新證》（載《曆史研究》1993年第6期）及何忠禮教授《宋代戶部人口統計考察》（載《曆史研究》1999年第4期）為代表。本文再做探討，以為新證，並有重要問題揭示。
一、戶數在宋代社會中的作用
一個政府存在的基礎和規模，決定於人口，人口生存和組織的基本形式，是家庭。作為社會細胞，家庭數量還直接關係到政府的母奶－－－賦役的征調，因為賦役主要是以戶為單位征調的。宋朝各級政府對戶數的掌握十分重視，對地方政府、地方官員而言，戶數的多少更與切身利益密切關聯。
1.定諸縣等級。
自唐代以來，為便於管理，將各州縣製定了等級。縣一級大體為7等，依次為：赤、畿、望、緊、上、中、下。其中赤、畿兩等，通常是京師、大都會及附近的縣，屬特殊的政治地位，其餘5等，均按戶數確定。宋太祖剛登基的建隆元年冬，為適應新形勢和戶口變化，即詔天下除赤、畿外，重新製定諸縣等級：4000戶以上為望縣，3000戶以上為緊縣，2000戶以上為上縣，1000戶以上為中縣，1000戶以下為中下縣。並自此每3年升降一次。[1]（卷1建隆元年十月壬申）；[2]（《職官》11之58）以此可知縣的大小及地位，不在於疆域，而在於戶數。林駉指出：“建隆之元年也，版籍來上，嚴定升降；至明年也，戶口增耗，申嚴殿最。夫開基立極，豈無急政?一則曰定版籍之升降，二則曰嚴戶口之殿最者，深知本固邦寧之意歟！”[3]（卷10《戶口》）由此急迫性可知各縣戶數多少及變化，對於穩定局勢、加強統治的重要性。
2.定州縣官編製。
地方官員的編製，各地並不統一，而是根據戶數確定的。如州一級的通判，隻設於萬戶以上的州郡。宋真宗景德三年，“複置解州通判一員。舊製：州不及萬戶者省其通判，此時(解)州戶盈萬數”[1]（卷64景德三年十月庚寅）。解州原來曾有通判，由於戶數減少喪失了資格，至此又按製度重設。可見這一製度是切實執行的。400戶以下的小縣則不設縣令，由主簿兼知縣事。宋神宗時，令20000戶以上的縣增設縣丞一員，宋徽宗崇寧時各縣均設，但至大觀三年，除萬戶以上縣或雖不足萬戶但有山澤、坑冶之利的縣之外，其餘皆罷去。主簿之設遵循同樣原則，開寶三年規定千戶以下、400戶以上縣不設主簿。[4]（卷167）當然，地方官品位的高低，也與所出任的地方戶數相適應。如宋真宗天禧元年規定，江南諸縣5000戶以上者，派京朝官擔任長官。[1]（卷90天禧元年十一月乙未）
3.定州縣官俸祿。
宋代州縣官的俸祿，主要由朝廷格式司“用《十道圖》較郡縣上下緊望，以定俸給”[1]（卷81大中祥符六年十月丁亥）。例如：50000戶以上的州錄事參軍20千(即貫)，30000戶以上的州錄事18千，10000戶以上的州錄事15千，5000戶以上的州錄事12千，不滿5000戶的州錄事10千。又如：10000戶以上的縣令20千，主簿、縣尉12千；7000戶以上的縣令18千，主簿、縣尉10千；5000戶以上的縣令15千，主簿、縣尉8千；3000戶以上的縣令12千，主簿、縣尉7千；不滿3000戶的縣令10千，主簿、縣尉6千。[4]（卷171）俸錢之外的職田也是如此。如縣令職田：10000戶以上者6頃，5000戶以上者5頃，不滿5000戶者4頃。主簿、縣尉的職田是：10000戶以上者3頃，5000戶以上者2.5頃，不滿5000戶者2頃。[4]（卷172）戶數的多少，與地方官的收入多少直接掛鉤。
4.定州縣賦役。
賦役來自人戶，主要是按戶等高下為標準征調的，其前提當然是官府對戶數的掌握，勿需多言。在此主要介紹州縣的差役數量。直接為地方官府服務的州縣吏人、弓手等，朝廷並不允許地方隨意抽調、招募，而是有定額限製，定額的標準仍是戶數。如州郡吏人，開寶六年確定為30000戶以上州80人；散從官，鹹平年間確定為30000戶以上州100人。諸縣吏人數額規定的更詳細。如諸縣曹司吏人，20000戶以上縣30人，10000戶以上縣25人，7000戶以上縣20人，5000戶以上縣17人，3000戶以上縣15人，1000戶以上縣12人，不滿1000戶縣10人。[5]（卷12）建隆年間用法令形式規定的還有弓手數額：10000戶以上縣50人，7000戶以上縣40人，5000戶以上縣30人，3000戶以上縣25人，2000戶以上縣20人，1000戶以上縣15人，不滿1000戶縣10人。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又依次遞增20至10人。[6]（卷13《州縣役人》）顯然，戶數決定著統治的力度和工作量。
此外，地方常平、廣惠等倉的設置規模，也因戶數多少而不同。如宋仁宗嘉右二年在全國設廣惠倉，規定10000戶以下州留田租1000石，10000戶以上州2000石，20000戶以上州3000石，30000戶以上州4000石，40000戶以上州5000石，50000戶以上州6000石，70000戶以上州8000石。100000戶以上州10000石。[4]（卷176）
5.考核地方官。
宋政府把戶數的增減列為考核地方官政績的主要指標。地方官在任期內若戶數增加，會受到提前升遷、加俸等獎勵，反之則會受到延緩升遷等責罰。宋代初年“初著令：州縣戶口準見戶十分增一，刺史、縣令進考；若耗一分，降一等。”建隆三年又規定：“凡千戶以下(縣)能增百戶，(主要官員)減一選。減及三選以上，令賜章服，主簿升秩進階。”[4]（卷160）宋仁宗皇祐元年，三司製定了考課轉運使、副的5項指標，第l項即“戶口之登耗”，規定考核等級為6等，考入上上第1等者，“與轉官升陟差遣”，考入下下最低等者，“與展磨勘及降差遣”[1]（卷166皇祐元年二月戊辰）。在整個兩宋時代，屢屢有專以戶數或戶口增減為唯一考核指標的規定，災荒及戰亂年代尤為重視。
以上事實表明，戶數對於各級政府、各地方官是極為重要的。口數固然也至關緊要，但口一般不是賦役征收單位，而且“口尤難計”[7]（卷上《戶口》），所以相比而言，宋代的戶數統計更規範認真。宋太宗至道元年重造版籍時頒於天下的格式，主要即“凡一縣管幾戶夏秋二稅”[1]（卷38至道元年六月己卯），而不計口數。宋孝宗時衢州司戶趙希言曾“合郡民以計，表其裏，標其戶數，為圖以獻於守，守才之”[4]（卷247《趙希言傳》）。所計也是戶數。因此我們認為，研究宋代的人口數量，最宜於從戶數而不是從口數統計資料入手
二、宋代戶數統計評估
眾所周知，宋代戶數統計也存在許多問題。以下幾個方麵，就是其突出的表現。
其一，官方問題。一些地方官吏不能按時清查統計，或統計時敷衍塞責，還有的地方官吏為升遷加俸，虛報戶數，導致戶數不準確和不能反映增減變化。再者即多係統戶口統計，目的不一，導致同一地方、同一時期的戶數差異較大。一些數據不做考證辯別難以適從。
其二，詭名戶問題。形勢戶尤其是官戶，為逃避賦役，用種種手段弄虛作假，使宋代出現嚴重的詭名戶現象。影響戶數的主要是詭名子戶，即一戶分作數戶、十餘戶乃至數十戶，以分散財產、降低戶等，達到減免賦役的目的。這一現象導致戶數虛假增多。
其三，拖漏戶問題。所謂拖漏戶，即不在官方戶籍的人家。這一現象同樣嚴重，情況也更複雜。其中有的是自有田產本應在主戶籍內而隱瞞不報，仍為客戶，所影響的是戶口類別比例而不是戶數，暫且不論。另一種確屬“黑戶”，即謊稱逃亡、絕戶而隱瞞起來的“逃絕戶”。宋神宗元豐三年，三司戶部判官李琮受命專門調查清理江東、兩浙二路的逃絕戶，結果駭人聽聞：僅清查出的逃絕戶就多達401332戶；同年改任淮南路轉運副使的李琮又在當地清查，“凡得逃絕、詭名挾田(佃)、簿籍不載並闕丁”475965戶、丁，[1]（卷300元豐二年九月癸酉注文）其中拖漏的戶數當是個不小的數字。這一現象導致戶數虛假偏低。
統計不實，戶數虛假地偏高或偏低，在當時就是一大無法解決的難題，更使現在的研究陷入困境。如何走出困境呢?對於官方統計公布的戶數，我們應有三點基本認識：一是必須利用已有的戶數資料為研究的出發點，否則宋代人口數量之謎根本無法破解。二是具體的數字肯定不精確，這是一個普遍的問題，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三是傳世的宋代百餘個總戶數，由於種種原因不可全信，其中有的不是總戶數，有的明顯錯誤，但經過鑒別的大部分數字，宏觀上基本可kao。
具體再談戶數虛假的偏高偏低問題。一些學者認為宋代戶數偏高，多以詭名子戶為證據。但如果同時充分認識到還有大量的拖漏戶數，那麽偏多的估計就難以成立。二者相較，當然難說互相抵消，但由於無法量化，不能確證，所以應另辟蹊徑，轉換視角來認識這一問題。例如，從宏觀的曆史角度考察，將宋代戶數與唐代、元代戶數作一比較，就會發現宋代戶數的發展是正常的、合乎規律的。
唐玄宗開寶十三載(754年)，戶數峰值為9069154戶。[8]（卷217）；[9]（卷84）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總戶數為9055729戶。宋朝版圖不及盛唐，但所轄地區全是人口稠密之地，所缺邊遠地區人口稀少，不影響大局。這時的戶數之所以曆經260年尚未達到盛唐峰值，主要是唐中後期及五代多年戰亂，人口損失慘重，宋初幾十年尚處於恢複時期。此後經過80多年的自然增長，至宋徽宗大觀三年(1109)年，宋代戶數達到20882258戶。如果從唐玄宗末年算起，成倍增加的戶數其實是300多年以來的結果，或者說是彌補了宋以前200多年戰亂所造成的損失，不足為奇。
再與後世的元代相比較。《元史·地理誌序》載：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南北之戶總書於冊者”為13196206戶。但這一數字並不能與宋代比較。一是其數根本不是“總書於冊者”。10行省中，缺雲南、嶺北二行省的戶數，其餘8行省僅河南、江浙、江西、湖廣4行省數字相對完整，另外4行省戶數多有殘缺遺漏。而就相對完整的河南而言，也缺汝寧府、歸德府、襄陽路、高郵府的戶數。二是當時剛經過大戰亂，戶口損失嚴重，戶籍製尚未完善，地廣人稀現象普遍存在。如汴梁路領38縣，僅有20018戶，每縣平均不足790戶；南陽府路領13縣，僅有692戶，每縣平均53戶。由此一斑，可窺至元二十七年的戶數既不是當時的總戶數，更不能代表元代戶數峰值，也就不能與北宋末年總戶數相比。實際上，據估計元代中後期全國約有27650000戶，[10]（p141、150）與宋代相對應的領土上戶數峰值相比，應無多大差距。
舉兩個具體地區戶數變化的例子，均按與宋代相應地區對比。
從以上情況可以看出，宋代兩浙的戶數高於唐代，低於元代，河北的戶數也低於其後的金代。均與其所處的曆史階段相適應。
看一下北宋及其他朝代戶數的年遞增率，更證明這一點。
從東漢光武帝中元二年(57年)的4279634戶，到東漢質帝本初元年(146年)的9348227戶，[11]（《郡國誌五》，應邵注）中經90年，年遞增率為8.7‰。
從唐太宗貞觀十三年(639年)的3041871戶，到唐玄宗天寶十三載(754年)的9069154戶，[12]（《地理誌》）；[9]（卷84）中經115年，年遞增率為9.5‰。
從宋太宗時的《太平寰宇記》(成書年代約為980－－989年，暫取其中間年代984年)所載的6499145戶，到宋徽宗大觀三年(1109年)的2088225戶，[2]（《食貨》69之71）中經約125年，年遞增率約為9.3‰。
綜上所述，宋代的總戶數符合曆史發展規律，基本可信。
三、北宋曆年戶數表分析
北宋一朝，全國總戶數傳世有50多個年代的具體數據，為我們的研究提供了比較豐富的資料。但其中有虛有實，有對有錯，不能隨便引用。因此，有必要將其排列為表，以便比較鑒別(附後)。[1]
1.同一年代不同戶數分析。
我們在表中首先發現的問題是，同一年代的戶數並不相同，共有20處，有的差距相當大。主要有3個原因造成這種現象。
其一，傳抄刊刻之誤。古籍文字在千百年的傳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出現訛誤衍漏，其中數字筆劃少又枯燥，更是如此，而且不易理校。典型如《宋會要·食貨》一一和六九兩部分有內容基本重複的《戶口》，二者個別地方互有詳略，更有不一致的數字。如天聖七年、嘉祐八年、治平三年、大觀三年的數字即各不相同。不同書籍中同一年代的戶數不同，也有同樣的原因。建隆元年4個數字，開寶九年2個數字，“太祖朝”3個數字，至道二年3個數字，景德三年3個數字，“真宗朝”4個數字，天聖七年2個數字，寶元元年4個數字，嘉祐八年3個數字，治平三年2個數字，熙寧八年2個數字，元豐元年前2個數字，元祐三年3個數字，元符二年2個數字，大觀三年2個數字，均屬此類錯誤。類似不同，大多差異在千位數左右，其中嘉祐八年的3個數字僅是個位之別，影響不大，可存而不論。極個別差異在百萬位左右者，經前後年代的數字參照比較，則可以檢驗出訛誤者。共2例：1.《宋會要·食貨》一一之二八所載元符二年數17915555戶，與前一年的19435570戶和後一年的19960812戶參照，顯係錯誤，是第2位和第3位數字顛倒造成的，應以《長編》等書所載的19715555戶為準。2.《宋會要·食貨》六九之七九所載大觀初數為29010000戶，前後年代數字比較，也是同樣錯誤，應以《通考》所載的20910000戶為準。
其二，同一書中單列的總戶數與各地或分類具體數字之和不同。共3例：1.建隆元年。《長編》卷l載：朝廷根據各地提供的戶數升降天下縣望，“凡望縣五十，戶二十八萬一千六百七十；緊縣六十七，戶二十二萬八千六百九十三；上縣八十九，戶二十一萬八千二百八十；中縣一百一十五，戶一十七萬九千三十；中下縣一百一十，戶五萬九千七百七十。總九十六萬七千三百五十三戶。注：按總數不符，應作九十六萬七千四百四十三戶。”分類數之和多出90戶。《玉海》所載分類數與《長編》同，但總數作967553戶，反而少110戶。另有《宋會要·食貨》六九之七七所載總數與《長編》同，但其分類數中緊縣戶數作271693戶，差別更大。唯有《宋會要·方域》七之二五所載兩類一致，都是967353戶，與《長編》、《玉海》的分類數對照，可知這兩書的望縣戶數應為“二十八萬一千六百七”，中縣戶數應為“一十七萬九千三”，原末尾均衍出“十”字。此數應以《宋會要·方域》所載為準。2.元豐二年。《文獻通考》所引畢仲衍的《經進中書備對》內，全國總戶數為14852684，但下載各路戶數之和卻為14543264，相差309420戶。主要原因之一，是各路戶數不完整，缺開封府、梓州路、夔州路3地的客戶數。而《元豐九域誌》所載這3地的客戶總數為480427戶，若借此補加，則為15023691戶，又比總數多出171007戶，仍不一致。故而此數存疑。是年應以《元豐九域誌》戶數為準。3.崇寧元年。《宋史·地理誌序》載崇寧元年總數為20264307戶，但下載各州戶數之和則為17301008戶，相差2963299戶。主要原因是，《宋史·地理誌》中，廣東、廣西、夔州路的戶數並非崇寧元年的戶數，而是元豐年間的戶數；福建的福州、泉州、南劍州、漳州、汀州、邵武軍6地，雖標明為崇寧數,實際上也是完全抄自《元豐九域誌》,[13]以上各地22年戶數變化情況沒有得到如實反映；更應指出的是，另有28州軍(不含南宋所置者)根本沒有戶數記載。因此崇寧元年總戶數應以《宋史·地理誌序》所載的為準。
其三，不同書籍的差異。同一年代的戶數在不同書籍中不同，是一個最為複雜而且難以判別的問題。除了上述傳抄刊刻之誤等原因外，另一主要原因就是戶數統計來源不同，因而差異較大。天聖七年2個數字相差40萬，前後相比，應以《通考》等書所載為準。慶曆二年前2個數字相差12餘萬，因為差異小，前後數比較難以判斷孰是孰非，暫可存疑。慶曆八年2個數字相差24萬餘，經前後年代戶數參照，應以《長編》等書所載為準。元豐元年後2個數字相差164萬餘，當以《宋會要》所載為準。元豐三年後3個數字相差265萬餘，應以《元豐九域誌》所載為準。崇寧元年前2個數字相差24萬餘，經與前後年代戶數年遞增率測算比較，《宋史·地理誌序》等書所載數較為適宜，應以為準。
2.宋初兩朝戶數揭秘。
表中顯示的宋初兩朝戶數，呈現出一大特點，即起伏很大。以《太平寰宇記》所載戶數為高峰，前後都很低。此前戶數低，原因之一是因為宋太祖朝還有3個割據政權沒有收複，但建隆元年的總戶數過低，則是令人生疑的。此後戶數又大幅度下降，宋太宗至道年間突然減少230餘萬，更是不合常理，需要認真研究。
宋太祖朝戶數的劇增，主要是統一戰爭勝利的結果。乾德元年(963年)平荊南，得142300戶；平湖南，得97388戶。乾德三年(965年)平後蜀，得534029戶。開寶四年(971年)平南漢，得170263戶。開寶八年(975年)平南唐，得655065戶。所收複的5國，共得1599045戶。馬端臨將此數與宋初戶數相加，為2566398戶，指出這是引自《長編》但與引自《宋會要》的開寶九年總戶數3090504不合，以為“當考”。[14]（卷11《戶口二》）其實這並非二書數據來源不同的誤差，戶數不能如此機械相加。開寶九年多出的524106戶，當是宋政府原有戶數及較早收複的諸國戶數自然增長的結果。表中所列“太祖朝”的2508965戶，則可能是建隆元年戶數與收複的諸國戶數相加所得，由於上述5國戶數在許多書中不相同，故有數萬差別，也在情理之中。
宋太宗時又收複3國。太平興國三年(978年)陳洪進獻出漳、泉二州，得151978戶。同年錢叔以吳越歸宋，得550680戶。次年平北漢，得35220戶。共得737878戶。加上宋太祖末年的戶數，約為380餘萬戶，再加上至太平興國末年的自然增長戶數，約為400萬戶左右。然而，《太平寰宇記》的統計卻是6499145戶，七八年間竟然猛增200多萬戶，增長率為62％，這是絕對不可能的。定有異常。
在宋代史籍中，《太平寰宇記》是各種戶數統計最詳細的，表中所列戶數，是當時宋朝版圖之內州郡的戶數，相當可kao。那麽，這就意味著宋太祖朝的戶數有問題。事實上果然有問題。
上文說到建隆元年的戶數過低，並非主觀臆斷，而是與後周戶數相比得出的疑問。趙匡胤陳橋兵變，繼承的是後周的江山。後周顯德五年十月，“命左散騎常侍艾穎等三十四人，下諸州檢定民租。周顯德六年春，諸道使臣迴，總計檢到戶二百三十萬九千八百一十二。”[15]（卷146《食貨誌》）則顯德六年的總戶數為2309812戶。顯德六年(959年)距建隆元年(960年)僅1年，但宋初的戶數為何僅僅96萬餘呢?
一個重大問題就這樣被揭lou出來了。建隆元年公布的戶數，如前文所說，目的是“有司請據諸道所具版籍之數，升降天下縣望”，故而先製定的是“以四千戶以上為望……”，再公布各等縣的數量和戶數，最後公布的是總戶數。[1]（卷1建隆元年十月壬申）問題的關鍵在於，縣望等級的確定，依據的並不是總戶數，而僅是主戶。《宋會要·方域》七之二五所載與上文內容相同，但講的更具體明確：“今欲據諸州見管主戶重升降地望”；《吏部格式》引建隆元年敕雲：“應天下縣據見管主戶重升降地望”[6]（卷10《戶口》）；《宋會要·食貨》六九之七七也載：“欲據諸州見管主戶重升降，取四千戶已上為望……”；宋真宗景德四年又重申：“詔諸路所供升降戶口，自今招到及創居戶，委的開落得帳上荒稅合該升降，即撥入主戶供申。內分煙析生，不增稅賦及新收不納稅浮居客戶，並不得虛計在內，方得結罪保明，申奏升降。[2]（《食貨》11之2、69之78）特意強調必須是納稅的主戶才算數，並要地方官結罪擔保，違者即受法律製裁，以示嚴肅性。宋神宗熙寧七年，梓夔路察訪司向朝廷提交申請報告說：“遂州青石縣、合州赤水縣主戶各及三千已上，昨並廢為鎮，人不以為便，乞仍舊為縣。”遂獲批準。[1]（卷252熙寧七年四月甲午）主戶3000以上，已符合中下縣的標準，因而重又恢複縣製。表明以主戶數量升降縣等是切實長期執行的。以上情況證實，建隆元年的戶數隻是主戶數，根本不包括廣大客戶，而後周顯德六年的戶數才是總戶數，也可視為建隆元年的宋朝總戶數。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即建隆元年的主戶也不是全部州縣的戶數。我們已知，宋初統計的戶數是從重新升降天下縣望而來的，而當時明確詔令“天下縣除赤、畿、次赤畿外，重升降地望。”所升降並統計主戶數的是其餘5等縣，凡望縣50，緊縣67，上縣89，中縣115，中下縣110，共431縣。但當時實有638縣，[2]（《方域》7之25，《食貨》69之77，《職官》11之75、58）；[4]（卷85《地理誌序》）也即還有207個為赤、畿、次赤、次畿縣的戶數沒有統計，因為不需重新升降，尤其是不必因戶數而確定等級。一般而言，這些地望高的縣多屬大縣，都是京都或大州府所在地和屬縣，至少可以說，還有32％的戶數不在總數之內。因此宋初的戶數非但不是總戶數，也不是主戶的總數，與應有戶數存在很大差距，因而意義不大。[2]
接下來的戶數比較複雜。我們發現，平定諸國的戶數與《太平寰宇記》相應州郡的戶數相比，差距很大。請看下表（收複時戶數據《宋史·地理誌序》）。
表中顯示兩種情況。其一，《太平寰宇記》所載戶數少於收複時的戶數，荊南、南漢、漳泉、吳越4地即是。這種現象，與滅國後戶口逃亡、遷移有一定關係，各國當時所報戶數也可能有虛誇，或者可能有誤。如據《隆平集》卷一二載，漳泉戶數為110021，吳越戶數為334932，與《宋史·地理誌序》等書所載戶數差距很大，但與《太平寰宇記》所載戶數倒是前後相適應。暫此存疑，更俟詳考。其二，《太平寰宇記》所載戶數大大高於收複時的戶數，湖南、後蜀、南唐、北漢即是。其中與湖南、後蜀的戶數相距20餘年，與南唐的戶數相距10餘年，與北漢的戶數相距不足10年，自然增長的戶數不可能差距太大乃至成倍增加。但《太平寰宇記》所載的主戶數，則接近而且都高於收複時的戶數。也即這4國收複時的戶數，極可能是主戶數。
《太平寰宇記》中，指明是主戶的有3625366戶。另有主客不分戶390510戶，按當時主戶占總戶數的58％計，其中約有226495戶應屬主戶。則當時約有主戶3851861戶。此數與宋太祖末年的總戶數接近，也與宋太宗至道年間的400餘萬戶較適應。下列兩條史料，證實了我們的判斷。
《宋史》卷八五《地理誌序》：“天下主客戶：自至道末四百一十三萬二千五百七十六，天禧五年主戶六百三萬九千三百三十一，客戶不預焉……”
《玉海》卷二0《嘉祐戶口》：“開寶末天下戶三百九萬五百四，至
道末戶四百十三萬二千五百七十六，天禧末戶六百三萬九千三百三十一，客戶不預。”
史料表明，除了《太平寰宇記》的戶數是主客各類人戶的總戶數外，宋初兩朝的戶數盡管有的標明是“主客戶”但實際上都是主戶或主要是主戶數。這樣，表中天禧五年的8677677戶是總戶數，除去上述主戶，另有2638346戶為客戶。表中顯示的另一個奇怪現象也得以解開：宋太宗至道三年戶為4132576，至宋真宗鹹平六年卻為6864160，6年間猛增2731584，增長率為66％，年均增長455430戶，顯然是不可能的，說明後者是總戶數而前者並非總戶數。而從《太平寰宇記》的6499145戶到宋真宗鹹平六年(1003年)的6864160戶，約19年間增長365015戶，增長率約為5.6％，平均每年增長約19211戶，便是正常態勢了。
一、戶數在宋代社會中的作用
一個政府存在的基礎和規模，決定於人口，人口生存和組織的基本形式，是家庭。作為社會細胞，家庭數量還直接關係到政府的母奶－－－賦役的征調，因為賦役主要是以戶為單位征調的。宋朝各級政府對戶數的掌握十分重視，對地方政府、地方官員而言，戶數的多少更與切身利益密切關聯。
1.定諸縣等級。
自唐代以來，為便於管理，將各州縣製定了等級。縣一級大體為7等，依次為：赤、畿、望、緊、上、中、下。其中赤、畿兩等，通常是京師、大都會及附近的縣，屬特殊的政治地位，其餘5等，均按戶數確定。宋太祖剛登基的建隆元年冬，為適應新形勢和戶口變化，即詔天下除赤、畿外，重新製定諸縣等級：4000戶以上為望縣，3000戶以上為緊縣，2000戶以上為上縣，1000戶以上為中縣，1000戶以下為中下縣。並自此每3年升降一次。[1]（卷1建隆元年十月壬申）；[2]（《職官》11之58）以此可知縣的大小及地位，不在於疆域，而在於戶數。林駉指出：“建隆之元年也，版籍來上，嚴定升降；至明年也，戶口增耗，申嚴殿最。夫開基立極，豈無急政?一則曰定版籍之升降，二則曰嚴戶口之殿最者，深知本固邦寧之意歟！”[3]（卷10《戶口》）由此急迫性可知各縣戶數多少及變化，對於穩定局勢、加強統治的重要性。
2.定州縣官編製。
地方官員的編製，各地並不統一，而是根據戶數確定的。如州一級的通判，隻設於萬戶以上的州郡。宋真宗景德三年，“複置解州通判一員。舊製：州不及萬戶者省其通判，此時(解)州戶盈萬數”[1]（卷64景德三年十月庚寅）。解州原來曾有通判，由於戶數減少喪失了資格，至此又按製度重設。可見這一製度是切實執行的。400戶以下的小縣則不設縣令，由主簿兼知縣事。宋神宗時，令20000戶以上的縣增設縣丞一員，宋徽宗崇寧時各縣均設，但至大觀三年，除萬戶以上縣或雖不足萬戶但有山澤、坑冶之利的縣之外，其餘皆罷去。主簿之設遵循同樣原則，開寶三年規定千戶以下、400戶以上縣不設主簿。[4]（卷167）當然，地方官品位的高低，也與所出任的地方戶數相適應。如宋真宗天禧元年規定，江南諸縣5000戶以上者，派京朝官擔任長官。[1]（卷90天禧元年十一月乙未）
3.定州縣官俸祿。
宋代州縣官的俸祿，主要由朝廷格式司“用《十道圖》較郡縣上下緊望，以定俸給”[1]（卷81大中祥符六年十月丁亥）。例如：50000戶以上的州錄事參軍20千(即貫)，30000戶以上的州錄事18千，10000戶以上的州錄事15千，5000戶以上的州錄事12千，不滿5000戶的州錄事10千。又如：10000戶以上的縣令20千，主簿、縣尉12千；7000戶以上的縣令18千，主簿、縣尉10千；5000戶以上的縣令15千，主簿、縣尉8千；3000戶以上的縣令12千，主簿、縣尉7千；不滿3000戶的縣令10千，主簿、縣尉6千。[4]（卷171）俸錢之外的職田也是如此。如縣令職田：10000戶以上者6頃，5000戶以上者5頃，不滿5000戶者4頃。主簿、縣尉的職田是：10000戶以上者3頃，5000戶以上者2.5頃，不滿5000戶者2頃。[4]（卷172）戶數的多少，與地方官的收入多少直接掛鉤。
4.定州縣賦役。
賦役來自人戶，主要是按戶等高下為標準征調的，其前提當然是官府對戶數的掌握，勿需多言。在此主要介紹州縣的差役數量。直接為地方官府服務的州縣吏人、弓手等，朝廷並不允許地方隨意抽調、招募，而是有定額限製，定額的標準仍是戶數。如州郡吏人，開寶六年確定為30000戶以上州80人；散從官，鹹平年間確定為30000戶以上州100人。諸縣吏人數額規定的更詳細。如諸縣曹司吏人，20000戶以上縣30人，10000戶以上縣25人，7000戶以上縣20人，5000戶以上縣17人，3000戶以上縣15人，1000戶以上縣12人，不滿1000戶縣10人。[5]（卷12）建隆年間用法令形式規定的還有弓手數額：10000戶以上縣50人，7000戶以上縣40人，5000戶以上縣30人，3000戶以上縣25人，2000戶以上縣20人，1000戶以上縣15人，不滿1000戶縣10人。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又依次遞增20至10人。[6]（卷13《州縣役人》）顯然，戶數決定著統治的力度和工作量。
此外，地方常平、廣惠等倉的設置規模，也因戶數多少而不同。如宋仁宗嘉右二年在全國設廣惠倉，規定10000戶以下州留田租1000石，10000戶以上州2000石，20000戶以上州3000石，30000戶以上州4000石，40000戶以上州5000石，50000戶以上州6000石，70000戶以上州8000石。100000戶以上州10000石。[4]（卷176）
5.考核地方官。
宋政府把戶數的增減列為考核地方官政績的主要指標。地方官在任期內若戶數增加，會受到提前升遷、加俸等獎勵，反之則會受到延緩升遷等責罰。宋代初年“初著令：州縣戶口準見戶十分增一，刺史、縣令進考；若耗一分，降一等。”建隆三年又規定：“凡千戶以下(縣)能增百戶，(主要官員)減一選。減及三選以上，令賜章服，主簿升秩進階。”[4]（卷160）宋仁宗皇祐元年，三司製定了考課轉運使、副的5項指標，第l項即“戶口之登耗”，規定考核等級為6等，考入上上第1等者，“與轉官升陟差遣”，考入下下最低等者，“與展磨勘及降差遣”[1]（卷166皇祐元年二月戊辰）。在整個兩宋時代，屢屢有專以戶數或戶口增減為唯一考核指標的規定，災荒及戰亂年代尤為重視。
以上事實表明，戶數對於各級政府、各地方官是極為重要的。口數固然也至關緊要，但口一般不是賦役征收單位，而且“口尤難計”[7]（卷上《戶口》），所以相比而言，宋代的戶數統計更規範認真。宋太宗至道元年重造版籍時頒於天下的格式，主要即“凡一縣管幾戶夏秋二稅”[1]（卷38至道元年六月己卯），而不計口數。宋孝宗時衢州司戶趙希言曾“合郡民以計，表其裏，標其戶數，為圖以獻於守，守才之”[4]（卷247《趙希言傳》）。所計也是戶數。因此我們認為，研究宋代的人口數量，最宜於從戶數而不是從口數統計資料入手
二、宋代戶數統計評估
眾所周知，宋代戶數統計也存在許多問題。以下幾個方麵，就是其突出的表現。
其一，官方問題。一些地方官吏不能按時清查統計，或統計時敷衍塞責，還有的地方官吏為升遷加俸，虛報戶數，導致戶數不準確和不能反映增減變化。再者即多係統戶口統計，目的不一，導致同一地方、同一時期的戶數差異較大。一些數據不做考證辯別難以適從。
其二，詭名戶問題。形勢戶尤其是官戶，為逃避賦役，用種種手段弄虛作假，使宋代出現嚴重的詭名戶現象。影響戶數的主要是詭名子戶，即一戶分作數戶、十餘戶乃至數十戶，以分散財產、降低戶等，達到減免賦役的目的。這一現象導致戶數虛假增多。
其三，拖漏戶問題。所謂拖漏戶，即不在官方戶籍的人家。這一現象同樣嚴重，情況也更複雜。其中有的是自有田產本應在主戶籍內而隱瞞不報，仍為客戶，所影響的是戶口類別比例而不是戶數，暫且不論。另一種確屬“黑戶”，即謊稱逃亡、絕戶而隱瞞起來的“逃絕戶”。宋神宗元豐三年，三司戶部判官李琮受命專門調查清理江東、兩浙二路的逃絕戶，結果駭人聽聞：僅清查出的逃絕戶就多達401332戶；同年改任淮南路轉運副使的李琮又在當地清查，“凡得逃絕、詭名挾田(佃)、簿籍不載並闕丁”475965戶、丁，[1]（卷300元豐二年九月癸酉注文）其中拖漏的戶數當是個不小的數字。這一現象導致戶數虛假偏低。
統計不實，戶數虛假地偏高或偏低，在當時就是一大無法解決的難題，更使現在的研究陷入困境。如何走出困境呢?對於官方統計公布的戶數，我們應有三點基本認識：一是必須利用已有的戶數資料為研究的出發點，否則宋代人口數量之謎根本無法破解。二是具體的數字肯定不精確，這是一個普遍的問題，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三是傳世的宋代百餘個總戶數，由於種種原因不可全信，其中有的不是總戶數，有的明顯錯誤，但經過鑒別的大部分數字，宏觀上基本可kao。
具體再談戶數虛假的偏高偏低問題。一些學者認為宋代戶數偏高，多以詭名子戶為證據。但如果同時充分認識到還有大量的拖漏戶數，那麽偏多的估計就難以成立。二者相較，當然難說互相抵消，但由於無法量化，不能確證，所以應另辟蹊徑，轉換視角來認識這一問題。例如，從宏觀的曆史角度考察，將宋代戶數與唐代、元代戶數作一比較，就會發現宋代戶數的發展是正常的、合乎規律的。
唐玄宗開寶十三載(754年)，戶數峰值為9069154戶。[8]（卷217）；[9]（卷84）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總戶數為9055729戶。宋朝版圖不及盛唐，但所轄地區全是人口稠密之地，所缺邊遠地區人口稀少，不影響大局。這時的戶數之所以曆經260年尚未達到盛唐峰值，主要是唐中後期及五代多年戰亂，人口損失慘重，宋初幾十年尚處於恢複時期。此後經過80多年的自然增長，至宋徽宗大觀三年(1109)年，宋代戶數達到20882258戶。如果從唐玄宗末年算起，成倍增加的戶數其實是300多年以來的結果，或者說是彌補了宋以前200多年戰亂所造成的損失，不足為奇。
再與後世的元代相比較。《元史·地理誌序》載：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南北之戶總書於冊者”為13196206戶。但這一數字並不能與宋代比較。一是其數根本不是“總書於冊者”。10行省中，缺雲南、嶺北二行省的戶數，其餘8行省僅河南、江浙、江西、湖廣4行省數字相對完整，另外4行省戶數多有殘缺遺漏。而就相對完整的河南而言，也缺汝寧府、歸德府、襄陽路、高郵府的戶數。二是當時剛經過大戰亂，戶口損失嚴重，戶籍製尚未完善，地廣人稀現象普遍存在。如汴梁路領38縣，僅有20018戶，每縣平均不足790戶；南陽府路領13縣，僅有692戶，每縣平均53戶。由此一斑，可窺至元二十七年的戶數既不是當時的總戶數，更不能代表元代戶數峰值，也就不能與北宋末年總戶數相比。實際上，據估計元代中後期全國約有27650000戶，[10]（p141、150）與宋代相對應的領土上戶數峰值相比，應無多大差距。
舉兩個具體地區戶數變化的例子，均按與宋代相應地區對比。
從以上情況可以看出，宋代兩浙的戶數高於唐代，低於元代，河北的戶數也低於其後的金代。均與其所處的曆史階段相適應。
看一下北宋及其他朝代戶數的年遞增率，更證明這一點。
從東漢光武帝中元二年(57年)的4279634戶，到東漢質帝本初元年(146年)的9348227戶，[11]（《郡國誌五》，應邵注）中經90年，年遞增率為8.7‰。
從唐太宗貞觀十三年(639年)的3041871戶，到唐玄宗天寶十三載(754年)的9069154戶，[12]（《地理誌》）；[9]（卷84）中經115年，年遞增率為9.5‰。
從宋太宗時的《太平寰宇記》(成書年代約為980－－989年，暫取其中間年代984年)所載的6499145戶，到宋徽宗大觀三年(1109年)的2088225戶，[2]（《食貨》69之71）中經約125年，年遞增率約為9.3‰。
綜上所述，宋代的總戶數符合曆史發展規律，基本可信。
三、北宋曆年戶數表分析
北宋一朝，全國總戶數傳世有50多個年代的具體數據，為我們的研究提供了比較豐富的資料。但其中有虛有實，有對有錯，不能隨便引用。因此，有必要將其排列為表，以便比較鑒別(附後)。[1]
1.同一年代不同戶數分析。
我們在表中首先發現的問題是，同一年代的戶數並不相同，共有20處，有的差距相當大。主要有3個原因造成這種現象。
其一，傳抄刊刻之誤。古籍文字在千百年的傳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出現訛誤衍漏，其中數字筆劃少又枯燥，更是如此，而且不易理校。典型如《宋會要·食貨》一一和六九兩部分有內容基本重複的《戶口》，二者個別地方互有詳略，更有不一致的數字。如天聖七年、嘉祐八年、治平三年、大觀三年的數字即各不相同。不同書籍中同一年代的戶數不同，也有同樣的原因。建隆元年4個數字，開寶九年2個數字，“太祖朝”3個數字，至道二年3個數字，景德三年3個數字，“真宗朝”4個數字，天聖七年2個數字，寶元元年4個數字，嘉祐八年3個數字，治平三年2個數字，熙寧八年2個數字，元豐元年前2個數字，元祐三年3個數字，元符二年2個數字，大觀三年2個數字，均屬此類錯誤。類似不同，大多差異在千位數左右，其中嘉祐八年的3個數字僅是個位之別，影響不大，可存而不論。極個別差異在百萬位左右者，經前後年代的數字參照比較，則可以檢驗出訛誤者。共2例：1.《宋會要·食貨》一一之二八所載元符二年數17915555戶，與前一年的19435570戶和後一年的19960812戶參照，顯係錯誤，是第2位和第3位數字顛倒造成的，應以《長編》等書所載的19715555戶為準。2.《宋會要·食貨》六九之七九所載大觀初數為29010000戶，前後年代數字比較，也是同樣錯誤，應以《通考》所載的20910000戶為準。
其二，同一書中單列的總戶數與各地或分類具體數字之和不同。共3例：1.建隆元年。《長編》卷l載：朝廷根據各地提供的戶數升降天下縣望，“凡望縣五十，戶二十八萬一千六百七十；緊縣六十七，戶二十二萬八千六百九十三；上縣八十九，戶二十一萬八千二百八十；中縣一百一十五，戶一十七萬九千三十；中下縣一百一十，戶五萬九千七百七十。總九十六萬七千三百五十三戶。注：按總數不符，應作九十六萬七千四百四十三戶。”分類數之和多出90戶。《玉海》所載分類數與《長編》同，但總數作967553戶，反而少110戶。另有《宋會要·食貨》六九之七七所載總數與《長編》同，但其分類數中緊縣戶數作271693戶，差別更大。唯有《宋會要·方域》七之二五所載兩類一致，都是967353戶，與《長編》、《玉海》的分類數對照，可知這兩書的望縣戶數應為“二十八萬一千六百七”，中縣戶數應為“一十七萬九千三”，原末尾均衍出“十”字。此數應以《宋會要·方域》所載為準。2.元豐二年。《文獻通考》所引畢仲衍的《經進中書備對》內，全國總戶數為14852684，但下載各路戶數之和卻為14543264，相差309420戶。主要原因之一，是各路戶數不完整，缺開封府、梓州路、夔州路3地的客戶數。而《元豐九域誌》所載這3地的客戶總數為480427戶，若借此補加，則為15023691戶，又比總數多出171007戶，仍不一致。故而此數存疑。是年應以《元豐九域誌》戶數為準。3.崇寧元年。《宋史·地理誌序》載崇寧元年總數為20264307戶，但下載各州戶數之和則為17301008戶，相差2963299戶。主要原因是，《宋史·地理誌》中，廣東、廣西、夔州路的戶數並非崇寧元年的戶數，而是元豐年間的戶數；福建的福州、泉州、南劍州、漳州、汀州、邵武軍6地，雖標明為崇寧數,實際上也是完全抄自《元豐九域誌》,[13]以上各地22年戶數變化情況沒有得到如實反映；更應指出的是，另有28州軍(不含南宋所置者)根本沒有戶數記載。因此崇寧元年總戶數應以《宋史·地理誌序》所載的為準。
其三，不同書籍的差異。同一年代的戶數在不同書籍中不同，是一個最為複雜而且難以判別的問題。除了上述傳抄刊刻之誤等原因外，另一主要原因就是戶數統計來源不同，因而差異較大。天聖七年2個數字相差40萬，前後相比，應以《通考》等書所載為準。慶曆二年前2個數字相差12餘萬，因為差異小，前後數比較難以判斷孰是孰非，暫可存疑。慶曆八年2個數字相差24萬餘，經前後年代戶數參照，應以《長編》等書所載為準。元豐元年後2個數字相差164萬餘，當以《宋會要》所載為準。元豐三年後3個數字相差265萬餘，應以《元豐九域誌》所載為準。崇寧元年前2個數字相差24萬餘，經與前後年代戶數年遞增率測算比較，《宋史·地理誌序》等書所載數較為適宜，應以為準。
2.宋初兩朝戶數揭秘。
表中顯示的宋初兩朝戶數，呈現出一大特點，即起伏很大。以《太平寰宇記》所載戶數為高峰，前後都很低。此前戶數低，原因之一是因為宋太祖朝還有3個割據政權沒有收複，但建隆元年的總戶數過低，則是令人生疑的。此後戶數又大幅度下降，宋太宗至道年間突然減少230餘萬，更是不合常理，需要認真研究。
宋太祖朝戶數的劇增，主要是統一戰爭勝利的結果。乾德元年(963年)平荊南，得142300戶；平湖南，得97388戶。乾德三年(965年)平後蜀，得534029戶。開寶四年(971年)平南漢，得170263戶。開寶八年(975年)平南唐，得655065戶。所收複的5國，共得1599045戶。馬端臨將此數與宋初戶數相加，為2566398戶，指出這是引自《長編》但與引自《宋會要》的開寶九年總戶數3090504不合，以為“當考”。[14]（卷11《戶口二》）其實這並非二書數據來源不同的誤差，戶數不能如此機械相加。開寶九年多出的524106戶，當是宋政府原有戶數及較早收複的諸國戶數自然增長的結果。表中所列“太祖朝”的2508965戶，則可能是建隆元年戶數與收複的諸國戶數相加所得，由於上述5國戶數在許多書中不相同，故有數萬差別，也在情理之中。
宋太宗時又收複3國。太平興國三年(978年)陳洪進獻出漳、泉二州，得151978戶。同年錢叔以吳越歸宋，得550680戶。次年平北漢，得35220戶。共得737878戶。加上宋太祖末年的戶數，約為380餘萬戶，再加上至太平興國末年的自然增長戶數，約為400萬戶左右。然而，《太平寰宇記》的統計卻是6499145戶，七八年間竟然猛增200多萬戶，增長率為62％，這是絕對不可能的。定有異常。
在宋代史籍中，《太平寰宇記》是各種戶數統計最詳細的，表中所列戶數，是當時宋朝版圖之內州郡的戶數，相當可kao。那麽，這就意味著宋太祖朝的戶數有問題。事實上果然有問題。
上文說到建隆元年的戶數過低，並非主觀臆斷，而是與後周戶數相比得出的疑問。趙匡胤陳橋兵變，繼承的是後周的江山。後周顯德五年十月，“命左散騎常侍艾穎等三十四人，下諸州檢定民租。周顯德六年春，諸道使臣迴，總計檢到戶二百三十萬九千八百一十二。”[15]（卷146《食貨誌》）則顯德六年的總戶數為2309812戶。顯德六年(959年)距建隆元年(960年)僅1年，但宋初的戶數為何僅僅96萬餘呢?
一個重大問題就這樣被揭lou出來了。建隆元年公布的戶數，如前文所說，目的是“有司請據諸道所具版籍之數，升降天下縣望”，故而先製定的是“以四千戶以上為望……”，再公布各等縣的數量和戶數，最後公布的是總戶數。[1]（卷1建隆元年十月壬申）問題的關鍵在於，縣望等級的確定，依據的並不是總戶數，而僅是主戶。《宋會要·方域》七之二五所載與上文內容相同，但講的更具體明確：“今欲據諸州見管主戶重升降地望”；《吏部格式》引建隆元年敕雲：“應天下縣據見管主戶重升降地望”[6]（卷10《戶口》）；《宋會要·食貨》六九之七七也載：“欲據諸州見管主戶重升降，取四千戶已上為望……”；宋真宗景德四年又重申：“詔諸路所供升降戶口，自今招到及創居戶，委的開落得帳上荒稅合該升降，即撥入主戶供申。內分煙析生，不增稅賦及新收不納稅浮居客戶，並不得虛計在內，方得結罪保明，申奏升降。[2]（《食貨》11之2、69之78）特意強調必須是納稅的主戶才算數，並要地方官結罪擔保，違者即受法律製裁，以示嚴肅性。宋神宗熙寧七年，梓夔路察訪司向朝廷提交申請報告說：“遂州青石縣、合州赤水縣主戶各及三千已上，昨並廢為鎮，人不以為便，乞仍舊為縣。”遂獲批準。[1]（卷252熙寧七年四月甲午）主戶3000以上，已符合中下縣的標準，因而重又恢複縣製。表明以主戶數量升降縣等是切實長期執行的。以上情況證實，建隆元年的戶數隻是主戶數，根本不包括廣大客戶，而後周顯德六年的戶數才是總戶數，也可視為建隆元年的宋朝總戶數。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即建隆元年的主戶也不是全部州縣的戶數。我們已知，宋初統計的戶數是從重新升降天下縣望而來的，而當時明確詔令“天下縣除赤、畿、次赤畿外，重升降地望。”所升降並統計主戶數的是其餘5等縣，凡望縣50，緊縣67，上縣89，中縣115，中下縣110，共431縣。但當時實有638縣，[2]（《方域》7之25，《食貨》69之77，《職官》11之75、58）；[4]（卷85《地理誌序》）也即還有207個為赤、畿、次赤、次畿縣的戶數沒有統計，因為不需重新升降，尤其是不必因戶數而確定等級。一般而言，這些地望高的縣多屬大縣，都是京都或大州府所在地和屬縣，至少可以說，還有32％的戶數不在總數之內。因此宋初的戶數非但不是總戶數，也不是主戶的總數，與應有戶數存在很大差距，因而意義不大。[2]
接下來的戶數比較複雜。我們發現，平定諸國的戶數與《太平寰宇記》相應州郡的戶數相比，差距很大。請看下表（收複時戶數據《宋史·地理誌序》）。
表中顯示兩種情況。其一，《太平寰宇記》所載戶數少於收複時的戶數，荊南、南漢、漳泉、吳越4地即是。這種現象，與滅國後戶口逃亡、遷移有一定關係，各國當時所報戶數也可能有虛誇，或者可能有誤。如據《隆平集》卷一二載，漳泉戶數為110021，吳越戶數為334932，與《宋史·地理誌序》等書所載戶數差距很大，但與《太平寰宇記》所載戶數倒是前後相適應。暫此存疑，更俟詳考。其二，《太平寰宇記》所載戶數大大高於收複時的戶數，湖南、後蜀、南唐、北漢即是。其中與湖南、後蜀的戶數相距20餘年，與南唐的戶數相距10餘年，與北漢的戶數相距不足10年，自然增長的戶數不可能差距太大乃至成倍增加。但《太平寰宇記》所載的主戶數，則接近而且都高於收複時的戶數。也即這4國收複時的戶數，極可能是主戶數。
《太平寰宇記》中，指明是主戶的有3625366戶。另有主客不分戶390510戶，按當時主戶占總戶數的58％計，其中約有226495戶應屬主戶。則當時約有主戶3851861戶。此數與宋太祖末年的總戶數接近，也與宋太宗至道年間的400餘萬戶較適應。下列兩條史料，證實了我們的判斷。
《宋史》卷八五《地理誌序》：“天下主客戶：自至道末四百一十三萬二千五百七十六，天禧五年主戶六百三萬九千三百三十一，客戶不預焉……”
《玉海》卷二0《嘉祐戶口》：“開寶末天下戶三百九萬五百四，至
道末戶四百十三萬二千五百七十六，天禧末戶六百三萬九千三百三十一，客戶不預。”
史料表明，除了《太平寰宇記》的戶數是主客各類人戶的總戶數外，宋初兩朝的戶數盡管有的標明是“主客戶”但實際上都是主戶或主要是主戶數。這樣，表中天禧五年的8677677戶是總戶數，除去上述主戶，另有2638346戶為客戶。表中顯示的另一個奇怪現象也得以解開：宋太宗至道三年戶為4132576，至宋真宗鹹平六年卻為6864160，6年間猛增2731584，增長率為66％，年均增長455430戶，顯然是不可能的，說明後者是總戶數而前者並非總戶數。而從《太平寰宇記》的6499145戶到宋真宗鹹平六年(1003年)的6864160戶，約19年間增長365015戶，增長率約為5.6％，平均每年增長約19211戶，便是正常態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