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中、西兩個兄弟會，在形式上有頗多類似之處，甚至有人試圖將二者聯係起來。
其實二者之間並無關係，彼此之間的相似點，隻是一種基於傳播力考量的自然選擇罷了。
就像中、西方政治史，都經曆過裂土分疆的“封建”模式，但並不存在誰模仿誰一樣。
與洪門的組織原則類似的是，g濟會也試圖用兄弟關係，抹去被吸納者的背景差異，以獲得盡量多的受眾。
不同的是，二者誕生的環境不同，導致在意識形態的選取上有所差異。
如果說“洪門”組織在吸收成員時的門檻是“華夏”身份及認同的話，那麽g濟會成員的底線則是對“神”的敬畏感。
即信仰任何宗教的人，都可以加入g濟會，但前提是你必須是一個有神論者。
事實上，從宗教信仰角度來說的話，洪門所主張的“華夏”認同，也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基於血源傳承而形成的“祖先崇拜”。
清朝統治者並不願意在血緣上附會華夏身份。
說到這裏，會不會再一次感受到地緣的力量，迴想起中、西方地緣模型上的“海中地”、“地中海”差異來？
對於地緣結構複雜的“西方”來說，“神”在意識形態統一方麵的作用，要遠大於古老的中央之國。
g濟會在後世西方是否真的那麽有能量，又是否真的操控世界，並不是我要說的重點。
不過可供大家參考的是，如果我們以後想要有效的控製世界。
那麽，這兩個世界上最大的組織有什麽好的東西值得我們借鑒的呢？大家可以好好的思考一下。
好了，言歸正傳，迴到西加裏曼丹的華人問題上來。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對於成千上萬湧向西加裏曼丹淘金的華人來說，並非天然就會結合為一個整體。
換句話說，並無可能因為一句大家都是中國人，或者洪門兄弟，就會解決彼此之間的利益之爭。
由於閩粵地區族群結構的複雜性，海外華人在抱團取暖時，最初都會傾向將個人的地緣屬性作為重要標準。
比如說蘭芳公司，核心成員就是來自g東梅州的客家人。
同時，前往西加裏曼丹淘金的華人，亦以客家人為主。
從商業角度來說，隨著競爭的加劇，兼並、重組，直至形成壟斷共贏的局麵是一種趨勢。
荷蘭東印度公司及至荷蘭（尼德蘭）共和國的建立，本質都是基於這一商業規律。
這一規律同樣也適用於西加裏曼丹的華人社團。
經過一段時間的博弈之後，主要聚集於三發河——卡普阿裏河下遊之間的數十個華人公司，在18世紀70年代大體重組為了兩部分：
一是南部的“蘭芳公司”；二是北部的“和順總公司”。
前者的核心采礦區被稱之為“東萬律”；後者的核心采礦區則被叫作“蒙特拉度”或者“打勞鹿”。
與西加裏曼丹為所謂“蘭芳共和國”一統天下有出入的是，蘭芳、和順兩大華人集團。
兩個集團一直共存到了1850年，直至後者被荷蘭東印度公司所征服。
蘭芳公司之所以成為西加裏曼丹華人社會的代名詞，更多是因為荷蘭人在征服和順等華人公司時。
蘭芳公司采取了合作的態度，而較晚被消滅。
另一個有意無意的認知誤區，是撇清“蘭芳”與天地會之間的關係，甚至將之描述為競爭關係。
這當然是由於所謂“蘭芳g和國”，已經被拔高為了一麵g和旗幟。
將他的出身與一個幫派色彩濃厚的組織掛鉤，實在是有侮這一定位。
然而，蘭芳公司的天地會組織性質，卻是又客觀存在的。
為了自圓其說，願意相信蘭芳為亞洲“g和”體製開拓者的研究者，會將蘭芳公司的一些競爭社團，籠統稱之為“天地會”。
並認定其天地會式的組織形式，隻是向後者借鑒罷了。
盡管西加裏曼丹並沒有真正形成一個華人g和國。
但說華人自18世紀中後期起，一直主導當地經濟，及形成了穩定的華人社會是沒有問題的。
需要注意的是，吸引華人前往西加裏曼丹奮鬥是西加裏曼丹的金礦，此外還有部分金剛石礦。
不過這並不代表所有的華人社團，一開始都是從事采礦業。
要知道，一個聚集了數以萬計華工及其家屬的區域，糧食的供給本身也是一筆大生意。
尤其中國人的食譜跟當地土著有很大區別的情況下。
在絕大多數公司專注於采礦之時，部分華人開始注意到了農產品供給方麵的巨大商機，蘭芳公司便是其中的代表。
類似的商機在19世紀中葉的米國淘金熱中同樣呈現。
在絕大多數人把“金”理解為水中的砂金時，某個順勢發明耐磨帆布牛仔褲的米國人，也淘到了自己的“金”。
相比牛仔褲，糧食要更為剛需、更容易因壟斷而擴張勢力。
在采取結盟的方式，與其他采礦公司聯手消滅自己在農業領域的競爭者後。
蘭芳公司的勢力得以迅速擴充，並開始染指西加裏曼丹的礦業。
與此同時，意識到危機的其它華人公司，也開始分出人手開辟自己的農業基地。
由此導致的結果就是，一個個的礦業公司，逐漸演變成了一個個結構齊全的華人小社會。
對於習慣於打造自循環經濟的中國人來說，發生在海外的這一切並不難理解。
即使在21世紀的中國大地上，也還遺存有很多基於某項產品生產，比如鋼鐵生產、石油煤炭開采，而衍生出的一個個“企業型社會”。
這些大多為國家擁有的大企業，不僅擁有醫院、學校，甚至派出所等社會性機構，甚至在人員流動上呈現出很大的自循環性。
隻不過在政治結構穩固的中國，這些“企業型社會”並沒有機會進化為政權罷了。
這個蘭芳公司存在了約112年，從1776年到1888年。
在這一個多世紀中，蘭芳公司與其它華人采礦公司一起，在西加裏曼丹打造了一個結構完整的華人社會。
由於沒有更高一級的政治保護，西加裏曼丹的“企業型社會”同時還衍生出了自己的行政、執法，乃至軍事機構。
其實二者之間並無關係，彼此之間的相似點，隻是一種基於傳播力考量的自然選擇罷了。
就像中、西方政治史，都經曆過裂土分疆的“封建”模式，但並不存在誰模仿誰一樣。
與洪門的組織原則類似的是，g濟會也試圖用兄弟關係，抹去被吸納者的背景差異，以獲得盡量多的受眾。
不同的是，二者誕生的環境不同，導致在意識形態的選取上有所差異。
如果說“洪門”組織在吸收成員時的門檻是“華夏”身份及認同的話，那麽g濟會成員的底線則是對“神”的敬畏感。
即信仰任何宗教的人，都可以加入g濟會，但前提是你必須是一個有神論者。
事實上，從宗教信仰角度來說的話，洪門所主張的“華夏”認同，也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基於血源傳承而形成的“祖先崇拜”。
清朝統治者並不願意在血緣上附會華夏身份。
說到這裏，會不會再一次感受到地緣的力量，迴想起中、西方地緣模型上的“海中地”、“地中海”差異來？
對於地緣結構複雜的“西方”來說，“神”在意識形態統一方麵的作用，要遠大於古老的中央之國。
g濟會在後世西方是否真的那麽有能量，又是否真的操控世界，並不是我要說的重點。
不過可供大家參考的是，如果我們以後想要有效的控製世界。
那麽，這兩個世界上最大的組織有什麽好的東西值得我們借鑒的呢？大家可以好好的思考一下。
好了，言歸正傳，迴到西加裏曼丹的華人問題上來。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對於成千上萬湧向西加裏曼丹淘金的華人來說，並非天然就會結合為一個整體。
換句話說，並無可能因為一句大家都是中國人，或者洪門兄弟，就會解決彼此之間的利益之爭。
由於閩粵地區族群結構的複雜性，海外華人在抱團取暖時，最初都會傾向將個人的地緣屬性作為重要標準。
比如說蘭芳公司，核心成員就是來自g東梅州的客家人。
同時，前往西加裏曼丹淘金的華人，亦以客家人為主。
從商業角度來說，隨著競爭的加劇，兼並、重組，直至形成壟斷共贏的局麵是一種趨勢。
荷蘭東印度公司及至荷蘭（尼德蘭）共和國的建立，本質都是基於這一商業規律。
這一規律同樣也適用於西加裏曼丹的華人社團。
經過一段時間的博弈之後，主要聚集於三發河——卡普阿裏河下遊之間的數十個華人公司，在18世紀70年代大體重組為了兩部分：
一是南部的“蘭芳公司”；二是北部的“和順總公司”。
前者的核心采礦區被稱之為“東萬律”；後者的核心采礦區則被叫作“蒙特拉度”或者“打勞鹿”。
與西加裏曼丹為所謂“蘭芳共和國”一統天下有出入的是，蘭芳、和順兩大華人集團。
兩個集團一直共存到了1850年，直至後者被荷蘭東印度公司所征服。
蘭芳公司之所以成為西加裏曼丹華人社會的代名詞，更多是因為荷蘭人在征服和順等華人公司時。
蘭芳公司采取了合作的態度，而較晚被消滅。
另一個有意無意的認知誤區，是撇清“蘭芳”與天地會之間的關係，甚至將之描述為競爭關係。
這當然是由於所謂“蘭芳g和國”，已經被拔高為了一麵g和旗幟。
將他的出身與一個幫派色彩濃厚的組織掛鉤，實在是有侮這一定位。
然而，蘭芳公司的天地會組織性質，卻是又客觀存在的。
為了自圓其說，願意相信蘭芳為亞洲“g和”體製開拓者的研究者，會將蘭芳公司的一些競爭社團，籠統稱之為“天地會”。
並認定其天地會式的組織形式，隻是向後者借鑒罷了。
盡管西加裏曼丹並沒有真正形成一個華人g和國。
但說華人自18世紀中後期起，一直主導當地經濟，及形成了穩定的華人社會是沒有問題的。
需要注意的是，吸引華人前往西加裏曼丹奮鬥是西加裏曼丹的金礦，此外還有部分金剛石礦。
不過這並不代表所有的華人社團，一開始都是從事采礦業。
要知道，一個聚集了數以萬計華工及其家屬的區域，糧食的供給本身也是一筆大生意。
尤其中國人的食譜跟當地土著有很大區別的情況下。
在絕大多數公司專注於采礦之時，部分華人開始注意到了農產品供給方麵的巨大商機，蘭芳公司便是其中的代表。
類似的商機在19世紀中葉的米國淘金熱中同樣呈現。
在絕大多數人把“金”理解為水中的砂金時，某個順勢發明耐磨帆布牛仔褲的米國人，也淘到了自己的“金”。
相比牛仔褲，糧食要更為剛需、更容易因壟斷而擴張勢力。
在采取結盟的方式，與其他采礦公司聯手消滅自己在農業領域的競爭者後。
蘭芳公司的勢力得以迅速擴充，並開始染指西加裏曼丹的礦業。
與此同時，意識到危機的其它華人公司，也開始分出人手開辟自己的農業基地。
由此導致的結果就是，一個個的礦業公司，逐漸演變成了一個個結構齊全的華人小社會。
對於習慣於打造自循環經濟的中國人來說，發生在海外的這一切並不難理解。
即使在21世紀的中國大地上，也還遺存有很多基於某項產品生產，比如鋼鐵生產、石油煤炭開采，而衍生出的一個個“企業型社會”。
這些大多為國家擁有的大企業，不僅擁有醫院、學校，甚至派出所等社會性機構，甚至在人員流動上呈現出很大的自循環性。
隻不過在政治結構穩固的中國，這些“企業型社會”並沒有機會進化為政權罷了。
這個蘭芳公司存在了約112年，從1776年到1888年。
在這一個多世紀中，蘭芳公司與其它華人采礦公司一起，在西加裏曼丹打造了一個結構完整的華人社會。
由於沒有更高一級的政治保護，西加裏曼丹的“企業型社會”同時還衍生出了自己的行政、執法，乃至軍事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