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慧慈來到日本之前,此時的隋朝已經一統分裂紛亂的南北朝,國力也是蒸蒸日上。


    開始展現一個世界頂級大國潛力來,京杭大運河,科舉製度等一係列政策,使得後世的中國受益匪淺。


    而高句麗人慧慈就是對隋朝文化特別仰慕的一個人。


    所以他在教聖德太子的時候就說:“大隋官製完整,國勢強盛,篤信並保護佛法。”


    因為有老師慧慈的教導,聖德太子一邊致力在日本宣揚佛法。


    此時最大的阻礙,日本大豪族物部氏已經沒落。


    一邊不斷的派遣譴隋使者到中原去學習,其中就包括後世國人比較熟悉的遣隋使小野妹子。


    不僅如此,他自己還模仿《易經》,陰陽五行學說等中國古典哲學書籍。


    在結合法家、儒家、道家等多種思想頒布了“憲法十七條”,為漢文化的輸入做了一個基礎的鋪墊。


    所以很多人非常奇怪,為什麽白江口之戰後,日本能夠迅速的吸收漢唐文化。


    並逐漸比中國本土繼承的還要更加優秀。


    比如說源於中國園林的園林風格建築,最高藝術成就是日本的枯山水。


    源於中國的雅樂,最完美的繼承者同樣也是日本,甚至國內都已經失傳了。


    這些其實都可以歸功到聖德太子。


    公元622年,病重的聖德太子,隨前一日前剛剛過世的太子妃膳大郎女而去。


    然而他對日本的影響,卻已經足夠改變這個國家今後所有的曆史。


    從聖德太子開始,他自己為《妙法蓮花經》、《維摩經》、《勝?經》三經作注。


    由此佛教在日本徹底生根,同時他聘請漢文化大師和高僧,在日本大範圍公開授課。


    漢文化開始為之後的大批量融入奠定基礎。


    可以說沒有聖德太子,就沒有後世的日本。


    這也是為什麽日元上,都曾有聖德太子頭像的原因了。


    最後插一句題外話,也正是在聖德太子期間。


    日本致力於增強同周邊國家的關係,出兵朝鮮半島,聯合百濟攻打新羅。


    結果在公元660年(唐顯慶五年)3月,百濟國在高句麗國支持下,大舉入侵新羅國。


    新羅軍接連敗北,新羅武烈王向大唐帝國求救。


    唐高宗任命右威衛將軍孫仁師為熊津道行軍總管,統舟7000進駐熊津城(今韓國公州)。


    663年八月十七日,唐將劉仁願、孫仁師與新羅王率陸軍團團圍住周留城。


    唐將劉仁軌、杜爽與百濟降將扶餘隆則帶領戰船170艘列陣白村江口。


    八月二十七日,日本援軍萬餘人,分乘戰船千艘,與唐朝水軍不期而遇。


    《三國史記》中描述道:“此時倭國船兵,來助百濟,倭船千艘,停在白沙。


    百濟精騎,岸上守船,新羅驍騎,為漢前鋒,先破岸陣。”


    翌日,日軍諸將與百濟王商討對策。


    他們依仗兵力優勢,妄言“我等爭先,彼應自退”,遂未加整頓部署,便“率亂伍中軍之卒,進打大唐堅陣之軍”。


    結果,唐軍“左右夾船繞戰”,巧施包抄合擊之術,致使日軍“赴水溺死者眾,艫舳不得迴旋”。


    《舊唐書·劉仁軌傳》史載:“仁軌遇倭兵於白江之口,四戰捷,焚其舟四百艘。


    煙焰漲天,海水皆赤。”戰後,百濟豐璋王逃亡高句麗,殘軍盡皆投降,百濟複國化為泡影。


    7月,百濟軍大敗,百濟王及百官被俘往長安,百濟王朝崩潰,


    在白江口失敗的打擊下,百濟王逃往高句麗,餘部全部歸降,百濟國徹底滅亡。


    白村江戰役,基本上決定了當時東亞地區的政治格局。


    百濟滅亡後,667年,唐朝和新羅聯軍乘機進攻,翌年攻陷平壤,存在705年之久的高句麗滅亡。


    白村江之戰,促使日本退守本土,九百餘年(至1592年豐臣秀吉侵略朝鮮)間未敢再大規模入侵朝鮮半島。


    白村江戰敗後,日本中大兄皇子深恐唐朝與新羅軍隊進攻日本本土。


    於是從664年起,花費巨資,先後構建了四道防線。


    其中,日本在九州的太宰府建“水城”,它實際上是一座用於防禦的土壩。


    壩長1.2公裏,底部寬80米,高十幾米,外側是一條5米深的水溝。


    為了保險,667年,日本將都城從飛鳥遷至近江大津宮。


    然而,唐朝和新羅的軍隊並沒有乘勝進軍日本本土。


    白江口海戰的勝利,徹底粉碎了日本侵入朝鮮半島的野心。


    日本人尊崇強者,你把他打得服服帖帖,他就跪了。


    此後日本調整對外政策,向唐朝臣服,開始以中國為師,謀求自強。


    在此後千年的時間裏,暫時打掉了日本人的野心。


    轉眼來到了明朝的萬曆年,統一了日本的豐臣秀吉又開始蠢蠢欲動。


    而在日本人心中種下據天朝而居之的思想根源,是豐臣秀吉在日本人心中播下的種子。


    豐臣秀吉(1536-1598年)統一日本後。


    就處心積慮地,要以武力在亞洲,建立以日本為中心的大帝國。


    並提出了攻略朝鮮,進取平津,占領華北,在東亞大陸列土封疆的對外侵略擴張的戰略構想。


    可以說,他是日本“大陸政策”的最早提出者與實踐者,並兩次發動侵略朝鮮的戰爭。


    1578年,豐臣秀吉表明他的“宏大誌向”:“圖朝鮮,窺視中華,此乃臣之宿誌”。


    1584年,擔任太政大臣的豐臣秀吉,提出了一個帶有時間表的擴張計劃。


    既在占領朝鮮之後,於1593年初占領北京,1594年日本遷都北京,然後再進軍印度。


    1590年,豐臣寫信給朝鮮國王,“吾欲假道貴國,超越山海,直入於明,使其四百州皆入我俗”。


    1592年,日本首次侵朝初期進展順利,豐臣秀吉就開始籌劃遷都於北京。


    他自己“居守寧波府”,以便“尊聖意,占領天苧印度”。


    不過,豐臣秀吉的計劃主要停留在“理想層麵”。


    豐臣秀吉兩度興兵進犯朝鮮,史稱文祿之役和慶長之役,侵略者遭到了朝鮮的沉重打擊,均以失敗而告終。


    隨著豐臣秀吉於1598年病死,其遷都北京進攻印度的擴張大陸的計劃徹底失敗。


    然而,豐臣秀吉“滅朝鮮,侵中國”的戰爭思路,卻為後來的曆代統治者所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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