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周說道：法令是由人製定的，不管製訂法令的人如何聰明，如何有學識，如何懂得人情變故，製訂下來的法令隨著製訂人的經曆、學識、背景……等等不同，而有著千千萬萬個細微的變化。
這些小小的變化在製訂之初，也許短時間內不會產生較大的疑問和矛盾，但是，這些法律一旦製訂下來，以條文的形式分布下去，就已經落後於人情人心世風世俗。
可以想像得到，貞觀年間頒布的律令，到五十年以後還能適應社會發展麽？一百年以後呢？一千年以後呢？固守不變的律令豈能適合不斷變化中的社會，以及人們的心理需求和社會規則？
又因為執行法律的人的不同，以及地域、種族、甚至氣候、年齡問題，都會對律令規定產生較大的歧義。比如有的條文規定，輕則罰俸，重則罷免，更重則流放。
臣想請教陛下，何為輕，何為重，何為更重？還不是憑著執法人員的一念之差？這就給了一些不法之徒的空子可鑽。
更不能想像的是，一些善良之輩，受到心腸歹毒之人的誘騙，懵懵懂懂的掉進別人精心設置的圈套裏，這樣的情況，誰是主犯，誰是從犯，誰又該負主要責任？
法為社會以及人與人之間交往的一個準則，必然不能固守不變，而是隨著社會不斷的變化而不斷的修改完善。又因為大唐是一個講究人情的社會。而法條卻是死命令，沒有人情味，因此。臣建議，陛下要揣摩法令，必需條文中規定，執行時要有人情味！
李世民十分感歎：“還是馬周考慮得周到啊！朕以為，人情是要講的，也不能過分的講。法就是法，情就是情。違法不講情，講情不*。總體來說。法大於情，而情必需順從於法。”
“可法不容情啊！”馬周反駁到。
李世民還很不習慣被馬周頂撞，但是考慮到，現在製訂條文有可能要適用於百年之後。現在稍一疏忽就會爆發想像不到的大矛盾，不得不虛心向馬周請教討論。
馬周說：漢代之所以能昌盛不衰，威加四海，四夷臣服，就是因為漢代施行了外儒內法。儒者，仁義禮智信，孝悌廉倡。要求所有的讀書人，必需按照這個標準去對待他人，對待君主。
可是。自漢代以來，真正能夠讀書的人，又有多少？天下八成的人。都目不識丁，聽不懂儒士講的那一套究竟是什麽意思，更不懂他們做的那一套，天天之乎者是為什麽。放著好好一句話不說，偏偏烏唿哀哉，感歎一通。何必呢？
在儒者眼中，普通百姓隻不過是目不識丁的賤民。在百姓眼中，儒者也不過是一些迂腐而無實用的書生而已。真讓儒者做事，書生造反，三年不成。百無一用是書生！
尤其是，儒者在儒家教條的規定下，消磨了本性，壓抑了內心熊熊之火，變得既不能上馬安天下，又不能下馬治天下，全部變成死要麵子活受罪的玩偶。因此上，這些人倒是比不了，目不識丁的人有膽識有魅力。甚至更比不上粗識文字的人更讓人敬佩。
一句話，儒束縛了人性，使人變得不像人，倒像是一個懂禮節的豬！
所以，唐不能隻發展儒，也不能一味的執行法，而是要兼顧百家之長，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兵家是保障家車的長城，兵家必不能參與到其中來。隻要兵家不亂，則百家不亂！
李世民一時沒有直接迴答馬周的話，站起身來，在立政殿內緩緩地走著，思考著，沉默著。過了很久，李世民才說：“百家爭鳴隻不過是一個混亂時期，人人都想在那亂世之中創派立說，其實，真正對家國有益的，是那些掌管著大唐數不勝數的底層權力的那些小吏。隻要小吏清明，則百姓自安。所以，我們若想治理儒、墨、法、兵、陰陽等流派之說，必需先抓緊底層小吏的吏治。”
“吏治一清，則百律暢通！”
馬周一時信服，也沒表示不同的意見。
李世民又說：“隨後，馬中書與房玄齡等人商量一下，先從吏治開始抓起。不過，也要講究人情味，不能一味的*！”
於是，馬周和房玄齡大理寺丞孫伏伽等人，製訂一款清明吏治的條款來。
此法一經頒布，立即引起小吏以及百姓們的熱議。馬周派一部分人，到民間采風，了解他們的心聲。通過了解，發現支持的人占大多數，而反對的聲音也不是沒有。
通過不斷的修改完善，一段時間以後，議論之聲慢慢平息，開始化成規定在各地執行。
第一年，犯死罪的人有二百九十人，三年以後，犯死罪之人降到不到三十人。這說明各地執行的情況相當不錯！李世民非常高興，天下安定到這各程度，夫複何求？便擺下酒宴大宴群臣。
第三年結束時，李世民放這犯死罪的二十九名犯人全部迴家，與家人團聚半年，處理以下後事，比如欠人家的帳還沒有還啊，欠人家的人情債還懸著，或是娶媳婦沒來得及生下一男半女的，迴家和妻子團圓。等九月份必需返迴長安，到刑部，到大理寺受刑罰。
這一個決定一出，滿朝文武大臣吃驚非同小可。死刑犯若是逃掉了，對普通百姓來說，危害豈不是更大？
李世民說：“我相信他們不會做壞事，恰恰相反的是，他們一定遵守律令，而且還會在九月份的時候迴到長安受罰。”
滿朝大臣，除了馬周和房玄齡等人之外，全都不以為然。
到了九月份，二十九名犯人果然全部返迴，一個也沒有再犯罪，也沒有逃跑。有些人在臨死的時候，痛哭流涕，遇到這樣一位開明的君王，為何自己就這麽不是東西偏偏要去犯法呢？若是有來生的話，還希望在陛下的治禦之下，做臣民，下輩子，說什麽也不再觸犯大唐的律令了。
別人都不知道為什麽，來請教馬周，馬周長歎一聲，給他們分析一遍。(未完待續)
這些小小的變化在製訂之初，也許短時間內不會產生較大的疑問和矛盾，但是，這些法律一旦製訂下來，以條文的形式分布下去，就已經落後於人情人心世風世俗。
可以想像得到，貞觀年間頒布的律令，到五十年以後還能適應社會發展麽？一百年以後呢？一千年以後呢？固守不變的律令豈能適合不斷變化中的社會，以及人們的心理需求和社會規則？
又因為執行法律的人的不同，以及地域、種族、甚至氣候、年齡問題，都會對律令規定產生較大的歧義。比如有的條文規定，輕則罰俸，重則罷免，更重則流放。
臣想請教陛下，何為輕，何為重，何為更重？還不是憑著執法人員的一念之差？這就給了一些不法之徒的空子可鑽。
更不能想像的是，一些善良之輩，受到心腸歹毒之人的誘騙，懵懵懂懂的掉進別人精心設置的圈套裏，這樣的情況，誰是主犯，誰是從犯，誰又該負主要責任？
法為社會以及人與人之間交往的一個準則，必然不能固守不變，而是隨著社會不斷的變化而不斷的修改完善。又因為大唐是一個講究人情的社會。而法條卻是死命令，沒有人情味，因此。臣建議，陛下要揣摩法令，必需條文中規定，執行時要有人情味！
李世民十分感歎：“還是馬周考慮得周到啊！朕以為，人情是要講的，也不能過分的講。法就是法，情就是情。違法不講情，講情不*。總體來說。法大於情，而情必需順從於法。”
“可法不容情啊！”馬周反駁到。
李世民還很不習慣被馬周頂撞，但是考慮到，現在製訂條文有可能要適用於百年之後。現在稍一疏忽就會爆發想像不到的大矛盾，不得不虛心向馬周請教討論。
馬周說：漢代之所以能昌盛不衰，威加四海，四夷臣服，就是因為漢代施行了外儒內法。儒者，仁義禮智信，孝悌廉倡。要求所有的讀書人，必需按照這個標準去對待他人，對待君主。
可是。自漢代以來，真正能夠讀書的人，又有多少？天下八成的人。都目不識丁，聽不懂儒士講的那一套究竟是什麽意思，更不懂他們做的那一套，天天之乎者是為什麽。放著好好一句話不說，偏偏烏唿哀哉，感歎一通。何必呢？
在儒者眼中，普通百姓隻不過是目不識丁的賤民。在百姓眼中，儒者也不過是一些迂腐而無實用的書生而已。真讓儒者做事，書生造反，三年不成。百無一用是書生！
尤其是，儒者在儒家教條的規定下，消磨了本性，壓抑了內心熊熊之火，變得既不能上馬安天下，又不能下馬治天下，全部變成死要麵子活受罪的玩偶。因此上，這些人倒是比不了，目不識丁的人有膽識有魅力。甚至更比不上粗識文字的人更讓人敬佩。
一句話，儒束縛了人性，使人變得不像人，倒像是一個懂禮節的豬！
所以，唐不能隻發展儒，也不能一味的執行法，而是要兼顧百家之長，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兵家是保障家車的長城，兵家必不能參與到其中來。隻要兵家不亂，則百家不亂！
李世民一時沒有直接迴答馬周的話，站起身來，在立政殿內緩緩地走著，思考著，沉默著。過了很久，李世民才說：“百家爭鳴隻不過是一個混亂時期，人人都想在那亂世之中創派立說，其實，真正對家國有益的，是那些掌管著大唐數不勝數的底層權力的那些小吏。隻要小吏清明，則百姓自安。所以，我們若想治理儒、墨、法、兵、陰陽等流派之說，必需先抓緊底層小吏的吏治。”
“吏治一清，則百律暢通！”
馬周一時信服，也沒表示不同的意見。
李世民又說：“隨後，馬中書與房玄齡等人商量一下，先從吏治開始抓起。不過，也要講究人情味，不能一味的*！”
於是，馬周和房玄齡大理寺丞孫伏伽等人，製訂一款清明吏治的條款來。
此法一經頒布，立即引起小吏以及百姓們的熱議。馬周派一部分人，到民間采風，了解他們的心聲。通過了解，發現支持的人占大多數，而反對的聲音也不是沒有。
通過不斷的修改完善，一段時間以後，議論之聲慢慢平息，開始化成規定在各地執行。
第一年，犯死罪的人有二百九十人，三年以後，犯死罪之人降到不到三十人。這說明各地執行的情況相當不錯！李世民非常高興，天下安定到這各程度，夫複何求？便擺下酒宴大宴群臣。
第三年結束時，李世民放這犯死罪的二十九名犯人全部迴家，與家人團聚半年，處理以下後事，比如欠人家的帳還沒有還啊，欠人家的人情債還懸著，或是娶媳婦沒來得及生下一男半女的，迴家和妻子團圓。等九月份必需返迴長安，到刑部，到大理寺受刑罰。
這一個決定一出，滿朝文武大臣吃驚非同小可。死刑犯若是逃掉了，對普通百姓來說，危害豈不是更大？
李世民說：“我相信他們不會做壞事，恰恰相反的是，他們一定遵守律令，而且還會在九月份的時候迴到長安受罰。”
滿朝大臣，除了馬周和房玄齡等人之外，全都不以為然。
到了九月份，二十九名犯人果然全部返迴，一個也沒有再犯罪，也沒有逃跑。有些人在臨死的時候，痛哭流涕，遇到這樣一位開明的君王，為何自己就這麽不是東西偏偏要去犯法呢？若是有來生的話，還希望在陛下的治禦之下，做臣民，下輩子，說什麽也不再觸犯大唐的律令了。
別人都不知道為什麽，來請教馬周，馬周長歎一聲，給他們分析一遍。(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