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官舍不僅是一項福利，也是一種政治待遇。《事實類苑》卷十一記，北宋名相寇準受政敵迫害，被貶為衡州司馬。衡州府向來不給這種徒有虛名、實受監管者分配住房，“百姓聞之，競荷瓦木，不督而會，公宇立成”。眼看其在民眾中威望如此之高，政敵又趕快把他遷到雷州，並終於達到令他鬱憤而卒的目的。
蘇東坡的弟弟蘇轍也曾被政敵章惇貶到雷州，“不許居官舍，遂僦民屋”。章惇得知，嚴令州府究治膽敢借房給管製分子居住的民眾。後來章惇也被貶到雷州，碰巧亦向這個人求租房子，對方心有餘悸地答複他:“前蘇公來，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賓退錄》卷八)此為政治鬥爭之激烈在住房問題上的反映，也說明雖然稱官，卻並非人人都可住官舍的。
“我覺得關鍵還在於辦公居住一體的實現。”胡成達說：“官舍製度一向嚴格，不能說改動就改動。”
官舍如此“尊嚴”，在一定程度上與它的位置有關係。自秦漢以來，凡州郡府縣各級地方政府之主要首長和佐貳官員的生活區域，照例都是圈定在各自的衙署即機關大院以內的，俗稱“內衙”或“私宅”等，並用屋宇式的宅門同以大堂為中心的辦公區域劃出界線。宋人孔平仲《珩璜新論》卷四:“或以衙為廨舍……兒子謂之衙內”，因知古人常將“衙內”作為官府子弟的代稱，就是以他們這種特殊的居住條件為依據的。
《溫公詩話》記北宋鮑當任河南府法曹時，河南知府“薛(映)嚐暑月訪其廨舍，(鮑)當方露頂，狼狽入，易服把板而出”。是說像鮑當這種處長一級(曹官)的官員，也有坐落在衙署內的住宅。因為是私人生活空間，又值盛夏季節，所以沒戴官帽，恐怕還是半赤膊狀態，所以當上司突然來訪時顯得很狼狽。
而像上述寇準、蘇轍這些人在當時的境遇，雖然名義上的級別比鮑的曹官還高一些(司馬為知府的佐官)，但實際上是到此接受管製的。所以，無緣住在“內衙”。反之，也有主動放棄這種榮耀的，如東晉羅含任州府別駕，“以廨舍喧擾，於城西池小洲上立茅屋，織葦為席而居”(《晉書》卷九十二)。此人名列《文苑傳》，看來是希望在業餘時間有一個可以讀書寫作的安靜環境。
“官多房少，亟需改革。事實擺在我們麵前，如今馬上迎來新朝，改革是必然的。”
地方官連同隨任家屬免費享用機關住房的傳統，一直維持到清朝覆滅。相反，京朝官的住房問題，卻經曆了較多的變化。前文說過，兩漢時官員多居機關大院，東漢王充《論衡?詰術篇》稱:“府廷之內，吏舍比屬”，足見規模之大。《後漢書》卷六十四記趙岐的祖父官任禦史，故其“生於禦史台，因字台卿”，又可知同居的家屬中，甚至包括成年的兒子媳婦。
但是，隨著國家中央集權管理職能的日趨完善甚至繁複化，京朝機構及供職人數也在不斷增加。據《文獻通考》卷四十七提供的統計，漢晉時全國官員總數僅七千人左右，隋朝重新統一後達一萬二千五百七十六人，唐朝更增至一萬八千八百零五人，其中供職京師者就有二千六百二十人。假如仍沿襲兩漢時大包幹的辦法，則不僅“京師百司”之機關用房要發生危機，亦將無法正常發揮衙署的辦公職能，因為辦公區內除了這二千六百二十員京朝官外，還得加上數倍於此的吏胥、雜役和衛士，而在生活區內居住的又不止是他們的家屬，再要將侍候這一大家子的小丫環老媽子也算進去。閉起眼睛想像一下，這還成官署嗎？
《後漢書》卷二十七記，張湛官拜太中大夫，“稱疾不朝，居中東門候舍”。張湛以秩二千石的高級官員，不住官舍而自降住房標準，搬到候舍去，其表麵理由是請長病假不理事，所以不該居住官舍。但進一層推度，則應是京師官舍緊張，不如自己識相。
總之，隨著中央官製的不斷擴張，京朝官住房辦法的改革，勢在必行。
……
朝堂上的爭論雖然沒什麽結果，可王富貴在西涼可謂鬧翻了天。
“靳奕天，老子和你什麽仇什麽怨哪，追著我從西門打到東門，你腦子有病吧你！”
“讓你偷聽！讓你偷聽！”靳奕天說：“我說看見你這個猥瑣的家夥時覺得有點兒眼熟，終於想起來了，你是尹晟麟的人。跟著我偷聽，肯定又是有陰謀，不過既然你已經聽到了，那就得先殺了你，避免造成什麽不必要的麻煩。”
王富貴說：“不是，我什麽也沒聽著啊……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哥別殺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把驢都給你。”
“你給我站住！”
“不是，咱們有話好商量，我送你幾頭莒驢還不行嗎？”王富貴邊跑邊說：“別拿著個劍到處砍來砍去的，這裏這麽多居民，傷到多不好。”
兩人一個追一個跑，來到了集市上。王富貴拿起一隻大蘿卜朝靳奕天砸了過去，靳奕天一劍劈成兩半。
一轉身，王富貴又不知道鑽哪條胡同裏去了，靳奕天的人才剛剛跟上。
“把這個王富貴給我搜出來！”
蘇東坡的弟弟蘇轍也曾被政敵章惇貶到雷州，“不許居官舍，遂僦民屋”。章惇得知，嚴令州府究治膽敢借房給管製分子居住的民眾。後來章惇也被貶到雷州，碰巧亦向這個人求租房子，對方心有餘悸地答複他:“前蘇公來，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賓退錄》卷八)此為政治鬥爭之激烈在住房問題上的反映，也說明雖然稱官，卻並非人人都可住官舍的。
“我覺得關鍵還在於辦公居住一體的實現。”胡成達說：“官舍製度一向嚴格，不能說改動就改動。”
官舍如此“尊嚴”，在一定程度上與它的位置有關係。自秦漢以來，凡州郡府縣各級地方政府之主要首長和佐貳官員的生活區域，照例都是圈定在各自的衙署即機關大院以內的，俗稱“內衙”或“私宅”等，並用屋宇式的宅門同以大堂為中心的辦公區域劃出界線。宋人孔平仲《珩璜新論》卷四:“或以衙為廨舍……兒子謂之衙內”，因知古人常將“衙內”作為官府子弟的代稱，就是以他們這種特殊的居住條件為依據的。
《溫公詩話》記北宋鮑當任河南府法曹時，河南知府“薛(映)嚐暑月訪其廨舍，(鮑)當方露頂，狼狽入，易服把板而出”。是說像鮑當這種處長一級(曹官)的官員，也有坐落在衙署內的住宅。因為是私人生活空間，又值盛夏季節，所以沒戴官帽，恐怕還是半赤膊狀態，所以當上司突然來訪時顯得很狼狽。
而像上述寇準、蘇轍這些人在當時的境遇，雖然名義上的級別比鮑的曹官還高一些(司馬為知府的佐官)，但實際上是到此接受管製的。所以，無緣住在“內衙”。反之，也有主動放棄這種榮耀的，如東晉羅含任州府別駕，“以廨舍喧擾，於城西池小洲上立茅屋，織葦為席而居”(《晉書》卷九十二)。此人名列《文苑傳》，看來是希望在業餘時間有一個可以讀書寫作的安靜環境。
“官多房少，亟需改革。事實擺在我們麵前，如今馬上迎來新朝，改革是必然的。”
地方官連同隨任家屬免費享用機關住房的傳統，一直維持到清朝覆滅。相反，京朝官的住房問題，卻經曆了較多的變化。前文說過，兩漢時官員多居機關大院，東漢王充《論衡?詰術篇》稱:“府廷之內，吏舍比屬”，足見規模之大。《後漢書》卷六十四記趙岐的祖父官任禦史，故其“生於禦史台，因字台卿”，又可知同居的家屬中，甚至包括成年的兒子媳婦。
但是，隨著國家中央集權管理職能的日趨完善甚至繁複化，京朝機構及供職人數也在不斷增加。據《文獻通考》卷四十七提供的統計，漢晉時全國官員總數僅七千人左右，隋朝重新統一後達一萬二千五百七十六人，唐朝更增至一萬八千八百零五人，其中供職京師者就有二千六百二十人。假如仍沿襲兩漢時大包幹的辦法，則不僅“京師百司”之機關用房要發生危機，亦將無法正常發揮衙署的辦公職能，因為辦公區內除了這二千六百二十員京朝官外，還得加上數倍於此的吏胥、雜役和衛士，而在生活區內居住的又不止是他們的家屬，再要將侍候這一大家子的小丫環老媽子也算進去。閉起眼睛想像一下，這還成官署嗎？
《後漢書》卷二十七記，張湛官拜太中大夫，“稱疾不朝，居中東門候舍”。張湛以秩二千石的高級官員，不住官舍而自降住房標準，搬到候舍去，其表麵理由是請長病假不理事，所以不該居住官舍。但進一層推度，則應是京師官舍緊張，不如自己識相。
總之，隨著中央官製的不斷擴張，京朝官住房辦法的改革，勢在必行。
……
朝堂上的爭論雖然沒什麽結果，可王富貴在西涼可謂鬧翻了天。
“靳奕天，老子和你什麽仇什麽怨哪，追著我從西門打到東門，你腦子有病吧你！”
“讓你偷聽！讓你偷聽！”靳奕天說：“我說看見你這個猥瑣的家夥時覺得有點兒眼熟，終於想起來了，你是尹晟麟的人。跟著我偷聽，肯定又是有陰謀，不過既然你已經聽到了，那就得先殺了你，避免造成什麽不必要的麻煩。”
王富貴說：“不是，我什麽也沒聽著啊……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哥別殺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把驢都給你。”
“你給我站住！”
“不是，咱們有話好商量，我送你幾頭莒驢還不行嗎？”王富貴邊跑邊說：“別拿著個劍到處砍來砍去的，這裏這麽多居民，傷到多不好。”
兩人一個追一個跑，來到了集市上。王富貴拿起一隻大蘿卜朝靳奕天砸了過去，靳奕天一劍劈成兩半。
一轉身，王富貴又不知道鑽哪條胡同裏去了，靳奕天的人才剛剛跟上。
“把這個王富貴給我搜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