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石窟，又名莫高窟，位於gs省敦煌市，是世界上現存規模最大、內容最豐富的佛教藝術聖地。
敦煌石窟始建於十六國的前秦時期，曆經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曆代的興建，形成巨大的規模。現有洞窟735個，壁畫4.5萬平方米、泥質彩塑2415尊。敦煌石窟是建築、雕塑、壁畫三者結合的立體藝術，窟內繪、塑佛像及佛典內容，為佛徒修行、觀像、禮拜處所。
敦煌石窟是融建築、雕塑、壁畫三者於一體立體藝術，是中國古代藝術史的百科全書。
曆史沿革
敦煌位於gs省的西部，從自然地理的位置上說，正處在河西走廊的西部盡頭處。這裏南接青海，西連xj，自漢代以來一直就是中西交通的樞紐。
公元前111年，漢武帝為抵禦匈奴，設敦煌郡作為邊防哨所。自漢武帝開通絲綢之路後，作為西陲重鎮的敦煌，成為溝通中原和西域的交通樞紐、絲綢之路沿線的商業中心，以及各種民族與文化交匯的場域。其中，佛教文化和藝術在內的中西文明在這裏交匯、碰撞，這是敦煌石窟藝術產生的曆史根源。
莫高窟開鑿興建的年代，不同的文獻資料記載稍有出入。目前多數學者所同意的觀點是前秦建元二年（366）樂僔和尚在莫高窟創鑿洞窟，法良禪師接續建造。
據武周聖曆元年（698）《李君修慈悲佛龕碑》所記載，“莫高窟者，厥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有沙門樂僔，戒行清虛，執心恬靜，嚐杖錫林野，行至此山，忽見金光，狀有千佛，造窟一龕。次有法良禪師，從東屆此，又與僔師窟側，更即營建。伽藍之起，濫觴於二僧。”到北涼時期，此地已形成了小型僧侶社區。這些洞窟最初隻是作為隱士僧侶的冥想修行之所，但後來發展為服務於附近興起的寺院。
此後，北魏宗室東陽王元太榮（本名元榮），北周貴族建平公於義先後出任瓜州（敦煌）刺史，受崇佛造像風習的影響，莫高窟開始發展。
隋和唐前期，敦煌成為絲綢之路的主要商業樞紐和重要的宗教中心，莫高窟也進入鼎盛時期，成為各方的朝聖之地。這一時期，莫高窟建造了大量的洞窟，其中包括兩個大像龕。作為冥想的輔助，作為向不識字的人宣傳佛教信仰和故事的教學工具等，這些洞窟空間及內部壁畫與造像被精心營造。
主要的洞窟通常由佛教僧侶、地方統治精英以及中原帝王等讚助人讚助，其他洞窟則由商旅、軍官和當地的人（如婦女團體）資助。
安史之亂後，建中二年（781）吐蕃占沙州（敦煌），在吐蕃讚普保護下，莫高窟得以繼續發展。大中二年（848）張議潮率兵起義，收複河西十一州失地，奏表歸唐。在張氏歸義軍政權統治的晚唐時期，張氏家屬及其顯貴姻親在此繼續修建。
乾化四年（914）曹議金取代張氏執掌歸義軍政權，曹氏家族統治瓜（安西）沙（敦煌）120多年，新建洞窟，還全麵重繪重修前代洞窟和窟簷，在崖麵上大麵積繪製露天壁畫，使莫高窟外觀蔚為壯觀。[2]
北宋景佑三年（1036）和南宋寶慶三年（1227）此地先後為西夏、蒙古政權統治，盡管仍有興造修葺，但伴隨絲綢之路失去重要作用和敦煌經濟蕭條，莫高窟已趨衰落。元以後停止開窟。[2]
概括而言，莫高窟興於十六國時期，曆經北魏、隋、唐、宋、西夏而訖元代。
洞窟概況
根據洞窟形製，雕塑、壁畫題材的內容和風格特點，莫高窟可分為北朝、隋唐、五代至宋、西夏至元4個大的發展時期。
北朝
建築
現存洞窟主要是北魏、西魏、北周時開鑿，個別北魏洞窟可能開鑿於北涼時。窟形主要有中心柱窟、方形窟和禪窟三種。中心柱窟平麵長方形，窟內鑿出方形塔柱，柱體四麵開龕塑像，窟頂前部多作“人字披”形，後部為平棊頂。此為北朝典型窟形。方形窟為覆鬥形頂，正壁大多鑿一大龕。禪窟較少，典型洞窟第285窟平麵方形，正壁鑿一大龕，兩側各鑿一小龕，南北壁各鑿出4個小禪室。[2]
共2張
第285窟
雕塑
這一時期的洞窟，主像一般是釋迦牟尼或彌勒，還有釋迦多寶並坐像、菩薩像和禪僧像等。有的中心柱和四壁上部貼有影塑千佛、供養菩薩和飛天。[2]
壁畫
窟頂和四壁滿繪壁畫，頂和四壁上部多繪天宮伎樂，四壁下部為藥叉或裝飾花紋，中部壁麵除千佛外，主要畫佛傳、本生和因緣故事，位置適中，醒目突出。這類故事畫的構圖，除單幅的外，多為橫卷連環畫形式。例如，莫高窟285窟的《五百強盜成佛》故事畫，表現了作戰、被俘、審訊、受刑等場麵。以白色為底，色調清新雅致，風格明快灑脫，是西魏壁畫的傑作。北朝佛教重視禪行，故此時洞窟內容多與僧人坐禪觀佛的宗教活動有關。北魏壁畫多以土紅為底色，用青、綠、赭、白等色敷彩，色彩熱烈厚重，風格樸拙渾厚，並有濃厚的西域佛教藝術特征。西魏以後多用白色壁麵為底，色調趨於清新雅致，風格明快灑脫，呈現出中原風格。[2]
莫高窟第285窟主室南壁
隋唐
建築
為莫高窟的全盛期，洞窟占總數的60％以上。典型窟形是平麵方形的覆鬥頂窟，一般正壁鑿一龕，新出現南、西、北三壁各鑿一龕的形式。唐前期出現高30米以上的大像窟，正壁為石胎泥塑的大倚坐彌勒像，像兩側和後部鑿出供繞行巡禮的隧道。窟前有窟簷式多層木構建築。唐後期出現佛壇窟和臥佛窟。佛壇窟為方形，覆鬥頂，主室正中設佛壇，壇後部有通連窟頂的背屏，塑像置於佛壇上。臥佛窟為橫長方形，盝頂，後部鑿出涅盤台，上塑涅盤像。這一時期塑像風格與中原地區更趨一致，塑造形體和刻畫人物性格的技藝進一步提高，題材內容增多，出現前代不見的高大塑像。[2]
莫高窟第303窟隋朝
雕塑
隋代塑像主要是一佛二弟子二菩薩或一佛二弟子四菩薩組合。個別洞窟還有二力士、四天王。出現了一佛二菩薩為一組的立像，或三組鼎足而立的九身立像。此時塑像麵型方圓，體形健壯，較為寫實，腿部一般較短。唐代塑像主要是一佛二弟子二天王或加二力士組合，此外有七佛像、供養菩薩像和高僧像等。例如，莫高窟第45窟的塑像塑於正壁龕內，為一佛二弟子二菩薩二天王像。佛像莊嚴，弟子謙恭，菩薩窈窕，天王雄健，整組造像豐滿圓潤，形象逼真，是莫高窟盛唐時期雕塑的傑出代表。第96窟的“北大像”高35.5米（2002年敦煌研究院數據），第130窟的“南大像”高26米。第148窟主尊涅盤像長約15米，像後有72身弟子，各呈悲容，神態不一，是莫高窟最大的一組彩塑群像。[2]
莫高窟第0320窟主室西壁盛唐
壁畫
隋唐時期的壁畫題材豐富，場麵宏偉，色彩瑰麗。人物造型、敷彩暈染和線描技藝達到空前水平。隋代壁畫正值北朝向唐代過渡階段，除沿用原有的一些題材外，新出現經變畫。畫麵一般較小，內容也較簡單。[2]
唐代壁畫的主要題材是多種經變畫，前後期在題材和布局上有所不同。前期有觀無量壽經變、阿彌陀經變、東方藥師經變、彌勒經變、維摩詰經變、法華經變等，一般是每壁一幅經變，同一窟內題材種類不多。例如，莫高窟第220窟的《藥師經變畫》，其中樂隊部分由十多人組成，他們手持各種樂器，作吹、撥、彈、奏狀，是唐代樂舞興盛的真實寫照。此時淨土內容的經變畫占很大比重，反映出往生淨土思想在世俗信徒中具有廣泛影響。後期經變種類繁多，多種經變匯於一窟，新出現金剛經變、華嚴經變、思益梵天請問經變、密嚴經變、楞伽經變、報父母恩重經變、勞度叉鬥聖變等，這是唐代佛教宗派林立，各有所崇的寫照。此外，還有與經變畫相配合的屏風畫、佛教感應故事畫、瑞像圖、密宗題材畫和曆史人物畫等。
共2張
第220窟
此時供養人像形體較大，多占據甬道兩壁或窟內顯著位置，如唐後期第156窟的《張議潮統軍出行圖》和《宋國夫人出行圖》。這兩幅畫表現了晚唐時期歸義軍節度使張議潮和夫人出行的場麵，在橫幅長卷式壁畫上，儀仗、音樂、舞蹈、隨從護衛等人物分段布滿畫麵，組成浩浩蕩蕩的出行行列，開創了莫高窟在佛窟內繪製為個人歌功頌德壁畫的先例。經過隋代的探索，唐代的壁畫藝術已臻於嫻熟精湛。唐前期人物豐潤，肌勝於骨，色彩富麗，線描采用自由豪放的蘭葉描，具有雄渾健康、生機勃勃的氣派。吐蕃時期壁畫色彩明快清雅，線描精細柔麗，人物性格刻畫細膩，構圖嚴密緊湊，形成細密精致柔麗的風格。至晚唐壁畫出現公式化趨向，已缺乏意境和情趣。[2]
五代至宋
建築
窟形主要為中心佛壇窟，佛壇後部有連至窟頂的背屏。窟頂為覆鬥形，下端四角處鑿出圓拱形凹麵，畫四大天王像。在莫高窟下層大窟的窟前曾建有木構殿堂建築，構成前殿後窟的格局。現存的4座宋初木構窟簷較多地保留唐代風格，是研究唐宋建築的重要資料。[2]
雕塑
這一時期的彩塑遭到嚴重破壞，僅存兩窟。造型雖有唐代餘風，但技藝不如唐代精湛。[2]
壁畫
壁畫題材多沿襲唐代，主要有佛像畫、經變畫、佛教史跡畫、瑞像圖和供養人畫像。第61窟有通貫西壁的巨幅《五台山圖》，麵積約50平方米，是莫高窟最大的一幅壁畫。畫中運用鳥瞰式透視法，描繪了河北道鎮州至太原、五台（今屬sx省忻州市）方圓數百裏內的山巒、河流、城市、橋梁、店鋪、寺廟、蘭若、庵廬、佛塔，以及其中的送貢、進香、商旅、行腳、推磨、踏碓等各種人物活動，是一幅形象的曆史地圖和社會生活圖景。[2]
共2張
莫高窟第0061窟主室西壁
此時供養人畫像增多，主要有歸義軍曹氏家族成員及達官顯貴，以及與曹氏聯姻的於闐國王和王後，甘州迴鶻公主等。人物形象更趨高大，一般在2米以上。這一時期的壁畫，前期猶存唐代餘風，人物肌肉豐腴，設色熱烈，線描豪放而有變化，隻是用筆粗糙簡率。後期出現公式化，經變內容空洞，人物神情呆板，色彩貧乏，線條柔弱無力。[2]
壁畫使用的礦物質顏料
西夏至元
這一時期新開鑿的洞窟很少。西夏多是改建舊窟，重繪壁畫。壁畫雖多，新題材很少，但在構圖和敷彩上有特點。壁畫中供養菩薩行列變得高大，多占據甬道或壁麵下部的顯著位置。淨土變之類的經變畫，構圖銳意簡化，有的幾乎與千佛像難以區分。畫麵構圖和人物形象都過於程式化，呆滯而缺少生氣。色彩以綠為底色，用土紅勾線，整個畫麵色調偏冷。較多地使用瀝粉堆金手法，為前代所少見。[2]
元代洞窟數量很少，第465窟和第3窟的壁畫代表了當時兩種不同的畫風。前者後室四壁和窟頂布滿密宗曼荼羅和明王像，四壁下部有織布、養雞、牧牛、製陶、馴虎、製革、踏碓等各種人物畫60多幅。內容、構圖形式、人物形象和敷色、線描等帶有濃鬱的藏畫風格和陰森、神秘的情調。後者壁畫屬於漢族畫風，以密宗千手千眼觀音菩薩像為主，以細而剛勁的鐵線勾描人物形體，用蘭葉描和折蘆描表現衣紋和飄帶的轉折頓挫，線描技術造詣很高。此外，第61窟甬道兩壁有西夏末年、元初重畫的《熾盛光佛圖》和《黃道十二宮星象圖》，題材為莫高窟壁畫中所僅見。[2]
莫高窟第0003窟主室西壁
洞窟分期與編號
2003年，在重新修訂莫高窟各家編號對照表時，將未入敦煌研究所編號的漏編的現存30餘個窟龕進行了補編窟號。至此，莫高窟南北二區洞窟編號總計為767個（其中南區519個，北區248個）。
九層樓
第96窟窟外木構建築之俗稱。唐代稱北大像。俗稱大佛殿。代表窟之一。敦煌石窟之第一大窟，建於初唐。洞窟直通崖頂，高40米，窟外有九層木構建築，高45米。窟內徒壁無畫，依崖塑敦煌石窟中最大塑像(高33米)的彌勒佛像。高度僅次於四川樂山石刻大佛(71米)和四川榮縣石刻大佛(36米餘)。在泥塑造像中，其高度則為全國之冠。
據p.3720《莫高窟記》，此窟及像由禪師靈隱及居士陰祖等於武周延載二年(延載無二年，應為證聖元年，695)建造。大像就崖鐫刻石胎，外敷草麻泥，然後造形上彩像身倚崖善跏坐，雙腿下垂，腳踏覆蓮，衣僧祗支及土紅袈裟，儀容端莊。五代後，因地震毀，同窟壁畫亦毀於此時。現存者為後代重修。由於原作石胎尚存，故原像的身材比例和基本姿態仍得以保持。1928年重修窟前木構建築時，曾粧鑾大佛，彩繪僧祗支及土紅袈裟，並在袈裟垂裾邊沿繪清式雲龍紋，非佛非俗。現存大佛雙手，為敦煌研究院於1986年重修。證聖元年武則天加“慈氏越古金輪聖神皇帝”尊號，洛陽造彌勒大像，此風隨之靡及全國，敦煌地區彌勒信仰亦隨之更盛，北大像即建於此時。窟外木構建築共九層(俗稱“九層樓”)。[8]
閣樓依崖就窟而起，下八層為五間六柱大型兩角窟簷，簷角上翹，有線脊，下垂風鐸(俗稱鐵馬)。第一層正對本窟巨型窟門，第四層和第七層各對洞窟明窗。第九層為八角頂，上豎3米高寶瓶，窟、像即以此頂相覆，三者共融一體。據p.2762《張淮深勳德記》及《宋乾德四年重修北大像記》、1936年《重修千佛洞九層樓碑記》(此碑已毀，僅存錄文)記載，武周初建大佛時，樓為四層。晚唐乾符年間(874—879)，沙州歸義軍節度使張淮深重建，改四層為五層。宋乾德四年(966)沙州歸義軍節度使、托西大王曹元忠及其妻涼國夫人潯陽翟氏避暑莫高窟，將下兩層糟朽梁、柱拆換重建(上三層仍保存原建築)。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敦煌商民戴奉鈺集資重修，改五層為七層。1928年，劉驥德等合莫高窟住持喇嘛易昌恕等重建，改七層為九層，於1935年建成，即今之“九層樓”。[8]
《敦煌九層樓》常書鴻.3x61.5cm
三層樓
一名吳僧統窟，晚唐稱吳和尚窟。代表窟之一。建於大中五年至鹹通八年(851—867)之間。窟主吳和尚即晚唐河西都僧統洪。覆鬥頂中心佛壇型窟。位於莫高窟南區北段底層。其上為第365窟(七佛堂)，頂層為第366窟，三窟窟前倚崖統建三層木構窟簷，即三層樓。
此上下三層洞窟似為吳和尚獨力開鑿的係列窟。主室為莫高窟麵積最大之洞窟。室內馬蹄形中心佛壇上，存清代改修之宋塑九身，壇西沿背屏直接窟頂，繪唐及宋畫。四壁壁畫為重層，表層為西夏時所繪綠底千佛，色調單一，形象如出一模，缺乏生氣。1981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整修此窟壁畫時，曾發現底層晚唐壁畫，該畫色彩鮮麗如新，線條清晰，似為某種經變淨土說法圖中的水榭雕欄，以此可窺未變色的晚唐畫之一斑。窟頂為西夏浮塑貼金的團鳳四龍藻井，四披為貼金棋格團花圖案。甬道兩壁繪西夏說法圖及供養菩薩，南壁中部嵌清代《重修千佛洞三層樓功德碑記》木碑一方，北壁中部為藏經洞窟門。前室無畫。洞窟編號第16～17號，16窟建於唐大中五年至鹹通（851～867）間。窟前倚崖統建三層木構窟簷，故俗稱“三層樓”，為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王道士主持修建，王道士於16窟甬道北側發現藏經洞，後編號為第17窟。因此三層樓也是為數不多的窟中窟。[8]
三層樓
藏經洞
莫高窟第17窟，即藏經洞，亦稱“鳴沙石室”“敦煌石室”，位於第16窟甬道北壁，建於唐大中五年至鹹通三年（851—862）間，原為晚唐河西釋門都僧統洪的禪窟，洪逝世後，其下屬僧徒或吳姓本家改禪窟為影堂。此窟平麵近於方形，覆鬥形頂，地麵至窟頂高3米，北壁前建長方形禪床式低壇，壇上端坐一身泥塑坐像，為洪高僧像。北壁畫二菩提樹，枝葉相接，以示洪在菩提樹下坐禪。菩提樹東側畫一比丘尼，雙手捧持對鳳團扇；西側畫一近事女，一手持巾，一手執杖。西壁嵌有大中五年洪告身碑一通。窟內因發現數以萬計從公元4世紀到11世紀的古代佛經寫本、社會文書、絹畫、刺繡、法器等文物，故而俗稱“藏經洞”。[8]
莫高窟17窟(藏經洞)
清光緒二十六年（即1900年，一說二十五年）五月，道士王圓籙清掃第16窟甬道積沙時，偶然發現甬道北壁有一小窟，據《重修千佛洞三層樓功德碑記》記載：庚子孟夏，新開洞窟偏北，複掘得複洞，內藏釋典充宇，銅佛盈座，“見者驚為奇觀，聞者傳為神物”（《太清宮大方丈道會司王師法真墓誌》）。但由於當時清政府的腐敗無能，致使出土文物流散至世界各地，其中文獻一般估計在5萬件以上，文獻種類在5000-6000種之間，90%左右是佛教文書，非佛教文書不足10%，包括官府文書、四部書、宗教典籍、社會經濟文書、文學作品、啟蒙讀物等；寫本文字除漢文外，還有藏文、於闐文、梵文、迴鶻文、粟特文、突厥文、龜茲文等。此外，還有若幹銅佛、法器、幡、幢、絹紙畫、壁畫小樣和畫具等文物。[8]
對於藏經洞封閉的原因與時間，幾十年來眾說紛紜。歸納其要者，一為避難說，二為廢棄說。
壁畫
敦煌石窟藝術內容之一。敦煌石窟是建築、雕塑、壁畫三者結合的立體藝術。壁畫指在石窟甬道、四壁及窟頂上所繪的佛畫。敦煌石窟崖質屬酒泉係礫石岩層，由積沙與卵石沉澱粘結而成。卵石堅硬、金石難琢，沙層疏鬆、稍碰即落，不適於雕刻。故古人於鑿窟之後，在壁頂及牆麵抹泥灰塗白粉，令其平整再繪畫於上。由於畫壁較石刻費工少，易於描繪細節，豆人寸馬均可精繪入壁，所以表現佛經內容及時代社會風貌，都較石刻廣泛、豐富、詳盡.這是敦煌石窟有別於其他石窟的最大特點和獨具的優勢。從數量上講，敦煌石窟現存壁畫約五萬多平方米，最大畫幅40餘平方米。從時代上講，自十六國晚期的北涼，到蒙元時代，代代相因，鑿窟彩繪，千年不衰。
從內容上講可分：
(1)尊像畫。如釋迦牟尼佛、彌勒佛、阿彌陀佛、七世佛、三世佛、三身佛、五方佛、十方諸佛、賢劫千佛、觀音菩薩、大勢至菩薩、文殊菩薩、普賢菩薩、地藏菩薩、迦葉、阿難、舍利弗、東南西北天王、力士、藥叉、天龍八部、羅漢、婆藪仙、梵天、帝釋、維摩詰和高僧以及漢密藏密內容的千手千眼觀音、千手千缽文殊、不空羂索觀音、怖畏金剛、密跡金剛、明王、雙身像等單幅畫像。這類畫像在敦煌石窟各代洞窟中均有大量描繪。
(2)佛傳故事畫。繪述釋迦牟尼佛今世從入胎、出生、成長、出家、苦修、悟道、降魔、成佛以及涅盤等被神化了的傳記性連環畫。
(3)本生故事畫。繪述釋迦牟尼佛過去若幹世忍辱犧牲、救世救人的善行。如“薩埵太子舍身飼虎”、“屍毗王割肉貿鴿”、“九色鹿本生”、“睒子本生”、“須達拏太子本生”、“毗楞竭梨王本生”、“虔闍尼婆梨王本生”、“月光王本生”等。
莫高窟第257窟九色鹿本生主室西壁
(4)因緣故事畫。描述釋迦牟尼佛度化眾生的事跡。如“沙彌守戒自殺緣”、“微妙比丘尼緣”、“須摩提女緣”、“五百強盜成佛緣”、“難陀出家緣”以及《賢愚經》中多種因緣故事。
(5)漢族神話題材圖畫。如東王公、西王母、伏羲、女媧、青龍、白虎、朱雀、玄武、開明、飛廉、雷神、礔電、方士、羽人、虺龍九首等.以上(2)到(4)類題材壁畫，多繪於早期的北涼、北魏、西魏、北周及隋代洞窟內。
莫高窟第0249窟主室南披頂部中心繪西王母乘鳳車
(6)佛教史跡畫。描繪佛教傳播中的曆史人物、事件、佛教聖跡、遺跡和靈異感應事跡以及各種瑞像的畫圖.如“張騫出使西域”、“釋迦浣衣池”、“釋迦曬衣石”、佛圖澄各種神異故事、“楊都金像”、“石佛浮江”、“隋文帝請曇延法師祈雨”、“尼波羅水火池”、“犍陀羅雙身像”、“舍利弗、毗沙門決海”、“張掖西影寺瑞像”、“酒泉郡釋迦像”、“聖者劉薩訶事跡”以及“五台山圖”、“唐僧取經圖”等。據統計這類題材有六十七種之多，從唐初到宋、元的石窟中皆有繪製，以中晚唐、五代最盛。
(7)經變畫。是釋迦佛所宣講的佛經的圖畫。這是敦煌壁畫中的最主要部分，入畫最多，且貫串於各時代。共三十餘種、千餘壁，尤以唐至五代為盛。如降魔變、涅盤經變、彌勒經變、維摩詰經變、寶雨經變、阿彌陀經變、藥師經變、觀無量壽經變、法華經變、觀音經變、華嚴經變、金光明經變、楞伽經變、報恩經變、報父母恩重經變、天請問經變、思益梵天請問經變、金剛經變、勞度叉鬥聖變、密嚴經變、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熾盛光佛陀羅尼經變、梵網經變、賢愚經變、地藏菩薩與十王廳以及水月觀音經變等。
莫高窟第0320窟主室北壁觀無量壽經變
(8)供養畫。即出資造窟、繪塑佛畫佛像的功德主、窟主及其眷屬的供養人畫像和出行圖。供養人身份包括僧尼居士、王公貴胄、高官軍將、世家大族、士庶百姓、行人社眾、畫師塑匠、仆婢倡優、西北各民族民眾及國王、王子、中外商旅等，五千餘身。如“晉昌郡太守墨離軍使樂廷瓌供養像”，“都督夫人太原王氏供養像”，河西和瓜沙節度使張議潮、張淮深、張承奉、曹議金供養像；於闐國王李聖天，於闐太子從連、琮原，於闐公主、甘州迴鶻公主供養像；吐蕃持缽僧宜、掃灑尼姑、願“舍賤從良”的奴婢母女供養像等。出行圖如河西節度使張議潮統軍出行圖、宋國河內郡夫人宋氏出行圖、曹議金出行圖等。早期供養像多為單身，少有仆從，畫麵較小，中唐以後，供養人畫麵漸大，畫中除窟主外，眷屬、兒孫、仆從乃至亡父母盡皆入畫，像身也與人等高，且詳書官爵銜位，已有顯赫官位家世、以佛窟為家廟的意味。
(9)裝飾圖案畫。繪於窟頂的平棋、藻井，佛龕的龕楣、龕柱、龕沿以及佛像的頭光、身光，人物服飾，供桌，地毯，壁畫邊飾等。紋樣有花草、蓮荷、枝葉、蔓藤、果實、飛天、化生童子、獅虎、飛馬、盤龍、鳥禽、狩獵、火焰、星辰、雲氣、迴紋、矩紋、聯珠、菱格等及其組合變化。飾紋多樣，色彩絢麗。現代建築、印染織品、裝飾物等每有用為借鑒。由於敦煌壁畫延續繪製千年不斷，其藝術和內容對研究中國繪畫史及古代社會曆史，尤其是西北地區曆史具有很高的價值。
彩塑
敦煌石窟藝術內容之一。敦煌石窟是建築、雕塑、壁畫三者結合的立體藝術。雕塑是石窟的主體。由於敦煌石窟開鑿在礫岩上，所以除了高達二三十米的南大像、北大像為石胎泥塑外，餘多為木架結構。其製作過程是：在自然長成的與佛像姿勢相近的樹枝上，或人工製作成的木架上束以葦草，草外敷粗泥，再敷細泥，壓緊抹光塑像成形，再上白粉，最後彩繪，故名彩塑。
敦煌石窟始建於十六國的前秦時期，曆經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曆代的興建，形成巨大的規模。現有洞窟735個，壁畫4.5萬平方米、泥質彩塑2415尊。敦煌石窟是建築、雕塑、壁畫三者結合的立體藝術，窟內繪、塑佛像及佛典內容，為佛徒修行、觀像、禮拜處所。
敦煌石窟是融建築、雕塑、壁畫三者於一體立體藝術，是中國古代藝術史的百科全書。
曆史沿革
敦煌位於gs省的西部，從自然地理的位置上說，正處在河西走廊的西部盡頭處。這裏南接青海，西連xj，自漢代以來一直就是中西交通的樞紐。
公元前111年，漢武帝為抵禦匈奴，設敦煌郡作為邊防哨所。自漢武帝開通絲綢之路後，作為西陲重鎮的敦煌，成為溝通中原和西域的交通樞紐、絲綢之路沿線的商業中心，以及各種民族與文化交匯的場域。其中，佛教文化和藝術在內的中西文明在這裏交匯、碰撞，這是敦煌石窟藝術產生的曆史根源。
莫高窟開鑿興建的年代，不同的文獻資料記載稍有出入。目前多數學者所同意的觀點是前秦建元二年（366）樂僔和尚在莫高窟創鑿洞窟，法良禪師接續建造。
據武周聖曆元年（698）《李君修慈悲佛龕碑》所記載，“莫高窟者，厥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有沙門樂僔，戒行清虛，執心恬靜，嚐杖錫林野，行至此山，忽見金光，狀有千佛，造窟一龕。次有法良禪師，從東屆此，又與僔師窟側，更即營建。伽藍之起，濫觴於二僧。”到北涼時期，此地已形成了小型僧侶社區。這些洞窟最初隻是作為隱士僧侶的冥想修行之所，但後來發展為服務於附近興起的寺院。
此後，北魏宗室東陽王元太榮（本名元榮），北周貴族建平公於義先後出任瓜州（敦煌）刺史，受崇佛造像風習的影響，莫高窟開始發展。
隋和唐前期，敦煌成為絲綢之路的主要商業樞紐和重要的宗教中心，莫高窟也進入鼎盛時期，成為各方的朝聖之地。這一時期，莫高窟建造了大量的洞窟，其中包括兩個大像龕。作為冥想的輔助，作為向不識字的人宣傳佛教信仰和故事的教學工具等，這些洞窟空間及內部壁畫與造像被精心營造。
主要的洞窟通常由佛教僧侶、地方統治精英以及中原帝王等讚助人讚助，其他洞窟則由商旅、軍官和當地的人（如婦女團體）資助。
安史之亂後，建中二年（781）吐蕃占沙州（敦煌），在吐蕃讚普保護下，莫高窟得以繼續發展。大中二年（848）張議潮率兵起義，收複河西十一州失地，奏表歸唐。在張氏歸義軍政權統治的晚唐時期，張氏家屬及其顯貴姻親在此繼續修建。
乾化四年（914）曹議金取代張氏執掌歸義軍政權，曹氏家族統治瓜（安西）沙（敦煌）120多年，新建洞窟，還全麵重繪重修前代洞窟和窟簷，在崖麵上大麵積繪製露天壁畫，使莫高窟外觀蔚為壯觀。[2]
北宋景佑三年（1036）和南宋寶慶三年（1227）此地先後為西夏、蒙古政權統治，盡管仍有興造修葺，但伴隨絲綢之路失去重要作用和敦煌經濟蕭條，莫高窟已趨衰落。元以後停止開窟。[2]
概括而言，莫高窟興於十六國時期，曆經北魏、隋、唐、宋、西夏而訖元代。
洞窟概況
根據洞窟形製，雕塑、壁畫題材的內容和風格特點，莫高窟可分為北朝、隋唐、五代至宋、西夏至元4個大的發展時期。
北朝
建築
現存洞窟主要是北魏、西魏、北周時開鑿，個別北魏洞窟可能開鑿於北涼時。窟形主要有中心柱窟、方形窟和禪窟三種。中心柱窟平麵長方形，窟內鑿出方形塔柱，柱體四麵開龕塑像，窟頂前部多作“人字披”形，後部為平棊頂。此為北朝典型窟形。方形窟為覆鬥形頂，正壁大多鑿一大龕。禪窟較少，典型洞窟第285窟平麵方形，正壁鑿一大龕，兩側各鑿一小龕，南北壁各鑿出4個小禪室。[2]
共2張
第285窟
雕塑
這一時期的洞窟，主像一般是釋迦牟尼或彌勒，還有釋迦多寶並坐像、菩薩像和禪僧像等。有的中心柱和四壁上部貼有影塑千佛、供養菩薩和飛天。[2]
壁畫
窟頂和四壁滿繪壁畫，頂和四壁上部多繪天宮伎樂，四壁下部為藥叉或裝飾花紋，中部壁麵除千佛外，主要畫佛傳、本生和因緣故事，位置適中，醒目突出。這類故事畫的構圖，除單幅的外，多為橫卷連環畫形式。例如，莫高窟285窟的《五百強盜成佛》故事畫，表現了作戰、被俘、審訊、受刑等場麵。以白色為底，色調清新雅致，風格明快灑脫，是西魏壁畫的傑作。北朝佛教重視禪行，故此時洞窟內容多與僧人坐禪觀佛的宗教活動有關。北魏壁畫多以土紅為底色，用青、綠、赭、白等色敷彩，色彩熱烈厚重，風格樸拙渾厚，並有濃厚的西域佛教藝術特征。西魏以後多用白色壁麵為底，色調趨於清新雅致，風格明快灑脫，呈現出中原風格。[2]
莫高窟第285窟主室南壁
隋唐
建築
為莫高窟的全盛期，洞窟占總數的60％以上。典型窟形是平麵方形的覆鬥頂窟，一般正壁鑿一龕，新出現南、西、北三壁各鑿一龕的形式。唐前期出現高30米以上的大像窟，正壁為石胎泥塑的大倚坐彌勒像，像兩側和後部鑿出供繞行巡禮的隧道。窟前有窟簷式多層木構建築。唐後期出現佛壇窟和臥佛窟。佛壇窟為方形，覆鬥頂，主室正中設佛壇，壇後部有通連窟頂的背屏，塑像置於佛壇上。臥佛窟為橫長方形，盝頂，後部鑿出涅盤台，上塑涅盤像。這一時期塑像風格與中原地區更趨一致，塑造形體和刻畫人物性格的技藝進一步提高，題材內容增多，出現前代不見的高大塑像。[2]
莫高窟第303窟隋朝
雕塑
隋代塑像主要是一佛二弟子二菩薩或一佛二弟子四菩薩組合。個別洞窟還有二力士、四天王。出現了一佛二菩薩為一組的立像，或三組鼎足而立的九身立像。此時塑像麵型方圓，體形健壯，較為寫實，腿部一般較短。唐代塑像主要是一佛二弟子二天王或加二力士組合，此外有七佛像、供養菩薩像和高僧像等。例如，莫高窟第45窟的塑像塑於正壁龕內，為一佛二弟子二菩薩二天王像。佛像莊嚴，弟子謙恭，菩薩窈窕，天王雄健，整組造像豐滿圓潤，形象逼真，是莫高窟盛唐時期雕塑的傑出代表。第96窟的“北大像”高35.5米（2002年敦煌研究院數據），第130窟的“南大像”高26米。第148窟主尊涅盤像長約15米，像後有72身弟子，各呈悲容，神態不一，是莫高窟最大的一組彩塑群像。[2]
莫高窟第0320窟主室西壁盛唐
壁畫
隋唐時期的壁畫題材豐富，場麵宏偉，色彩瑰麗。人物造型、敷彩暈染和線描技藝達到空前水平。隋代壁畫正值北朝向唐代過渡階段，除沿用原有的一些題材外，新出現經變畫。畫麵一般較小，內容也較簡單。[2]
唐代壁畫的主要題材是多種經變畫，前後期在題材和布局上有所不同。前期有觀無量壽經變、阿彌陀經變、東方藥師經變、彌勒經變、維摩詰經變、法華經變等，一般是每壁一幅經變，同一窟內題材種類不多。例如，莫高窟第220窟的《藥師經變畫》，其中樂隊部分由十多人組成，他們手持各種樂器，作吹、撥、彈、奏狀，是唐代樂舞興盛的真實寫照。此時淨土內容的經變畫占很大比重，反映出往生淨土思想在世俗信徒中具有廣泛影響。後期經變種類繁多，多種經變匯於一窟，新出現金剛經變、華嚴經變、思益梵天請問經變、密嚴經變、楞伽經變、報父母恩重經變、勞度叉鬥聖變等，這是唐代佛教宗派林立，各有所崇的寫照。此外，還有與經變畫相配合的屏風畫、佛教感應故事畫、瑞像圖、密宗題材畫和曆史人物畫等。
共2張
第220窟
此時供養人像形體較大，多占據甬道兩壁或窟內顯著位置，如唐後期第156窟的《張議潮統軍出行圖》和《宋國夫人出行圖》。這兩幅畫表現了晚唐時期歸義軍節度使張議潮和夫人出行的場麵，在橫幅長卷式壁畫上，儀仗、音樂、舞蹈、隨從護衛等人物分段布滿畫麵，組成浩浩蕩蕩的出行行列，開創了莫高窟在佛窟內繪製為個人歌功頌德壁畫的先例。經過隋代的探索，唐代的壁畫藝術已臻於嫻熟精湛。唐前期人物豐潤，肌勝於骨，色彩富麗，線描采用自由豪放的蘭葉描，具有雄渾健康、生機勃勃的氣派。吐蕃時期壁畫色彩明快清雅，線描精細柔麗，人物性格刻畫細膩，構圖嚴密緊湊，形成細密精致柔麗的風格。至晚唐壁畫出現公式化趨向，已缺乏意境和情趣。[2]
五代至宋
建築
窟形主要為中心佛壇窟，佛壇後部有連至窟頂的背屏。窟頂為覆鬥形，下端四角處鑿出圓拱形凹麵，畫四大天王像。在莫高窟下層大窟的窟前曾建有木構殿堂建築，構成前殿後窟的格局。現存的4座宋初木構窟簷較多地保留唐代風格，是研究唐宋建築的重要資料。[2]
雕塑
這一時期的彩塑遭到嚴重破壞，僅存兩窟。造型雖有唐代餘風，但技藝不如唐代精湛。[2]
壁畫
壁畫題材多沿襲唐代，主要有佛像畫、經變畫、佛教史跡畫、瑞像圖和供養人畫像。第61窟有通貫西壁的巨幅《五台山圖》，麵積約50平方米，是莫高窟最大的一幅壁畫。畫中運用鳥瞰式透視法，描繪了河北道鎮州至太原、五台（今屬sx省忻州市）方圓數百裏內的山巒、河流、城市、橋梁、店鋪、寺廟、蘭若、庵廬、佛塔，以及其中的送貢、進香、商旅、行腳、推磨、踏碓等各種人物活動，是一幅形象的曆史地圖和社會生活圖景。[2]
共2張
莫高窟第0061窟主室西壁
此時供養人畫像增多，主要有歸義軍曹氏家族成員及達官顯貴，以及與曹氏聯姻的於闐國王和王後，甘州迴鶻公主等。人物形象更趨高大，一般在2米以上。這一時期的壁畫，前期猶存唐代餘風，人物肌肉豐腴，設色熱烈，線描豪放而有變化，隻是用筆粗糙簡率。後期出現公式化，經變內容空洞，人物神情呆板，色彩貧乏，線條柔弱無力。[2]
壁畫使用的礦物質顏料
西夏至元
這一時期新開鑿的洞窟很少。西夏多是改建舊窟，重繪壁畫。壁畫雖多，新題材很少，但在構圖和敷彩上有特點。壁畫中供養菩薩行列變得高大，多占據甬道或壁麵下部的顯著位置。淨土變之類的經變畫，構圖銳意簡化，有的幾乎與千佛像難以區分。畫麵構圖和人物形象都過於程式化，呆滯而缺少生氣。色彩以綠為底色，用土紅勾線，整個畫麵色調偏冷。較多地使用瀝粉堆金手法，為前代所少見。[2]
元代洞窟數量很少，第465窟和第3窟的壁畫代表了當時兩種不同的畫風。前者後室四壁和窟頂布滿密宗曼荼羅和明王像，四壁下部有織布、養雞、牧牛、製陶、馴虎、製革、踏碓等各種人物畫60多幅。內容、構圖形式、人物形象和敷色、線描等帶有濃鬱的藏畫風格和陰森、神秘的情調。後者壁畫屬於漢族畫風，以密宗千手千眼觀音菩薩像為主，以細而剛勁的鐵線勾描人物形體，用蘭葉描和折蘆描表現衣紋和飄帶的轉折頓挫，線描技術造詣很高。此外，第61窟甬道兩壁有西夏末年、元初重畫的《熾盛光佛圖》和《黃道十二宮星象圖》，題材為莫高窟壁畫中所僅見。[2]
莫高窟第0003窟主室西壁
洞窟分期與編號
2003年，在重新修訂莫高窟各家編號對照表時，將未入敦煌研究所編號的漏編的現存30餘個窟龕進行了補編窟號。至此，莫高窟南北二區洞窟編號總計為767個（其中南區519個，北區248個）。
九層樓
第96窟窟外木構建築之俗稱。唐代稱北大像。俗稱大佛殿。代表窟之一。敦煌石窟之第一大窟，建於初唐。洞窟直通崖頂，高40米，窟外有九層木構建築，高45米。窟內徒壁無畫，依崖塑敦煌石窟中最大塑像(高33米)的彌勒佛像。高度僅次於四川樂山石刻大佛(71米)和四川榮縣石刻大佛(36米餘)。在泥塑造像中，其高度則為全國之冠。
據p.3720《莫高窟記》，此窟及像由禪師靈隱及居士陰祖等於武周延載二年(延載無二年，應為證聖元年，695)建造。大像就崖鐫刻石胎，外敷草麻泥，然後造形上彩像身倚崖善跏坐，雙腿下垂，腳踏覆蓮，衣僧祗支及土紅袈裟，儀容端莊。五代後，因地震毀，同窟壁畫亦毀於此時。現存者為後代重修。由於原作石胎尚存，故原像的身材比例和基本姿態仍得以保持。1928年重修窟前木構建築時，曾粧鑾大佛，彩繪僧祗支及土紅袈裟，並在袈裟垂裾邊沿繪清式雲龍紋，非佛非俗。現存大佛雙手，為敦煌研究院於1986年重修。證聖元年武則天加“慈氏越古金輪聖神皇帝”尊號，洛陽造彌勒大像，此風隨之靡及全國，敦煌地區彌勒信仰亦隨之更盛，北大像即建於此時。窟外木構建築共九層(俗稱“九層樓”)。[8]
閣樓依崖就窟而起，下八層為五間六柱大型兩角窟簷，簷角上翹，有線脊，下垂風鐸(俗稱鐵馬)。第一層正對本窟巨型窟門，第四層和第七層各對洞窟明窗。第九層為八角頂，上豎3米高寶瓶，窟、像即以此頂相覆，三者共融一體。據p.2762《張淮深勳德記》及《宋乾德四年重修北大像記》、1936年《重修千佛洞九層樓碑記》(此碑已毀，僅存錄文)記載，武周初建大佛時，樓為四層。晚唐乾符年間(874—879)，沙州歸義軍節度使張淮深重建，改四層為五層。宋乾德四年(966)沙州歸義軍節度使、托西大王曹元忠及其妻涼國夫人潯陽翟氏避暑莫高窟，將下兩層糟朽梁、柱拆換重建(上三層仍保存原建築)。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敦煌商民戴奉鈺集資重修，改五層為七層。1928年，劉驥德等合莫高窟住持喇嘛易昌恕等重建，改七層為九層，於1935年建成，即今之“九層樓”。[8]
《敦煌九層樓》常書鴻.3x61.5cm
三層樓
一名吳僧統窟，晚唐稱吳和尚窟。代表窟之一。建於大中五年至鹹通八年(851—867)之間。窟主吳和尚即晚唐河西都僧統洪。覆鬥頂中心佛壇型窟。位於莫高窟南區北段底層。其上為第365窟(七佛堂)，頂層為第366窟，三窟窟前倚崖統建三層木構窟簷，即三層樓。
此上下三層洞窟似為吳和尚獨力開鑿的係列窟。主室為莫高窟麵積最大之洞窟。室內馬蹄形中心佛壇上，存清代改修之宋塑九身，壇西沿背屏直接窟頂，繪唐及宋畫。四壁壁畫為重層，表層為西夏時所繪綠底千佛，色調單一，形象如出一模，缺乏生氣。1981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整修此窟壁畫時，曾發現底層晚唐壁畫，該畫色彩鮮麗如新，線條清晰，似為某種經變淨土說法圖中的水榭雕欄，以此可窺未變色的晚唐畫之一斑。窟頂為西夏浮塑貼金的團鳳四龍藻井，四披為貼金棋格團花圖案。甬道兩壁繪西夏說法圖及供養菩薩，南壁中部嵌清代《重修千佛洞三層樓功德碑記》木碑一方，北壁中部為藏經洞窟門。前室無畫。洞窟編號第16～17號，16窟建於唐大中五年至鹹通（851～867）間。窟前倚崖統建三層木構窟簷，故俗稱“三層樓”，為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王道士主持修建，王道士於16窟甬道北側發現藏經洞，後編號為第17窟。因此三層樓也是為數不多的窟中窟。[8]
三層樓
藏經洞
莫高窟第17窟，即藏經洞，亦稱“鳴沙石室”“敦煌石室”，位於第16窟甬道北壁，建於唐大中五年至鹹通三年（851—862）間，原為晚唐河西釋門都僧統洪的禪窟，洪逝世後，其下屬僧徒或吳姓本家改禪窟為影堂。此窟平麵近於方形，覆鬥形頂，地麵至窟頂高3米，北壁前建長方形禪床式低壇，壇上端坐一身泥塑坐像，為洪高僧像。北壁畫二菩提樹，枝葉相接，以示洪在菩提樹下坐禪。菩提樹東側畫一比丘尼，雙手捧持對鳳團扇；西側畫一近事女，一手持巾，一手執杖。西壁嵌有大中五年洪告身碑一通。窟內因發現數以萬計從公元4世紀到11世紀的古代佛經寫本、社會文書、絹畫、刺繡、法器等文物，故而俗稱“藏經洞”。[8]
莫高窟17窟(藏經洞)
清光緒二十六年（即1900年，一說二十五年）五月，道士王圓籙清掃第16窟甬道積沙時，偶然發現甬道北壁有一小窟，據《重修千佛洞三層樓功德碑記》記載：庚子孟夏，新開洞窟偏北，複掘得複洞，內藏釋典充宇，銅佛盈座，“見者驚為奇觀，聞者傳為神物”（《太清宮大方丈道會司王師法真墓誌》）。但由於當時清政府的腐敗無能，致使出土文物流散至世界各地，其中文獻一般估計在5萬件以上，文獻種類在5000-6000種之間，90%左右是佛教文書，非佛教文書不足10%，包括官府文書、四部書、宗教典籍、社會經濟文書、文學作品、啟蒙讀物等；寫本文字除漢文外，還有藏文、於闐文、梵文、迴鶻文、粟特文、突厥文、龜茲文等。此外，還有若幹銅佛、法器、幡、幢、絹紙畫、壁畫小樣和畫具等文物。[8]
對於藏經洞封閉的原因與時間，幾十年來眾說紛紜。歸納其要者，一為避難說，二為廢棄說。
壁畫
敦煌石窟藝術內容之一。敦煌石窟是建築、雕塑、壁畫三者結合的立體藝術。壁畫指在石窟甬道、四壁及窟頂上所繪的佛畫。敦煌石窟崖質屬酒泉係礫石岩層，由積沙與卵石沉澱粘結而成。卵石堅硬、金石難琢，沙層疏鬆、稍碰即落，不適於雕刻。故古人於鑿窟之後，在壁頂及牆麵抹泥灰塗白粉，令其平整再繪畫於上。由於畫壁較石刻費工少，易於描繪細節，豆人寸馬均可精繪入壁，所以表現佛經內容及時代社會風貌，都較石刻廣泛、豐富、詳盡.這是敦煌石窟有別於其他石窟的最大特點和獨具的優勢。從數量上講，敦煌石窟現存壁畫約五萬多平方米，最大畫幅40餘平方米。從時代上講，自十六國晚期的北涼，到蒙元時代，代代相因，鑿窟彩繪，千年不衰。
從內容上講可分：
(1)尊像畫。如釋迦牟尼佛、彌勒佛、阿彌陀佛、七世佛、三世佛、三身佛、五方佛、十方諸佛、賢劫千佛、觀音菩薩、大勢至菩薩、文殊菩薩、普賢菩薩、地藏菩薩、迦葉、阿難、舍利弗、東南西北天王、力士、藥叉、天龍八部、羅漢、婆藪仙、梵天、帝釋、維摩詰和高僧以及漢密藏密內容的千手千眼觀音、千手千缽文殊、不空羂索觀音、怖畏金剛、密跡金剛、明王、雙身像等單幅畫像。這類畫像在敦煌石窟各代洞窟中均有大量描繪。
(2)佛傳故事畫。繪述釋迦牟尼佛今世從入胎、出生、成長、出家、苦修、悟道、降魔、成佛以及涅盤等被神化了的傳記性連環畫。
(3)本生故事畫。繪述釋迦牟尼佛過去若幹世忍辱犧牲、救世救人的善行。如“薩埵太子舍身飼虎”、“屍毗王割肉貿鴿”、“九色鹿本生”、“睒子本生”、“須達拏太子本生”、“毗楞竭梨王本生”、“虔闍尼婆梨王本生”、“月光王本生”等。
莫高窟第257窟九色鹿本生主室西壁
(4)因緣故事畫。描述釋迦牟尼佛度化眾生的事跡。如“沙彌守戒自殺緣”、“微妙比丘尼緣”、“須摩提女緣”、“五百強盜成佛緣”、“難陀出家緣”以及《賢愚經》中多種因緣故事。
(5)漢族神話題材圖畫。如東王公、西王母、伏羲、女媧、青龍、白虎、朱雀、玄武、開明、飛廉、雷神、礔電、方士、羽人、虺龍九首等.以上(2)到(4)類題材壁畫，多繪於早期的北涼、北魏、西魏、北周及隋代洞窟內。
莫高窟第0249窟主室南披頂部中心繪西王母乘鳳車
(6)佛教史跡畫。描繪佛教傳播中的曆史人物、事件、佛教聖跡、遺跡和靈異感應事跡以及各種瑞像的畫圖.如“張騫出使西域”、“釋迦浣衣池”、“釋迦曬衣石”、佛圖澄各種神異故事、“楊都金像”、“石佛浮江”、“隋文帝請曇延法師祈雨”、“尼波羅水火池”、“犍陀羅雙身像”、“舍利弗、毗沙門決海”、“張掖西影寺瑞像”、“酒泉郡釋迦像”、“聖者劉薩訶事跡”以及“五台山圖”、“唐僧取經圖”等。據統計這類題材有六十七種之多，從唐初到宋、元的石窟中皆有繪製，以中晚唐、五代最盛。
(7)經變畫。是釋迦佛所宣講的佛經的圖畫。這是敦煌壁畫中的最主要部分，入畫最多，且貫串於各時代。共三十餘種、千餘壁，尤以唐至五代為盛。如降魔變、涅盤經變、彌勒經變、維摩詰經變、寶雨經變、阿彌陀經變、藥師經變、觀無量壽經變、法華經變、觀音經變、華嚴經變、金光明經變、楞伽經變、報恩經變、報父母恩重經變、天請問經變、思益梵天請問經變、金剛經變、勞度叉鬥聖變、密嚴經變、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熾盛光佛陀羅尼經變、梵網經變、賢愚經變、地藏菩薩與十王廳以及水月觀音經變等。
莫高窟第0320窟主室北壁觀無量壽經變
(8)供養畫。即出資造窟、繪塑佛畫佛像的功德主、窟主及其眷屬的供養人畫像和出行圖。供養人身份包括僧尼居士、王公貴胄、高官軍將、世家大族、士庶百姓、行人社眾、畫師塑匠、仆婢倡優、西北各民族民眾及國王、王子、中外商旅等，五千餘身。如“晉昌郡太守墨離軍使樂廷瓌供養像”，“都督夫人太原王氏供養像”，河西和瓜沙節度使張議潮、張淮深、張承奉、曹議金供養像；於闐國王李聖天，於闐太子從連、琮原，於闐公主、甘州迴鶻公主供養像；吐蕃持缽僧宜、掃灑尼姑、願“舍賤從良”的奴婢母女供養像等。出行圖如河西節度使張議潮統軍出行圖、宋國河內郡夫人宋氏出行圖、曹議金出行圖等。早期供養像多為單身，少有仆從，畫麵較小，中唐以後，供養人畫麵漸大，畫中除窟主外，眷屬、兒孫、仆從乃至亡父母盡皆入畫，像身也與人等高，且詳書官爵銜位，已有顯赫官位家世、以佛窟為家廟的意味。
(9)裝飾圖案畫。繪於窟頂的平棋、藻井，佛龕的龕楣、龕柱、龕沿以及佛像的頭光、身光，人物服飾，供桌，地毯，壁畫邊飾等。紋樣有花草、蓮荷、枝葉、蔓藤、果實、飛天、化生童子、獅虎、飛馬、盤龍、鳥禽、狩獵、火焰、星辰、雲氣、迴紋、矩紋、聯珠、菱格等及其組合變化。飾紋多樣，色彩絢麗。現代建築、印染織品、裝飾物等每有用為借鑒。由於敦煌壁畫延續繪製千年不斷，其藝術和內容對研究中國繪畫史及古代社會曆史，尤其是西北地區曆史具有很高的價值。
彩塑
敦煌石窟藝術內容之一。敦煌石窟是建築、雕塑、壁畫三者結合的立體藝術。雕塑是石窟的主體。由於敦煌石窟開鑿在礫岩上，所以除了高達二三十米的南大像、北大像為石胎泥塑外，餘多為木架結構。其製作過程是：在自然長成的與佛像姿勢相近的樹枝上，或人工製作成的木架上束以葦草，草外敷粗泥，再敷細泥，壓緊抹光塑像成形，再上白粉，最後彩繪，故名彩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