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綸聽說月登閣出土了唐代文物,唐小綸特別喜歡文物曆史。每次哪裏有文物展出,唐小綸就要趕過去聽聽,記錄記錄,唐小綸不是對文物感興趣,而是對文物背後的曆史感興趣。


    唐三彩角杯上的特裏同


    唐三彩角杯出土於陝西、河南等地,部分散見於海內外博物館,種類繁多,製作精良,有的通體敷彩貼金,極具裝飾性與藝術性。但是在唐三彩角杯上有單獨的西方人造型還是罕見的,為什麽會在角杯上塑造西方人形象呢?初步判斷無非是外來的來通杯與入華胡人有聯係,並推測很可能是胡人飲酒喝醉的形象。但是,2021年,西安東郊月登閣唐墓出土的三彩角杯,不是以往簡單的“胡人”形象,而是帶有“神人”的具體寓意。


    該角杯整體呈海螺造型,其上的人物形象與古希臘小海神特裏同有相似的基本元素,具有特別的象征意義。


    西安月登閣唐墓出土三彩角杯。


    第一,從人物造型看,該角杯上的人物與以往所見胡人形象明顯不同。人物身體微微後仰,麵目清秀,雙目直視前方,年輕的臉上似乎稚氣未退,這正符合特裏同的容貌特征。通常來說,波塞冬滿臉胡須,而特裏同無絡腮胡子。建造於1642年的羅馬巴貝裏尼廣場特裏同噴泉(fontana del tritone),其形象仍是未成年造型。大英博物館藏品以及巴基斯坦白沙瓦地區出土的很多特裏同造型的器物,為我們辨識特裏同形象提供了很好的標本。


    第二,從人物動作看,該角杯上的人物雙手舉著碩大的海螺,放置於嘴邊,作吹奏狀。根據古希臘神話的描繪,特裏同雖然繼承了波塞冬手持三叉戟的動作,但是特裏同最主要的武器是海螺殼。他用力吹奏海螺時會產生很大聲音,像是一個充滿野性力量的挑戰者;而當他輕輕吹奏海螺時,海螺聲會使整個海洋平靜、緩和下來,意味著神與自然的激烈對抗趨於和諧寧靜。特裏同“向海而生”就是以海螺為標誌。


    第三,從人物裝束看,該角杯上的人物雙腳赤裸,不似以往常見的著靴胡人,而在海洋中戲水的海神均是赤足。傳說特裏同和他的父母住在大海深處的金殿內,在《阿爾戈英雄紀》中說他曾經居住在利比亞的海邊,赤腳蹚水,在海岸上引航,指引阿爾戈號的船員們將船駛入地中海。波塞冬和特裏同都有著令人生畏的神隻形象,但工匠依據“模具”“粉本”製作時,由於器物尺寸所限,在小小空間內難以達到希臘雕塑的細致程度,因而人物的西方麵貌就稍顯粗糙。值得注意的是,角杯上的人物頭戴多層折邊圓高帽,很可能是地中海東部流行的弗裏吉亞(phrygian)軟帽,而不是長卷發特裏同原貌,說明該角杯造型已褪掉西方人物原本外表,變成了中土熟悉的胡人麵貌。


    第四,從角杯造型看,其整體就是一個海螺。希臘時代之後,特裏同經常被刻畫為吹奏海螺的形象,他與一個海螺殼緊密聯係在一起,因此也被認為是俄刻阿諾斯(oceanus)或波塞冬出行序列中的“鼓手和號手”。傳說特裏同的身體常被海藻覆蓋,因此工匠在角杯上塑造出排列有序的圓圈圖案,猶如海螺的迴旋繚繞的紋飾。


    第五,角杯背麵飾有古希臘神話常見的紋飾。既有古希臘神話中經常描繪的鳶尾花、日冠花等,根莖花紋細節逼真;又有古希臘神話中的神翠鳥(halcyon),傳說當它飛過海洋時暴風雨就會平息,棲息後會帶來安寧。愛琴海周圍島嶼的海洋生物海螺,與海鳥共同展現在圖案中,可能代表著天、海間的友好相處。


    此外,該角杯彎曲把手上還飾有一周連珠紋。希臘化藝術傳入西域後,很多造型都發生了變化,如龜茲壁畫中裸體人物和棕櫚枝、葡萄紋,敦煌石窟中愛奧尼亞式柱頭,麥積山具有赫拉克勒斯(heracles)特征的天王像等,都蘊含著希臘化文化因素。西方人麵孔的神話人物被融入中國墓葬藝術之中,這種融合雖不多見,但製作唐三彩的工匠大膽創新的美學設計與一絲不苟的工藝完美融為一體,巧妙地將舶來品——小海神形象與海螺殼結合並運用於角杯造型之中。


    頭戴尖帽、深目高鼻的陶胡人俑和三彩俑常見於唐代,工匠們以高超的技術創作出各種胡人形態,充盈著唐人的精神世界。三彩器出現於唐高宗時期,玄宗開元、天寶年間極為盛行,湧現了很多精品。三彩器皿較少,常見人物俑、鎮墓俑及馬、家畜、家禽等動物,均具有豐美的藝術意蘊。人物俑及鎮墓俑超自然形象的魌頭,最具藝術價值。唐三彩見證了當時的社會生活,完美地展現了社會生活的各種形態。角杯用三彩工藝製作,具有明顯的大唐色彩。


    大英博物館藏白釉獅首杯。


    角杯作為舶來品是中西方交流的最好證據。有裝飾的來通起源於古希臘地區,後經西亞、中亞傳入中國。唐代時,屢見不鮮的來通已帶有明顯的地域特征,出現了方口、六邊口、圓口等不同器形,從早期的角杯式來通到後來的龍首式、象首式、犀角式、臥鴨式、立禽式、鸚鵡式等角杯,再到五代、宋、遼時期的摩羯式角杯,反映出多種文化因素的相互影響。大英博物館收藏的白釉獅首杯,以及其他博物館收藏的各式角杯,就是典型的中國工匠模仿外來器形製作的器物。來通在中國器物造型中的蛻變,是絲綢之路文化交流與交融的典型例證。


    日本和泉久市保惣紀念美術館藏三彩象形角杯。陝西曆史博物館藏唐三彩龍首吐水角杯。


    唐三彩角杯在人際間交流或是流通、消費過程中,常以物的話語符號直接敘事,但並非是單純的舉盞喝酒,其藝術造型是一種外來文化的符號,饋贈炫物、奉獻迴贈、以物為媒、互相收受等,都會考慮到角杯藝術的設計,使其成為縈迴在腦海的實體化器物,物存人心,從而作為愛物陪葬於地下秘境。


    唐人喜愛這類造型的三彩角杯,雖然他們不一定知道西方的小海神特裏同,但可能與人們篤信道教“謫仙人”“騎鸞飛鶴”“飛天術”有關,人們站在豔羨者位置去欣賞仙境上的仙人,“唿我遊太素,玉杯賜瓊漿”,超逸絕塵、飄飄欲仙,具有翱翔通天模式。如此,西方的特裏同藝術造型進入中國飲酒藝術範圍,西方虛構的海神成為中古文人重構欣賞酒仙的把玩品。


    我們感歎唐人具有“尚奇之風”,有推陳出新的天賦並好奇外來藝術的意象,工匠設計、製造唐三彩器物時,居然能將希臘小海神特裏同融入自己的創作中。如果說海神之光照射進地中海,因而在歐洲形成各種各樣的特裏同藝術形象,那特裏同形象是如何進入中華大地並成為角杯上的藝術造型呢?帶有希臘小海神特裏同形象的工藝品輸入中國,或許是拜占庭和波斯的外交禮物,或許是粟特商人的貿易奢侈品,又或許是中亞周邊民族的進貢禮品,這些器物上的形象從社會上層向下傳播,被民間廣泛吸取和借鑒。來源於希臘等地區的角杯常見於唐代墓葬中,也是西方藝術元素傳播到中國民間的一個物證。


    與以往常見的三彩胡人牽駝俑相比,新見角杯上的人物形象不再是赤髯碧眼、身穿窄袖衫、頭戴高尖帽或翻簷帽的趕駝販夫的粟特胡人形象。古希臘人、古羅馬人均是被大海包圍的民族,很多富裕家庭使用海洋生物裝飾房屋內部與庭院,龐貝遺址裏發現了大量海洋生物馬賽克裝飾畫,還在別墅裏發現了高2.05米的海神尼普頓(neptune)大理石雕像。種種神話故事反映了人們對大海的迷戀,海洋生物的藝術形象多具有人類特征,即使特裏同是半人半魚的形象,也被視為與海怪搏鬥的神靈。唐三彩工匠們選擇外來異域人物的真實圖像,製造出小海神特裏同形象角杯。該角杯的發現,不僅填補了絲綢之路上希臘化文化遺產的空白,還豐富與活化了中外交流的曆史場景。


    亞歐文明強調的“海洋意識”,通過神話人物小海神特裏同進行了傳播,可見海洋文化驅動力不再是一個抽象或是晦澀的詞匯。古人傳說來自“西海”(地中海)的“海胡”,現在以考古出土的實物資料,帶著厚重的曆史、精致的造型和唐三彩璀璨的顏色,將漫漫海洋必經之道中的文明傳說,靜靜展現在世人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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