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綸歇了一會繼續接著講。
清朝末年籌辦憲政，提出“五族”的概念，即滿、漢、蒙、藏、迴。中華民國建立時，定五色旗為國旗，象征漢、滿、蒙、迴、藏五族共和。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形成以漢族為主體、共有56個民族的中華民族大家庭。
3、中華文明的演進過程
五千多年來，中華文明在這片土地上形成和發展。
五千多年前，在中華大地上形成了裴李崗文化、仰韶文化、良渚文化、紅山文化、馬家窯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等眾多的文明雛形，考古學家形象地比喻為滿天星鬥。中華文明在起源和早期發展階段呈現多元格局，在長期交流互動中相互促進、取長補短、兼收並蓄，最終凝聚出以二裏頭文化為代表的文明核新，開啟了夏商周三代文明，這絕不是偶然的。
據竺可楨等人的研究，當時黃河中下遊地區的年平均氣溫要比現在高2攝氏度左右，氣候溫暖濕潤，降水量充沛，是東亞大陸上最適宜人類生存的地方。不僅生活、生產用水能夠得到保障，而且大多數地方的農作物不需要人工灌溉。而長江流域的氣候過於濕熱、降水過多，蒙古高原和東北的氣候寒冷、幹燥，都不利於人類的生存和文明雛形的成長。
黃河中下遊地區主要是黃土高原和黃土衝積形成的平原，土壤疏鬆，大多屬稀樹草原地貌。在隻有石器或簡單木製農具的情況下，這種土地上麵的植被容易清除，便於開墾成農田，進行耕種。其他地方如茂密的原始森林，在鐵製工具產生和普及之前很難有效清除，黏性板結或砂石過多的土壤也無法得到開墾。
黃河中下遊地區的土地麵積大，是當時北半球最大的宜農地，比西亞、北非的肥沃新月帶的總麵積還大。尤其是在小麥被引種後，可以生產出足夠的糧食，促使階層分化和統治者、貴族、士人、軍隊、祭祀人員、巫師、史官（由巫師分化）、工匠等專業人員規模的擴大，也較快地增加了人口和勞動力。統治者控製了較多糧食，促成了“公天下”的禪讓製度向“家天下”的世襲製的轉化。到西漢末年，在6000餘萬總人口中，黃河中下遊地區的人口占60%以上。
連成一片、中間沒有完全封閉的地理障礙的土地，便於大麵積開墾和耕作，便於新作物如小麥的推廣，便於統治者、管理者組織生產、流通和分配，也便於人口的擴散、遷徙和重新定居。在沒有機械或動力交通工具的條件下，這一區域群體內部和群體之間的交流比較方便，活動半徑容易擴大，交往的次數趨於頻繁，會在較大範圍內形成通用的表達方式，密切人際關係。由於人員和物資流動成本較低，強大的部落在聯合或吞並其他部落後控製或管理的範圍較大，形成更大的部落或部落聯盟，最終發展為酋邦或早期國家，由諸夏建成夏朝。這樣的環境也使地域性的神靈逐漸被大範圍、普遍性的神所取代，進而形成統一的最高神——天，天下也成為已知和未知的地域範圍的代名詞。天和天下的概念進而催生出大一統的觀念，之後的統一就是以這片土地為基礎，並且不斷擴大。
戰國時，隨著統治範圍的擴大，一些諸侯國開始在新擴展的疆域內設置行政機構，劃定行政區域。一些士人已經在規劃統一後的藍圖——將中國劃分為九個州並確定九州的名稱。為了使自己的規劃能為未來的君主所采用，他們將這個宏偉的方案托名於大禹，記錄於《尚書·禹貢》，九州因而又被稱為“禹貢九州”。盡管九州從未成為事實，但從此成為中國的代名詞，而“州”也被采用為行政區域或監察區域的通名，沿用至今。九州的具體名稱也一直被行政區域所采用，今天還是一些政區的專名。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普遍推行郡縣製度，由中央集權對全國實行分層級、分區域的統一行政管理。清朝又在牧業地區和邊疆地區建立了相應的行政機構和行政區域，政區製度最終覆蓋全部疆域。兩千多年來，盡管具體的層級和區域有所不同，但與中央集權製度相適應的政區製度一直沒有實質性變化。
春秋戰國時的黃河流域是文化最發達的地區。儒家學說的創始人孔子是魯國曲阜（今山東曲阜）人，他曾周遊列國，晚年迴到曲阜，致力於儒家典籍的整理和教學，他的眾多學生主要來自魯、衛、齊、宋等國，他的主要傳承人曾子、孟子等也都生活在這一帶，齊魯地區是儒家文化的中心。戰國時百家爭鳴，幾種主要學派的創始人和主要傳播地區也集中在黃河流域。墨家的創始人墨子，道家的創始人老子，道家學派代表人物莊子、楊朱、宋鈃、尹文、田駢，儒家代表人物荀子，從道家分化出來的法家慎到、商鞅、韓非等，以及其他各家的代表人物，都不出黃河流域的範圍。
秦漢時代，黃河中遊已是名副其實的全國政治中心，其影響遠及亞洲腹地。黃河下遊是全國的經濟中心，是最主要的農業區、手工業區和商業區，黃河流域的優勢地位由於政治中心的存在而進一步加強。兩漢時期見於記載的各類知識分子、各種書籍、各個學派、私家教授、官方選拔的博士和孝廉等的分布，絕大多數跨黃河流域，“關東出相，關西出將”的說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人才分布高度集中的實際狀況。
從公元589年隋朝統一至755年安史之亂爆發，黃河流域又經曆了一個繁榮時期。隋唐先後在長安和洛陽建都，關中平原和伊洛平原再次成為全國的政治中心。唐朝的開疆拓土和富裕強盛還使長安的影響遠及西亞、朝鮮、日本，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最繁榮的城市。
隨著氣候逐漸變冷，黃河流域變得越來越寒冷、幹燥，黃河中遊的降水量減少，降水主要集中在每年夏秋之交。強烈的衝刷和侵蝕造成黃土高原和黃河中遊水土流失，並因大量人口遷入產生不合理的農業開發而加劇。大量泥沙流入黃河，使這條原來被稱為“河”或“大河”的河在春秋時已有了“濁河”的稱號，到公元前3世紀末的西漢初就有了“黃河”的名稱。在晉陝峽穀中洶湧奔流的河水挾帶著巨量泥沙，在進入開闊平緩的下遊河道時沉積下來，使河床不斷淤高，成為高於兩岸地表的“懸河”。直到20世紀末，每年流入黃河的泥沙還有16億噸，其中4億噸就沉積在下遊河道。在河南開封一帶，河床高出兩岸地表8至10米，而最高河段的河床高出兩岸地表20米。這高懸於地表上麵的黃河水靠兩道堤壩約束，在水位突破堤壩平麵或堤壩出現泄漏垮塌時就會造成決堤泛濫。由於太行山、伏牛山、大別山以東沒有山嶺阻隔，決溢泛濫極易引起河水改道。在世界大河中，黃河在曆史上改道最頻繁，幅度最大，最北可在今天津入海，最南可奪淮河入海，甚至流入長江。每次決堤改道都會造成當地民眾生命財產的巨大損失，還會毀壞農田、淤塞湖沼、形成流沙，給環境留下難以消除的危害。
黃河中下遊地區長期是政治中心所在，無論是內部叛亂，還是外部入侵，無論是農民起義，還是軍閥混戰，凡是要奪取政權，建立新朝，入主中原，都必然以中原為主要戰場，以首都為最終奪取目標。在戰亂中，爭鬥各方往往置黃河的工程維護和抗災救災於不顧，甚至以水代兵，人為造成決溢改道，如北宋末年杜充曾試圖決黃河阻擋金兵，造成首次黃河改道奪淮。
中原的戰亂驅使本地人口外遷。由於遊牧民族的入侵一般自北而南，中原政權在無法生存時也選擇南遷，曆史上出現過多次大規模的人口南遷。戰亂和自然災害造成的死亡、人口外遷使黃河流域受到毀滅性破壞。如元朝時，黃河流域的人口損失巨大，長期無法恢複。
黃河流域不可避免地衰落了。到宋代，全國的經濟重心已經轉移到南方。明清時南方的文化水平，無論是整體還是個人，都全麵超過北方。政治中心雖然還留在黃河流域，但為保證首都和邊防的糧食供應，不得不采取特別措施，付出巨大代價。
氣候變冷使長江流域逐漸變得溫暖濕潤，適合糧食和各種經濟作物的栽種，成為宜居的樂土。鐵製農具和工具的普及使更多土地得到開墾，環境得到改善，水利設施得以建設和維護。大量南遷人口不僅補充了充足的勞動力，而且帶來了相對先進的文化、製度、技術、工具、器物，還包括一批各方麵的優秀人才。他們在長江流域多樣的自然環境和豐富的景觀中，創造出大量新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
西周時的長江下遊，當地人“被發文身”。公元前2世紀的西漢初期，在中原人的眼中，“江南（主要指今江西、湖南的長江以南）卑濕，丈夫早夭”，是“飯稻羹魚”的落後生活方式。但隨著一次次人口南遷，華夏文明在南方傳播擴大，4世紀中葉王羲之在今紹興創作並書寫了《蘭亭序》；5世紀初謝靈運開創了山水詩；6世紀初產生了“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的名句；9世紀前期流傳著白居易的“江南好”“能不憶江南”；唐末的韋莊更演繹為“人人盡說江南好”；至遲在12世紀形成“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民諺。
一萬年前就出現在長江流域的稻作文化，在有利的氣候、充足的勞力條件下逐漸形成自江淮至嶺南和海南島的稻作農業區，成為中國主要的糧食生產地。唐朝後期，首都長安已完全仰賴江淮漕運。北宋時開封的供應幾乎全部來自江南。北宋末年有了“蘇常熟，天下足”的說法，明朝中期它被“湖廣熟，天下足”所取代，說明長江中遊已成為全國商品糧的基地，而長江下遊已成為商業、手工業發達地區。明清時，“鬆江（指鬆江府，大致即除崇明島外的今上海市轄境）衣被天下”。明朝“蘇鬆賦稅甲天下”，蘇州、鬆江兩府的賦稅收入成為朝廷重要的經濟支撐。從南宋到明代，江西一直是全國的文化重鎮。明清的江浙被稱為人文淵藪，科舉之盛甲於天下，蘇州狀元更居榜首。
因為有了長江，中華文明在整體上從未有過退步。自黃河流域開始衰落，長江流域即補充替代之。隨著長江流域的興起，中華文明頓開新篇，浩蕩蓬勃，一往無前。
淮河、秦嶺、白龍江是中國自然地理的南北分界線，以此劃分北方、南方。由於黃河流域、長江流域在開發和發展上的時間差異和程度上的差異，這條分界線正好與人文地理的分界線即經濟、文化、社會、民俗等方麵的分界線一致。中國曆來表現為南北差異，唐以前北方在經濟、文化等方麵處於優勢，人口占總數的大部分。但唐以後，南方在經濟、文化等方麵漸占優勢，人口也占了總數的大部分。
這就是中國，五千多年來中華民族創造文明、締造曆史的大舞台。
這就是中國，中華民族自立自強、生生不息的家園。
這就是中國，我們美麗、光榮、偉大的祖國。
這一通講讓這個導遊對唐小綸刮目相看，小夥子懂得的不少嘛。
清朝末年籌辦憲政，提出“五族”的概念，即滿、漢、蒙、藏、迴。中華民國建立時，定五色旗為國旗，象征漢、滿、蒙、迴、藏五族共和。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形成以漢族為主體、共有56個民族的中華民族大家庭。
3、中華文明的演進過程
五千多年來，中華文明在這片土地上形成和發展。
五千多年前，在中華大地上形成了裴李崗文化、仰韶文化、良渚文化、紅山文化、馬家窯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等眾多的文明雛形，考古學家形象地比喻為滿天星鬥。中華文明在起源和早期發展階段呈現多元格局，在長期交流互動中相互促進、取長補短、兼收並蓄，最終凝聚出以二裏頭文化為代表的文明核新，開啟了夏商周三代文明，這絕不是偶然的。
據竺可楨等人的研究，當時黃河中下遊地區的年平均氣溫要比現在高2攝氏度左右，氣候溫暖濕潤，降水量充沛，是東亞大陸上最適宜人類生存的地方。不僅生活、生產用水能夠得到保障，而且大多數地方的農作物不需要人工灌溉。而長江流域的氣候過於濕熱、降水過多，蒙古高原和東北的氣候寒冷、幹燥，都不利於人類的生存和文明雛形的成長。
黃河中下遊地區主要是黃土高原和黃土衝積形成的平原，土壤疏鬆，大多屬稀樹草原地貌。在隻有石器或簡單木製農具的情況下，這種土地上麵的植被容易清除，便於開墾成農田，進行耕種。其他地方如茂密的原始森林，在鐵製工具產生和普及之前很難有效清除，黏性板結或砂石過多的土壤也無法得到開墾。
黃河中下遊地區的土地麵積大，是當時北半球最大的宜農地，比西亞、北非的肥沃新月帶的總麵積還大。尤其是在小麥被引種後，可以生產出足夠的糧食，促使階層分化和統治者、貴族、士人、軍隊、祭祀人員、巫師、史官（由巫師分化）、工匠等專業人員規模的擴大，也較快地增加了人口和勞動力。統治者控製了較多糧食，促成了“公天下”的禪讓製度向“家天下”的世襲製的轉化。到西漢末年，在6000餘萬總人口中，黃河中下遊地區的人口占60%以上。
連成一片、中間沒有完全封閉的地理障礙的土地，便於大麵積開墾和耕作，便於新作物如小麥的推廣，便於統治者、管理者組織生產、流通和分配，也便於人口的擴散、遷徙和重新定居。在沒有機械或動力交通工具的條件下，這一區域群體內部和群體之間的交流比較方便，活動半徑容易擴大，交往的次數趨於頻繁，會在較大範圍內形成通用的表達方式，密切人際關係。由於人員和物資流動成本較低，強大的部落在聯合或吞並其他部落後控製或管理的範圍較大，形成更大的部落或部落聯盟，最終發展為酋邦或早期國家，由諸夏建成夏朝。這樣的環境也使地域性的神靈逐漸被大範圍、普遍性的神所取代，進而形成統一的最高神——天，天下也成為已知和未知的地域範圍的代名詞。天和天下的概念進而催生出大一統的觀念，之後的統一就是以這片土地為基礎，並且不斷擴大。
戰國時，隨著統治範圍的擴大，一些諸侯國開始在新擴展的疆域內設置行政機構，劃定行政區域。一些士人已經在規劃統一後的藍圖——將中國劃分為九個州並確定九州的名稱。為了使自己的規劃能為未來的君主所采用，他們將這個宏偉的方案托名於大禹，記錄於《尚書·禹貢》，九州因而又被稱為“禹貢九州”。盡管九州從未成為事實，但從此成為中國的代名詞，而“州”也被采用為行政區域或監察區域的通名，沿用至今。九州的具體名稱也一直被行政區域所采用，今天還是一些政區的專名。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普遍推行郡縣製度，由中央集權對全國實行分層級、分區域的統一行政管理。清朝又在牧業地區和邊疆地區建立了相應的行政機構和行政區域，政區製度最終覆蓋全部疆域。兩千多年來，盡管具體的層級和區域有所不同，但與中央集權製度相適應的政區製度一直沒有實質性變化。
春秋戰國時的黃河流域是文化最發達的地區。儒家學說的創始人孔子是魯國曲阜（今山東曲阜）人，他曾周遊列國，晚年迴到曲阜，致力於儒家典籍的整理和教學，他的眾多學生主要來自魯、衛、齊、宋等國，他的主要傳承人曾子、孟子等也都生活在這一帶，齊魯地區是儒家文化的中心。戰國時百家爭鳴，幾種主要學派的創始人和主要傳播地區也集中在黃河流域。墨家的創始人墨子，道家的創始人老子，道家學派代表人物莊子、楊朱、宋鈃、尹文、田駢，儒家代表人物荀子，從道家分化出來的法家慎到、商鞅、韓非等，以及其他各家的代表人物，都不出黃河流域的範圍。
秦漢時代，黃河中遊已是名副其實的全國政治中心，其影響遠及亞洲腹地。黃河下遊是全國的經濟中心，是最主要的農業區、手工業區和商業區，黃河流域的優勢地位由於政治中心的存在而進一步加強。兩漢時期見於記載的各類知識分子、各種書籍、各個學派、私家教授、官方選拔的博士和孝廉等的分布，絕大多數跨黃河流域，“關東出相，關西出將”的說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人才分布高度集中的實際狀況。
從公元589年隋朝統一至755年安史之亂爆發，黃河流域又經曆了一個繁榮時期。隋唐先後在長安和洛陽建都，關中平原和伊洛平原再次成為全國的政治中心。唐朝的開疆拓土和富裕強盛還使長安的影響遠及西亞、朝鮮、日本，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最繁榮的城市。
隨著氣候逐漸變冷，黃河流域變得越來越寒冷、幹燥，黃河中遊的降水量減少，降水主要集中在每年夏秋之交。強烈的衝刷和侵蝕造成黃土高原和黃河中遊水土流失，並因大量人口遷入產生不合理的農業開發而加劇。大量泥沙流入黃河，使這條原來被稱為“河”或“大河”的河在春秋時已有了“濁河”的稱號，到公元前3世紀末的西漢初就有了“黃河”的名稱。在晉陝峽穀中洶湧奔流的河水挾帶著巨量泥沙，在進入開闊平緩的下遊河道時沉積下來，使河床不斷淤高，成為高於兩岸地表的“懸河”。直到20世紀末，每年流入黃河的泥沙還有16億噸，其中4億噸就沉積在下遊河道。在河南開封一帶，河床高出兩岸地表8至10米，而最高河段的河床高出兩岸地表20米。這高懸於地表上麵的黃河水靠兩道堤壩約束，在水位突破堤壩平麵或堤壩出現泄漏垮塌時就會造成決堤泛濫。由於太行山、伏牛山、大別山以東沒有山嶺阻隔，決溢泛濫極易引起河水改道。在世界大河中，黃河在曆史上改道最頻繁，幅度最大，最北可在今天津入海，最南可奪淮河入海，甚至流入長江。每次決堤改道都會造成當地民眾生命財產的巨大損失，還會毀壞農田、淤塞湖沼、形成流沙，給環境留下難以消除的危害。
黃河中下遊地區長期是政治中心所在，無論是內部叛亂，還是外部入侵，無論是農民起義，還是軍閥混戰，凡是要奪取政權，建立新朝，入主中原，都必然以中原為主要戰場，以首都為最終奪取目標。在戰亂中，爭鬥各方往往置黃河的工程維護和抗災救災於不顧，甚至以水代兵，人為造成決溢改道，如北宋末年杜充曾試圖決黃河阻擋金兵，造成首次黃河改道奪淮。
中原的戰亂驅使本地人口外遷。由於遊牧民族的入侵一般自北而南，中原政權在無法生存時也選擇南遷，曆史上出現過多次大規模的人口南遷。戰亂和自然災害造成的死亡、人口外遷使黃河流域受到毀滅性破壞。如元朝時，黃河流域的人口損失巨大，長期無法恢複。
黃河流域不可避免地衰落了。到宋代，全國的經濟重心已經轉移到南方。明清時南方的文化水平，無論是整體還是個人，都全麵超過北方。政治中心雖然還留在黃河流域，但為保證首都和邊防的糧食供應，不得不采取特別措施，付出巨大代價。
氣候變冷使長江流域逐漸變得溫暖濕潤，適合糧食和各種經濟作物的栽種，成為宜居的樂土。鐵製農具和工具的普及使更多土地得到開墾，環境得到改善，水利設施得以建設和維護。大量南遷人口不僅補充了充足的勞動力，而且帶來了相對先進的文化、製度、技術、工具、器物，還包括一批各方麵的優秀人才。他們在長江流域多樣的自然環境和豐富的景觀中，創造出大量新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
西周時的長江下遊，當地人“被發文身”。公元前2世紀的西漢初期，在中原人的眼中，“江南（主要指今江西、湖南的長江以南）卑濕，丈夫早夭”，是“飯稻羹魚”的落後生活方式。但隨著一次次人口南遷，華夏文明在南方傳播擴大，4世紀中葉王羲之在今紹興創作並書寫了《蘭亭序》；5世紀初謝靈運開創了山水詩；6世紀初產生了“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的名句；9世紀前期流傳著白居易的“江南好”“能不憶江南”；唐末的韋莊更演繹為“人人盡說江南好”；至遲在12世紀形成“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民諺。
一萬年前就出現在長江流域的稻作文化，在有利的氣候、充足的勞力條件下逐漸形成自江淮至嶺南和海南島的稻作農業區，成為中國主要的糧食生產地。唐朝後期，首都長安已完全仰賴江淮漕運。北宋時開封的供應幾乎全部來自江南。北宋末年有了“蘇常熟，天下足”的說法，明朝中期它被“湖廣熟，天下足”所取代，說明長江中遊已成為全國商品糧的基地，而長江下遊已成為商業、手工業發達地區。明清時，“鬆江（指鬆江府，大致即除崇明島外的今上海市轄境）衣被天下”。明朝“蘇鬆賦稅甲天下”，蘇州、鬆江兩府的賦稅收入成為朝廷重要的經濟支撐。從南宋到明代，江西一直是全國的文化重鎮。明清的江浙被稱為人文淵藪，科舉之盛甲於天下，蘇州狀元更居榜首。
因為有了長江，中華文明在整體上從未有過退步。自黃河流域開始衰落，長江流域即補充替代之。隨著長江流域的興起，中華文明頓開新篇，浩蕩蓬勃，一往無前。
淮河、秦嶺、白龍江是中國自然地理的南北分界線，以此劃分北方、南方。由於黃河流域、長江流域在開發和發展上的時間差異和程度上的差異，這條分界線正好與人文地理的分界線即經濟、文化、社會、民俗等方麵的分界線一致。中國曆來表現為南北差異，唐以前北方在經濟、文化等方麵處於優勢，人口占總數的大部分。但唐以後，南方在經濟、文化等方麵漸占優勢，人口也占了總數的大部分。
這就是中國，五千多年來中華民族創造文明、締造曆史的大舞台。
這就是中國，中華民族自立自強、生生不息的家園。
這就是中國，我們美麗、光榮、偉大的祖國。
這一通講讓這個導遊對唐小綸刮目相看，小夥子懂得的不少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