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靖走後，唐小綸也沒啥新想法了，就想靜一靜，一個人出來旅遊這不愛出去瞎逛，一個人來到曆史博物館。
唐小綸，今天一個人人走進中國曆史研究院內的中國考古博物館，先後參觀文明起源和宅茲中國專題展，了解新石器時代和夏商周時期重大考古發現。
宅茲中國：從何尊銘文看“中國”文明奠基。認識中華文明的悠久曆史、感知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離不開考古學。要實施好“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綜合研究”“考古中國”等重大項目，做好中華文明起源的研究和闡釋。重要講話深刻闡述了考古學對中華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意義、新石器時代和夏商周時期深厚的文化積累對於中華文明形成和發展的奠基作用，為深化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推進中國上古文明考古學研究，發展新時代考古事業指明了方向、明確了目標、提供了遵循。
出土文獻是考證曆史的一手資料。新中國成立之後，隨著國家建設的開展，大量地下文物得以重見天日。1963年8月，離西周原遺址不遠的陝西省寶雞市一陳姓人家在無意間發現了一件銅器，這件器物高38.8厘米、口徑28.8厘米、重14.6公斤，即使飽經曆史風霜，也難掩其造型之渾厚、工藝之精美。然而在當時，該銅器還是淪為這戶人家盛糧食的器皿。1965年8月，陳家又把這“廢銅爛鐵”賣到了廢品收購站……所幸天佑文脈，後因寶雞市博物館幹部慧眼識珠，斷定其為周代青銅尊，這件文物才輾轉到了寶雞市博物館（今寶雞青銅器博物院），至此重獲歸宿。
1975年，青銅尊要去日本參加中國青銅器展。出國前夕，上海博物館館長馬承源看它外表張揚繁複、十分精致，腹足更有精美的高浮雕獸麵紋，角端突出於器表，體側並有四道扉棱，想必當有更加深厚的曆史淵源，於是便對青銅尊進行清理，清理過程中竟又收獲驚天之喜——工作人員在尊內底部發現了西周早期所鑄、遺落千載的銘文！製成拓片一看，這篇極為重要的文獻計122個字，記載了周成王親政五年時，於新營建的東都洛邑對其下屬“宗小子”的訓誥，其中提到武王在世時決定遷都於洛邑，即“宅茲中國”，與《尚書》中的《洛誥》《召誥》以及《逸周書·度邑》等文獻記載可資互證，起到了證實補史的作用，為西周曆史的研究和青銅器的斷代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由於該青銅尊乃是叫何的西周宗室貴族所做的祭器，考古學界遂命其名為“何尊”。
何尊銘文寫道：
唯！王初雍，宅於成周，複稟武王豐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誥宗小子於京室，曰：昔在爾考公氏，克逨文王，肆文王受茲大命。
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於天，曰：餘其宅茲中國，自茲乂民。嗚唿！爾有雖小子亡識，視於公氏，有勳於天，徹令。敬享哉！
唯！王恭德裕天，順我不敏。王鹹誥：何，賜貝卅朋，用作庾公寶尊彝。
唯！王五祀。
銘文內容主要包含四部分：一是王遷宅於成周與祭祀武王；二是何的先人公氏曾輔佐文王；三是武王克商後說要居於“中國”；四是王勉勵何能像其先人公氏，並加以賞賜。通篇文字最為學界所矚目的莫過於其中出現的“宅茲中國”四字，這是現存文獻中發現最早的“中國”一詞，其意義不言而喻、其價值難以估量。
重新認識到何尊銘文的曆史文化意義之後，寶雞博物館說，這是我們鎮館之寶啊！馬承源迴應：這是鎮國之寶。
從此，“宅茲中國”成為學界一絕大題目，引發專家學者立論無數。
何尊銘文修複拓片中的“宅茲中國”。
何以“中國”？
何尊銘文中最核心的概念“中國”當作何解？是否當從地理方位、政治內涵、治理模式乃至宗教文化等不同層麵對“中”進行多元化詮釋？西周初年的“中國”概念是否為對夏商文化的一脈相承與“損益”？此一“中國”對後世“中國”曆史有何關聯，與綿延至今數千載的“中國”文明體又有何淵源？
“中國”相關的係列問題近年來成為學界熱門話題。許多學者都認為重新界定或理解“中國”這一概念至關重要，不同領域學者都參與了討論：葛兆光《宅茲中國》試圖重建有關“中國”的曆史論述，許宏《何以中國》討論早期“中國”的形成，許倬雲《說中國》討論“中國”這個複雜共同體的曆史，劉曉原《邊疆中國》，李零《我們的中國》，王賡武作《更新中國》報告等，各路學者都基於各自的學術領域對相關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可謂多彩紛呈。
從目前的考古資料來看，“中國”的稱謂始於西周初年的何尊銘文，但我們並不能保證將來是否會發掘出比何尊銘文更加古老的對“中國”的文字記錄，因此如欲對“中國”作一知識考古學，便不得不追溯到“文獻不足征”的夏商時期。關於古史考證的方法論，陳寅恪曾概括王國維二重證據法為“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也就是說，如果想理清“中國”概念內涵，在借鑒學術史成果之餘更需要“得地下之新材料……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當然也離不開對傳世文獻的充分掌握，以期對曆史文化進行立體化的闡釋和解讀。
根據《史記·五帝本紀》的記載，早在舜帝時即已萌發“中國”意識：“堯崩，三年之喪畢，舜讓辟丹朱於南河之南……夫而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是為帝舜。”此處“中國”似為地理方位中心的意思；而《尚書·仲虺之誥》則有“王懋昭大德，建中於民”。意為“欲王自勉，明大德，立大中之道於民”，也就是說到商代時作為地理方位的形式之“中”已被引申為寓意“大中之道”的“中”。其實細究起來，“王者居中”作為中國古代文明政治理念最早可見於《史記·五帝本紀》，“帝嚳溉執中而遍天下”即已蘊藉擇“天下”之“中”而處之的內涵，若以此反推，則夏商周三代“中國”所寓意的“中道之國”內涵恐怕是一脈相承的。在這個意義上，何尊銘文所載周初重新來一次“宅茲中國”以求取“天下之中”的重大政治活動，正是對夏商“大中之道”的繼承。
從武王、周公到成康，西周對“中”的持續重視均來自文王，而文王則是對夏商“建中於民”理念的深化。“清華簡”《文王遺訓》運用三個典故，講的都是“中”，既有形式的“中”，更有寓意的“中”，可見“中”正是周文王治國平天下的核心理念。夏商至文王一脈相承的“中道”塑造了武王和周公，因此才有武王上告於天：“餘其宅茲中國”；才有周公、成康擇“地中”營建洛邑；才有《周禮·天官》和《周禮·地官》開篇“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極”就是“中”，“以為民極”就是“令天下之民各得其中，不失其所”，這裏“中”顯然是一種政治文化寓意，周就這樣把夏商所倡導的“建中於民”的思想深化為了後世儒家中國的基本政治理念。
通過考述三代文明的“中國”概念可以看出“中”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中國傳統文化和價值觀的核心。到孔子創立儒學時，這一理念更被明確地抽象總結出來。《論語·堯曰》：“堯曰：‘諮！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本篇以“堯曰”為題，似乎不單單是徑取首二字以名篇，而有深意在焉。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八雲：“《論語》終於《堯曰篇》，《孟子》終於‘堯舜湯文孔子’，而《荀子》亦終於《堯問》，其意一也。”邢昺《論語注疏》：“此篇記二帝三王，及孔子之語，明天命政化之美，皆是聖人之道，可以垂訓將來，故殿諸篇。”從某種意義上講，此章實已逸出《論語》本文之外，再度將時空界限伸展至遠古，對自堯帝至孔子諸聖人之“法語之言”予以表彰，蓋以明聖人道統之傳遞，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立法垂範！堯帝告誡大舜，《尚書·大禹謨》記作：“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十六字心傳”，實為聖王治道要訣，千古不刊。“允執厥中”四字最為緊要，點明先王之道，在中庸守常，誠如鄭玄所言：“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中和之為用，中庸即“用中”，就是恰當地把握中道，在人心和道心之間不偏不倚地允執厥中之道，須臾不可或離。
唐小綸，今天一個人人走進中國曆史研究院內的中國考古博物館，先後參觀文明起源和宅茲中國專題展，了解新石器時代和夏商周時期重大考古發現。
宅茲中國：從何尊銘文看“中國”文明奠基。認識中華文明的悠久曆史、感知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離不開考古學。要實施好“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綜合研究”“考古中國”等重大項目，做好中華文明起源的研究和闡釋。重要講話深刻闡述了考古學對中華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意義、新石器時代和夏商周時期深厚的文化積累對於中華文明形成和發展的奠基作用，為深化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推進中國上古文明考古學研究，發展新時代考古事業指明了方向、明確了目標、提供了遵循。
出土文獻是考證曆史的一手資料。新中國成立之後，隨著國家建設的開展，大量地下文物得以重見天日。1963年8月，離西周原遺址不遠的陝西省寶雞市一陳姓人家在無意間發現了一件銅器，這件器物高38.8厘米、口徑28.8厘米、重14.6公斤，即使飽經曆史風霜，也難掩其造型之渾厚、工藝之精美。然而在當時，該銅器還是淪為這戶人家盛糧食的器皿。1965年8月，陳家又把這“廢銅爛鐵”賣到了廢品收購站……所幸天佑文脈，後因寶雞市博物館幹部慧眼識珠，斷定其為周代青銅尊，這件文物才輾轉到了寶雞市博物館（今寶雞青銅器博物院），至此重獲歸宿。
1975年，青銅尊要去日本參加中國青銅器展。出國前夕，上海博物館館長馬承源看它外表張揚繁複、十分精致，腹足更有精美的高浮雕獸麵紋，角端突出於器表，體側並有四道扉棱，想必當有更加深厚的曆史淵源，於是便對青銅尊進行清理，清理過程中竟又收獲驚天之喜——工作人員在尊內底部發現了西周早期所鑄、遺落千載的銘文！製成拓片一看，這篇極為重要的文獻計122個字，記載了周成王親政五年時，於新營建的東都洛邑對其下屬“宗小子”的訓誥，其中提到武王在世時決定遷都於洛邑，即“宅茲中國”，與《尚書》中的《洛誥》《召誥》以及《逸周書·度邑》等文獻記載可資互證，起到了證實補史的作用，為西周曆史的研究和青銅器的斷代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由於該青銅尊乃是叫何的西周宗室貴族所做的祭器，考古學界遂命其名為“何尊”。
何尊銘文寫道：
唯！王初雍，宅於成周，複稟武王豐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誥宗小子於京室，曰：昔在爾考公氏，克逨文王，肆文王受茲大命。
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於天，曰：餘其宅茲中國，自茲乂民。嗚唿！爾有雖小子亡識，視於公氏，有勳於天，徹令。敬享哉！
唯！王恭德裕天，順我不敏。王鹹誥：何，賜貝卅朋，用作庾公寶尊彝。
唯！王五祀。
銘文內容主要包含四部分：一是王遷宅於成周與祭祀武王；二是何的先人公氏曾輔佐文王；三是武王克商後說要居於“中國”；四是王勉勵何能像其先人公氏，並加以賞賜。通篇文字最為學界所矚目的莫過於其中出現的“宅茲中國”四字，這是現存文獻中發現最早的“中國”一詞，其意義不言而喻、其價值難以估量。
重新認識到何尊銘文的曆史文化意義之後，寶雞博物館說，這是我們鎮館之寶啊！馬承源迴應：這是鎮國之寶。
從此，“宅茲中國”成為學界一絕大題目，引發專家學者立論無數。
何尊銘文修複拓片中的“宅茲中國”。
何以“中國”？
何尊銘文中最核心的概念“中國”當作何解？是否當從地理方位、政治內涵、治理模式乃至宗教文化等不同層麵對“中”進行多元化詮釋？西周初年的“中國”概念是否為對夏商文化的一脈相承與“損益”？此一“中國”對後世“中國”曆史有何關聯，與綿延至今數千載的“中國”文明體又有何淵源？
“中國”相關的係列問題近年來成為學界熱門話題。許多學者都認為重新界定或理解“中國”這一概念至關重要，不同領域學者都參與了討論：葛兆光《宅茲中國》試圖重建有關“中國”的曆史論述，許宏《何以中國》討論早期“中國”的形成，許倬雲《說中國》討論“中國”這個複雜共同體的曆史，劉曉原《邊疆中國》，李零《我們的中國》，王賡武作《更新中國》報告等，各路學者都基於各自的學術領域對相關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可謂多彩紛呈。
從目前的考古資料來看，“中國”的稱謂始於西周初年的何尊銘文，但我們並不能保證將來是否會發掘出比何尊銘文更加古老的對“中國”的文字記錄，因此如欲對“中國”作一知識考古學，便不得不追溯到“文獻不足征”的夏商時期。關於古史考證的方法論，陳寅恪曾概括王國維二重證據法為“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也就是說，如果想理清“中國”概念內涵，在借鑒學術史成果之餘更需要“得地下之新材料……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當然也離不開對傳世文獻的充分掌握，以期對曆史文化進行立體化的闡釋和解讀。
根據《史記·五帝本紀》的記載，早在舜帝時即已萌發“中國”意識：“堯崩，三年之喪畢，舜讓辟丹朱於南河之南……夫而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是為帝舜。”此處“中國”似為地理方位中心的意思；而《尚書·仲虺之誥》則有“王懋昭大德，建中於民”。意為“欲王自勉，明大德，立大中之道於民”，也就是說到商代時作為地理方位的形式之“中”已被引申為寓意“大中之道”的“中”。其實細究起來，“王者居中”作為中國古代文明政治理念最早可見於《史記·五帝本紀》，“帝嚳溉執中而遍天下”即已蘊藉擇“天下”之“中”而處之的內涵，若以此反推，則夏商周三代“中國”所寓意的“中道之國”內涵恐怕是一脈相承的。在這個意義上，何尊銘文所載周初重新來一次“宅茲中國”以求取“天下之中”的重大政治活動，正是對夏商“大中之道”的繼承。
從武王、周公到成康，西周對“中”的持續重視均來自文王，而文王則是對夏商“建中於民”理念的深化。“清華簡”《文王遺訓》運用三個典故，講的都是“中”，既有形式的“中”，更有寓意的“中”，可見“中”正是周文王治國平天下的核心理念。夏商至文王一脈相承的“中道”塑造了武王和周公，因此才有武王上告於天：“餘其宅茲中國”；才有周公、成康擇“地中”營建洛邑；才有《周禮·天官》和《周禮·地官》開篇“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極”就是“中”，“以為民極”就是“令天下之民各得其中，不失其所”，這裏“中”顯然是一種政治文化寓意，周就這樣把夏商所倡導的“建中於民”的思想深化為了後世儒家中國的基本政治理念。
通過考述三代文明的“中國”概念可以看出“中”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中國傳統文化和價值觀的核心。到孔子創立儒學時，這一理念更被明確地抽象總結出來。《論語·堯曰》：“堯曰：‘諮！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本篇以“堯曰”為題，似乎不單單是徑取首二字以名篇，而有深意在焉。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八雲：“《論語》終於《堯曰篇》，《孟子》終於‘堯舜湯文孔子’，而《荀子》亦終於《堯問》，其意一也。”邢昺《論語注疏》：“此篇記二帝三王，及孔子之語，明天命政化之美，皆是聖人之道，可以垂訓將來，故殿諸篇。”從某種意義上講，此章實已逸出《論語》本文之外，再度將時空界限伸展至遠古，對自堯帝至孔子諸聖人之“法語之言”予以表彰，蓋以明聖人道統之傳遞，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立法垂範！堯帝告誡大舜，《尚書·大禹謨》記作：“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十六字心傳”，實為聖王治道要訣，千古不刊。“允執厥中”四字最為緊要，點明先王之道，在中庸守常，誠如鄭玄所言：“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中和之為用，中庸即“用中”，就是恰當地把握中道，在人心和道心之間不偏不倚地允執厥中之道，須臾不可或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