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思誠詠白堂記
作者：【金】王若虛
有所慕於人者，必有所悅乎其事也。或取其性情德行才能技藝之所長，與夫衣服儀度之如何，以想見其仿佛；甚者，至有易名變姓以自比而同之。此其嗜好趨向，自有合焉而不奪也。
吾友高君思誠，葺其所居之堂以為讀書之所，擇樂天[1]絕句之詩，列之壁間，而榜[2]以“詠白”。蓋將日玩諸其目而諷誦諸其口也。
一日，見告曰：“吾平生深慕樂天之為人，而尤愛其詩，故以是雲，何如？”
予曰：“人物和樂天，吾複何議？子能於是而存心，其嗜好趨向，亦豈不佳？然慕之者欲其學之，而學之者欲其似之也。慕焉而不學，學焉而不似，亦何取乎其人耶？蓋樂天之為人，衝和靜退，達理而任命，不為榮喜，不為窮憂，所謂無入而不自得者。今子方皇皇幹祿之計，求進甚急，而得喪之念，交戰於胸中，是未可以樂天論也。樂天之詩，坦白平易，直以寫自然之趣，合乎天造，厭[3]乎人意，而不為奇詭以駭末俗之耳目。子則雕鐫粉飾，未免有侈心[4]而馳騁乎其外，是又未可以樂天論也。雖然，其所慕在此者，其所歸必在此。子以少年豪邁，如川之方增，而未有涯涘，則其勢固有不得不然者，若其加之歲年而博以學，至於心平氣定，盡天下之變，而返乎自得之場。則樂天之妙，庶乎其可同矣。姑俟他日複為子一觀而評之。”
注釋：
[1]樂天：唐詩人白居易（772—846）的字。[2]榜：題署。[3]厭：滿足。[4]侈心：放縱誇飾之心。
賞析：
人們往往都難免有些趨名人癖，或仰慕其德行，或敬重其才學。見賢思齊，以德才高尚的人為榜樣，自無可非議；但以此附庸風雅，拉大旗作虎皮，用“我的朋友胡適之”之類的話來掩飾自己的無知與譾陋，就不免惹人恥笑了。
王若虛的這篇《高思誠詠白堂記》，列舉了仰慕別人者的種種表現及其合理性，然而，從中不難看出作者等而下之的安排：首先是人格品行，其次是技藝所長，再次是服飾儀度，複次是名姓之類。性情德行，自然是內美；技藝所長，能為社會作貢獻；服飾儀度，也可看出其為人或淳樸或瀟灑的風神；而為仰慕名人而改名更姓，則不免有點“愛屋及烏”了。
作者筆下的高思誠敬仰的是唐代的白居易（字樂天），他把自己的讀書處修葺一新，題為“詠白”，也就是說他最愛諷誦研習的是白居易的詩。他說自己不僅愛白居易的詩，同時還深慕白居易的為人。很明顯，他為自己的這種選擇而得意。
對朋友之所為，王若虛卻大不以為然，於是，結合對白居易和高思誠的認識，發表了一番切中肯綮、鞭辟入裏的見解。
王若虛首先肯定了高思誠所選擇的榜樣是好的，同時指出了關鍵的一點，就是樹立了榜樣便要努力去學，學了還要像才行。這就指出了大多數有趨名人癖的人“掛羊頭賣狗肉”的通病。接著，作者指出了高思誠與白居易的差異和差距。白樂天的為人，已經到了不為榮喜、不為窮憂而達理任命的境界，參透了人世的一切榮辱變故而歸於自然自在；白居易的詩，與他的為人境界渾融不隔，坦白平易，以自然之筆寫自然之趣，仿佛天成一般，絕不矯揉造作以刺激一般人的感官，討好庸俗的趣味。而高思誠呢？其為人，十分注重得失，整日思慮著如何升官發財；其詩作雕鐫粉飾，反映出其心境的紊亂，毫無自然任達的氣派。文章寫到這裏，似乎已經把問題說透了，不管是為人還是作詩，高思誠與白居易都相差得太遠太遠了，簡直連白居易的皮毛都未學到。從作者的比較中可以看出，作者強調的是為人的自得、自在、自然，隻有當一個人把握著自己，放曠通達，知天任命，不以物喜，不以己憂，才能無往而不得大自在，才能摒棄雜念而自然為人，才能拋卻做作而自然為詩。
然而，文章並沒有就此打住。年輕的高思誠並非不可造就之材，況且他正是“少年豪邁，如川之方增”，而且對德行詩篇超卓的先賢仰慕不已、有心效法呢！少年意氣，本就有一種豪邁任放、不受拘羈的自然氣派。作者指出，隻要逐步增進才學，修養身心，悟透人世之變，就有希望達到更高的自然境界，有可能得白樂天為人做詩的真諦。
名人風範，自然可以為後人所崇仰，要達到同樣的境地，卻要修煉自身。如果隻是於壁上懸掛著名人的詩句，隻是服飾儀度與之仿佛，隻是借名人的風采來提高自己的身價，則不僅會徒勞無獲，更要貽笑大方了。
這篇文章的特點是坦誠直露，在關係到為人處世的重大問題上，作者沒有絲毫的虛假客套。他毫不留情地指出了高思誠的弊病，在說明問題、闡述觀點時，也不“王顧左右而言他”，在“文”上兜圈子，而是既準又狠地猛攻高思誠的要害。就是在這樣直白的文字中，我們看到了作者憎惡虛偽、嘲諷做作、真心敬慕先賢的熾烈情感，也明顯可領會到他真正關心年輕人的良苦用心。
王若虛自己說過：“哀樂之真，發乎情性，此詩之正理也。”（《滹南遺老集·詩話》）又說：“文章唯求真而已”（《滹南遺老集·文辨》）。可見他十分注重詩文的“真”。這篇《高思誠詠白堂記》，可說是實踐了他的理論觀點。
作者：【金】王若虛
有所慕於人者，必有所悅乎其事也。或取其性情德行才能技藝之所長，與夫衣服儀度之如何，以想見其仿佛；甚者，至有易名變姓以自比而同之。此其嗜好趨向，自有合焉而不奪也。
吾友高君思誠，葺其所居之堂以為讀書之所，擇樂天[1]絕句之詩，列之壁間，而榜[2]以“詠白”。蓋將日玩諸其目而諷誦諸其口也。
一日，見告曰：“吾平生深慕樂天之為人，而尤愛其詩，故以是雲，何如？”
予曰：“人物和樂天，吾複何議？子能於是而存心，其嗜好趨向，亦豈不佳？然慕之者欲其學之，而學之者欲其似之也。慕焉而不學，學焉而不似，亦何取乎其人耶？蓋樂天之為人，衝和靜退，達理而任命，不為榮喜，不為窮憂，所謂無入而不自得者。今子方皇皇幹祿之計，求進甚急，而得喪之念，交戰於胸中，是未可以樂天論也。樂天之詩，坦白平易，直以寫自然之趣，合乎天造，厭[3]乎人意，而不為奇詭以駭末俗之耳目。子則雕鐫粉飾，未免有侈心[4]而馳騁乎其外，是又未可以樂天論也。雖然，其所慕在此者，其所歸必在此。子以少年豪邁，如川之方增，而未有涯涘，則其勢固有不得不然者，若其加之歲年而博以學，至於心平氣定，盡天下之變，而返乎自得之場。則樂天之妙，庶乎其可同矣。姑俟他日複為子一觀而評之。”
注釋：
[1]樂天：唐詩人白居易（772—846）的字。[2]榜：題署。[3]厭：滿足。[4]侈心：放縱誇飾之心。
賞析：
人們往往都難免有些趨名人癖，或仰慕其德行，或敬重其才學。見賢思齊，以德才高尚的人為榜樣，自無可非議；但以此附庸風雅，拉大旗作虎皮，用“我的朋友胡適之”之類的話來掩飾自己的無知與譾陋，就不免惹人恥笑了。
王若虛的這篇《高思誠詠白堂記》，列舉了仰慕別人者的種種表現及其合理性，然而，從中不難看出作者等而下之的安排：首先是人格品行，其次是技藝所長，再次是服飾儀度，複次是名姓之類。性情德行，自然是內美；技藝所長，能為社會作貢獻；服飾儀度，也可看出其為人或淳樸或瀟灑的風神；而為仰慕名人而改名更姓，則不免有點“愛屋及烏”了。
作者筆下的高思誠敬仰的是唐代的白居易（字樂天），他把自己的讀書處修葺一新，題為“詠白”，也就是說他最愛諷誦研習的是白居易的詩。他說自己不僅愛白居易的詩，同時還深慕白居易的為人。很明顯，他為自己的這種選擇而得意。
對朋友之所為，王若虛卻大不以為然，於是，結合對白居易和高思誠的認識，發表了一番切中肯綮、鞭辟入裏的見解。
王若虛首先肯定了高思誠所選擇的榜樣是好的，同時指出了關鍵的一點，就是樹立了榜樣便要努力去學，學了還要像才行。這就指出了大多數有趨名人癖的人“掛羊頭賣狗肉”的通病。接著，作者指出了高思誠與白居易的差異和差距。白樂天的為人，已經到了不為榮喜、不為窮憂而達理任命的境界，參透了人世的一切榮辱變故而歸於自然自在；白居易的詩，與他的為人境界渾融不隔，坦白平易，以自然之筆寫自然之趣，仿佛天成一般，絕不矯揉造作以刺激一般人的感官，討好庸俗的趣味。而高思誠呢？其為人，十分注重得失，整日思慮著如何升官發財；其詩作雕鐫粉飾，反映出其心境的紊亂，毫無自然任達的氣派。文章寫到這裏，似乎已經把問題說透了，不管是為人還是作詩，高思誠與白居易都相差得太遠太遠了，簡直連白居易的皮毛都未學到。從作者的比較中可以看出，作者強調的是為人的自得、自在、自然，隻有當一個人把握著自己，放曠通達，知天任命，不以物喜，不以己憂，才能無往而不得大自在，才能摒棄雜念而自然為人，才能拋卻做作而自然為詩。
然而，文章並沒有就此打住。年輕的高思誠並非不可造就之材，況且他正是“少年豪邁，如川之方增”，而且對德行詩篇超卓的先賢仰慕不已、有心效法呢！少年意氣，本就有一種豪邁任放、不受拘羈的自然氣派。作者指出，隻要逐步增進才學，修養身心，悟透人世之變，就有希望達到更高的自然境界，有可能得白樂天為人做詩的真諦。
名人風範，自然可以為後人所崇仰，要達到同樣的境地，卻要修煉自身。如果隻是於壁上懸掛著名人的詩句，隻是服飾儀度與之仿佛，隻是借名人的風采來提高自己的身價，則不僅會徒勞無獲，更要貽笑大方了。
這篇文章的特點是坦誠直露，在關係到為人處世的重大問題上，作者沒有絲毫的虛假客套。他毫不留情地指出了高思誠的弊病，在說明問題、闡述觀點時，也不“王顧左右而言他”，在“文”上兜圈子，而是既準又狠地猛攻高思誠的要害。就是在這樣直白的文字中，我們看到了作者憎惡虛偽、嘲諷做作、真心敬慕先賢的熾烈情感，也明顯可領會到他真正關心年輕人的良苦用心。
王若虛自己說過：“哀樂之真，發乎情性，此詩之正理也。”（《滹南遺老集·詩話》）又說：“文章唯求真而已”（《滹南遺老集·文辨》）。可見他十分注重詩文的“真”。這篇《高思誠詠白堂記》，可說是實踐了他的理論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