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山縣吏隱堂記
作者：【金】王若虛
門山[1]之公署，舊有三老堂。蓋正寢之西，故廳之東，連甍而稍庳[2]。今以之館賓者也。予到半年，葺而新之。意所謂“三老”者，必有主名。然求其圖誌而無得，訪諸父老而不知。客或問焉，每患其無以對也，既乃易之為“吏隱”。
“吏隱”之說，始於誰乎？首陽為拙，柱下為工[3]，小山林而大朝市[4]。好奇之士，往往舉為美談，而屍位苟祿者，遂因以藉口。蓋古今恬不之怪。
嗟乎！出處進退，君子之大致[5]。吏則吏，隱則隱，二者判然其不可亂。吏而曰隱，此何理也！夫任人之事，則憂人之憂。抱關擊柝之職[6]，必思自效而求其稱。岩穴之下，畎畝之中，醫卜釋道，何所不可隱？而顧隱於是乎？此奸人欺世之言，吾無取焉。
然則名堂之意安在？曰：“非是之謂也，謂其為吏而猶隱耳。孤城鬥大，眇乎在窮山之巔，煙火蕭然，強名曰縣。四際荒險，慘目而傷心。過客之所顧瞻而諮嗟；仕子之所鄙薄而棄置，非迫於不得已者不至也。始予得之，親友失色，吊而不賀。予固戚然以憂，至則事簡俗淳，使於疏懶，頗有以自慰乎其心。及四陲多警，羽檄交馳。使者旁午於道路，而縣以僻阻獨若不聞者。鄰邑疲於奔命，曾不得一日休。而吾常日高而起，申申自如[7]，冠帶鞍馬，幾成長物[8]，由是處之益安，惟恐其去也。或時與客幽尋而曠望，蔭長林，藉豐草，酒酣一笑，身世兩忘，不知我之屬乎官也。此其與隱者果何以異？”
吾聞江西筠州[9]，以民無嚚訟[10]，任其刺史者，號為“守道院”。夫郡守之居，而得以道院稱之，則吾堂之榜雖曰“隱”焉，其誰曰不可哉？
注釋：
[1]門山：地名。《明一統誌》：“門山廢縣在延安府城東南一百八十裏。”[2]甍（méng蒙）：棟梁，屋脊。庳（bēi卑）：低矮。[3]首陽為拙，柱下為工：此兩句見《漢書·東方朔傳讚》。首陽，山名，在今山西永濟市南，即雷首山，又名首山。傳為伯夷、叔齊餓死處。這裏指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為拙。柱下，相傳老子曾為周柱下史，這裏指老子隱於朝廷，故終身無患，是為工也。[4]小山林而大朝市：晉王康琚《後招隱詩》：“小隱隱陵藪，大隱隱朝市。伯夷竄首陽，老聃伏柱史。”[5]出處（chu楚）進退，君子之大致：出，出仕；處，退隱。《易·係辭上》：“君子之道，或出或處。”[6]抱關擊柝之職：擔任守門和打更的人。語出《孟子·萬章下》。[7]申申：舒和貌。《論語·述而》：“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8]長（zhàng丈）物：多餘之物。[9]筠州：州名。治所在高安（今屬江西）。[10]嚚（yin銀）訟：奸詐而好訟。語見《尚書·堯典》。《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
賞析：
中國的封建文人們對當官還是退隱是十分敏感而注重的，似乎對仕與隱的不同選擇決定著人的不同命運，反映不同的人格。大多數正直的文人都像杜甫一樣，持一種“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態度。官宰們當然會譏諷隱士的窮酸，隱士們又不免清高自許，嘲弄官宰的腐臭。還有一些“聰明絕頂”的人，走的是終南捷徑，“前日退隱為高士，晚節急仕至達官，名利兼收，實是最無恥之巧宦也”（今人陳寅恪《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係》）。
人活在現實社會裏，總是要食人間煙火，順人之常情的，要保持自我人格不為世俗的汙濁所染，隻有像陶淵明那樣，“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飲酒》）。可見仕與隱本身並不能反映一個人的人格和精神境界的高下。
王若虛是如何對待這個問題的呢？在“吏”與“隱”中，他選擇了“隱”。他到門山縣令任後半年，把門山公署原有的三老堂修葺一新，並題了個別致的名，曰“吏隱堂”。意思很明白，表白自己身為官吏、心存山澤的態度。可是，他旋即又發現這樣做也未能免俗。因為許多“屍位苟祿”者也以“隱”為附庸清雅的借口，而自己恰恰又是個吃皇糧、領俸祿的縣官，怎樣才能兩全其美，既任官職靠官俸過日子，又心念純淨、清風兩袖呢？這個問題比做官還是退隱似乎更難解決。
對自己的“吏而曰隱”，王若虛做了一番解釋。吏便是吏，隱便是隱，二者水火不相容。既為吏，取官俸，就理應“任人之事，憂人之憂”，盡到做官的責任，即使是“抱關擊柝”的事，也要努力做到稱職。如果內心“隱”、自許“隱”便可算是“隱”的話，那“岩穴之下，畎畝之中，醫卜釋道”，無論什麽職業，無論什麽地位的人都可以“隱”了，何必高官厚祿再來說“隱”呢！這種做法，簡直可說是既要當婊子又想立牌坊了。他憎恨這種虛偽的“奸人欺世之言”，表明自己在官而曰隱與這種做法是不同的。
王若虛任縣令的門山是一個“眇乎在窮山之巔，煙火蕭然”的孤清偏遠的小城。周圍的環境荒蕪而險阻，不要說在這樣的地方生活、做官，就是匆匆過客也“顧瞻而諮嗟”，做官的人沒有誰會到這兒來混飯吃的。他剛到這兒來時自然也是“慘目而傷心”，“戚然以憂”；然而，這閉塞之所遠離喧囂虛偽的官場，簡樸淳厚的環境正是清淨自我靈魂的好場所。到了邊陲多警、羽檄交馳的時候，這裏的偏僻、閉塞甚至給他帶來了意想不到的好處。鄰邑為戰爭所迫，疲於奔命，當官的那一切優厚待遇不僅無法再安逸地去享受，就是性命也朝夕難保了。而王若虛呢，不僅不必為此擔驚受怕，反而還能鬧中取靜，每日太陽老高時才起來，打仗所需的冠帶鞍馬，對他來說簡直毫無用處。這真是塞翁失馬，安知非福了。他與朋友們尋幽覓勝，登高曠望，“蔭長林，藉豐草，酒酣一笑，身世兩忘”。自然風光優美，生活環境幽雅，這樣的日子，這樣的心境，與隱者有什麽兩樣呢？
作者批判那種既身居官位又沽名釣譽的“吏而曰隱”者，而從他的自我介紹來看，他自己也是個“吏而曰隱”者。他說過“抱關擊柝之職”，也應該“必思自效而求其稱”，然而在四陲多警、羽檄交馳之際，他卻“常日高而起，申申自如”，根本不思為君擔憂，為國出力。
作者的自白是矛盾的，可這篇文章的思想認識價值，給予我們心靈的觸動其實便在這矛盾裏。據史書載，王若虛“曆管城、門山二縣令，皆有惠政，秩滿，老幼攀送，數日乃得行”（《金史》本傳）。如果他的作為真像他自己所說的那樣玩忽職守，就不可能得到老百姓如此的擁戴。那麽，他的“隱”則是有難言之隱了。我們可以從兩方麵來理解王若虛的在吏而隱：一方麵，可以認為王若虛既為官，又要隱，是一種矛盾，是對清淳簡樸的隱居生活的向往，又是對既定生活無法擺脫的苦悶，於是，隻好結廬在人境，努力保持內心深處的那一片淨土；另一方麵，可以把王若虛的追求看成是隻要為官為善，也可說成是“隱”的。這種隱，不是無所事事，隻在山澤間孤芳自賞的隱士之“隱”，而是在官位上為民謀善，不與那些飽食終日的官吏們同流合汙的“隱”。這一點，在文章的最後一段裏可以找到佐證。江西筠州刺史，號其居處為“守道院”，這是個與“吏隱堂”同出一轍的名字，而筠州刺史治下的百姓“無嚚訟”，這與王若虛在任上所為更無二致了。
王若虛對詩文創作要求“真”，反對虛飾。這篇文章文氣通達暢順，措語如道家常，可是，透過他的達觀和瀟灑，卻能感受到蘊蓄在字裏行間的一股既自得又悵惘的心緒。
作者：【金】王若虛
門山[1]之公署，舊有三老堂。蓋正寢之西，故廳之東，連甍而稍庳[2]。今以之館賓者也。予到半年，葺而新之。意所謂“三老”者，必有主名。然求其圖誌而無得，訪諸父老而不知。客或問焉，每患其無以對也，既乃易之為“吏隱”。
“吏隱”之說，始於誰乎？首陽為拙，柱下為工[3]，小山林而大朝市[4]。好奇之士，往往舉為美談，而屍位苟祿者，遂因以藉口。蓋古今恬不之怪。
嗟乎！出處進退，君子之大致[5]。吏則吏，隱則隱，二者判然其不可亂。吏而曰隱，此何理也！夫任人之事，則憂人之憂。抱關擊柝之職[6]，必思自效而求其稱。岩穴之下，畎畝之中，醫卜釋道，何所不可隱？而顧隱於是乎？此奸人欺世之言，吾無取焉。
然則名堂之意安在？曰：“非是之謂也，謂其為吏而猶隱耳。孤城鬥大，眇乎在窮山之巔，煙火蕭然，強名曰縣。四際荒險，慘目而傷心。過客之所顧瞻而諮嗟；仕子之所鄙薄而棄置，非迫於不得已者不至也。始予得之，親友失色，吊而不賀。予固戚然以憂，至則事簡俗淳，使於疏懶，頗有以自慰乎其心。及四陲多警，羽檄交馳。使者旁午於道路，而縣以僻阻獨若不聞者。鄰邑疲於奔命，曾不得一日休。而吾常日高而起，申申自如[7]，冠帶鞍馬，幾成長物[8]，由是處之益安，惟恐其去也。或時與客幽尋而曠望，蔭長林，藉豐草，酒酣一笑，身世兩忘，不知我之屬乎官也。此其與隱者果何以異？”
吾聞江西筠州[9]，以民無嚚訟[10]，任其刺史者，號為“守道院”。夫郡守之居，而得以道院稱之，則吾堂之榜雖曰“隱”焉，其誰曰不可哉？
注釋：
[1]門山：地名。《明一統誌》：“門山廢縣在延安府城東南一百八十裏。”[2]甍（méng蒙）：棟梁，屋脊。庳（bēi卑）：低矮。[3]首陽為拙，柱下為工：此兩句見《漢書·東方朔傳讚》。首陽，山名，在今山西永濟市南，即雷首山，又名首山。傳為伯夷、叔齊餓死處。這裏指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為拙。柱下，相傳老子曾為周柱下史，這裏指老子隱於朝廷，故終身無患，是為工也。[4]小山林而大朝市：晉王康琚《後招隱詩》：“小隱隱陵藪，大隱隱朝市。伯夷竄首陽，老聃伏柱史。”[5]出處（chu楚）進退，君子之大致：出，出仕；處，退隱。《易·係辭上》：“君子之道，或出或處。”[6]抱關擊柝之職：擔任守門和打更的人。語出《孟子·萬章下》。[7]申申：舒和貌。《論語·述而》：“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8]長（zhàng丈）物：多餘之物。[9]筠州：州名。治所在高安（今屬江西）。[10]嚚（yin銀）訟：奸詐而好訟。語見《尚書·堯典》。《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
賞析：
中國的封建文人們對當官還是退隱是十分敏感而注重的，似乎對仕與隱的不同選擇決定著人的不同命運，反映不同的人格。大多數正直的文人都像杜甫一樣，持一種“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態度。官宰們當然會譏諷隱士的窮酸，隱士們又不免清高自許，嘲弄官宰的腐臭。還有一些“聰明絕頂”的人，走的是終南捷徑，“前日退隱為高士，晚節急仕至達官，名利兼收，實是最無恥之巧宦也”（今人陳寅恪《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係》）。
人活在現實社會裏，總是要食人間煙火，順人之常情的，要保持自我人格不為世俗的汙濁所染，隻有像陶淵明那樣，“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飲酒》）。可見仕與隱本身並不能反映一個人的人格和精神境界的高下。
王若虛是如何對待這個問題的呢？在“吏”與“隱”中，他選擇了“隱”。他到門山縣令任後半年，把門山公署原有的三老堂修葺一新，並題了個別致的名，曰“吏隱堂”。意思很明白，表白自己身為官吏、心存山澤的態度。可是，他旋即又發現這樣做也未能免俗。因為許多“屍位苟祿”者也以“隱”為附庸清雅的借口，而自己恰恰又是個吃皇糧、領俸祿的縣官，怎樣才能兩全其美，既任官職靠官俸過日子，又心念純淨、清風兩袖呢？這個問題比做官還是退隱似乎更難解決。
對自己的“吏而曰隱”，王若虛做了一番解釋。吏便是吏，隱便是隱，二者水火不相容。既為吏，取官俸，就理應“任人之事，憂人之憂”，盡到做官的責任，即使是“抱關擊柝”的事，也要努力做到稱職。如果內心“隱”、自許“隱”便可算是“隱”的話，那“岩穴之下，畎畝之中，醫卜釋道”，無論什麽職業，無論什麽地位的人都可以“隱”了，何必高官厚祿再來說“隱”呢！這種做法，簡直可說是既要當婊子又想立牌坊了。他憎恨這種虛偽的“奸人欺世之言”，表明自己在官而曰隱與這種做法是不同的。
王若虛任縣令的門山是一個“眇乎在窮山之巔，煙火蕭然”的孤清偏遠的小城。周圍的環境荒蕪而險阻，不要說在這樣的地方生活、做官，就是匆匆過客也“顧瞻而諮嗟”，做官的人沒有誰會到這兒來混飯吃的。他剛到這兒來時自然也是“慘目而傷心”，“戚然以憂”；然而，這閉塞之所遠離喧囂虛偽的官場，簡樸淳厚的環境正是清淨自我靈魂的好場所。到了邊陲多警、羽檄交馳的時候，這裏的偏僻、閉塞甚至給他帶來了意想不到的好處。鄰邑為戰爭所迫，疲於奔命，當官的那一切優厚待遇不僅無法再安逸地去享受，就是性命也朝夕難保了。而王若虛呢，不僅不必為此擔驚受怕，反而還能鬧中取靜，每日太陽老高時才起來，打仗所需的冠帶鞍馬，對他來說簡直毫無用處。這真是塞翁失馬，安知非福了。他與朋友們尋幽覓勝，登高曠望，“蔭長林，藉豐草，酒酣一笑，身世兩忘”。自然風光優美，生活環境幽雅，這樣的日子，這樣的心境，與隱者有什麽兩樣呢？
作者批判那種既身居官位又沽名釣譽的“吏而曰隱”者，而從他的自我介紹來看，他自己也是個“吏而曰隱”者。他說過“抱關擊柝之職”，也應該“必思自效而求其稱”，然而在四陲多警、羽檄交馳之際，他卻“常日高而起，申申自如”，根本不思為君擔憂，為國出力。
作者的自白是矛盾的，可這篇文章的思想認識價值，給予我們心靈的觸動其實便在這矛盾裏。據史書載，王若虛“曆管城、門山二縣令，皆有惠政，秩滿，老幼攀送，數日乃得行”（《金史》本傳）。如果他的作為真像他自己所說的那樣玩忽職守，就不可能得到老百姓如此的擁戴。那麽，他的“隱”則是有難言之隱了。我們可以從兩方麵來理解王若虛的在吏而隱：一方麵，可以認為王若虛既為官，又要隱，是一種矛盾，是對清淳簡樸的隱居生活的向往，又是對既定生活無法擺脫的苦悶，於是，隻好結廬在人境，努力保持內心深處的那一片淨土；另一方麵，可以把王若虛的追求看成是隻要為官為善，也可說成是“隱”的。這種隱，不是無所事事，隻在山澤間孤芳自賞的隱士之“隱”，而是在官位上為民謀善，不與那些飽食終日的官吏們同流合汙的“隱”。這一點，在文章的最後一段裏可以找到佐證。江西筠州刺史，號其居處為“守道院”，這是個與“吏隱堂”同出一轍的名字，而筠州刺史治下的百姓“無嚚訟”，這與王若虛在任上所為更無二致了。
王若虛對詩文創作要求“真”，反對虛飾。這篇文章文氣通達暢順，措語如道家常，可是，透過他的達觀和瀟灑，卻能感受到蘊蓄在字裏行間的一股既自得又悵惘的心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