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鄉記
作者：【唐】王績
醉之鄉，去中國不知其幾千裏也。其土曠然無涯，無丘陵阪險；其氣和平一揆，無晦明寒暑；其俗大同，無邑居聚落；其人甚精，無愛憎喜怒，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其寢於於，其行徐徐，與鳥獸魚鱉雜處，不知有舟車器械之用。
昔者黃帝氏[1]嚐獲遊其都，歸而杳然喪其天下，以為結繩之政[2]已薄矣。降及堯舜，作為千鍾百壺[3]之獻，因姑射神人[4]以假道，蓋至其邊鄙，終身太平。禹湯立法，禮繁樂雜，數十代與醉鄉隔。其臣羲和[5]，棄甲子[6]而逃，冀臻其鄉，失路而道夭，故天下遂不寧。至乎末孫桀紂，怒而升糟丘[7]，階級千仞，南向而望，卒不見醉鄉。武王得誌於世，乃命公旦[8]立酒人氏[9]之職，典司五齊[10]，拓土七千裏，僅與醉鄉達焉，故四十年刑措不用。下逮幽厲，迄乎秦漢，中國喪亂，遂與醉鄉絕。而臣下之愛道者，往往竊至焉。阮嗣宗、陶淵明等十數人並遊於醉鄉，沒身不返，死葬其壤，中國以為酒仙雲。
嗟乎，醉鄉氏之俗，豈古華胥氏之國[11]乎？何其淳寂也如是！予得遊焉，故為之記。
注釋：
[1]黃帝氏：傳說中中原各族的祖先，姓公孫，號軒轅氏、有熊氏，又居姬水，故改姓姬。[2]結繩之政：上古未產生文字時，用繩打結的方法記事治政。《易·係辭下》：“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3]千鍾百壺：鍾、壺皆指酒器。[4]姑射神人：姑射是傳說中的仙山名。《莊子·逍遙遊》：“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5]羲和：傳說中掌天地四時的官吏。[6]甲子：歲月的代稱，這裏指羲和所掌管的職事。[7]糟丘：釀酒後剩下的糟堆積成的小丘。《新序·節士》：“桀為酒池，足以運舟，糟丘足以望七裏。”[8]公旦：周公姬旦，周文王子，輔助武王滅紂建周。[9]酒人氏：掌管造酒的官。[10]五齊：古代按酒的清濁分為五等，稱作“五齊”：泛齊、醴齊、盎齊、緹齊、沈齊。[11]華胥氏之國：寓言中的國名。《列子·黃帝》：“（黃帝）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齊國（離中國）幾千萬裏。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後用為夢境的代稱。
賞析：
封建文人在不滿現實而又無力改變現實時，往往借虛幻的境界寄寓自己的政治理想。東晉陶淵明構造過與世隔絕的桃花源，王績則虛構了“無愛憎喜怒”的醉鄉。
王績曾在隋朝為官，年輕時，也有立功封侯的壯懷；入唐後，對新王朝不滿，不久就棄官歸隱。他仿效陶淵明、阮籍、劉伶諸人，縱情飲酒，蔑視禮法，以這種方式宣泄心中的塊壘，企求精神的解脫。他把醉鄉看作理想境界，就含有以醉態與現實抗爭的意思。《新唐書·王績傳》言王績“著《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劉伶的《酒德頌》直接頌揚酒德，對陳說禮法的“貴介公子、縉紳處士”表示了極度的蔑視；王績的《醉鄉記》則宣揚醉鄉功德，以嗜酒來麻醉自己，表露了逃避現實、明哲保身的消極態度。
文中對醉鄉的狀寫受到《老子》《莊子》中有關內容及陶淵明《桃花源記》等多方麵的影響，其中有如同桃花源一樣平曠開闊的自然環境，有如同莊子《逍遙遊》中所描繪的“不食五穀、吸風飲露”的神仙一般的居民，也有類似老子讚美的“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的生活習俗。作者把這些特征匯聚於筆下，創造出一個無是非紛爭、無矛盾差異的境界，人歸返於自然之中，呈現出與自然同樣質樸率真的風尚。但值得注意的是，陶淵明作《桃花源記》，其記述重點完全在理想國自身，以桃花源沒有壓迫欺榨、人人平等的社會特征及其與外界隔絕的狀態，顯示出與現實的區別，表明對現實的否定；而本文雖然也創造了一個與世不同的境界，但作者對其描寫卻比較簡單粗略，更多的篇幅則用於敘述古代各朝君王與醉鄉的關係之上，其中有以不同方式與醉鄉交往的黃帝、堯、舜和周武王，也有與醉鄉隔絕的禹、湯、桀、紂以及幽、厲、秦、漢各代。這樣，醉鄉就不僅是理想的象征，也成為衡量評判現實社會的標準。顯而易見，作者肯定的是與醉鄉有交往的君王，而否定與醉鄉隔絕的君王。他以這樣的褒貶方式，進一步揭示了醉鄉所象征的理想社會的思想內涵，而同時，也流露出他思想上存在的矛盾。他沒有讓曆史上有賢君之稱的禹、湯與醉鄉發生聯係，原因是“禹湯立法，禮繁樂雜”，這表明他把醉鄉與封建禮法相對立，反映了他反對封建禮法的態度。但另一方麵，他的褒貶又基本符合儒家的傳統標準。他肯定了周武王的政績，讚美周武王統治的社會“四十年刑措不用”，說明他並非籠統地一概反對封建禮法，因為西周恰恰是孔子最推崇的朝代，複辟周禮是孔子孜孜以求的目標，曆代封建統治者也把西周視作禮法製度最完美的典範。他更渴求的不是取消封建禮法，而是祈求一個合其心意的賢君。他的不滿產生於自身所處的社會環境，當他以一種特殊形式表示與現實的對抗時，思想深處並沒有真正背離儒道的基本原則。他寫到在與醉鄉隔斷的朝代，總有愛道者私至醉鄉，而自己也得以遊曆醉鄉。顯然，他是把阮籍、陶淵明引為同調，同時也暗示自己所處的正是不能與醉鄉相通的朝代。他以醉鄉對抗封建禮法，主要是出於對現實的不滿，他把能與醉鄉相通者稱為“愛道者”，以與喪亂的時代相對立，說明他終究還是把封建之道作為立身準則，並非真是醉鄉之人。
這篇文章以醉名鄉，所舉的人和事都與酒有關聯，如夏桀與糟丘，黃帝立酒人氏之職，阮籍、陶淵明的酣飲等。這些都有史可查，巧用於文中，自然而富有趣味，足見構思的精妙。在用字上，也很見作者的苦心，如寫與醉鄉的關係，禹湯用“隔”，桀、紂用“不見”，幽、厲等則用“絕”，用字的差異表明作者對他們的貶抑程度的不同，他對後兩者的態度顯然比對禹湯更為嚴厲。
作者：【唐】王績
醉之鄉，去中國不知其幾千裏也。其土曠然無涯，無丘陵阪險；其氣和平一揆，無晦明寒暑；其俗大同，無邑居聚落；其人甚精，無愛憎喜怒，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其寢於於，其行徐徐，與鳥獸魚鱉雜處，不知有舟車器械之用。
昔者黃帝氏[1]嚐獲遊其都，歸而杳然喪其天下，以為結繩之政[2]已薄矣。降及堯舜，作為千鍾百壺[3]之獻，因姑射神人[4]以假道，蓋至其邊鄙，終身太平。禹湯立法，禮繁樂雜，數十代與醉鄉隔。其臣羲和[5]，棄甲子[6]而逃，冀臻其鄉，失路而道夭，故天下遂不寧。至乎末孫桀紂，怒而升糟丘[7]，階級千仞，南向而望，卒不見醉鄉。武王得誌於世，乃命公旦[8]立酒人氏[9]之職，典司五齊[10]，拓土七千裏，僅與醉鄉達焉，故四十年刑措不用。下逮幽厲，迄乎秦漢，中國喪亂，遂與醉鄉絕。而臣下之愛道者，往往竊至焉。阮嗣宗、陶淵明等十數人並遊於醉鄉，沒身不返，死葬其壤，中國以為酒仙雲。
嗟乎，醉鄉氏之俗，豈古華胥氏之國[11]乎？何其淳寂也如是！予得遊焉，故為之記。
注釋：
[1]黃帝氏：傳說中中原各族的祖先，姓公孫，號軒轅氏、有熊氏，又居姬水，故改姓姬。[2]結繩之政：上古未產生文字時，用繩打結的方法記事治政。《易·係辭下》：“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3]千鍾百壺：鍾、壺皆指酒器。[4]姑射神人：姑射是傳說中的仙山名。《莊子·逍遙遊》：“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5]羲和：傳說中掌天地四時的官吏。[6]甲子：歲月的代稱，這裏指羲和所掌管的職事。[7]糟丘：釀酒後剩下的糟堆積成的小丘。《新序·節士》：“桀為酒池，足以運舟，糟丘足以望七裏。”[8]公旦：周公姬旦，周文王子，輔助武王滅紂建周。[9]酒人氏：掌管造酒的官。[10]五齊：古代按酒的清濁分為五等，稱作“五齊”：泛齊、醴齊、盎齊、緹齊、沈齊。[11]華胥氏之國：寓言中的國名。《列子·黃帝》：“（黃帝）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齊國（離中國）幾千萬裏。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後用為夢境的代稱。
賞析：
封建文人在不滿現實而又無力改變現實時，往往借虛幻的境界寄寓自己的政治理想。東晉陶淵明構造過與世隔絕的桃花源，王績則虛構了“無愛憎喜怒”的醉鄉。
王績曾在隋朝為官，年輕時，也有立功封侯的壯懷；入唐後，對新王朝不滿，不久就棄官歸隱。他仿效陶淵明、阮籍、劉伶諸人，縱情飲酒，蔑視禮法，以這種方式宣泄心中的塊壘，企求精神的解脫。他把醉鄉看作理想境界，就含有以醉態與現實抗爭的意思。《新唐書·王績傳》言王績“著《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劉伶的《酒德頌》直接頌揚酒德，對陳說禮法的“貴介公子、縉紳處士”表示了極度的蔑視；王績的《醉鄉記》則宣揚醉鄉功德，以嗜酒來麻醉自己，表露了逃避現實、明哲保身的消極態度。
文中對醉鄉的狀寫受到《老子》《莊子》中有關內容及陶淵明《桃花源記》等多方麵的影響，其中有如同桃花源一樣平曠開闊的自然環境，有如同莊子《逍遙遊》中所描繪的“不食五穀、吸風飲露”的神仙一般的居民，也有類似老子讚美的“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的生活習俗。作者把這些特征匯聚於筆下，創造出一個無是非紛爭、無矛盾差異的境界，人歸返於自然之中，呈現出與自然同樣質樸率真的風尚。但值得注意的是，陶淵明作《桃花源記》，其記述重點完全在理想國自身，以桃花源沒有壓迫欺榨、人人平等的社會特征及其與外界隔絕的狀態，顯示出與現實的區別，表明對現實的否定；而本文雖然也創造了一個與世不同的境界，但作者對其描寫卻比較簡單粗略，更多的篇幅則用於敘述古代各朝君王與醉鄉的關係之上，其中有以不同方式與醉鄉交往的黃帝、堯、舜和周武王，也有與醉鄉隔絕的禹、湯、桀、紂以及幽、厲、秦、漢各代。這樣，醉鄉就不僅是理想的象征，也成為衡量評判現實社會的標準。顯而易見，作者肯定的是與醉鄉有交往的君王，而否定與醉鄉隔絕的君王。他以這樣的褒貶方式，進一步揭示了醉鄉所象征的理想社會的思想內涵，而同時，也流露出他思想上存在的矛盾。他沒有讓曆史上有賢君之稱的禹、湯與醉鄉發生聯係，原因是“禹湯立法，禮繁樂雜”，這表明他把醉鄉與封建禮法相對立，反映了他反對封建禮法的態度。但另一方麵，他的褒貶又基本符合儒家的傳統標準。他肯定了周武王的政績，讚美周武王統治的社會“四十年刑措不用”，說明他並非籠統地一概反對封建禮法，因為西周恰恰是孔子最推崇的朝代，複辟周禮是孔子孜孜以求的目標，曆代封建統治者也把西周視作禮法製度最完美的典範。他更渴求的不是取消封建禮法，而是祈求一個合其心意的賢君。他的不滿產生於自身所處的社會環境，當他以一種特殊形式表示與現實的對抗時，思想深處並沒有真正背離儒道的基本原則。他寫到在與醉鄉隔斷的朝代，總有愛道者私至醉鄉，而自己也得以遊曆醉鄉。顯然，他是把阮籍、陶淵明引為同調，同時也暗示自己所處的正是不能與醉鄉相通的朝代。他以醉鄉對抗封建禮法，主要是出於對現實的不滿，他把能與醉鄉相通者稱為“愛道者”，以與喪亂的時代相對立，說明他終究還是把封建之道作為立身準則，並非真是醉鄉之人。
這篇文章以醉名鄉，所舉的人和事都與酒有關聯，如夏桀與糟丘，黃帝立酒人氏之職，阮籍、陶淵明的酣飲等。這些都有史可查，巧用於文中，自然而富有趣味，足見構思的精妙。在用字上，也很見作者的苦心，如寫與醉鄉的關係，禹湯用“隔”，桀、紂用“不見”，幽、厲等則用“絕”，用字的差異表明作者對他們的貶抑程度的不同，他對後兩者的態度顯然比對禹湯更為嚴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