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5章 晉8
大秦：父皇，我隻想鹹魚一生 作者：風波靜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王敦的突然起兵，給王導帶來很大困難。他每天一早就帶上兄弟子侄在皇宮門前請罪，以避免舉族受誅。在周顗的極力保舉下，司馬睿任命王導為前鋒大都督，同時命戴淵、周顗、王邃分別統軍。他還命右將軍周劄與劉隗分別守衛建鄴城的兩個軍事要塞——石頭城和金城（今江蘇南京東北，長江南岸處89
）。此外，司馬睿還下詔命梁州刺史甘卓、廣州刺史陶侃分領荊、江二州，從後方攻打王敦。然而當王敦進抵建鄴時，周劄卻獻上石頭城投降。刁協、劉隗、戴淵等人接連發起反攻，最終以失敗告終。
當王敦成功攻入建鄴後，放兵四處劫掠。司馬睿無可奈何，隻得派人轉告王敦：“如果你沒有忘掉朝廷的話，請馬上息兵。你要有別的打算，我可以退居琅邪國為你讓路。”司馬睿見到敗退迴宮的劉隗、刁協，拉著他們的手，痛哭流涕。他親自準備了馬匹、人力，催促他們逃走。後來，劉隗投奔石勒；年邁的刁協在中途被人殺死。43
不久，在建鄴之外反對王敦起兵的各路州鎮也陸續遭到失敗，司馬承、甘卓先後被殺，陶侃退迴廣州。7
憂憤而死
王敦控製朝政後，先後殺害戴淵、周顗等人，並隨意進退內外群臣。他還把司馬睿軟禁在宮中，取消了人身自由。永昌元年（322年）四月，王敦退軍還武昌，臨行前又在建鄴設置了留府，以控製朝廷。不久，王敦加領寧、益二州都督，並把幾個軍事重鎮全部換上自己的親屬或心腹。在王敦看來，改朝換代隻是時間早晚的問題。7
麵對王敦的控製與羞辱，司馬睿感到極度痛苦，心力交瘁，最終在永昌元年閏十一月己醜日（323年1月3日）病死在宮中，時年四十七歲。諡號元皇帝（“諡法”稱“始建國都曰元”44
），廟號中宗，安葬於建平陵。遺詔由太子司馬紹繼位，是為晉明帝。2
臨終前，司馬睿選擇王導作為顧命大臣，希望他效仿曹魏陳群輔佐魏明帝的故事，做新帝司馬紹的“陳群”。45
明帝即位兩年後，依靠其他大族的支持，將第二次起兵企圖篡奪帝位的王敦擊敗，終於平息了王敦之亂。
為政舉措
政治
在司馬睿稱帝立國的過程中，琅邪王氏出力尤多，對其政權建立作出了很大的貢獻，故東晉初號稱“王與馬共天下”。但司馬睿即位後，對這種狀況十分不滿，力圖重建皇權的威嚴。45
為此進行了一係列的行動。
以法禦下
司馬睿“好刑名家”46
“用申韓以救世”47
，采用法家的法治政策。他通過懲處一些不守法的官員，以顯示皇權的威嚴。太興元年（318年），司馬睿兩次下詔整飭吏治。第一次的時間在三月，詔書一麵對清靜為政加以肯定，一麵卻又表示要懲辦不法官吏。第二次在七月。司馬睿的語氣轉變為十分嚴厲，除命令各級官吏奉公守法，“抑齊豪強”，安撫百姓，查實戶口，勸課農桑外，還要求“州牧刺史當互相檢察”，如果不舉薦奉公、懲罰貪贓者，將受到責罰48
。通過這份詔書，司馬睿向天下表明了以法治國的理念和加強皇權的決心49
。他還親自下令重罰了親信宋典、永康縣令胡毋崇90
，處決了桂陽太守程甫（王敦的親信）、徐州刺史蔡豹等數名違製的官吏，以示懲戒
7
。劉隗在元帝以法禦下的政策下，彈劾了王籍之、顏含、王虞、王彬、周嵩、周顗等官員，打擊了士族的氣焰，展示了皇權，使“王氏深忌疾之”50
。
同時，司馬睿也選用劉隗、刁協等支持振興皇權的人士充任左膀右臂。他的許多意圖都由二人執行。在選官用人方麵，他采納了尚書陳稅“宜漸循舊製，試以經策”的建議，並且下詔規定，若太守和刺史薦舉官員不善，則免官91
。以此改變由士族控製官員任命的現狀，加強中央政府的權力。49
司馬睿以法禦下，又重用劉隗、刁協，疏遠王導，這表明了他要擺脫“仲父”的約束，從而建立君臣之道的態度。49
調整中樞
司馬睿為加強皇權，還試圖通過調整中樞機構及其人員安排，進而掌控中樞。魏晉時期的中樞機構一般由參謀（決策）係統和行政（執行）係統組成。東晉的參謀係統主要有中書省、門下三省（散騎省、門下省、侍中省），主要官員有中書令、中書監，侍中、散騎常侍；行政係統由尚書省構成，主要官員有錄尚書事、參錄尚書事、尚書令、尚書左右仆射。49
當司馬睿即位後，北來士族的代表人物王導被任命為驃騎將軍、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事、中書監、錄尚書事、揚州刺史，以一人身兼數職，既是參謀係統的主要人物，又是行政係統的主要指揮者，對司馬睿加強皇權是一個很大的障礙。對此，他調整了中樞機構的人員安排。司馬睿即位的第二個月，即命太尉荀組與太保西陽王司馬羕兼並錄尚書事；即位的三個月後，又任命刁協為尚書令，分化王導的行政權。在參謀係統，司馬睿也對中樞機構作了調整。在機要之地中書省，王導任中書監，權勢極大。為此，元帝將中書省並入散騎省，以削王導決策權。中書省並入散騎省後，門下省的職權擴大，逐漸成為“喉舌之要”51
。通過任命劉隗為門下省長官，司馬睿在中央決策中增強了自己的分量。49
司馬睿對中樞人員的安排及中樞機構的調整，起到了壓製士族、擴張皇權的作用。49
僑置郡縣
“永嘉之亂”後，北方人民與士族大量南遷（參見詞條永嘉南渡），多相聚而居，保持原籍貫。自太興三年（320年）在建鄴（今江蘇南京）僑立懷德縣開始，司馬睿開始在轄地內用北方地名設立僑州、僑郡、僑縣，安置北方士族。僑州郡縣安置的僑人，保持其原來籍貫，另立戶籍，給以優複特權，不受當地政府管轄，這對招徠北人和鼓勵登錄流人於戶籍、緩和南北士族矛盾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105
社會
中央政府直接掌控的戶口數量，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政府稅收情況，同時也影響政府的征兵能力。東晉時，士族長期控製國家人口，大量戶口成為封建土地上的佃客，其勞動的成果盡歸士族，不為中央政府掌控，這也是導致皇權受製於士族的重要原因。元帝要振興皇權，就要防止士族蔭庇戶口。
司馬睿在位期間，曾兩次發布詔令，來搜括戶口。第一次在太興元年（318年），要求兩千石官員隱實戶口，發展農業，很顯然是為了增加國家編戶，增加中央政府的稅收；第二次是在太興四年（321年），詔書反映了司馬睿希望將流民編入軍隊，加強自己軍權。此種舉措雖被《資治通鑒》認定為“刁協之謀”52
。但刁協是司馬睿振興皇權的得力助手，其所提出“以奴為兵，取將吏客使轉運”的建議很明顯是秉承司馬睿旨意提出的。49
給客製度
為保證搜括戶口詔令的順利執行，司馬睿頒布了給客製度。給客製度是在西晉蔭客製度基礎上，根據東晉社會的實際製定的政策。給客製度除對第一、二品官職蔭佃客戶數的規定比舊製有所減少外，以下各品皆有大幅度的增加，如第三品由原來的十戶增至三十五戶，第四品由七戶增至三十戶，最低的八品、九品也由原來的一戶增至十戶、五戶。給客製度保留了舊製的蔭衣食客人數，又增加了蔭典計人數的規定。給客製度進一步明確了“客皆注家籍”，“皆無課役”，“其佃穀皆與大家（主人）量分”等規定。給客製度再一次從法律上肯定士族地主私占人口的權力，反映了東晉時期士族地主的強大以及皇權對它的軟弱和依賴。當然，這一製度同樣反映了地主國家同地主分子在勞動人手方麵的激烈爭奪。因為司馬睿頒布給客製度的主要目的是限製大族對國家人口的過度侵吞，並把他們超過規定的私占人口強征為國家所有。7
通過征客為兵，司馬睿得到了大量的兵員，配給劉隗、戴淵兩軍府的人數各在萬人以上。由於這一措施使許多大族蒙受損失，引起他們普遍的怨憤，以致後來王敦進攻建鄴時，這些人大多持默許的態度。7
軍事
司馬睿在位時期，王敦總製荊州，掌握東晉的主要軍事力量，並具有順江東下、直指建鄴的戰略優勢。因此，為振興皇權，必須設法加強自己的軍事實力。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他首先任命宗室司馬承為湘州刺史，作為帝室的藩屏53
；其次，又派遣自己的心腹出鎮地方。太興四年（321年），司馬睿以尚書仆射戴淵為征西將軍、都督司兗豫並冀雍六州諸軍事、司州刺史，鎮合肥；丹陽尹劉隗為鎮北將軍、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諸軍事、青州刺史，鎮淮陰54
。《資治通鑒》評論這一部署為“名為討胡，實備王敦也”。55
以上數人，加之豫州的祖逖、梁州的周訪（後為甘卓）、廣州的陶侃等實權派，對王敦形成了極大的牽製。後來王敦舉兵前，也不得不向甘卓說明。王敦舉兵後，甘卓沒有同他一道出兵，使王敦大感吃驚56
。
曆史評價
司馬睿的中興重臣王導在其南渡之初曾指出：“琅邪王仁德雖厚，而名論猶輕。”57
東晉文學家曹毗在《歌中宗元皇帝》稱頌道：“運屯百六，天羅解貫。元皇勃興，網籠江漢。仰齊七政，俯平禍亂。化若風行，澤猶雨散。淪光更耀，金輝複煥。德冠千載，蔚有餘粲。”58
北齊史學家魏收在以北朝為正統的《魏書》中對司馬睿極盡嘲諷說：“司馬睿之竄江表，竊魁帥之名，無君長之實，局天脊地，畏首畏尾，對之李雄，各一方小盜，其孫皓之不若矣。”1
在唐初“公子”（被多數史學家認為是李世民）與虞世南的問答中，“公子”說：“中宗值天下崩離，創立江左，俱為中興之主，比於前代，功德雲何？”虞世南答道：“元帝自居藩邸，少有令聞，及建策南渡，興亡繼絕，委任宏茂，撫綏新舊，故能嗣晉配天，良有以也。然仁恕為懷，剛毅情少，是以王敦縱暴，幾危社稷，蹙國舒禍，其周平之匹乎？”59
房玄齡等唐代史臣在《晉書·元帝明帝紀》中作出如下總評：“晉氏不虞，自中流外，五胡扛鼎，七廟隳尊，滔天方駕，則民懷其舊德者矣。昔光武以數郡加名，元皇以一州臨極，豈武宣餘化猶暢於琅邪，文景垂仁傳芳於南頓，所謂後乎天時，先諸人事者也。馳章獻號，高蓋成陰，星鬥呈祥，金陵表慶。陶士行擁三州之旅，郢外以安；王茂弘為分陝之計，江東可立。或高旌未拂，而遐心斯偃，迴首朝陽，仰希乾棟，帝猶六讓不居，七辭而不免也。布帳綀帷，詳刑簡化，抑揚前軌，光啟中興。古首私家不蓄甲兵，大臣不為威福，王之常製，以訓股肱。中宗失馭強臣，自亡齊斧，兩京胡羯，風埃相望。雖複六月之駕無聞，而鴻雁之歌方遠，享國無幾，哀哉！”60
司馬睿
宋代史學家司馬光認為：“帝恭儉有餘而明斷不足，故大業未複而禍亂內興。”61
宋代理學家範浚說：“昔晉元帝啟基江左，出師露次，躬擐甲胄，移檄四方，刻日北征，至以漕餉稽期，誅督運令史，誌非不速也；然終不能成尅複功者，惟無圖功之謀而已。”62
宋代理學家胡寅就司馬睿聽從王導戒酒之諫一事評論道：“晉元名論不高，人心未附，始初建國，事以酒廢，聞王導一言，銘心自克，其終濟大業，百有餘年，不亦宜乎？”就辭位期間貶謫周嵩一事評論說：“王之再辭而不許，誠乎？不誠乎？不誠則安用辭，誠則周嵩何罪？史載嵩以直言忤旨，然則王之旨固欲速也，姑以揖讓之文，以美觀聽而已。一斥周嵩，情實立露，此與前者攝甲出次而殺淳於伯同一意解，於假仁亦不能者也。使元帝苟能假仁，用嵩之策，遲以歲月，義問宣、昭，主晉祀者，舍琅琊而誰乎？或曰：孝文自代來，東向讓者三，南向讓者再，亦偽耶？曰：文帝厚德，禮度可觀，豈晉元之比哉？”就司馬睿與祖逖的關係評論道：“使元帝有克複舊物之誌，仗鉞徂征，百六椽中，豈無二三豪俊如逖比者？使之左提右挈，並驅爭先，石勒雖善用兵，豈得高枕而臥也？元帝既不能然，於逖有功之時，賞秩未充，反使吳士以虛名重位往統臨之，致逖怏快，勳業不終。世未嚐無才，人主負之者亦多矣，可勝歎哉！”就司馬睿抑製王氏一事評論道：“元帝欲稍抑王氏之權者，正心以正朝廷。動無失德，舉無過事，所以自正也。自無不正，人欲叛之心十去四五矣。精擇賢材，布在有位，所以正朝廷也。朝廷既正，人欲叛之心十去七八矣。正使奸兇不忌，恃強而反，而眾正在我，不正在彼，其勝負之幾已判於一堂之上矣。帝乃引刁、劉二人為腹心，是欲卻豺虎而投之以肉也。”108
宋人朱鬆曾勸諫宋高宗趙構道：“自古中興之君，惟漢之光武勤勞不怠，身濟大業，可以為法。晉之元帝、唐之肅宗誌趣卑近，功烈不終，可以為戒。”趙構也同意其說法，指出：“光武固無可議，若元帝，僅能保區區之江左，略無規取中原之心；肅宗惑於張後、李輔國之讒，而虧人子之行，此其可戒也。”
宋代學者李閎祖認為：“晉元帝無意複中原，卻托言糧運不繼，誅督運令史淳於伯而還。行刑者以血拭柱，血為之逆流。天人幽顯，不隔絲毫！”63
宋代學者張栻：“為國有大畿，大畿一失，則其弊隨起而不可禁。所謂大畿，三綱之所存是也。晉元帝初以懷帝之命來臨江左，當時之意，固以時事艱難，分建賢王以為屏翰，庶幾增國家之勢，折奸宄之心，緩急之際，實賴其糾率義旅，入衛王室，其責任蓋不輕矣，而琅邪之入建業，考觀其規摹，以原其心度之所安，蓋有自為封殖之意，而無慷慨謀國之誠，懷帝卒以蒙塵，迄不聞勤王之舉。湣帝之立，增重寄委，製詔深切，而亦自若也。祖逖擊楫渡江，聊複以兵應其請，反從而製之，使不得有為，則其意不在中原也審矣。坐視神州板蕩，戎馬縱橫，不以動其心，不過欲因時自利雲耳。湣再蒙塵，懼天下之議己，則陽為出師之勢，遷延顧望，終歸罪於運餉稽緩，斬一無辜令史以塞責。赤青之異亦深切矣，吾誰欺，欺天乎？夫受君父之委托而坐視其禍變，因時事之艱難而覬幸以自利，三綱淪矣。惟其大畿既失，故其所以建國規摹亦複不競，亂臣賊子如王敦輩不旋踵而起，蓋其弊有以致之也。使元帝痛懷、湣之難，篤君臣之義，念家國之仇，率江東英俊，鼓忠義之氣，北向討賊，義正理順，安知中原無響應者？以區區一祖逖，倔強自立於群豪之間，猶幾以自振，況肺腑之親，總督之任，數路之勢，何所不濟哉？惟其不以大公為心，而私意蔽之，甚可歎息也。”97
明代大臣孫承恩在《古像讚·晉元帝》中作讚道：“晉失中土，元起江東。皇天眷德，群賢效忠。衝虛性成，恭德純至。雄武未優，中興猶愧。”
明末文學家吳應箕：
1晉元帝之始為丞相也，聞長安不守，即出師露次，移檄北征，而王導亦有“戮力中原，克複神州”之語。及即位以後，導為宰輔，遂君臣偷惰，無複有經略遠圖，以至於強臣見逼，卒於憂憤。此實何哉？元帝亦知江南單弱，非漢趙之敵，微安靜不能保全，其自計不可謂不審矣。然是時大仇未複，人心思奮，乘國家之新造，外有劉琨、慕容之推奉，內因祖逖、李矩等之舊屯，以厲其氣而用之，其君臣日夜相與憂勤震動，惟敵是圖，其國可強。國強則主尊，使奸雄有所憚而不敢肆，雖大業未複而臣禍可息，此理也，勢也。恃外患之不至，而一意隱忍姑息以冀其苟安，於是王敦、蘇峻之屬得以窺吾所深忌，而犯其所必狃，此亦豈非自然之勢乎？且晉是時亦烏能苟安也？以劉石之強梁崛起，及鋒用之，何戰不克？幸其戰勝而驕，又自相圖於君臣骨肉之間，而無暇及晉。向令葛陂之眾不退，又趙不背漢而專事東方，不知帝何以禦之？即導亦豈能遵養時晦，猶自以其德望晏然處逆臣之右哉？故吾嚐謂晉元之得國，悻也。而其主臣之謀國，實有亡道。夫國之存亡，天也。諸葛武侯豈不知漢不可複興，賊不可即滅？而其言日：“王業不偏安，坐而待亡，何若滅賊？”於是連年動舉，惟敵是求，而鞠躬盡瘁，至死後已。後之論者猶以國小而數出師為亮病，無怪於諛導者以偷安為有權略，而謂江東再造，導之力也。導者，真所謂坐而待亡者也。其不亡者，天也。然而即使導能矣，其如元帝之不可與慮亡何？是故晉之主臣無一可為後世法者也。
2夫元帝即疏屬，當其既正王位之後，為群情所向，則承晉統者非元而誰？
）。此外，司馬睿還下詔命梁州刺史甘卓、廣州刺史陶侃分領荊、江二州，從後方攻打王敦。然而當王敦進抵建鄴時，周劄卻獻上石頭城投降。刁協、劉隗、戴淵等人接連發起反攻，最終以失敗告終。
當王敦成功攻入建鄴後，放兵四處劫掠。司馬睿無可奈何，隻得派人轉告王敦：“如果你沒有忘掉朝廷的話，請馬上息兵。你要有別的打算，我可以退居琅邪國為你讓路。”司馬睿見到敗退迴宮的劉隗、刁協，拉著他們的手，痛哭流涕。他親自準備了馬匹、人力，催促他們逃走。後來，劉隗投奔石勒；年邁的刁協在中途被人殺死。43
不久，在建鄴之外反對王敦起兵的各路州鎮也陸續遭到失敗，司馬承、甘卓先後被殺，陶侃退迴廣州。7
憂憤而死
王敦控製朝政後，先後殺害戴淵、周顗等人，並隨意進退內外群臣。他還把司馬睿軟禁在宮中，取消了人身自由。永昌元年（322年）四月，王敦退軍還武昌，臨行前又在建鄴設置了留府，以控製朝廷。不久，王敦加領寧、益二州都督，並把幾個軍事重鎮全部換上自己的親屬或心腹。在王敦看來，改朝換代隻是時間早晚的問題。7
麵對王敦的控製與羞辱，司馬睿感到極度痛苦，心力交瘁，最終在永昌元年閏十一月己醜日（323年1月3日）病死在宮中，時年四十七歲。諡號元皇帝（“諡法”稱“始建國都曰元”44
），廟號中宗，安葬於建平陵。遺詔由太子司馬紹繼位，是為晉明帝。2
臨終前，司馬睿選擇王導作為顧命大臣，希望他效仿曹魏陳群輔佐魏明帝的故事，做新帝司馬紹的“陳群”。45
明帝即位兩年後，依靠其他大族的支持，將第二次起兵企圖篡奪帝位的王敦擊敗，終於平息了王敦之亂。
為政舉措
政治
在司馬睿稱帝立國的過程中，琅邪王氏出力尤多，對其政權建立作出了很大的貢獻，故東晉初號稱“王與馬共天下”。但司馬睿即位後，對這種狀況十分不滿，力圖重建皇權的威嚴。45
為此進行了一係列的行動。
以法禦下
司馬睿“好刑名家”46
“用申韓以救世”47
，采用法家的法治政策。他通過懲處一些不守法的官員，以顯示皇權的威嚴。太興元年（318年），司馬睿兩次下詔整飭吏治。第一次的時間在三月，詔書一麵對清靜為政加以肯定，一麵卻又表示要懲辦不法官吏。第二次在七月。司馬睿的語氣轉變為十分嚴厲，除命令各級官吏奉公守法，“抑齊豪強”，安撫百姓，查實戶口，勸課農桑外，還要求“州牧刺史當互相檢察”，如果不舉薦奉公、懲罰貪贓者，將受到責罰48
。通過這份詔書，司馬睿向天下表明了以法治國的理念和加強皇權的決心49
。他還親自下令重罰了親信宋典、永康縣令胡毋崇90
，處決了桂陽太守程甫（王敦的親信）、徐州刺史蔡豹等數名違製的官吏，以示懲戒
7
。劉隗在元帝以法禦下的政策下，彈劾了王籍之、顏含、王虞、王彬、周嵩、周顗等官員，打擊了士族的氣焰，展示了皇權，使“王氏深忌疾之”50
。
同時，司馬睿也選用劉隗、刁協等支持振興皇權的人士充任左膀右臂。他的許多意圖都由二人執行。在選官用人方麵，他采納了尚書陳稅“宜漸循舊製，試以經策”的建議，並且下詔規定，若太守和刺史薦舉官員不善，則免官91
。以此改變由士族控製官員任命的現狀，加強中央政府的權力。49
司馬睿以法禦下，又重用劉隗、刁協，疏遠王導，這表明了他要擺脫“仲父”的約束，從而建立君臣之道的態度。49
調整中樞
司馬睿為加強皇權，還試圖通過調整中樞機構及其人員安排，進而掌控中樞。魏晉時期的中樞機構一般由參謀（決策）係統和行政（執行）係統組成。東晉的參謀係統主要有中書省、門下三省（散騎省、門下省、侍中省），主要官員有中書令、中書監，侍中、散騎常侍；行政係統由尚書省構成，主要官員有錄尚書事、參錄尚書事、尚書令、尚書左右仆射。49
當司馬睿即位後，北來士族的代表人物王導被任命為驃騎將軍、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事、中書監、錄尚書事、揚州刺史，以一人身兼數職，既是參謀係統的主要人物，又是行政係統的主要指揮者，對司馬睿加強皇權是一個很大的障礙。對此，他調整了中樞機構的人員安排。司馬睿即位的第二個月，即命太尉荀組與太保西陽王司馬羕兼並錄尚書事；即位的三個月後，又任命刁協為尚書令，分化王導的行政權。在參謀係統，司馬睿也對中樞機構作了調整。在機要之地中書省，王導任中書監，權勢極大。為此，元帝將中書省並入散騎省，以削王導決策權。中書省並入散騎省後，門下省的職權擴大，逐漸成為“喉舌之要”51
。通過任命劉隗為門下省長官，司馬睿在中央決策中增強了自己的分量。49
司馬睿對中樞人員的安排及中樞機構的調整，起到了壓製士族、擴張皇權的作用。49
僑置郡縣
“永嘉之亂”後，北方人民與士族大量南遷（參見詞條永嘉南渡），多相聚而居，保持原籍貫。自太興三年（320年）在建鄴（今江蘇南京）僑立懷德縣開始，司馬睿開始在轄地內用北方地名設立僑州、僑郡、僑縣，安置北方士族。僑州郡縣安置的僑人，保持其原來籍貫，另立戶籍，給以優複特權，不受當地政府管轄，這對招徠北人和鼓勵登錄流人於戶籍、緩和南北士族矛盾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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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
中央政府直接掌控的戶口數量，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政府稅收情況，同時也影響政府的征兵能力。東晉時，士族長期控製國家人口，大量戶口成為封建土地上的佃客，其勞動的成果盡歸士族，不為中央政府掌控，這也是導致皇權受製於士族的重要原因。元帝要振興皇權，就要防止士族蔭庇戶口。
司馬睿在位期間，曾兩次發布詔令，來搜括戶口。第一次在太興元年（318年），要求兩千石官員隱實戶口，發展農業，很顯然是為了增加國家編戶，增加中央政府的稅收；第二次是在太興四年（321年），詔書反映了司馬睿希望將流民編入軍隊，加強自己軍權。此種舉措雖被《資治通鑒》認定為“刁協之謀”52
。但刁協是司馬睿振興皇權的得力助手，其所提出“以奴為兵，取將吏客使轉運”的建議很明顯是秉承司馬睿旨意提出的。49
給客製度
為保證搜括戶口詔令的順利執行，司馬睿頒布了給客製度。給客製度是在西晉蔭客製度基礎上，根據東晉社會的實際製定的政策。給客製度除對第一、二品官職蔭佃客戶數的規定比舊製有所減少外，以下各品皆有大幅度的增加，如第三品由原來的十戶增至三十五戶，第四品由七戶增至三十戶，最低的八品、九品也由原來的一戶增至十戶、五戶。給客製度保留了舊製的蔭衣食客人數，又增加了蔭典計人數的規定。給客製度進一步明確了“客皆注家籍”，“皆無課役”，“其佃穀皆與大家（主人）量分”等規定。給客製度再一次從法律上肯定士族地主私占人口的權力，反映了東晉時期士族地主的強大以及皇權對它的軟弱和依賴。當然，這一製度同樣反映了地主國家同地主分子在勞動人手方麵的激烈爭奪。因為司馬睿頒布給客製度的主要目的是限製大族對國家人口的過度侵吞，並把他們超過規定的私占人口強征為國家所有。7
通過征客為兵，司馬睿得到了大量的兵員，配給劉隗、戴淵兩軍府的人數各在萬人以上。由於這一措施使許多大族蒙受損失，引起他們普遍的怨憤，以致後來王敦進攻建鄴時，這些人大多持默許的態度。7
軍事
司馬睿在位時期，王敦總製荊州，掌握東晉的主要軍事力量，並具有順江東下、直指建鄴的戰略優勢。因此，為振興皇權，必須設法加強自己的軍事實力。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他首先任命宗室司馬承為湘州刺史，作為帝室的藩屏53
；其次，又派遣自己的心腹出鎮地方。太興四年（321年），司馬睿以尚書仆射戴淵為征西將軍、都督司兗豫並冀雍六州諸軍事、司州刺史，鎮合肥；丹陽尹劉隗為鎮北將軍、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諸軍事、青州刺史，鎮淮陰54
。《資治通鑒》評論這一部署為“名為討胡，實備王敦也”。55
以上數人，加之豫州的祖逖、梁州的周訪（後為甘卓）、廣州的陶侃等實權派，對王敦形成了極大的牽製。後來王敦舉兵前，也不得不向甘卓說明。王敦舉兵後，甘卓沒有同他一道出兵，使王敦大感吃驚56
。
曆史評價
司馬睿的中興重臣王導在其南渡之初曾指出：“琅邪王仁德雖厚，而名論猶輕。”57
東晉文學家曹毗在《歌中宗元皇帝》稱頌道：“運屯百六，天羅解貫。元皇勃興，網籠江漢。仰齊七政，俯平禍亂。化若風行，澤猶雨散。淪光更耀，金輝複煥。德冠千載，蔚有餘粲。”58
北齊史學家魏收在以北朝為正統的《魏書》中對司馬睿極盡嘲諷說：“司馬睿之竄江表，竊魁帥之名，無君長之實，局天脊地，畏首畏尾，對之李雄，各一方小盜，其孫皓之不若矣。”1
在唐初“公子”（被多數史學家認為是李世民）與虞世南的問答中，“公子”說：“中宗值天下崩離，創立江左，俱為中興之主，比於前代，功德雲何？”虞世南答道：“元帝自居藩邸，少有令聞，及建策南渡，興亡繼絕，委任宏茂，撫綏新舊，故能嗣晉配天，良有以也。然仁恕為懷，剛毅情少，是以王敦縱暴，幾危社稷，蹙國舒禍，其周平之匹乎？”59
房玄齡等唐代史臣在《晉書·元帝明帝紀》中作出如下總評：“晉氏不虞，自中流外，五胡扛鼎，七廟隳尊，滔天方駕，則民懷其舊德者矣。昔光武以數郡加名，元皇以一州臨極，豈武宣餘化猶暢於琅邪，文景垂仁傳芳於南頓，所謂後乎天時，先諸人事者也。馳章獻號，高蓋成陰，星鬥呈祥，金陵表慶。陶士行擁三州之旅，郢外以安；王茂弘為分陝之計，江東可立。或高旌未拂，而遐心斯偃，迴首朝陽，仰希乾棟，帝猶六讓不居，七辭而不免也。布帳綀帷，詳刑簡化，抑揚前軌，光啟中興。古首私家不蓄甲兵，大臣不為威福，王之常製，以訓股肱。中宗失馭強臣，自亡齊斧，兩京胡羯，風埃相望。雖複六月之駕無聞，而鴻雁之歌方遠，享國無幾，哀哉！”60
司馬睿
宋代史學家司馬光認為：“帝恭儉有餘而明斷不足，故大業未複而禍亂內興。”61
宋代理學家範浚說：“昔晉元帝啟基江左，出師露次，躬擐甲胄，移檄四方，刻日北征，至以漕餉稽期，誅督運令史，誌非不速也；然終不能成尅複功者，惟無圖功之謀而已。”62
宋代理學家胡寅就司馬睿聽從王導戒酒之諫一事評論道：“晉元名論不高，人心未附，始初建國，事以酒廢，聞王導一言，銘心自克，其終濟大業，百有餘年，不亦宜乎？”就辭位期間貶謫周嵩一事評論說：“王之再辭而不許，誠乎？不誠乎？不誠則安用辭，誠則周嵩何罪？史載嵩以直言忤旨，然則王之旨固欲速也，姑以揖讓之文，以美觀聽而已。一斥周嵩，情實立露，此與前者攝甲出次而殺淳於伯同一意解，於假仁亦不能者也。使元帝苟能假仁，用嵩之策，遲以歲月，義問宣、昭，主晉祀者，舍琅琊而誰乎？或曰：孝文自代來，東向讓者三，南向讓者再，亦偽耶？曰：文帝厚德，禮度可觀，豈晉元之比哉？”就司馬睿與祖逖的關係評論道：“使元帝有克複舊物之誌，仗鉞徂征，百六椽中，豈無二三豪俊如逖比者？使之左提右挈，並驅爭先，石勒雖善用兵，豈得高枕而臥也？元帝既不能然，於逖有功之時，賞秩未充，反使吳士以虛名重位往統臨之，致逖怏快，勳業不終。世未嚐無才，人主負之者亦多矣，可勝歎哉！”就司馬睿抑製王氏一事評論道：“元帝欲稍抑王氏之權者，正心以正朝廷。動無失德，舉無過事，所以自正也。自無不正，人欲叛之心十去四五矣。精擇賢材，布在有位，所以正朝廷也。朝廷既正，人欲叛之心十去七八矣。正使奸兇不忌，恃強而反，而眾正在我，不正在彼，其勝負之幾已判於一堂之上矣。帝乃引刁、劉二人為腹心，是欲卻豺虎而投之以肉也。”108
宋人朱鬆曾勸諫宋高宗趙構道：“自古中興之君，惟漢之光武勤勞不怠，身濟大業，可以為法。晉之元帝、唐之肅宗誌趣卑近，功烈不終，可以為戒。”趙構也同意其說法，指出：“光武固無可議，若元帝，僅能保區區之江左，略無規取中原之心；肅宗惑於張後、李輔國之讒，而虧人子之行，此其可戒也。”
宋代學者李閎祖認為：“晉元帝無意複中原，卻托言糧運不繼，誅督運令史淳於伯而還。行刑者以血拭柱，血為之逆流。天人幽顯，不隔絲毫！”63
宋代學者張栻：“為國有大畿，大畿一失，則其弊隨起而不可禁。所謂大畿，三綱之所存是也。晉元帝初以懷帝之命來臨江左，當時之意，固以時事艱難，分建賢王以為屏翰，庶幾增國家之勢，折奸宄之心，緩急之際，實賴其糾率義旅，入衛王室，其責任蓋不輕矣，而琅邪之入建業，考觀其規摹，以原其心度之所安，蓋有自為封殖之意，而無慷慨謀國之誠，懷帝卒以蒙塵，迄不聞勤王之舉。湣帝之立，增重寄委，製詔深切，而亦自若也。祖逖擊楫渡江，聊複以兵應其請，反從而製之，使不得有為，則其意不在中原也審矣。坐視神州板蕩，戎馬縱橫，不以動其心，不過欲因時自利雲耳。湣再蒙塵，懼天下之議己，則陽為出師之勢，遷延顧望，終歸罪於運餉稽緩，斬一無辜令史以塞責。赤青之異亦深切矣，吾誰欺，欺天乎？夫受君父之委托而坐視其禍變，因時事之艱難而覬幸以自利，三綱淪矣。惟其大畿既失，故其所以建國規摹亦複不競，亂臣賊子如王敦輩不旋踵而起，蓋其弊有以致之也。使元帝痛懷、湣之難，篤君臣之義，念家國之仇，率江東英俊，鼓忠義之氣，北向討賊，義正理順，安知中原無響應者？以區區一祖逖，倔強自立於群豪之間，猶幾以自振，況肺腑之親，總督之任，數路之勢，何所不濟哉？惟其不以大公為心，而私意蔽之，甚可歎息也。”97
明代大臣孫承恩在《古像讚·晉元帝》中作讚道：“晉失中土，元起江東。皇天眷德，群賢效忠。衝虛性成，恭德純至。雄武未優，中興猶愧。”
明末文學家吳應箕：
1晉元帝之始為丞相也，聞長安不守，即出師露次，移檄北征，而王導亦有“戮力中原，克複神州”之語。及即位以後，導為宰輔，遂君臣偷惰，無複有經略遠圖，以至於強臣見逼，卒於憂憤。此實何哉？元帝亦知江南單弱，非漢趙之敵，微安靜不能保全，其自計不可謂不審矣。然是時大仇未複，人心思奮，乘國家之新造，外有劉琨、慕容之推奉，內因祖逖、李矩等之舊屯，以厲其氣而用之，其君臣日夜相與憂勤震動，惟敵是圖，其國可強。國強則主尊，使奸雄有所憚而不敢肆，雖大業未複而臣禍可息，此理也，勢也。恃外患之不至，而一意隱忍姑息以冀其苟安，於是王敦、蘇峻之屬得以窺吾所深忌，而犯其所必狃，此亦豈非自然之勢乎？且晉是時亦烏能苟安也？以劉石之強梁崛起，及鋒用之，何戰不克？幸其戰勝而驕，又自相圖於君臣骨肉之間，而無暇及晉。向令葛陂之眾不退，又趙不背漢而專事東方，不知帝何以禦之？即導亦豈能遵養時晦，猶自以其德望晏然處逆臣之右哉？故吾嚐謂晉元之得國，悻也。而其主臣之謀國，實有亡道。夫國之存亡，天也。諸葛武侯豈不知漢不可複興，賊不可即滅？而其言日：“王業不偏安，坐而待亡，何若滅賊？”於是連年動舉，惟敵是求，而鞠躬盡瘁，至死後已。後之論者猶以國小而數出師為亮病，無怪於諛導者以偷安為有權略，而謂江東再造，導之力也。導者，真所謂坐而待亡者也。其不亡者，天也。然而即使導能矣，其如元帝之不可與慮亡何？是故晉之主臣無一可為後世法者也。
2夫元帝即疏屬，當其既正王位之後，為群情所向，則承晉統者非元而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