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諸將問曹操:“當初,賊軍守衛潼關,渭水以北沒有防守之兵,我們不從河東出去攻打馮翊,反而在潼關與敵兵對峙,拖延許久才北渡黃河,這是為何?”曹操說:“賊兵占據潼關,如果我軍進入河東,賊兵必將帶兵守住各渡口,則我軍不能渡到河西;因此我以重兵逼近潼關,賊兵全力來守南邊,西河的防備空虛,因此徐晃、朱靈二將才能輕易攻取西河。然後我帶大軍北渡,賊兵不敢與我們爭奪西河,是因為有二將的軍隊。連起戰車,樹起柵欄,做通道向南前進,既是創造了敵軍不能取勝的條件,同時又向敵人示弱。渡過渭水後深溝固壘,敵軍挑戰不應,是為了使敵軍驕傲自大;所以敵軍不造營壘隻求割地講和。我順著他們的意思答應下來,之所以依著他們的意圖,是為了使他們安心而毫無防備,然後蓄精養銳,一旦出擊,就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用兵之道,本來不能墨守成規,隻求一種方法。”


    當初,敵軍每到一支部隊,曹操就麵露喜色,戰後眾將問他高興的原因,曹操迴答:“關中地域遼闊,如果賊軍各自依險阻抵抗,征伐他們,沒有一二年的時間不能平定。如今都聚集於此,雖然人數眾多,但都彼此不和,沒有統一的主帥。這樣,消滅敵人容易成功,我所以高興。”[


    十月,曹操進軍包圍安定,楊秋投降。曹操恢複他的爵位,讓他留在這裏安撫民人。[]


    曹操撤迴後,命夏侯淵督眾將繼續西征。夏侯淵在兩年內,逐馬超、破韓遂、滅宋建、橫掃羌、氐,虎步關右,使涼州地區基本平定。[


    位極人臣


    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正月,曹操迴到鄴城。漢獻帝準許曹操“參拜不名、劍履上殿”,如漢丞相蕭何故事。[]


    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十月,曹操起兵南征孫權[] ,號稱步騎四十萬。次年(公元213年)正月,曹軍進至濡須口(今安徽巢縣東南),攻破孫權設在江北的營寨,生擒其將公孫陽。孫權親率軍七萬,前至濡須口抵禦曹軍。兩軍相持月餘,曹操的水軍作戰失利。由於春雨瓢潑、江水上漲,曹操見難以取勝,遂撤軍北還。[


    三月,複《禹貢》九州。天下十四州並為九州,此時的冀州擁有三十多個郡。[]


    五月,漢獻帝冊封曹操為魏公,加九錫、建魏國,定國都於鄴城。魏國擁有冀州十郡之地,置丞相、太尉、大將軍等百官。[] 七月,曹操建魏國社稷宗廟,又在魏國內設置尚書、侍中。[]


    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四月(一作五月[] ),漢獻帝冊封曹操為魏王[] [] ,邑三萬戶,位在諸侯王上,奏事不稱臣,受詔不拜,以天子旒冕、車服、旌旗、禮樂郊祀天地,出入得稱警蹕,宗廟、祖、臘皆如漢製,國都鄴城。王子皆為列侯。[] 此時,曹操名義雖非天子,但實際已經有天子之實。


    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十月,漢獻帝又賜予曹操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曹操以五官中郎將曹丕為魏王太子。[


    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三月,曹操見劉備已取得益州,而漢中是益州門戶,“若無漢中,則無蜀矣”,劉備必然要攻取漢中。於是曹操搶先一步,率十萬大軍親征漢中張魯。四月,曹操自陳倉出散關,到河池。氐王竇茂恃險不服。五月,曹操擊破竇茂;[] 西平、金城諸將斬下韓遂的首級,將其獻給曹操。七月,曹操大軍進至陽平關(今陝西勉縣西北)。張魯的弟弟張衛與將領楊昂據守陽平關,橫山築城十餘裏,曹操不能攻克,引軍撤還。張衛的軍隊守備鬆懈,結果高祚軍在夜間迷路闖入敵營,敵軍退散。曹操也趁機攻擊張衛,張衛連夜逃走。張魯聽說陽平關失守,奔往巴中。曹操進軍南鄭,盡得張魯府庫珍寶。九月,巴七姓夷王樸胡、賨邑侯杜濩舉巴夷、賨民來附,曹操以兩人為太守、封列侯。十月,曹操設置名號侯至五大夫,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以賞軍功。十一月,張魯出降曹操,漢中遂為曹操所有。十二月,曹操迴軍,留夏侯淵屯漢中。


    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春,曹操再次南征,率軍攻破居巢[] ,猛攻濡須口[] ,擊敗孫權,孫權派都尉徐詳求降[] ,曹操同意,並允諾重新結為姻親。[


    曹操部分畫像


    曹操主力退出漢中後,劉備向漢中發動進攻。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劉備親率大軍進至陽平關,夏侯淵等人與劉備夾關對峙,曹軍多次擊退劉備軍猛烈攻勢。[] 四月,烏桓的無臣氐與鮮卑的軻比能聯合侵擾邊塞,曹操命曹彰、田豫北征,大破烏桓鮮卑聯軍。[] 七月,曹操親率大軍西征劉備。九月,曹操坐鎮長安,以便隨時指揮漢中戰局。[] 十月,宛城守將侯音起兵反曹,劫掠吏民,保守宛城。曹操令曹仁圍攻宛城。[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正月,曹仁斬殺侯音。[] 劉備自陽平關南渡沔水(今漢水),依山而進,駐軍於定軍山(今陝西勉縣東南),夏侯淵出兵與劉備爭奪地勢,被黃忠斬殺,曹軍戰敗。之後,曹操親率大軍來奪漢中,但是劉備堅壁不出,曹軍與劉備軍相距數月,無利,遂放棄漢中。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曹操親率大軍從漢中撤往長安。劉備大將關羽趁著襄、樊兵力空虛之際,從荊州向他的東南防線襄、樊一帶發動了進攻。[40] 曹操聞知,立刻派大將於禁率兵往救樊城。八月,漢水流域因為天降暴雨而發生了“漢水溢流,害民人”的自然災害[41] ,關羽趁機乘大船進攻,擒於禁,斬龐德,乘勢進軍,將樊城圍住。] 時樊城曹軍隻有數千人,城池被水淹沒,水麵離城樓僅有數尺,曹仁率軍死守。曹操又派徐晃領兵去救樊城。[] 九月,相國西曹掾魏諷謀襲鄴城,事泄被殺,相國鍾繇也受牽連被免官。十月,曹操從關中趕到洛陽,親自指揮救援樊城。[


    孫權因關羽處其上遊,不願意讓關羽勢力發展,且他早有攻取荊州之心,於是聯結曹操,準備以大將呂蒙偷襲荊州要地江陵。曹操接到書信後,將這一消息通知曹仁,命他繼續堅守,自己進至摩陂(今河南郟縣東南),臨近指揮,又派兵十二營增援徐晃,命他反擊關羽。經過惡戰,關羽敗走。不久,呂蒙偷襲江陵得手。關羽撤往益州,途中為孫權軍擒殺。孫權將關羽的首級送到洛陽。至此,襄樊戰役結束。[


    壯士暮年


    曹操在孫權擒殺關羽、取得荊州後,表孫權為驃騎將軍、荊州牧。孫權遣使入貢,向曹操稱臣,並勸曹操取代漢朝自稱大魏皇帝。曹操將孫權來書遍示內外群臣,說:“這個小兒想把我放在爐火上烤嘛!”曹操手下群臣乘機向曹操勸進。[] 曹操說:“如果天命在我,我做周文王足矣。”[]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正月,曹操還軍洛陽,同月庚子日(3月15日[] ),病逝在洛陽,終年六十六歲,諡號為武王。[] 他臨死前留下《遺令》(參見詞條曹操遺令)。 根據曹操的遺囑,他於二月丁卯日(4月11日)被安葬於鄴城西郊的高陵。[] 曹操死後,其子曹丕襲封丞相、魏王官爵。


    黃初元年十月辛未日(公元220年12月11日[] ),曹丕逼迫漢獻帝讓位,改漢為魏,於同年十一月癸酉日(12月13日[] )追尊曹操為武皇帝,廟號太祖。[


    政治


    懲辦豪強


    曹操的思想受儒家影響,崇尚仁義禮讓,並試圖以仁義、道德、禮讓教民和行政,即“治定禮為首”。[] 另一方麵,他在治國上強調以法治國。在當世戰亂之下,要撥亂反正,隻能采用刑法之治。曹操主張執法如山,強調法不阿貴。他說,法令“設而不犯,犯而必誅”。要求嚴格法令規章,賞罰分明,不官無功之臣,不賞不戰之士。曹操重視執法者的人選和執法者以身作則的作用,認為這是貫徹法令、實行法治的保證。[] 為此,他起用王修、司馬芝、楊沛、呂虔、滿寵、賈逵等地方官吏,抑製不法豪強,收到了一定的成效。[] []


    處於亂世之中的曹操既強調刑法,也沒有忘記禮教之用。他始終尚禮重法,兩手俱用,並在禮法並舉、兩手俱用中表現出了特有的譎詐之能。[


    唯才是舉


    在人事管理方麵,曹操主張唯才是舉,這是曹操政治思想獨具特色的地方。在漢末選官偏重門第、不問才德的情況下,他主張突破門閥界限,實行唯才是舉。他認為,天地間,人為貴。要建功立業,隻有靠人的智慧和才能,“任天下之智力,以道禦之,無所不可”。他重視人的才能,鄙視德行禮教,認為遵守封建禮教的人不一定有開創事業的能力,有開創事業能力的人未必肯遵守禮教,所謂“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故而力主起用那些果敢英勇臨陣力戰之士,出身地位低微但有高才異質的人和“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的人才。並且明令要求下屬“各舉所知,勿有所遺”,不拘一格選官用人。[


    曹操用崔琰、毛玠掌管選舉,他們任用“清正之士”,“務以儉率人”,使得天下士人“莫不以廉節自勵”,即使是權貴寵臣,“輿服不敢過度”。[] 以上變化,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社會風氣的轉變。


    曹操的政治思想符合時代的需求,在統一、平定北方的事業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他主張的法治和唯才是舉是對於漢代德化、孝治四百年傳統的對抗和否定,在政治思想界引發討論,對於後世人事管理思想的影響頗為深遠。[


    軍事活動


    黃巾起義之後,軍閥混戰,社會普遍出現了“民人相食,州裏蕭條”的荒涼景象。從初平二年(公元191年)至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先後消滅長江中下遊以北各割據勢力,統一中國北方大部地區。其平生主要發起(一部分未親自指揮)或參與的軍事活動如下:


    曆經時長


    主戰爭


    具體戰役


    初平二年(公元191年)至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


    曹操統一北方之戰


    兗州之戰;濮陽之戰;定陶之戰;宛城之戰;曹操討伐袁術之戰;下邳之戰;徐州之戰;官渡之戰;鄴城之戰;南皮之戰;曹操攻烏桓之戰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


    曹操平荊州之戰


    長阪坡之戰;赤壁之戰


    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至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


    曹操平定關中、涼州、漢中等戰役


    渭南之戰;夏侯淵平涼州之戰;曹操破張魯之戰;宕渠之戰


    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6年)至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


    濡須之戰


    第一次濡須之戰;第二次濡須之戰


    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至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


    漢中之戰


    下辯之戰;定軍山之戰;漢水之戰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


    襄樊戰役


    水淹七軍;沔水之戰


    軍事思想


    曹操鑽研兵法,有高深的軍事理論,曾熟讀孫武、吳起等前代軍事家的著作,自著兵書十餘萬言(即《孟德新書》),“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又集錄諸家兵法,寫成《兵書接要》一書,結合自己的戰爭經驗加以論述。他撰寫的《孫子略解》(又稱《孫子注》),開創整理注釋《孫子兵法》十三篇的先河。[] 其著述大都亡佚,從其《孫子注》和存世的軍事文書以及《三國誌》等史書中,可窺見其軍事思想。[


    戰爭觀


    曹操認識到,軍事鬥爭離不開政治形勢的配合。要有足夠的武裝力量,才能拯救社會。不能像春秋時吳國夫差那樣隻憑武力,不注重政治;也不可似周朝諸侯徐偃王那樣,以仁義代替用兵。他強調“兵以義動”,“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為贏得戰爭中的政治主動權,他挾天子以令諸侯;為爭取人心,占領河北後免難民租賦,又發布抑豪強兼並令,以使“百姓親附,甲兵強盛”。謀士郭嘉頌揚他“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曹操認為經濟的好壞,關係著戰爭的成敗。軍隊無輜重、糧食、委積,“亡之道也”,因而吸取“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的經驗,大興屯田,達到了足食強兵的目的。[


    治軍思想


    曹操拋棄儒家以禮治軍的原則,認為“禮不可治兵”,強調“吾在軍中持法是也”,注重以法治軍。他針對漢末為政失之於寬的狀況,“糾之以猛”,以使“上下知製”“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他“攬申、商之法術”,製定管理、訓練等軍事法規,如《軍令》《步戰令》《船戰令》《論吏士行能令》《敗軍抵罪令》等[231] ,以維護軍隊的統一指揮,強化軍隊的戰鬥力。[274] 一次在行軍途中,曹操傳令不得使戰馬踐踏麥地,如有違犯,一律斬首。士兵皆下馬步行,唯恐踏壞麥苗。可曹操的戰馬因受驚嚇踏了麥田。他即拔劍割下自己一撮頭發,以示處罰,足見執法認真。[


    為保證法規的實行,曹操主張嚴明賞罰,按法賞有功、治有罪,“明君不官無功之臣,不賞不戰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告誡諸將“賞功而不罰罪,非國典也”。強調“諸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並“親巡將士,明勸賞罰”,在公開場合,自己也不置之法外。[]


    為貫徹以法治軍的思想,曹操特別注意軍中司法官吏的選拔,認為“夫刑,百姓之命也。而軍中典獄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軍死生之事,吾甚懼之。其選明達法理者,使持典刑”。[


    曹操選將用人,主張破格求實。他拔於禁、樂進於行陣之間,取張遼、徐晃於亡虜之內,他們後皆戰功卓著,成為名將。[51] 還能夠根據將領特點,用其所長。如,許褚、典韋壯武有力,忠誠奉法,曹操就讓他們戰則為軍鋒,息則統親兵;臧霸有恩信於東土,曹操將青、徐二州托付於他,從而得以專心對付袁紹;文聘本是劉表帳下大將,在江漢一帶頗有威恩,曹操任其為江夏太守,委以邊事,使禦孫權。[] 對有過失的“賢”才,曹操往往任用如初。他還注意集眾人之智指導戰爭,在兗州、官渡、鄴城、當陽、渭南、襄樊等重大戰事中,均聽取和采納將士的意見。為盡其才,他倡導廣開言路之風,征柳城烏桓得勝迴師,還重賞曾勸阻他出征的人。[


    謀略思想


    曹操認為:“欲攻敵,必先謀。”重視謀略是曹操軍事思想的重要內容,也是他事業成功的重要保證。他所以能夠“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


    曹操認為用兵“不可以禱祀而求,亦不可以事類而求”,顯示出其軍事思想中求實、尚變的兩大特點。他推崇《孫子》,但要求諸將按他結合當時社會實際和實戰經驗編撰的《孟德新書》指揮作戰。視善變為用兵核心,其行軍用師,被譽為“因事設奇,譎敵製勝,變化如神”。強調“兵無常形”“兵無常勢”“兵之變化,固非一道”,隻有靈活用兵,“以詭詐為道”,才能以變製勝。還說“若以險固為資,則不能應機而變化也”。他認為,詭詐的前提是知彼知己,隻有在掌握了對方的兵力部署、戰將強弱、地形險易、後勤保障等情況的前提下,進行全麵綜合的研究,才能製定出“因敵變化”“盈縮隨敵”的策略。他尤重視奇正、虛實變化,要求以“至實擊至虛”。他的戰爭實踐也體現出這一點。如對孫、劉集團作戰,或東攻西守,或東守西攻,皆依實際情況,將優勢兵力集中於一方,形成“至實”態勢。同時,常以分散、分化敵軍的策略,致其“至虛”,從而各個擊破。在中國軍事史上,他以“詭詐”著稱。[


    曹操的軍事思想深受曆代兵家和學者稱道。陳壽認為他能夠成就偉業,“惟其明略最優也”。其《孫子注》對後世兵學有深遠影響。但有時他強調刑罰過度,並且也有袒護失察之處,這是其思想的局限性。[


    經濟


    施行屯田,改革戶籍


    漢魏之間,社會生產遭受嚴重破壞,出現大饑荒。這一時期,糧食供應成為各軍事集團最大的問題,因軍糧不足而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曹操在北方屯田,興修水利,解決了軍糧缺乏的問題,對農業生產恢複有一定作用。[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采納棗祗等人的建議,利用攻破黃巾所繳獲的物資,在許下募民屯田,當年即大見成效,得穀百萬斛。於是曹操命令在各州郡設置田官,興辦屯田。屯田以國家投資的方式保證再生產,工作效率高於普通的自耕農。因此短時間內就使地方“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屯田有效地解決了曹操集團的糧食問題,所以曹操自述道:“後遂因此大田,豐足國用,摧滅群逆,克定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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