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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帝國最後的「鷹派」 作者：徐誌頻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1882年4月，身任兩江總督的左宗棠去上海檢查工作，要進上海租界。根據外國人的規定，中國人要進入租界，得去工部局先領到“照會”證。左宗棠聽後當場大怒，痛罵：上海本來就是中國的土地，外國人隻是租借一下，中國軍人在中國的地盤上走，哪裏需要什麽狗屁“照會”？當即命令親兵，子彈上膛，大刀開路，隻要有外國人阻攔，格殺勿論！
左宗棠這樣鋒芒畢露，劍拔弩張，沒有挑起事端，反贏來外國人的妥協與尊重。他們不但撤銷阻攔，沿路還畢恭畢敬。後來左宗棠又來過三次，外國人見左宗棠一到，主動將租界旗換成中國龍旗（清朝及以前，中國無國旗，統一用龍旗當作國旗），派兵警執鞭為他開道，發禮炮十三響，以主人身份迎接左宗棠。
左宗棠長年與外國人打交道，實踐總結出一套經驗。他說，我們與西方人爭論一個事情，自己一定得事先將合同條款看明白，站定自己的立場，才開始去爭取。自己道理站得正，就不妨筆直將道理全擺出來，但責問對方時卻留點餘地，不要將他們逼進死胡同，西方人知道理虧，一定會妥協。再就著他的妥協去談，他們就會按你的來，這樣就沒有談不成的事（“俾其有機可轉，自無不了之事。”）。
但如果你不分青紅皂白，一味隻知道附和西方人，他們會誤會你中計上當了，反而得理不饒人，將你往絕路上逼（“若一意隨和，彼自謂得計，反滋論端矣。”）。外國人的性情，“欺弱畏強，喜直忌曲”，中國人與他們交往，自己先要表現出強大，他們就已經打心眼裏佩服；我們再表現率性、直接，他們對我們就心悅誠服了（我真自強，彼心已折；我隻率直，彼亦心悅而服之矣）。[5]
可見左宗棠對外雖然強硬，但不是蠻幹，而是有禮、有利、有節。無論是作為個人，還是代表國家，他隻是強調堅持獨立性，以獨立身份，追求己方分內應得的東西，取得己方實在的體麵與尊嚴。而曾國藩、李鴻章，恰恰壞在喪失個體獨立性，“不分青紅皂白，一味隻知道附和西方人”。
因為左宗棠主持對俄戰爭取得巨大勝利，美國作家、《左宗棠傳》作者貝爾斯說，有清一代，“這是自幹隆皇帝以來中國軍隊享有的最壯偉的功績”。事實上，早在左宗棠收迴喀什時，清廷就麵臨如何獎賞的問題。有大臣建議封王；而恭親王建議封公。因為朝廷內外都看到了，左宗棠的事功已經超過曾國藩。慈禧將這兩種意見都否定了。她的理由是，本朝之內，任何人得到超過曾國藩的封賞都不合適。
慈禧心有難言之隱。太平天國橫掃清廷時，她曾許下承諾：誰取下南京，就封他為王。曾國藩夢想做王，從此堅決拒絕左宗棠與李鴻章派兵來南京援助，隻讓他們在各地轉打攻堅戰。經過曾國藩一番精心構思，弟弟曾國荃在他的直接指揮下率兵攻克清廷的麵子工程——太平天國首都南京。不想慈禧最後食言了，曾國藩隻獲得一等勇毅侯。慈禧已經食言而錯，幹脆一錯再錯：封左宗棠為侯，曾國藩與左宗棠兩個侯，加起來等於一個王。
慈禧不放開獎賞左宗棠，讓左宗棠超過曾國藩，表麵看，是左宗棠做官緣於曾國藩的推薦，深層原因，還在於集權帝國繞不過一個邏輯：左宗棠收複新疆，影響力再大，也是民族性、曆史性的；曾國藩攻克南京，則是國家意義上的，至少曾國藩名義上挽救了清王朝。
根據帝國邏輯，挽救國家、政府比外爭族權、強盛民族重要。清廷代表國家、政府，皇帝就是國家、政府；族權對應是天下同一民族的公民利益。左宗棠對曆史與民族的貢獻再大，清廷在封賞上一定不能真實體現出來，否則會產生民族利益大於政府利益的輿論導向，皇帝製度就會被連根拔起，皇帝再想集權、獨裁就不靈了。這是左宗棠封二等侯，而曾國藩封一等侯的主要原因。
好在對官方這些榮譽，左宗棠並不在意。不是他看輕，而是他覺得太重了。左家自江西遷湖南以來， 700多年，一直是普通人家，慈善積德，出尋常人物，到了自己身上，被拜相封侯，家族像暴發戶一樣顯赫，他覺得自己在嚴重透支家族的積累。這對家族是一個危險的信號，妻子、二哥、長子、小女在他拜相封侯前後相繼死亡，他認為正是透支的報應。
左宗棠是一個很有曆史感的人，因此他在意曆史榮譽。他從小就將自己放進幾千年的曆史中去比照，以當代諸葛亮自居，在朋友胡林翼、妻子周詒端麵前都有過自我反思，對自身的優點、缺點，看得比別人還清楚。他知道，自己求“一藝一伎之名”，這需要沉得住的實在事功，而不靠現實虛浮的紙張榮譽。左宗棠相信，自己成事的方法，自己身上那股精氣神，不會隨朝廷一同腐朽，它可以超越時間與朝代，與曆史永遠同在。
左宗棠這種可貴的獨立精神，事實影響了一批後來人。
1886年11月，左宗棠的棺材由福州起運，到長沙後停在城北史家坡墓園，再由興漢門入城，進入司馬橋舊居。大祭過後，葬在今天長沙縣跳馬區石門鄉柏竹村。墓碑上刻“皇清太傅大學士恪靖侯左文襄公墓”。
左宗棠葬身的縣域，是中華民國締造者之一黃興的故鄉，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前總理朱鎔基的家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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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這樣鋒芒畢露，劍拔弩張，沒有挑起事端，反贏來外國人的妥協與尊重。他們不但撤銷阻攔，沿路還畢恭畢敬。後來左宗棠又來過三次，外國人見左宗棠一到，主動將租界旗換成中國龍旗（清朝及以前，中國無國旗，統一用龍旗當作國旗），派兵警執鞭為他開道，發禮炮十三響，以主人身份迎接左宗棠。
左宗棠長年與外國人打交道，實踐總結出一套經驗。他說，我們與西方人爭論一個事情，自己一定得事先將合同條款看明白，站定自己的立場，才開始去爭取。自己道理站得正，就不妨筆直將道理全擺出來，但責問對方時卻留點餘地，不要將他們逼進死胡同，西方人知道理虧，一定會妥協。再就著他的妥協去談，他們就會按你的來，這樣就沒有談不成的事（“俾其有機可轉，自無不了之事。”）。
但如果你不分青紅皂白，一味隻知道附和西方人，他們會誤會你中計上當了，反而得理不饒人，將你往絕路上逼（“若一意隨和，彼自謂得計，反滋論端矣。”）。外國人的性情，“欺弱畏強，喜直忌曲”，中國人與他們交往，自己先要表現出強大，他們就已經打心眼裏佩服；我們再表現率性、直接，他們對我們就心悅誠服了（我真自強，彼心已折；我隻率直，彼亦心悅而服之矣）。[5]
可見左宗棠對外雖然強硬，但不是蠻幹，而是有禮、有利、有節。無論是作為個人，還是代表國家，他隻是強調堅持獨立性，以獨立身份，追求己方分內應得的東西，取得己方實在的體麵與尊嚴。而曾國藩、李鴻章，恰恰壞在喪失個體獨立性，“不分青紅皂白，一味隻知道附和西方人”。
因為左宗棠主持對俄戰爭取得巨大勝利，美國作家、《左宗棠傳》作者貝爾斯說，有清一代，“這是自幹隆皇帝以來中國軍隊享有的最壯偉的功績”。事實上，早在左宗棠收迴喀什時，清廷就麵臨如何獎賞的問題。有大臣建議封王；而恭親王建議封公。因為朝廷內外都看到了，左宗棠的事功已經超過曾國藩。慈禧將這兩種意見都否定了。她的理由是，本朝之內，任何人得到超過曾國藩的封賞都不合適。
慈禧心有難言之隱。太平天國橫掃清廷時，她曾許下承諾：誰取下南京，就封他為王。曾國藩夢想做王，從此堅決拒絕左宗棠與李鴻章派兵來南京援助，隻讓他們在各地轉打攻堅戰。經過曾國藩一番精心構思，弟弟曾國荃在他的直接指揮下率兵攻克清廷的麵子工程——太平天國首都南京。不想慈禧最後食言了，曾國藩隻獲得一等勇毅侯。慈禧已經食言而錯，幹脆一錯再錯：封左宗棠為侯，曾國藩與左宗棠兩個侯，加起來等於一個王。
慈禧不放開獎賞左宗棠，讓左宗棠超過曾國藩，表麵看，是左宗棠做官緣於曾國藩的推薦，深層原因，還在於集權帝國繞不過一個邏輯：左宗棠收複新疆，影響力再大，也是民族性、曆史性的；曾國藩攻克南京，則是國家意義上的，至少曾國藩名義上挽救了清王朝。
根據帝國邏輯，挽救國家、政府比外爭族權、強盛民族重要。清廷代表國家、政府，皇帝就是國家、政府；族權對應是天下同一民族的公民利益。左宗棠對曆史與民族的貢獻再大，清廷在封賞上一定不能真實體現出來，否則會產生民族利益大於政府利益的輿論導向，皇帝製度就會被連根拔起，皇帝再想集權、獨裁就不靈了。這是左宗棠封二等侯，而曾國藩封一等侯的主要原因。
好在對官方這些榮譽，左宗棠並不在意。不是他看輕，而是他覺得太重了。左家自江西遷湖南以來， 700多年，一直是普通人家，慈善積德，出尋常人物，到了自己身上，被拜相封侯，家族像暴發戶一樣顯赫，他覺得自己在嚴重透支家族的積累。這對家族是一個危險的信號，妻子、二哥、長子、小女在他拜相封侯前後相繼死亡，他認為正是透支的報應。
左宗棠是一個很有曆史感的人，因此他在意曆史榮譽。他從小就將自己放進幾千年的曆史中去比照，以當代諸葛亮自居，在朋友胡林翼、妻子周詒端麵前都有過自我反思，對自身的優點、缺點，看得比別人還清楚。他知道，自己求“一藝一伎之名”，這需要沉得住的實在事功，而不靠現實虛浮的紙張榮譽。左宗棠相信，自己成事的方法，自己身上那股精氣神，不會隨朝廷一同腐朽，它可以超越時間與朝代，與曆史永遠同在。
左宗棠這種可貴的獨立精神，事實影響了一批後來人。
1886年11月，左宗棠的棺材由福州起運，到長沙後停在城北史家坡墓園，再由興漢門入城，進入司馬橋舊居。大祭過後，葬在今天長沙縣跳馬區石門鄉柏竹村。墓碑上刻“皇清太傅大學士恪靖侯左文襄公墓”。
左宗棠葬身的縣域，是中華民國締造者之一黃興的故鄉，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前總理朱鎔基的家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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