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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帝國最後的「鷹派」 作者：徐誌頻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作為官樣頭銜，從朝廷角度去看，這大致不差。左宗棠以事功著稱，他的角色定位，是給朝廷“幫忙”。也正是一個“襄”字，將他與曾國藩、李鴻章區分開來。
曾國藩、李鴻章同是進士出身，他們從一開始，就是朝廷的人，是體製內人。他們的人生，與朝廷完全融為一體。曾國藩諡號“曾文正公”，李鴻章諡號“李文忠公”，無論文正，還是文忠，在封建時代，他們代表朝廷，某些時候，他們就是朝廷。
但左宗棠就不同。他48歲前，流落民間，是“湘上農人”，江湖人士。入幕期間，也是以完全獨立的身份，與政府合作。 48歲後，他正式進入體製，這段時間，作為高官，他的身份與曾國藩、李鴻章才沒有區別。
但做官員時，他麵對的事情、行事的方法，與曾國藩、李鴻章大相逕庭。曾國藩一生事功，是以體製內的“教育部副部長”身份，號召湖南底層農民、落魄書生，組織起來，去鎮壓太平天國農民起義。李鴻章與曾國藩類似，他組織淮河農民、書生，多了平撚、定迴的功勞。左宗棠在鎮壓太平天國中隻是曾國藩的幫手，他一生中真正獨立操辦的大事，隻有一件，收迴新疆160萬平方公裏領土。
曾國藩與李鴻章打的主要是內戰，左宗棠主要打外戰，尤其最後兩年與法軍開戰，是純粹的國際戰爭。曾國藩與李鴻章屬“內戰高手”，左宗棠則是“外戰英雄”。
即使在戰爭時期，左宗棠與曾國藩、李鴻章的側重點也不一樣：曾、李落在政治運籌，傾向於衛道；左宗棠落在辦事，傾向於建設。
洋務運動的大潮中，左宗棠走在最前列。在福建時他創辦過福州船政局，成為中國海軍事業的奠基人；在陝甘時則創辦過甘肅織呢總局，這是中國西北第一家工業織布廠，也算是開發大西北的先聲。
左宗棠考慮國防建設，唿籲在新疆建省。戰爭之外，他在新疆設置開科取士的機構，不打仗的時間，不是屯田，就在種樹。在新疆時，仿照在柳莊時種柳樹的經驗，在新疆種下了槐樹、楊樹、榆樹、柳樹。其中柳樹最多，綿延千公裏，數以千萬計。
這無意中也成了左宗棠人生成功的一筆。 1879年，接任陝甘總督的楊昌浚應在肅州大營的左宗棠之約，“自涇州以西至玉關，夾道種柳，連續數千裏，綠如幃幄”，被左宗棠史無前例的美麗生態建設所感奮，當作功被千秋、澤及萬代的大事，寫下七絕《恭誦左公西行甘棠》來感嘆：“上相籌邊尚未還，湖湘子弟滿天山。新栽楊柳三千裏，引得春風度玉關。”[4]
曆史上，習慣將左宗棠與曾國藩、李鴻章並稱為“晚清中興名臣”，這種籠統的歸類劃分，模糊了他們之間的區別。
左宗棠著眼於經世致用辦大事，處江湖之遠時有慈善行動，以身作則去建設；居廟堂之高時利用手中權力搞生態建設，治理河道，辦理洋務實業。
連政敵李鴻章寫輓聯時都說：“周旋三十年，和而不同，矜而不伐，惟先生知我；焜（kun，光明）耀九重詔，文以治內，武以治外，為天下惜公。”
後句評價十分到位：左宗棠處理國內事情，顯的是“文”，菩薩心腸；處理國際爭端，用的是“武”，霹靂手段。其實，前一句並不對，李鴻章名義上是誇，是借左宗棠在自我安慰。左宗棠每次力主外戰，他總是縮在幕後“和戎”，喊暫停、拖後腿，左宗棠怎麽可能還“知”他？
尤其在處理對外事務上，左宗棠與曾國藩、李鴻章有根本區別。
曾國藩、李鴻章一生主張“和戎”。麵對外國人的侵略，他們習慣性犧牲中國人利益，充當和事佬。“天津教案”中，明明是外國傳教士涉嫌綁架中國孩童，天津民眾覺醒後才起來抗議，集結攻擊法國教會機構。曾國藩完全可以代表中國民意，向英法俄提要求，當作外事處理。但沒想到他所謂的代表朝廷，用權力鎮壓內事的習慣性方法，反過來處死中國帶頭衝擊教堂的18人，充軍流放25人，並將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革職充軍，發配到黑龍江，還賠償46萬兩白銀，派崇厚出使法國，專門去道歉。
曾國藩對內殘忍，對外仁慈，處理外事無法服眾，導致民怨沸騰。自己“外慚清議，內疚神明”，色厲內荏無力壓住。朝廷想到派李鴻章接替。
曾國藩問學生李鴻章：“你與洋人交涉，準備怎麽辦？”
李鴻章答：“我想與洋人交涉，不管什麽，隻同他打痞子腔。”
他們都以屠殺本國民眾來儆尤，按中國人的思維方式，試圖借這種方法給外國人麵子，以平息事端。全不想，外國人關心的是“藝事”， 注重的是法律條文，而不在乎“義理”、麵子。
比如，李鴻章割讓台灣時，日本談判官伊藤博文催索，他居然說：“反正台灣已經是貴國嘴裏的肉了，何必著急在這一刻呢？”
伊藤博文當即迴答：“餓極了，得馬上吞進肚裏！”
李鴻章處理外事，總以犧牲中國利益，以和為貴，因而落得 “裱糊匠”的稱號。
左宗棠恰恰“平生最恨是和戎”！
左宗棠不但戰場上憑氣魄與實力打敗了俄、法的挑戰，打出了中國人的骨氣，爭來了國家利益，就是在日常工作中，同樣敢與外國人正麵硬碰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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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李鴻章同是進士出身，他們從一開始，就是朝廷的人，是體製內人。他們的人生，與朝廷完全融為一體。曾國藩諡號“曾文正公”，李鴻章諡號“李文忠公”，無論文正，還是文忠，在封建時代，他們代表朝廷，某些時候，他們就是朝廷。
但左宗棠就不同。他48歲前，流落民間，是“湘上農人”，江湖人士。入幕期間，也是以完全獨立的身份，與政府合作。 48歲後，他正式進入體製，這段時間，作為高官，他的身份與曾國藩、李鴻章才沒有區別。
但做官員時，他麵對的事情、行事的方法，與曾國藩、李鴻章大相逕庭。曾國藩一生事功，是以體製內的“教育部副部長”身份，號召湖南底層農民、落魄書生，組織起來，去鎮壓太平天國農民起義。李鴻章與曾國藩類似，他組織淮河農民、書生，多了平撚、定迴的功勞。左宗棠在鎮壓太平天國中隻是曾國藩的幫手，他一生中真正獨立操辦的大事，隻有一件，收迴新疆160萬平方公裏領土。
曾國藩與李鴻章打的主要是內戰，左宗棠主要打外戰，尤其最後兩年與法軍開戰，是純粹的國際戰爭。曾國藩與李鴻章屬“內戰高手”，左宗棠則是“外戰英雄”。
即使在戰爭時期，左宗棠與曾國藩、李鴻章的側重點也不一樣：曾、李落在政治運籌，傾向於衛道；左宗棠落在辦事，傾向於建設。
洋務運動的大潮中，左宗棠走在最前列。在福建時他創辦過福州船政局，成為中國海軍事業的奠基人；在陝甘時則創辦過甘肅織呢總局，這是中國西北第一家工業織布廠，也算是開發大西北的先聲。
左宗棠考慮國防建設，唿籲在新疆建省。戰爭之外，他在新疆設置開科取士的機構，不打仗的時間，不是屯田，就在種樹。在新疆時，仿照在柳莊時種柳樹的經驗，在新疆種下了槐樹、楊樹、榆樹、柳樹。其中柳樹最多，綿延千公裏，數以千萬計。
這無意中也成了左宗棠人生成功的一筆。 1879年，接任陝甘總督的楊昌浚應在肅州大營的左宗棠之約，“自涇州以西至玉關，夾道種柳，連續數千裏，綠如幃幄”，被左宗棠史無前例的美麗生態建設所感奮，當作功被千秋、澤及萬代的大事，寫下七絕《恭誦左公西行甘棠》來感嘆：“上相籌邊尚未還，湖湘子弟滿天山。新栽楊柳三千裏，引得春風度玉關。”[4]
曆史上，習慣將左宗棠與曾國藩、李鴻章並稱為“晚清中興名臣”，這種籠統的歸類劃分，模糊了他們之間的區別。
左宗棠著眼於經世致用辦大事，處江湖之遠時有慈善行動，以身作則去建設；居廟堂之高時利用手中權力搞生態建設，治理河道，辦理洋務實業。
連政敵李鴻章寫輓聯時都說：“周旋三十年，和而不同，矜而不伐，惟先生知我；焜（kun，光明）耀九重詔，文以治內，武以治外，為天下惜公。”
後句評價十分到位：左宗棠處理國內事情，顯的是“文”，菩薩心腸；處理國際爭端，用的是“武”，霹靂手段。其實，前一句並不對，李鴻章名義上是誇，是借左宗棠在自我安慰。左宗棠每次力主外戰，他總是縮在幕後“和戎”，喊暫停、拖後腿，左宗棠怎麽可能還“知”他？
尤其在處理對外事務上，左宗棠與曾國藩、李鴻章有根本區別。
曾國藩、李鴻章一生主張“和戎”。麵對外國人的侵略，他們習慣性犧牲中國人利益，充當和事佬。“天津教案”中，明明是外國傳教士涉嫌綁架中國孩童，天津民眾覺醒後才起來抗議，集結攻擊法國教會機構。曾國藩完全可以代表中國民意，向英法俄提要求，當作外事處理。但沒想到他所謂的代表朝廷，用權力鎮壓內事的習慣性方法，反過來處死中國帶頭衝擊教堂的18人，充軍流放25人，並將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革職充軍，發配到黑龍江，還賠償46萬兩白銀，派崇厚出使法國，專門去道歉。
曾國藩對內殘忍，對外仁慈，處理外事無法服眾，導致民怨沸騰。自己“外慚清議，內疚神明”，色厲內荏無力壓住。朝廷想到派李鴻章接替。
曾國藩問學生李鴻章：“你與洋人交涉，準備怎麽辦？”
李鴻章答：“我想與洋人交涉，不管什麽，隻同他打痞子腔。”
他們都以屠殺本國民眾來儆尤，按中國人的思維方式，試圖借這種方法給外國人麵子，以平息事端。全不想，外國人關心的是“藝事”， 注重的是法律條文，而不在乎“義理”、麵子。
比如，李鴻章割讓台灣時，日本談判官伊藤博文催索，他居然說：“反正台灣已經是貴國嘴裏的肉了，何必著急在這一刻呢？”
伊藤博文當即迴答：“餓極了，得馬上吞進肚裏！”
李鴻章處理外事，總以犧牲中國利益，以和為貴，因而落得 “裱糊匠”的稱號。
左宗棠恰恰“平生最恨是和戎”！
左宗棠不但戰場上憑氣魄與實力打敗了俄、法的挑戰，打出了中國人的骨氣，爭來了國家利益，就是在日常工作中，同樣敢與外國人正麵硬碰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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