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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帝國最後的「鷹派」 作者：徐誌頻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慈善心從小培養，日後慈善就會成為本能；長大再教育，慈善日後會成為理性行為。本能發自內心的，不可更改；理性來自於外在力量，有很大的隨機性。
對以戰爭起家的左宗棠，本能慈善特別重要。如果缺乏善心，心被戰火燒起來，容易走極端，一味愛好破壞。如果人格缺乏慈善，沒有同情心，追求的目標就不會誌在“心憂天下”，反倒可能 “心壞天下”。
慈善的家風，從小言傳身教、耳濡目染的慈善教育，成就了左宗棠做大事的底色，也讓他在事業做大後可以穩住。
左宗棠一生中最早最感人的愛心事跡，發生在1838年第三次會試失敗迴家的路上。
考後，他在北京轉悠了半年，無錢迴家，朋友送他300兩銀子。一兩銀子在明朝中期相當於今天600至800塊錢，清朝中晚期相當於220塊錢。
左宗棠迴湖南的路上，碰到一個老大娘欠錢，五個壯漢逼債，他當即拿出200兩替她還債。
左宗棠缺錢，卻不怎麽在乎錢，反而總不差錢。
左宗棠做陝甘總督時，職務工資加紅包，有兩萬兩，另加“養廉銀”兩萬兩，年薪四萬兩白銀，相當於今天年薪千萬。
他更多的錢，來自一個肥差：陝甘茶馬使。每年可得4萬兩。近10年下來，積累了38萬兩，他全堆在庫房裏。
怎麽花？他每月給家裏寄150兩至200兩。
11口之家，月消費200兩，放在今天，算有一套中等別墅、開奔馳的中產生活。說不上奢侈，談不上省儉。
左宗棠對家庭生活的態度，既不像嚴厲的海瑞，廉潔到家裏年年歲歲隻吃得起青菜，將艱苦樸素搞成怪癖，被黃仁宇定義為“古怪的模範官僚”，也不像李鴻章奢侈豪華，家裏常年揮金如土，完全不顧蒼生在貧困線上掙紮。
慈禧太後安排他做兩江總督，已主動暗示他為後代積財。但左宗棠不但沒有撈錢，反而將工資的95%，全部充公。
充公的方式，各種各樣，除了直接捐款，還有辦學校，或者投資國家建設。
他出手非常大氣。 1876年春，左宗棠移師肅州，將做陝甘茶馬使得來的工資38萬兩白銀，一手全部交給手下大將劉典保管。他立下字據，宣布自己財產充公。
這些錢怎麽用？他規定兩條：
一、絕對不可以挪作西征軍費；
二、下任總督到任，交點清楚，做將來西北急需之用。
這筆錢對當地老百姓起了大作用。 1906年5月，陝甘總督升允隻用掉左宗棠留下的不到一半（16萬5千兩），就在甘肅蘭州建成了黃河大鐵橋（後命名“左公橋”，至今百年仍在使用，今已改名“中山橋”。 2008年，北京奧運會火炬傳遞蘭州起跑點就在此橋）。
左宗棠還捐款辦學校。
1877年，左宗棠在蘭州城外城西北角修建了蘭州貢院。工程浩大，用工170萬個，耗時1年，材料本應投資在10萬兩以上，但左宗棠為了節省，調集閑著的軍人當民工，又發動軍隊自製材料。一個大工程下來，材料費節省到才花3000多兩。
報告上奏到工部核算，費用應該有10多萬兩，但左宗棠隻寫了3000兩，根據國家標準，這是用料不合格的工程，不能報銷。左宗棠如果硬要申請國家報銷，就得做假帳。湊個假數字報上去嗎？左宗棠不願意。他明白，做假帳的結果，是以3000兩的成本，反賺國家10萬兩，這等於開了一個以公肥私的口子。如果其他官員都來仿效，以後不知道要造出多少豆腐渣工程來。
左宗棠哈哈一笑，將報銷單私藏，自己掏工資充公了事。
拿個人錢，辦社會事，“化私為公”，左宗棠在晚清中也是個開創，這跟“抬棺上陣”收複新疆一樣，驚世駭俗。
左宗棠年輕時受錢的折磨可不少，他真的超脫了利益，將錢財看作身外之物了嗎？
左宗棠寫的《名利說》，道出了答案。
左宗棠認為：天下人做事情，都逃不過兩個目的，名與利。但哪裏有純粹的名呢，名其實也是利的一種。
作為利益的名，有三種：一是道德之名，二是文章之名，三是一藝一伎之名。
但道德之名是什麽？很懸乎。到底是人有了道德才出名，還是出了名才想起道德呢？見得多的，是道德或者在朝廷上出賣，或者在民間到處販賣，這些人不過是欺世盜名，以名求利，“歸於厚實”罷了。
至於文章之名，更加不靠譜。像王闓運那種人，不過是借文章忽悠天下，滿足自己做當代蘇秦的野心。顧炎武也是那種巧言令色的人，“負盛名招搖天下，屈吾身以適他人之耳目”，總在等待買主，沒賺到好處，又轉賣其他東西去了，像個投機分子。
一藝一伎（jì，技巧、才能）之名，就是像工人做工、農民種田、商人販賣一樣，通過具體辦事，來得到利名。這事確實很小，君子們都看不起。但他們做事，都不欺騙和侵害別人，通過自己的勞動，獲得自己的好處。這樣的利，以及這樣出名來獲利，真實可靠，既不出賣良心，也不出賣廉恥。[3]
左宗棠用自己的獨特名利觀，來處理天下事情。他希望自己像“工人做工、農民種田、商人販賣”一樣，通過自己的辛苦勞動，獲得一藝一伎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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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以戰爭起家的左宗棠，本能慈善特別重要。如果缺乏善心，心被戰火燒起來，容易走極端，一味愛好破壞。如果人格缺乏慈善，沒有同情心，追求的目標就不會誌在“心憂天下”，反倒可能 “心壞天下”。
慈善的家風，從小言傳身教、耳濡目染的慈善教育，成就了左宗棠做大事的底色，也讓他在事業做大後可以穩住。
左宗棠一生中最早最感人的愛心事跡，發生在1838年第三次會試失敗迴家的路上。
考後，他在北京轉悠了半年，無錢迴家，朋友送他300兩銀子。一兩銀子在明朝中期相當於今天600至800塊錢，清朝中晚期相當於220塊錢。
左宗棠迴湖南的路上，碰到一個老大娘欠錢，五個壯漢逼債，他當即拿出200兩替她還債。
左宗棠缺錢，卻不怎麽在乎錢，反而總不差錢。
左宗棠做陝甘總督時，職務工資加紅包，有兩萬兩，另加“養廉銀”兩萬兩，年薪四萬兩白銀，相當於今天年薪千萬。
他更多的錢，來自一個肥差：陝甘茶馬使。每年可得4萬兩。近10年下來，積累了38萬兩，他全堆在庫房裏。
怎麽花？他每月給家裏寄150兩至200兩。
11口之家，月消費200兩，放在今天，算有一套中等別墅、開奔馳的中產生活。說不上奢侈，談不上省儉。
左宗棠對家庭生活的態度，既不像嚴厲的海瑞，廉潔到家裏年年歲歲隻吃得起青菜，將艱苦樸素搞成怪癖，被黃仁宇定義為“古怪的模範官僚”，也不像李鴻章奢侈豪華，家裏常年揮金如土，完全不顧蒼生在貧困線上掙紮。
慈禧太後安排他做兩江總督，已主動暗示他為後代積財。但左宗棠不但沒有撈錢，反而將工資的95%，全部充公。
充公的方式，各種各樣，除了直接捐款，還有辦學校，或者投資國家建設。
他出手非常大氣。 1876年春，左宗棠移師肅州，將做陝甘茶馬使得來的工資38萬兩白銀，一手全部交給手下大將劉典保管。他立下字據，宣布自己財產充公。
這些錢怎麽用？他規定兩條：
一、絕對不可以挪作西征軍費；
二、下任總督到任，交點清楚，做將來西北急需之用。
這筆錢對當地老百姓起了大作用。 1906年5月，陝甘總督升允隻用掉左宗棠留下的不到一半（16萬5千兩），就在甘肅蘭州建成了黃河大鐵橋（後命名“左公橋”，至今百年仍在使用，今已改名“中山橋”。 2008年，北京奧運會火炬傳遞蘭州起跑點就在此橋）。
左宗棠還捐款辦學校。
1877年，左宗棠在蘭州城外城西北角修建了蘭州貢院。工程浩大，用工170萬個，耗時1年，材料本應投資在10萬兩以上，但左宗棠為了節省，調集閑著的軍人當民工，又發動軍隊自製材料。一個大工程下來，材料費節省到才花3000多兩。
報告上奏到工部核算，費用應該有10多萬兩，但左宗棠隻寫了3000兩，根據國家標準，這是用料不合格的工程，不能報銷。左宗棠如果硬要申請國家報銷，就得做假帳。湊個假數字報上去嗎？左宗棠不願意。他明白，做假帳的結果，是以3000兩的成本，反賺國家10萬兩，這等於開了一個以公肥私的口子。如果其他官員都來仿效，以後不知道要造出多少豆腐渣工程來。
左宗棠哈哈一笑，將報銷單私藏，自己掏工資充公了事。
拿個人錢，辦社會事，“化私為公”，左宗棠在晚清中也是個開創，這跟“抬棺上陣”收複新疆一樣，驚世駭俗。
左宗棠年輕時受錢的折磨可不少，他真的超脫了利益，將錢財看作身外之物了嗎？
左宗棠寫的《名利說》，道出了答案。
左宗棠認為：天下人做事情，都逃不過兩個目的，名與利。但哪裏有純粹的名呢，名其實也是利的一種。
作為利益的名，有三種：一是道德之名，二是文章之名，三是一藝一伎之名。
但道德之名是什麽？很懸乎。到底是人有了道德才出名，還是出了名才想起道德呢？見得多的，是道德或者在朝廷上出賣，或者在民間到處販賣，這些人不過是欺世盜名，以名求利，“歸於厚實”罷了。
至於文章之名，更加不靠譜。像王闓運那種人，不過是借文章忽悠天下，滿足自己做當代蘇秦的野心。顧炎武也是那種巧言令色的人，“負盛名招搖天下，屈吾身以適他人之耳目”，總在等待買主，沒賺到好處，又轉賣其他東西去了，像個投機分子。
一藝一伎（jì，技巧、才能）之名，就是像工人做工、農民種田、商人販賣一樣，通過具體辦事，來得到利名。這事確實很小，君子們都看不起。但他們做事，都不欺騙和侵害別人，通過自己的勞動，獲得自己的好處。這樣的利，以及這樣出名來獲利，真實可靠，既不出賣良心，也不出賣廉恥。[3]
左宗棠用自己的獨特名利觀，來處理天下事情。他希望自己像“工人做工、農民種田、商人販賣”一樣，通過自己的辛苦勞動，獲得一藝一伎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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