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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帝國最後的「鷹派」 作者：徐誌頻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曾國藩受教育路徑與左宗棠完全不一樣。曾國藩一直是體製內薰陶出來的，儒家文化的孝臣忠君思想，在日夜的跪拜與磕頭中，幾乎已經沉澱為他的基因螺旋。“戰戰兢兢，即生時不忘地獄”，封建官僚的規矩、保守、固化程序，讓他瞻前顧後，喪失了“豪雄蓋代”的氣概。
以曾國藩謹慎的性格，對奪權成功後，能不能穩住陣腳，維繫長久，也沒有多少把握。湘勇內部有分裂的可能性，淮軍勢力脫離出去也會對自己造成威脅，八旗騎兵主力在北方依然存在，撚軍起義、迴民叛亂，西方列強的眈眈虎視，曾國藩都會將它考慮成政治與軍事風險。
而且事前他沒有這個打算。事非預不立，曾國藩辦團練時理想就是衛道，而沒有想過倒戈，中途也就沒有夾帶掛羊頭賣狗肉的事，比方暗地囤積軍隊，專留作推翻朝廷用。臨時變動計劃，會多麽粗糙難成啊。
作為湘勇統帥，周全考慮下來，還有一個深層的問題，就是真正的政治綱領，他們沒有。
太平天國往小處說有“天朝田畝製度”，往中處說有“資政新篇”，往大處說有人人平等的“天國理想”。
湘勇如果奪權成功，也不過是改朝換代，甚至隻是朝代的中期過渡，也就是打倒老皇帝，自立新皇帝，弄出個“後清”政權。這在當時可以過把皇帝癮。除了疊床架屋瞎折騰，曆史進步作用，幾乎沒有。
不錯，曾國藩與左宗棠發起的洋務運動，是經世致用的科學與技術思想的實踐，屬於新鮮血液，正能量，能引領未來。但純粹的科學與技術，不能當作引領政權的意識形態。
何況，曾國藩創辦洋務運動，目的隻在維護政權穩定。 1861年，他創辦安慶內軍械所，是中國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的第一個軍事工業企業，隻生產子彈、火藥、槍炮。這與左宗棠創辦甘肅呢織總局，專注民生大異其趣。而不著眼民生，先軍政治，這樣的政權沒有未來。
事實上，慈禧發動辛酉政變後，之所以垂簾聽政成功，正在於對政權製度有創新，她的權力結構，有內閣責任製的特點：皇帝保留問責權，辦事實權在宰相手中，五個軍機大臣，行使宰相職權，已經打破了皇權獨裁。
曆史的潮流，天下的大勢，逼得皇權現在必須下放分權。 19世紀60年代的中國，洋務運動帶來新的市場經濟初步形態，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民主共和開始萌芽。誰能在意識形態上引領未來，誰就能掌握主動權。
顯然，精通傳統儒學的曾國藩不懂得這些。他所以辦洋務，因為在技術上他信奉經世致用，但作為整個滿清王朝第一號的理學大師，在意識形態上，他是集權政治的忠實擁護者。這一點《討粵匪檄》已經說得很明白。太平天國即使被他定義的邪教，但多少有資本主義的內容。而曾國藩剛好對這些資本主義的新東西最排斥，他用三千年前周朝的“華夷之辨”，來處理中西文化的衝突。用“東夷、南蠻、西戎、北狄”，拱立一個睥睨天下的天朝上國，這種極度保守的觀念，與國門已經洞開，時代需要平等、民主、自由的改革開放意識，完全在反其道而行！
所以，湘勇無論是否奪權，無論奪權是否成功，意義都不大。
湘官們密謀問鼎，隻能心中想想，變不成行動。
這也註定了，左宗棠還要與朝廷合作。通過政府這個平台，繼續去實現自己的抱負。
在國家與社會完全混同的19世紀的中國，官職與爵位，讓左宗棠與普通官僚無異。諸葛亮是一個國家理想主義者，現在的官員左宗棠，最醒目的價值，在於他樸素的國家理想主義追求。
左宗棠心憂天下，憂的是天下蒼生的幸福，這種政治理想，是範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發展。
清朝這座大房子，在迎風搖晃。憂心的左宗棠要馬上趕過去，打下地基，建造樑柱，支撐這座將傾的大屋。
一個擅長打地基、造樑柱的“建築工”，聲稱必須多造頂樑柱才能救朝廷，這時碰到一個專門搞粉刷的“裱糊匠”，此人聲稱給腐朽木刷紅漆、粉飾太平才能救朝廷。
“建築工”碰到“裱糊匠”，狹路相逢，都要對這座房屋來做修理，之間會發生怎樣的激烈爭鬥？
中國邊防保衛戰，即將打響。
[1] 清朝皇帝在承德時的寢宮。建於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康熙皇帝曾說這裏“四圍秀嶺，十裏澄湖，致有爽氣”，題名“煙波致爽”，將它列為三十六景的第一景。 1860年，英法聯軍入侵北京，鹹豐皇帝攜東、西等後妃出北京至熱河避難，居於此殿。
[2]這次政變，因同治熱河登極後擬定年號為“祺祥”，故史稱“祺祥政變”；這年為辛酉年，又稱“辛酉政變”；因政變發生在北京，又稱為“北京政變”。
“辛酉政變”是君權與相權的一次大的衝突，兩宮皇太後和恭親王奕訢表現了手腕，也迎合了曆史潮流。經過“辛酉政變”，否定“贊襄政務”的顧命大臣，由慈安皇太後與慈禧皇太後垂簾聽政，這是重大的改製，皇權由此出現二元：議政王奕訢總攬朝政，皇太後總裁懿定。這個體製最大的特點是皇太後與奕訢聯合主政，但後來逐漸演變為慈禧獨攬朝政。隨之產生一個新製度：領班軍機大臣由親貴擔任，軍機大臣有滿族兩人、漢族兩人，大體維持了這種五人的軍機結構局麵，左宗棠後來就在這種體製裏做軍機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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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曾國藩謹慎的性格，對奪權成功後，能不能穩住陣腳，維繫長久，也沒有多少把握。湘勇內部有分裂的可能性，淮軍勢力脫離出去也會對自己造成威脅，八旗騎兵主力在北方依然存在，撚軍起義、迴民叛亂，西方列強的眈眈虎視，曾國藩都會將它考慮成政治與軍事風險。
而且事前他沒有這個打算。事非預不立，曾國藩辦團練時理想就是衛道，而沒有想過倒戈，中途也就沒有夾帶掛羊頭賣狗肉的事，比方暗地囤積軍隊，專留作推翻朝廷用。臨時變動計劃，會多麽粗糙難成啊。
作為湘勇統帥，周全考慮下來，還有一個深層的問題，就是真正的政治綱領，他們沒有。
太平天國往小處說有“天朝田畝製度”，往中處說有“資政新篇”，往大處說有人人平等的“天國理想”。
湘勇如果奪權成功，也不過是改朝換代，甚至隻是朝代的中期過渡，也就是打倒老皇帝，自立新皇帝，弄出個“後清”政權。這在當時可以過把皇帝癮。除了疊床架屋瞎折騰，曆史進步作用，幾乎沒有。
不錯，曾國藩與左宗棠發起的洋務運動，是經世致用的科學與技術思想的實踐，屬於新鮮血液，正能量，能引領未來。但純粹的科學與技術，不能當作引領政權的意識形態。
何況，曾國藩創辦洋務運動，目的隻在維護政權穩定。 1861年，他創辦安慶內軍械所，是中國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的第一個軍事工業企業，隻生產子彈、火藥、槍炮。這與左宗棠創辦甘肅呢織總局，專注民生大異其趣。而不著眼民生，先軍政治，這樣的政權沒有未來。
事實上，慈禧發動辛酉政變後，之所以垂簾聽政成功，正在於對政權製度有創新，她的權力結構，有內閣責任製的特點：皇帝保留問責權，辦事實權在宰相手中，五個軍機大臣，行使宰相職權，已經打破了皇權獨裁。
曆史的潮流，天下的大勢，逼得皇權現在必須下放分權。 19世紀60年代的中國，洋務運動帶來新的市場經濟初步形態，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民主共和開始萌芽。誰能在意識形態上引領未來，誰就能掌握主動權。
顯然，精通傳統儒學的曾國藩不懂得這些。他所以辦洋務，因為在技術上他信奉經世致用，但作為整個滿清王朝第一號的理學大師，在意識形態上，他是集權政治的忠實擁護者。這一點《討粵匪檄》已經說得很明白。太平天國即使被他定義的邪教，但多少有資本主義的內容。而曾國藩剛好對這些資本主義的新東西最排斥，他用三千年前周朝的“華夷之辨”，來處理中西文化的衝突。用“東夷、南蠻、西戎、北狄”，拱立一個睥睨天下的天朝上國，這種極度保守的觀念，與國門已經洞開，時代需要平等、民主、自由的改革開放意識，完全在反其道而行！
所以，湘勇無論是否奪權，無論奪權是否成功，意義都不大。
湘官們密謀問鼎，隻能心中想想，變不成行動。
這也註定了，左宗棠還要與朝廷合作。通過政府這個平台，繼續去實現自己的抱負。
在國家與社會完全混同的19世紀的中國，官職與爵位，讓左宗棠與普通官僚無異。諸葛亮是一個國家理想主義者，現在的官員左宗棠，最醒目的價值，在於他樸素的國家理想主義追求。
左宗棠心憂天下，憂的是天下蒼生的幸福，這種政治理想，是範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發展。
清朝這座大房子，在迎風搖晃。憂心的左宗棠要馬上趕過去，打下地基，建造樑柱，支撐這座將傾的大屋。
一個擅長打地基、造樑柱的“建築工”，聲稱必須多造頂樑柱才能救朝廷，這時碰到一個專門搞粉刷的“裱糊匠”，此人聲稱給腐朽木刷紅漆、粉飾太平才能救朝廷。
“建築工”碰到“裱糊匠”，狹路相逢，都要對這座房屋來做修理，之間會發生怎樣的激烈爭鬥？
中國邊防保衛戰，即將打響。
[1] 清朝皇帝在承德時的寢宮。建於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康熙皇帝曾說這裏“四圍秀嶺，十裏澄湖，致有爽氣”，題名“煙波致爽”，將它列為三十六景的第一景。 1860年，英法聯軍入侵北京，鹹豐皇帝攜東、西等後妃出北京至熱河避難，居於此殿。
[2]這次政變，因同治熱河登極後擬定年號為“祺祥”，故史稱“祺祥政變”；這年為辛酉年，又稱“辛酉政變”；因政變發生在北京，又稱為“北京政變”。
“辛酉政變”是君權與相權的一次大的衝突，兩宮皇太後和恭親王奕訢表現了手腕，也迎合了曆史潮流。經過“辛酉政變”，否定“贊襄政務”的顧命大臣，由慈安皇太後與慈禧皇太後垂簾聽政，這是重大的改製，皇權由此出現二元：議政王奕訢總攬朝政，皇太後總裁懿定。這個體製最大的特點是皇太後與奕訢聯合主政，但後來逐漸演變為慈禧獨攬朝政。隨之產生一個新製度：領班軍機大臣由親貴擔任，軍機大臣有滿族兩人、漢族兩人，大體維持了這種五人的軍機結構局麵，左宗棠後來就在這種體製裏做軍機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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