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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帝國最後的「鷹派」 作者：徐誌頻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外人看來，曾國藩既不近人情，更不可理喻。
理學大師將自己的情感、欲望嚴嚴實實地包裹起來，終於讓人越看越模糊。
曾國藩為什麽生怕別人來勸他當皇帝？
未可問焉
曾國藩與左宗棠同是湘官集團裏舉足輕重的人物，一言一行可以興邦，一言一行可以喪邦。
所以，當胡林翼將左宗棠的對聯給到他後，沒有當場答覆。
過幾天後，胡林翼要給左宗棠迴音，曾國藩琢磨著改了一個字：“似可問焉”改成了“未可問焉”。
曾國藩改好後迅速給胡林翼瞄了一眼，馬上點火燒掉。
他怕留下證據。
這一改，意思就完全反了。他勸左宗棠不要猛狼打起病虎的主意，放棄倒戈奪權。
曾國藩為什麽勸阻，還要燒掉？
與朝廷對他早有防備有關。前麵述及，曾國藩第一次督湘勇打下武漢，鹹豐帝喜出望外，在奏摺上批示說：“覽奏感慰實深，獲此大勝殊非意料所及。”當即發布新的任命，叫曾國藩署理湖北巡撫。他還對軍機大臣們說，軍興以來，出征將帥連戰皆敗，而曾國藩以一書生，竟能建此奇功。軍機大臣出來提醒，鹹豐皇帝馬上收迴任命，而改授“兵部侍郎”空銜。
朝廷對湘勇的態度，一直矛盾加猶豫。一方麵，恨不得湘勇強大，可以一夜間剿滅太平軍；另一方麵，又非常擔心它強大起來，某天擁兵自重，揮師北上，將刀架上自己的脖子。
湘勇不是“經製兵”，非國家正式軍隊，他們跟太平軍一樣，起於隴畝，經費自理，唯一的不同，是槍口對誰的問題；太平軍專心來消滅朝廷，湘勇在幫朝廷作戰。
隻要湘勇調轉槍口，就成了“湘勇天國”。而朝廷在軍費、糧餉、編製上，對它根本無法管製，這正是擔心的根源。
曾國藩不能說對倒戈奪權之計全無想法。他考慮後，發現不行。根本的原因，首先在自己的旗子上。
1853年，曾國藩一介書生領兵，起兵之時，就在出征檄文道出了他興師的理由，是太平天國引進“拜上帝教”，根本是個邪教，將中國傳統的道統全部破壞了，弄得“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道統既壞，曾國藩要以捍衛文化的名義，來驅邪立正。
為了說明起兵的合法性，他將正義性進一步擴大化，說：“將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為之所也”。天下凡是讀書識字的人，都不能再袖手旁觀，而應該站出來捍衛道統、文化。而我曾國藩不過是這千百個讀書識字人中的一個。
中國古代有名教，名教崇拜文字，認為字有靈性。出師的名義，落紙成文字，既是號令部隊的旗幟，也是對外宣傳的文告，還是百年後的墓誌銘。既不好改，也不能改。
比較三國，蜀國的政治綱領是“興複漢室”，劉備早期一直打中山靖王劉勝的牌子。但劉備骨子裏的目的，並不是要“興複漢室”，而是要先“三分漢室”，再“自創漢室”。
但口號既然弄得天下皆知，道德正義就成了他的立國之本。為了這個口號，諸葛亮明明知道“漢室不可複興，曹操不可卒除”，迫於道德前後要保持一致的壓力，不得不六出祁山，窮兵黷武，霸蠻去“興複漢室”，最後將自己弄成個軍事實力跟不上個人能力的好戰分子似的。
蜀國是被立國之前這個政治綱領拖累亡國的。
曾國藩熟讀“三國”，看清了這點。他是文人，通曆史，重倫常，內心顧忌感很大，不可能像五代後周武夫趙匡胤上演陳橋兵變，黃袍加身自立為帝。
左宗棠極力主薦湘勇倒戈奪權，就是另外一迴事了。
對左宗棠來說，則沒有任何道德的壓力。
他既非進士出身，也非體製內成長起來的高官。他的民間獨立身份一直明顯：跟張亮基合作，他是打醬油的；跟駱秉章合作，他是幫忙的。相見則同歡，不歡各分散。他沒有發布任何檄文，也沒有以任何口號，來號令屬下衛道。他所以出山打天平軍，目的是“保衛桑梓”，熱愛家鄉跟保衛政府，沒有多少關係。
曾國藩的道，是程朱理學，“存天理，去人慾”。曾國藩將人所有自然的、本能的、真實的一麵，全部按照國家意識形態的需要，而刻意地扭曲、改變、掩蓋，真實的曾國藩，雲遮霧罩，雲深不知處。
左宗棠的道，是孔孟儒學，“求真理，立功業”。
信奉“經世致用”，是“求真理”的理論基礎，一心夢想做當代諸葛亮，是“立功業”的行動基礎。這些都不可能被集權的意識形態所桎梏住。
但曾國藩即使奪權成功，隻會被後人歸為王莽一類。已經位極人臣，權力的誘惑，無法激發他再生出巨大的貪婪心。而奪權的目的，無非想名垂青史。現在湘勇已經功勳卓著，順其自然做下去就可以名垂青史，倒戈奪權反倒可能遺臭萬年，不如不動。
“不為聖賢，便為禽獸”，就是曾國藩反覆權衡倒戈利弊後，得出來的堅定結論。
即使這些顧慮用“打落牙齒和血吞”的莽撞與冒險可以全部消除，就曾國藩本人受到的教育，也決定他做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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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大師將自己的情感、欲望嚴嚴實實地包裹起來，終於讓人越看越模糊。
曾國藩為什麽生怕別人來勸他當皇帝？
未可問焉
曾國藩與左宗棠同是湘官集團裏舉足輕重的人物，一言一行可以興邦，一言一行可以喪邦。
所以，當胡林翼將左宗棠的對聯給到他後，沒有當場答覆。
過幾天後，胡林翼要給左宗棠迴音，曾國藩琢磨著改了一個字：“似可問焉”改成了“未可問焉”。
曾國藩改好後迅速給胡林翼瞄了一眼，馬上點火燒掉。
他怕留下證據。
這一改，意思就完全反了。他勸左宗棠不要猛狼打起病虎的主意，放棄倒戈奪權。
曾國藩為什麽勸阻，還要燒掉？
與朝廷對他早有防備有關。前麵述及，曾國藩第一次督湘勇打下武漢，鹹豐帝喜出望外，在奏摺上批示說：“覽奏感慰實深，獲此大勝殊非意料所及。”當即發布新的任命，叫曾國藩署理湖北巡撫。他還對軍機大臣們說，軍興以來，出征將帥連戰皆敗，而曾國藩以一書生，竟能建此奇功。軍機大臣出來提醒，鹹豐皇帝馬上收迴任命，而改授“兵部侍郎”空銜。
朝廷對湘勇的態度，一直矛盾加猶豫。一方麵，恨不得湘勇強大，可以一夜間剿滅太平軍；另一方麵，又非常擔心它強大起來，某天擁兵自重，揮師北上，將刀架上自己的脖子。
湘勇不是“經製兵”，非國家正式軍隊，他們跟太平軍一樣，起於隴畝，經費自理，唯一的不同，是槍口對誰的問題；太平軍專心來消滅朝廷，湘勇在幫朝廷作戰。
隻要湘勇調轉槍口，就成了“湘勇天國”。而朝廷在軍費、糧餉、編製上，對它根本無法管製，這正是擔心的根源。
曾國藩不能說對倒戈奪權之計全無想法。他考慮後，發現不行。根本的原因，首先在自己的旗子上。
1853年，曾國藩一介書生領兵，起兵之時，就在出征檄文道出了他興師的理由，是太平天國引進“拜上帝教”，根本是個邪教，將中國傳統的道統全部破壞了，弄得“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道統既壞，曾國藩要以捍衛文化的名義，來驅邪立正。
為了說明起兵的合法性，他將正義性進一步擴大化，說：“將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為之所也”。天下凡是讀書識字的人，都不能再袖手旁觀，而應該站出來捍衛道統、文化。而我曾國藩不過是這千百個讀書識字人中的一個。
中國古代有名教，名教崇拜文字，認為字有靈性。出師的名義，落紙成文字，既是號令部隊的旗幟，也是對外宣傳的文告，還是百年後的墓誌銘。既不好改，也不能改。
比較三國，蜀國的政治綱領是“興複漢室”，劉備早期一直打中山靖王劉勝的牌子。但劉備骨子裏的目的，並不是要“興複漢室”，而是要先“三分漢室”，再“自創漢室”。
但口號既然弄得天下皆知，道德正義就成了他的立國之本。為了這個口號，諸葛亮明明知道“漢室不可複興，曹操不可卒除”，迫於道德前後要保持一致的壓力，不得不六出祁山，窮兵黷武，霸蠻去“興複漢室”，最後將自己弄成個軍事實力跟不上個人能力的好戰分子似的。
蜀國是被立國之前這個政治綱領拖累亡國的。
曾國藩熟讀“三國”，看清了這點。他是文人，通曆史，重倫常，內心顧忌感很大，不可能像五代後周武夫趙匡胤上演陳橋兵變，黃袍加身自立為帝。
左宗棠極力主薦湘勇倒戈奪權，就是另外一迴事了。
對左宗棠來說，則沒有任何道德的壓力。
他既非進士出身，也非體製內成長起來的高官。他的民間獨立身份一直明顯：跟張亮基合作，他是打醬油的；跟駱秉章合作，他是幫忙的。相見則同歡，不歡各分散。他沒有發布任何檄文，也沒有以任何口號，來號令屬下衛道。他所以出山打天平軍，目的是“保衛桑梓”，熱愛家鄉跟保衛政府，沒有多少關係。
曾國藩的道，是程朱理學，“存天理，去人慾”。曾國藩將人所有自然的、本能的、真實的一麵，全部按照國家意識形態的需要，而刻意地扭曲、改變、掩蓋，真實的曾國藩，雲遮霧罩，雲深不知處。
左宗棠的道，是孔孟儒學，“求真理，立功業”。
信奉“經世致用”，是“求真理”的理論基礎，一心夢想做當代諸葛亮，是“立功業”的行動基礎。這些都不可能被集權的意識形態所桎梏住。
但曾國藩即使奪權成功，隻會被後人歸為王莽一類。已經位極人臣，權力的誘惑，無法激發他再生出巨大的貪婪心。而奪權的目的，無非想名垂青史。現在湘勇已經功勳卓著，順其自然做下去就可以名垂青史，倒戈奪權反倒可能遺臭萬年，不如不動。
“不為聖賢，便為禽獸”，就是曾國藩反覆權衡倒戈利弊後，得出來的堅定結論。
即使這些顧慮用“打落牙齒和血吞”的莽撞與冒險可以全部消除，就曾國藩本人受到的教育，也決定他做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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