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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帝國最後的「鷹派」 作者：徐誌頻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人情與關係組建起來的烏合之眾，跟八旗子弟還有什麽區別呢？左宗棠跟清兵將領還能有什麽兩樣？既然彼此一樣，左宗棠這個獨立民間人士，還有什麽存在的必要！
原則問題，口子不能亂開。開錯一個螞蟻大的小口子，會造成千裏黃河全線崩堤。原則問題上，必須以斬釘截鐵的態度拒絕，這樣得罪人隻有一次，人家隻說左宗棠絕情；口子一開，再拒絕就要在同一個事情上得罪人無數次，人家會舉出左宗棠一百個不對。反正要被人罵，左宗棠是願意被人罵一句呢，還是願意被人家罵你一百句？誰都免不了要得罪人，如果什麽人都不想得罪，就隻有容忍別人無數次來得罪你。
左宗棠因為這種剛直、率真、不受束縛的獨立個性，居然無意間成就了這樣一種在當時最先進的製度。
駱秉章為這樣一種創新，承受的壓力超乎想像。當對左宗棠大權獨斷的批評難攪動他，就會對他個人的非議就鋪天蓋地襲來。評價他“才不勝其德”，“年老平庸”，“廉靜寡慾，而乏剛果有為之誌”。甚至連肅順、郭嵩燾這樣的明眼人，也看花了眼，幹脆說：“駱秉章之功，皆左宗棠之功也。”
左宗棠知道，不能再聽任這些意見瘋長了。他得對駱秉章作出一個中肯評價，以終止謠言傷害。他說：駱秉章的道德品質與政治才幹多到寫不完，帶兵打仗的本領也絕對不弱。（“德政既不勝書，武節亦非所短。”）這下大家才明白過來：原來駱秉章無為而治，表麵上不動聲色，肚子裏盡是才幹。
其實駱秉章一點沒閑著。兵馬未動，糧草先行，開門打仗第一件事，是籌錢。湖南作為中部閉塞省份，政府口袋也沒有餘錢。駱秉章從“短於治亂”中脫身出來，發揮他“長於治理”的長處，與左宗棠共同策劃，在後勤一塊，辦了兩件大事：一，減漕；二，抽厘。用今天話說，就是開創在全省收商業稅和流通交易稅。
駱秉章這兩件事辦得怎麽樣？向來對官員挑刺的王闓運，這樣評價：“駱秉章用左宗棠議，首減湘潭浮折漕糧，定軍需公費，先私取十五者，率改為公取一，藩司以下大讙（通假字，同“歡”）。時湖南阻亂，事專於巡撫，秉章決行之，遂通改漕章，歲增銀二十餘萬，民乃得減賦數百萬。武昌既複，林翼複效行之。及曾國藩在江西，亦效行之”。
駱秉章開創了政府靠稅收支撐軍費開支的先河，胡林翼和曾國藩後來都仿效他這個辦法，解決了湘勇軍餉難題，駱巡撫的才幹，可見一斑。
為了保持自己完整的獨立性，左宗棠這邊也不容易。首先一條，他不能受駱秉章“關聘”，自然也沒有工資。怎麽養活家裏12口人？關鍵時候，胡林翼又來幫忙了。
胡林翼和駱秉章商量，兩人各從私人腰包裏掏出500兩銀子，由駱秉章負責尋買宅院。駱秉章相中了城北司馬橋的一處宅院。
司馬橋宅院買下來後，左宗棠給它取名叫左公館。
左公館是個兩進院子，有二十多間房子，房前屋後還有一片菜地，幾畝池塘，雖近城市，卻似山村，遠離鬧市，又在城裏，到巡撫衙門又不算太遠，有些柳莊味道，左宗棠住得稱心如意。
胡林翼又通過渠道去籌錢，讓左宗棠每月可拿到30多兩銀子，解決家庭後顧之憂。
解決了這些實際問題，駱秉章與左宗棠就可以放開手腳合作了。
這是一種完全雙贏的合作，結果是，駱秉章成就了左宗棠，讓他找到了做事的平台，實現“身無半畝，心憂天下”的抱負，向榜樣諸葛亮看齊，名揚天下；左宗棠也成就了駱秉章，讓他既避用自短，免在戰場喪命，又取得了政績，還名垂青史。
有了駱秉章的全麵信任與放權，加上曾國藩、胡林翼、郭嵩燾等一班湘籍官員的鐵心支持，左宗棠膽子越來越大，步子越邁越快，他決定對清朝官場來一場改革。
猛牛欲鬥虎，猛龍必過江。左宗棠憑著一腔熱血，以諸葛亮當年冒險過江東的勇氣，對滿官集團進行清肅整頓。
“倒楊”陽謀
左宗棠發起對滿官集團的挑戰，全由清朝的軍隊製度惹起。
清朝軍隊，實行的是八旗加綠營製度。[9]
八旗成立之初，都有些驍勇善戰的角兒。但到了晚清，他們已徹底失去祖先的鋒芒。八旗子弟憑藉祖宗福蔭，領著月錢，遊手好閑，好逸惡勞，沾染惡習。每天打茶圍、蓄畫眉、玩票、賭博，鬥蟋蟀，放風箏，坐茶館，從早到晚，吃喝嫖賭，成了紈絝子弟的代名詞。
綠營呢，在清代中期以前，一直都是精銳部隊。但國家久不打仗，營務逐漸廢弛，軍隊逐漸腐敗。到嘉慶初年鎮壓川、楚白蓮教起義，本以為他們是馬，拿出來一遛，才發現已變成羊。到鎮壓太平天國，逢戰必敗，由羊縮成了鼠，弄得皇帝天天揪心。
八旗、綠營百足之蟲，死而不僵，還在生息、繁衍。軍一代、軍二代，軍n代，其實都是“坑爹坑祖宗一代”。他們由掌握軍事而掌控政治，壟斷國家權力資源。
正是能力與權力嚴重錯位，太平天國才有機會起來打翻他們。湘勇崛起，正是八旗、綠營完全無能情況下的產物。如果八旗、綠營都還勢大力沉，哪有養兵百萬的朝廷，荒唐到要靠“教育部副部長”組織一幫農民用幹農活的鋤頭耙頭來挽救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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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問題，口子不能亂開。開錯一個螞蟻大的小口子，會造成千裏黃河全線崩堤。原則問題上，必須以斬釘截鐵的態度拒絕，這樣得罪人隻有一次，人家隻說左宗棠絕情；口子一開，再拒絕就要在同一個事情上得罪人無數次，人家會舉出左宗棠一百個不對。反正要被人罵，左宗棠是願意被人罵一句呢，還是願意被人家罵你一百句？誰都免不了要得罪人，如果什麽人都不想得罪，就隻有容忍別人無數次來得罪你。
左宗棠因為這種剛直、率真、不受束縛的獨立個性，居然無意間成就了這樣一種在當時最先進的製度。
駱秉章為這樣一種創新，承受的壓力超乎想像。當對左宗棠大權獨斷的批評難攪動他，就會對他個人的非議就鋪天蓋地襲來。評價他“才不勝其德”，“年老平庸”，“廉靜寡慾，而乏剛果有為之誌”。甚至連肅順、郭嵩燾這樣的明眼人，也看花了眼，幹脆說：“駱秉章之功，皆左宗棠之功也。”
左宗棠知道，不能再聽任這些意見瘋長了。他得對駱秉章作出一個中肯評價，以終止謠言傷害。他說：駱秉章的道德品質與政治才幹多到寫不完，帶兵打仗的本領也絕對不弱。（“德政既不勝書，武節亦非所短。”）這下大家才明白過來：原來駱秉章無為而治，表麵上不動聲色，肚子裏盡是才幹。
其實駱秉章一點沒閑著。兵馬未動，糧草先行，開門打仗第一件事，是籌錢。湖南作為中部閉塞省份，政府口袋也沒有餘錢。駱秉章從“短於治亂”中脫身出來，發揮他“長於治理”的長處，與左宗棠共同策劃，在後勤一塊，辦了兩件大事：一，減漕；二，抽厘。用今天話說，就是開創在全省收商業稅和流通交易稅。
駱秉章這兩件事辦得怎麽樣？向來對官員挑刺的王闓運，這樣評價：“駱秉章用左宗棠議，首減湘潭浮折漕糧，定軍需公費，先私取十五者，率改為公取一，藩司以下大讙（通假字，同“歡”）。時湖南阻亂，事專於巡撫，秉章決行之，遂通改漕章，歲增銀二十餘萬，民乃得減賦數百萬。武昌既複，林翼複效行之。及曾國藩在江西，亦效行之”。
駱秉章開創了政府靠稅收支撐軍費開支的先河，胡林翼和曾國藩後來都仿效他這個辦法，解決了湘勇軍餉難題，駱巡撫的才幹，可見一斑。
為了保持自己完整的獨立性，左宗棠這邊也不容易。首先一條，他不能受駱秉章“關聘”，自然也沒有工資。怎麽養活家裏12口人？關鍵時候，胡林翼又來幫忙了。
胡林翼和駱秉章商量，兩人各從私人腰包裏掏出500兩銀子，由駱秉章負責尋買宅院。駱秉章相中了城北司馬橋的一處宅院。
司馬橋宅院買下來後，左宗棠給它取名叫左公館。
左公館是個兩進院子，有二十多間房子，房前屋後還有一片菜地，幾畝池塘，雖近城市，卻似山村，遠離鬧市，又在城裏，到巡撫衙門又不算太遠，有些柳莊味道，左宗棠住得稱心如意。
胡林翼又通過渠道去籌錢，讓左宗棠每月可拿到30多兩銀子，解決家庭後顧之憂。
解決了這些實際問題，駱秉章與左宗棠就可以放開手腳合作了。
這是一種完全雙贏的合作，結果是，駱秉章成就了左宗棠，讓他找到了做事的平台，實現“身無半畝，心憂天下”的抱負，向榜樣諸葛亮看齊，名揚天下；左宗棠也成就了駱秉章，讓他既避用自短，免在戰場喪命，又取得了政績，還名垂青史。
有了駱秉章的全麵信任與放權，加上曾國藩、胡林翼、郭嵩燾等一班湘籍官員的鐵心支持，左宗棠膽子越來越大，步子越邁越快，他決定對清朝官場來一場改革。
猛牛欲鬥虎，猛龍必過江。左宗棠憑著一腔熱血，以諸葛亮當年冒險過江東的勇氣，對滿官集團進行清肅整頓。
“倒楊”陽謀
左宗棠發起對滿官集團的挑戰，全由清朝的軍隊製度惹起。
清朝軍隊，實行的是八旗加綠營製度。[9]
八旗成立之初，都有些驍勇善戰的角兒。但到了晚清，他們已徹底失去祖先的鋒芒。八旗子弟憑藉祖宗福蔭，領著月錢，遊手好閑，好逸惡勞，沾染惡習。每天打茶圍、蓄畫眉、玩票、賭博，鬥蟋蟀，放風箏，坐茶館，從早到晚，吃喝嫖賭，成了紈絝子弟的代名詞。
綠營呢，在清代中期以前，一直都是精銳部隊。但國家久不打仗，營務逐漸廢弛，軍隊逐漸腐敗。到嘉慶初年鎮壓川、楚白蓮教起義，本以為他們是馬，拿出來一遛，才發現已變成羊。到鎮壓太平天國，逢戰必敗，由羊縮成了鼠，弄得皇帝天天揪心。
八旗、綠營百足之蟲，死而不僵，還在生息、繁衍。軍一代、軍二代，軍n代，其實都是“坑爹坑祖宗一代”。他們由掌握軍事而掌控政治，壟斷國家權力資源。
正是能力與權力嚴重錯位，太平天國才有機會起來打翻他們。湘勇崛起，正是八旗、綠營完全無能情況下的產物。如果八旗、綠營都還勢大力沉，哪有養兵百萬的朝廷，荒唐到要靠“教育部副部長”組織一幫農民用幹農活的鋤頭耙頭來挽救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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