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戈爾，雅科夫列夫的情況要複雜一些。他後來解釋說自己辭職是為獨立、自主，為他不屬於那"一批人"而報仇。
雅科夫列夫的仕途升遷，首先應歸功於改革。戈巴契夫時代推舉丁他和那個時期的其他許多人，比如，《星火》前任編輯維塔利·科羅基奇、曆史學家尤裏·阿法納西耶夫、法學家阿納托利·索布恰克、經濟學家加夫裏爾·波波夫，都享有很高的社會聲望。葉戈爾·雅科夫列夫曾是《莫斯科新聞》周刊的主編，叛亂之後，戈巴契夫同我商量委派他去主持"奧斯坦基諾"電視台的工作。戈巴契夫在1991年12月下台，雅科夫列夫繼續留任中央電視台台長職務。這個安排使我非常滿意。我願意同這位有獨立主見的、性格堅強的、有才幹的人工作，更何況他是在這種崗位上。
我用簽署了關於撤銷雅科夫列夫職務的命令的第一個方案，在措辭上頗費腦筋：就像在以往那些善良的時代一樣，因工作上的混亂和在政治上對某個問題的闡述錯誤。我最氣憤的是，因為一次廣播，奧塞梯的領導人加拉佐夫就敵對地沖俄羅斯總統而來。這件事發生在聯邦蘇維埃會議上，其他共和國的領導人也齊聲支持他。為同高加索自治州建立友好的事務聯繫，我們付出了多少精力啊！……後來隻好改變措辭，當然結果不是很漂亮，但我突然明白，我不再改變撤職命令，決定在我的腦海裏不知不覺地形成了，盡管表麵上與雅科夫列夫沒有發生過任何爭執。
看來，這裏指的主要是因1992年6月12日夏天強攻"奧斯坦基諾"而引起的、我所經曆的那次精神震動。我懂得了既然圍繞著電視台演了這麽大一齣戲，那麽"奧斯坦基諾"幾乎是一個"核電鈕"。在這個"電鈕"旁應安排一位另一種個性的人，而不是一位神經質的思想家。
當然，因為這一行動，我遭到了許多指責，盡管說實話，在雅科夫列夫辭職後，電視台的第一套節目幾乎沒有什麽變化，還是那些電視連續劇，還是那個政治，還是那些廣告。
唯一讓我罵自己的是，沒有找到時間更主要是精力去見見時戈爾·雅科夫列夫，同他進行正常的關心體貼的談話。我對他個人還是很有好感的。
＊＊＊
第八次代表大會基本上把哈斯布拉托夫和佐爾金塞給了我。我沒有把這次大會列入計劃，也就是說"沒有安排"。有一種磨洋工的感覺。
然而，第二個迴合就是第二個迴合，必須為自己的整頓、為自己的部長們、為補充的權力、為全民公決……而鬥爭。應當作出決定。
我又開始同代表們、各黨團和政治運動的代表們會見。同"公民聯盟"的會見是冷淡的。給人一種感覺，他們現在已經準備以實力的地位談話，隻是時間因索讓他們有所收斂，時間有點尚早。還有一種對立的感覺，我就像小學生似地站在他們麵前，數說著自己所犯的某些過錯。
同民主黨聯盟的對話完全是另外一個樣子。甚至最尖銳的批評，在這裏聽起來都是那樣的輕鬆、心平氣和。對我來說，聲調最重要。讓人們批評好了，但這是值得的。他們把你看作人，而不是你的職權。
民主派的建議最嚴酷：不等代表大會的召開就解散全俄羅斯的蘇維埃，實行總統製，當然，問題不能這麽提出。國家目前還有足夠的力量去要製止反憲法活動、戰鬥員的囂張和紅色恐怖。問題在於另一點，代表大會把我們帶進了死胡同。怎樣才能根據憲法擺脫這種困境？
再就是會見全體代表，這裏不存在惡毒的語調、無禮和過激行為。來者進行了相當心平氣和的交談。
為什麽代表們要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最後確定自己的選擇，決定同哈斯布拉托夫走到底呢？這到底是怎麽迴事呢?
是因為我的不成功發言嗎？是因為他們覺得報刊上展開的反代表大會運動是有人授意的，從而引起逆反心理作用？還是因為哈斯布拉托夫善於用陰謀詭計把某些力量聚集起來?是啊，這裏有第一種原因，也有第二種、第三種原因。
也許還有第四種原因。我們還是返迴來談談第七次即前一次代表大會吧。
＊＊＊
眾所周知，小男孩是怎麽打架的：虎視耽耽地盯著對方的眼睛，雙手往兜裏一叉，鎮靜地把肩膀一極，顯示著自己有多麽大的潛力。但是，當我們逐漸長大時，卻往往忘掉了院子裏小孩們的道德標準中的另一個重要細節，這個細節在成人生活中是最有現實意義的。
在政治生活中採取實力手段是經常的事，也是一件危險的事。這些手段往往起不了多大作用，而且很容易削弱自己的力量。尤其是一摔門走掉的那種作法，如代表大會上有人每過一分鍾就想一摔門走掉了事，天哪，實在讓人無法忍受。
我講過蓋達爾在第六次代表大會上的表現。這是絕對準確而意外的一步：代表大會在一分鍾內就失去了政府的整個地盤，而且是全體人員。代表們自己把自己推下水。
……在第七次人民代表大會上，我被迫離開大廳，簡直是強迫我這樣做的。但這已經完全是另二個轉折。
就決議的第2條和第7條即關於全民公決和授予總統補充全權的表決，代表大會絕大多數投票"反對"。這裏出現了幾乎一致的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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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科夫列夫的仕途升遷，首先應歸功於改革。戈巴契夫時代推舉丁他和那個時期的其他許多人，比如，《星火》前任編輯維塔利·科羅基奇、曆史學家尤裏·阿法納西耶夫、法學家阿納托利·索布恰克、經濟學家加夫裏爾·波波夫，都享有很高的社會聲望。葉戈爾·雅科夫列夫曾是《莫斯科新聞》周刊的主編，叛亂之後，戈巴契夫同我商量委派他去主持"奧斯坦基諾"電視台的工作。戈巴契夫在1991年12月下台，雅科夫列夫繼續留任中央電視台台長職務。這個安排使我非常滿意。我願意同這位有獨立主見的、性格堅強的、有才幹的人工作，更何況他是在這種崗位上。
我用簽署了關於撤銷雅科夫列夫職務的命令的第一個方案，在措辭上頗費腦筋：就像在以往那些善良的時代一樣，因工作上的混亂和在政治上對某個問題的闡述錯誤。我最氣憤的是，因為一次廣播，奧塞梯的領導人加拉佐夫就敵對地沖俄羅斯總統而來。這件事發生在聯邦蘇維埃會議上，其他共和國的領導人也齊聲支持他。為同高加索自治州建立友好的事務聯繫，我們付出了多少精力啊！……後來隻好改變措辭，當然結果不是很漂亮，但我突然明白，我不再改變撤職命令，決定在我的腦海裏不知不覺地形成了，盡管表麵上與雅科夫列夫沒有發生過任何爭執。
看來，這裏指的主要是因1992年6月12日夏天強攻"奧斯坦基諾"而引起的、我所經曆的那次精神震動。我懂得了既然圍繞著電視台演了這麽大一齣戲，那麽"奧斯坦基諾"幾乎是一個"核電鈕"。在這個"電鈕"旁應安排一位另一種個性的人，而不是一位神經質的思想家。
當然，因為這一行動，我遭到了許多指責，盡管說實話，在雅科夫列夫辭職後，電視台的第一套節目幾乎沒有什麽變化，還是那些電視連續劇，還是那個政治，還是那些廣告。
唯一讓我罵自己的是，沒有找到時間更主要是精力去見見時戈爾·雅科夫列夫，同他進行正常的關心體貼的談話。我對他個人還是很有好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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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次代表大會基本上把哈斯布拉托夫和佐爾金塞給了我。我沒有把這次大會列入計劃，也就是說"沒有安排"。有一種磨洋工的感覺。
然而，第二個迴合就是第二個迴合，必須為自己的整頓、為自己的部長們、為補充的權力、為全民公決……而鬥爭。應當作出決定。
我又開始同代表們、各黨團和政治運動的代表們會見。同"公民聯盟"的會見是冷淡的。給人一種感覺，他們現在已經準備以實力的地位談話，隻是時間因索讓他們有所收斂，時間有點尚早。還有一種對立的感覺，我就像小學生似地站在他們麵前，數說著自己所犯的某些過錯。
同民主黨聯盟的對話完全是另外一個樣子。甚至最尖銳的批評，在這裏聽起來都是那樣的輕鬆、心平氣和。對我來說，聲調最重要。讓人們批評好了，但這是值得的。他們把你看作人，而不是你的職權。
民主派的建議最嚴酷：不等代表大會的召開就解散全俄羅斯的蘇維埃，實行總統製，當然，問題不能這麽提出。國家目前還有足夠的力量去要製止反憲法活動、戰鬥員的囂張和紅色恐怖。問題在於另一點，代表大會把我們帶進了死胡同。怎樣才能根據憲法擺脫這種困境？
再就是會見全體代表，這裏不存在惡毒的語調、無禮和過激行為。來者進行了相當心平氣和的交談。
為什麽代表們要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最後確定自己的選擇，決定同哈斯布拉托夫走到底呢？這到底是怎麽迴事呢?
是因為我的不成功發言嗎？是因為他們覺得報刊上展開的反代表大會運動是有人授意的，從而引起逆反心理作用？還是因為哈斯布拉托夫善於用陰謀詭計把某些力量聚集起來?是啊，這裏有第一種原因，也有第二種、第三種原因。
也許還有第四種原因。我們還是返迴來談談第七次即前一次代表大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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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小男孩是怎麽打架的：虎視耽耽地盯著對方的眼睛，雙手往兜裏一叉，鎮靜地把肩膀一極，顯示著自己有多麽大的潛力。但是，當我們逐漸長大時，卻往往忘掉了院子裏小孩們的道德標準中的另一個重要細節，這個細節在成人生活中是最有現實意義的。
在政治生活中採取實力手段是經常的事，也是一件危險的事。這些手段往往起不了多大作用，而且很容易削弱自己的力量。尤其是一摔門走掉的那種作法，如代表大會上有人每過一分鍾就想一摔門走掉了事，天哪，實在讓人無法忍受。
我講過蓋達爾在第六次代表大會上的表現。這是絕對準確而意外的一步：代表大會在一分鍾內就失去了政府的整個地盤，而且是全體人員。代表們自己把自己推下水。
……在第七次人民代表大會上，我被迫離開大廳，簡直是強迫我這樣做的。但這已經完全是另二個轉折。
就決議的第2條和第7條即關於全民公決和授予總統補充全權的表決，代表大會絕大多數投票"反對"。這裏出現了幾乎一致的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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