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國家未坐山觀虎鬥，大出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意料之外。當天晚上，他們在記者招待會上便含糊不清地說什麽"過早的反應""幹涉內政"等。
事後，也就是現在，我才明白西方國家反應如此之快和如此一致的原因。第一，西方的分析家們對叛亂早已做出"測算"，對他們來講，發生叛亂並不感到意外。而我們國內卻沒有一個人相信。這種念頭本身看來似乎是荒唐的，因為旁觀者清嘛。還有，盡管戈巴契夫的情況不明(不過，我想西方情報人員對他在屈指可數的幾個小時的情況還是清楚的)，叛亂盡管看起來挺可怕，但是太滑稽可笑，太草率，我說過，在對自封為蘇聯領導的信任問題上搖擺不走是很愚蠢的。
這是對待俄羅斯的新國際政策的序幕。
＊＊＊
我想起在戴維營發生的一件往事。那次出席談判的都是美國當局的高層人物：總統、國務卿、安全顧問等，大約4-5個人。在談判大廳的一角放著一張小桌子，上麵擺著果汁和咖啡壺。我注意到，貝克先生看起來就像在家裏似的，穿著一條緊身褲，上披一件胳膊肘上打著皮補丁的上衣，記得好像是切尼對他說："傑米，請給我倒杯果計。""傑米"就給自己和他各倒了一杯果汁。這一切非常自然，毫不拘束。既不做作，又不誇張。
要在我們這兒，長官們會一動不動地坐在靠背椅上，一名身穿永不改變的晚禮服、紮著蝴蝶式領結的年輕人就會哈著腰用托盤把果汁送到他們麵前。
我當時就想：他們為什麽會這樣呢？是的，這是因為他們是絕對獨立的人。也包括對總統保持絕對獨立，他們是為信念、為事業麵工作。
我們目前還過分依賴權力，依賴權力給我們提供的別墅、汽車、"直升機"和裝甲門，離開這種依賴，將寸步難行。
那麽，嚴格地說，葉爾欽總統本人依賴什麽，或者說依賴誰呢？顯然。
第一，得依賴"自我"，依賴自己為自己創造的和周圍的人為他創造的那種形象，這是一個剛毅、堅定、強硬的政治家的形象。
第二，我非常依賴我所尊重的人的意見。這樣的人雖然不少，但遠不是每個人都有能力影響我。不過，例常有這樣的情況，順口說出的一個詞，或者報刊上一大篇文章中的一句話，往往會迫使我完全改變思維過程。
第三，我也有一些自己的觀念和行為準則。像多數正常人一樣，對它們隻能束手無策。它們是童年養成的，要比我頑強得多。
瑪格麗特·柴契爾和赫爾穆特·科爾
在8月19日給我打電話的人中，我還未說出瑪格麗特·柴契爾的名字。
這樣的人在世界政壇中為數不多。不管他們擔任什麽職務，人們總是樂於傾聽他們的意見。
但是，即使在這個很窄的圈子裏，柴契爾夫人仍顯得特別出色。
就是在那個夏天，當我應邀去西班牙出席一次使我倒黴的研討會(會議結束時，我已躺在手術台上)時，我曾同柴契爾夫人達成一項協議：我順道訪問英國，並與她會晤。當時，我還是個反對源，既不是最高蘇維埃主席，也不是總統。但是她，一位獨立性很強的女性，還是邀請了我，盡管英國領導人中很少有人會熱切地希望會見我這個反對派分子。
我飛到倫敦，驅車趕到康寧街10號英國首相官邸。會唔進行了45分鍾，而且非常成功，簡直使我不記得還跟誰有過更有意思的交談。
這次會晤給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瑪格麗特·柴契爾走下台階，向我問好，並把我領進官邸。在她的辦公室裏，有兩張沙發，沙發中間有一張小桌。我坐下後，她坐在我對麵。但我們覺得彼此隔得有點兒遠。當時在場的有3位男子漢——翻譯、首相首席顧問和我。但撤切爾夫人忽然站起身，親自把自己的沙發推到桌子跟前，好與我們靠近點幾。事情既簡單又莊重，而且她的動作那麽快那麽有力，以至於使我們來不及幫她做點兒什麽。我略一遲疑，也隨後起身推動自己的沙發，啊，就算對一位男性來說，這沙發也是相當重的。總之，她是個很獨特的人，又是個很自然的人。
於是，我們麵對麵地交談起來，大家說得很快，交談非常熱烈。
柴契爾夫人很想知道她最喜愛的人戈巴契夫的主要論敵在想些什麽，而這種想獲得新印象的自然渴求使瑪格麗特。柴契爾一個勁兒地提問題，在闡明自己的立場作為答覆後。她又提出一連串兒的問題。當然，我懷著極其濃厚的興趣追尋她的思路，注意著西方最強的政治家之一的邏輯。
對我來說，最有意思的時刻之一大概就是我們談話最後結束的那一會兒。我據理力爭地追問首相："撤切爾夫人，我想告訴您的主要信息就是世界上將出現一個新的實體——俄羅斯。不僅僅有蘇聯，您與它有著良好的關係，現在還有個俄羅斯。使您了解這一點是重要的。您是否準備與自由的新俄羅斯進行貿易、經濟等方麵的接觸呢？"
瑪格麗特·柴契爾在整個談話期間對任何問題都迴答得很快，唯獨這次她沉思了一會兒，然後才迴答說："葉爾欽先生，讓我們再稍稍等待一下。願俄羅斯成為新的和自由的俄羅斯。到那時候……一切都沒問題。"說完，她便微微一笑。
</br>
事後，也就是現在，我才明白西方國家反應如此之快和如此一致的原因。第一，西方的分析家們對叛亂早已做出"測算"，對他們來講，發生叛亂並不感到意外。而我們國內卻沒有一個人相信。這種念頭本身看來似乎是荒唐的，因為旁觀者清嘛。還有，盡管戈巴契夫的情況不明(不過，我想西方情報人員對他在屈指可數的幾個小時的情況還是清楚的)，叛亂盡管看起來挺可怕，但是太滑稽可笑，太草率，我說過，在對自封為蘇聯領導的信任問題上搖擺不走是很愚蠢的。
這是對待俄羅斯的新國際政策的序幕。
＊＊＊
我想起在戴維營發生的一件往事。那次出席談判的都是美國當局的高層人物：總統、國務卿、安全顧問等，大約4-5個人。在談判大廳的一角放著一張小桌子，上麵擺著果汁和咖啡壺。我注意到，貝克先生看起來就像在家裏似的，穿著一條緊身褲，上披一件胳膊肘上打著皮補丁的上衣，記得好像是切尼對他說："傑米，請給我倒杯果計。""傑米"就給自己和他各倒了一杯果汁。這一切非常自然，毫不拘束。既不做作，又不誇張。
要在我們這兒，長官們會一動不動地坐在靠背椅上，一名身穿永不改變的晚禮服、紮著蝴蝶式領結的年輕人就會哈著腰用托盤把果汁送到他們麵前。
我當時就想：他們為什麽會這樣呢？是的，這是因為他們是絕對獨立的人。也包括對總統保持絕對獨立，他們是為信念、為事業麵工作。
我們目前還過分依賴權力，依賴權力給我們提供的別墅、汽車、"直升機"和裝甲門，離開這種依賴，將寸步難行。
那麽，嚴格地說，葉爾欽總統本人依賴什麽，或者說依賴誰呢？顯然。
第一，得依賴"自我"，依賴自己為自己創造的和周圍的人為他創造的那種形象，這是一個剛毅、堅定、強硬的政治家的形象。
第二，我非常依賴我所尊重的人的意見。這樣的人雖然不少，但遠不是每個人都有能力影響我。不過，例常有這樣的情況，順口說出的一個詞，或者報刊上一大篇文章中的一句話，往往會迫使我完全改變思維過程。
第三，我也有一些自己的觀念和行為準則。像多數正常人一樣，對它們隻能束手無策。它們是童年養成的，要比我頑強得多。
瑪格麗特·柴契爾和赫爾穆特·科爾
在8月19日給我打電話的人中，我還未說出瑪格麗特·柴契爾的名字。
這樣的人在世界政壇中為數不多。不管他們擔任什麽職務，人們總是樂於傾聽他們的意見。
但是，即使在這個很窄的圈子裏，柴契爾夫人仍顯得特別出色。
就是在那個夏天，當我應邀去西班牙出席一次使我倒黴的研討會(會議結束時，我已躺在手術台上)時，我曾同柴契爾夫人達成一項協議：我順道訪問英國，並與她會晤。當時，我還是個反對源，既不是最高蘇維埃主席，也不是總統。但是她，一位獨立性很強的女性，還是邀請了我，盡管英國領導人中很少有人會熱切地希望會見我這個反對派分子。
我飛到倫敦，驅車趕到康寧街10號英國首相官邸。會唔進行了45分鍾，而且非常成功，簡直使我不記得還跟誰有過更有意思的交談。
這次會晤給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瑪格麗特·柴契爾走下台階，向我問好，並把我領進官邸。在她的辦公室裏，有兩張沙發，沙發中間有一張小桌。我坐下後，她坐在我對麵。但我們覺得彼此隔得有點兒遠。當時在場的有3位男子漢——翻譯、首相首席顧問和我。但撤切爾夫人忽然站起身，親自把自己的沙發推到桌子跟前，好與我們靠近點幾。事情既簡單又莊重，而且她的動作那麽快那麽有力，以至於使我們來不及幫她做點兒什麽。我略一遲疑，也隨後起身推動自己的沙發，啊，就算對一位男性來說，這沙發也是相當重的。總之，她是個很獨特的人，又是個很自然的人。
於是，我們麵對麵地交談起來，大家說得很快，交談非常熱烈。
柴契爾夫人很想知道她最喜愛的人戈巴契夫的主要論敵在想些什麽，而這種想獲得新印象的自然渴求使瑪格麗特。柴契爾一個勁兒地提問題，在闡明自己的立場作為答覆後。她又提出一連串兒的問題。當然，我懷著極其濃厚的興趣追尋她的思路，注意著西方最強的政治家之一的邏輯。
對我來說，最有意思的時刻之一大概就是我們談話最後結束的那一會兒。我據理力爭地追問首相："撤切爾夫人，我想告訴您的主要信息就是世界上將出現一個新的實體——俄羅斯。不僅僅有蘇聯，您與它有著良好的關係，現在還有個俄羅斯。使您了解這一點是重要的。您是否準備與自由的新俄羅斯進行貿易、經濟等方麵的接觸呢？"
瑪格麗特·柴契爾在整個談話期間對任何問題都迴答得很快，唯獨這次她沉思了一會兒，然後才迴答說："葉爾欽先生，讓我們再稍稍等待一下。願俄羅斯成為新的和自由的俄羅斯。到那時候……一切都沒問題。"說完，她便微微一笑。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