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戈爾。蓋達爾正是作家的孫子……因而，我也信任葉戈爾。季姆羅維奇身上那種天生的、遺傳的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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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在動亂過後，我們錯過了一個最主要的機會，這當然是指從根本上改變議會體製的機會。說實話，目前有時還會不知不覺地產生一種念頭：那時社會是否已準備好推舉出另外的"優秀"代表?
答案不論是肯定還是否定，但解散代表大會和確定新選舉(也許還提出過新國家的憲法問題)的思想當時在社會上已有醞釀。不過，我們卻未加以利用。
但是，民主派報刊認為我有罪的主要理由並不在此。主要罪狀是我保留了國家安全體製，末頒布一條能使國家機關中的原蘇共中央委員會、州黨委會(有些人還提到區黨委會)的工作人員自動停職的命令。
我正是在這一點上有些疑慮。
摧毀一切的情緒當時在社會上是相當明確的。我就曾親眼看到一夥人，他們聚集在蘇共中央大樓前麵，而且已開始砸大樓的窗戶……
我的眼前出現一片10月的幻影——屠殺、騷亂、搶劫、無休無止的群眾集會、無政府狀態，而那場偉大的革命就是伴隨著它們而開始的。當時，隻要做一個手勢，簽一個名字，1991年8月就能變成1917年10月。可是我沒有這麽做，而且至今對此也不感到遺憾。
70年來把人分成"清白的人"和"不清白的人"。已使我們疲憊不堪了。
除此之外，我還看到了赫魯雪夫一勃列日涅夫時期的社會與新俄羅斯之間的繼承性：按布爾什維克的方式摧毀一切，破壞一切，順便重複一句，這些根本沒列入我的計劃。我一方麵把一批年輕的、果敢膽大的新人納為政府成員，同時也認為可以在國家工作中啟用一批斯科科夫式的有經驗的執行者、組織者和領導者。斯科科夫是莫斯科一家大國防工廠的廠長，是一個既聰明又能幹的人……
我的這種態度錯了嗎？有可能。不過，時間證朗。裝扮成民主派的"上級任命的幹部"(盡管他們帶來極大危害，但一般說來，民主派通常不善於做工作)並不是主要危險。主要危險來自"最密切的戰友"，來自被"議會浪潮"報出來的並迅速愛上極力及其標誌的新領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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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在重讀這本筆記時，我總想給它補寫點什麽。
是的，有可能是我錯了，不該把經濟戰線選為主攻方向，在國家製度上為沒完沒了的妥協和政治遊戲留下餘地。我未解散代表大會，保留了各級蘇維埃，並下意識地繼續把最高蘇維埃看作立法機關，認為它正為改革製定法律依據，卻未察覺"代表大會"這一概念內容本身是越權代行的。
代表們意外地想起了自己全部的至高無上的權力，開始了無休止的討價還價。當然，這種無休止的交易不能再繼續下去了。
不過，我覺得，蓋達爾提出的痛苦措施需要的是穩定，而不是新的社會動蕩。
其實，得不到政治支撐的蓋達爾的改革，是沒有依託的……於是，法律不充分通過、決議含糊不清的時代來臨了。
正是這個時代，最終把國家領進了199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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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旁觀者看，可能覺得總統一忽兒把一些人放棄了，一忽幾又不知從哪兒弄來另一些人……
實際上，國家"頭號人物"周圍的人不可能不更換。在一個穩定的社會中，國家機關、議會、新聞界和法院都確切地知道自己的職權，都在業已形成的關係體係中工作，那是另一迴事。而我們這兒的情況如何呢?以布爾布利斯為例。
一開始我猜想，他的社會"麵貌"和公開"身份"對擔負某些職責並不重要(當時還曾提出副總統職位問題)。
再重複一遍，我雖然了解這些原委，但是，報界、人民代表、政治家的反應是如此完全一致，卻真的未預料到。讓根納季·愛德華多維奇"出風頭"不合身份，他當國務秘書，這可是個戰略性職位，卻又是一個不出頭露麵的參謀人員。可是，他卻成為一個如此異口同聲的不能接受的人物。
一時間，諸如"他是從哪兒冒出來的"、"當過馬克思主義教員"、"鄉巴佬"、"一個不夠味的紅衣主教"等流言飛語不絕於耳。尼吉塔·米哈爾科夫導演找到布爾布利斯年輕時的研究生論文的複印件，在電視屏幕上一邊搖晃一邊說，請看看，統治我們的是什麽人物!
一方麵，人們敢罵政府，甚至向最高長官說出自己不能接受的人物，這種情況是正常的，是好的。而另一方麵，發動中傷人的活動，僅僅是因為他的外表不受人喜歡嗎？要知道，沒人能客觀地評價根納季·愛德華多維奇的工作，隻是根據他的外表和言行來推斷。也許，這不是偶然的，即國務秘書的自尊心受到傷害，他不再對形勢作出相符的反映。
這就是問題的另一個側麵。
現在，人們都熱衷於搞政治，當然，整個世界都是如此，不過在我們這兒特別狂熱。可我們的政治家根本沒有職業道德，沒有政治品行傳統。因此，經常發生主要不是看業務素質而是看人定好惡的現象。要知道，在新的情況下，即在擁有高度權力的情況下，一位職位很高的人可以出人意料地表現自我，而且完全是按另一種方式來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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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在動亂過後，我們錯過了一個最主要的機會，這當然是指從根本上改變議會體製的機會。說實話，目前有時還會不知不覺地產生一種念頭：那時社會是否已準備好推舉出另外的"優秀"代表?
答案不論是肯定還是否定，但解散代表大會和確定新選舉(也許還提出過新國家的憲法問題)的思想當時在社會上已有醞釀。不過，我們卻未加以利用。
但是，民主派報刊認為我有罪的主要理由並不在此。主要罪狀是我保留了國家安全體製，末頒布一條能使國家機關中的原蘇共中央委員會、州黨委會(有些人還提到區黨委會)的工作人員自動停職的命令。
我正是在這一點上有些疑慮。
摧毀一切的情緒當時在社會上是相當明確的。我就曾親眼看到一夥人，他們聚集在蘇共中央大樓前麵，而且已開始砸大樓的窗戶……
我的眼前出現一片10月的幻影——屠殺、騷亂、搶劫、無休無止的群眾集會、無政府狀態，而那場偉大的革命就是伴隨著它們而開始的。當時，隻要做一個手勢，簽一個名字，1991年8月就能變成1917年10月。可是我沒有這麽做，而且至今對此也不感到遺憾。
70年來把人分成"清白的人"和"不清白的人"。已使我們疲憊不堪了。
除此之外，我還看到了赫魯雪夫一勃列日涅夫時期的社會與新俄羅斯之間的繼承性：按布爾什維克的方式摧毀一切，破壞一切，順便重複一句，這些根本沒列入我的計劃。我一方麵把一批年輕的、果敢膽大的新人納為政府成員，同時也認為可以在國家工作中啟用一批斯科科夫式的有經驗的執行者、組織者和領導者。斯科科夫是莫斯科一家大國防工廠的廠長，是一個既聰明又能幹的人……
我的這種態度錯了嗎？有可能。不過，時間證朗。裝扮成民主派的"上級任命的幹部"(盡管他們帶來極大危害，但一般說來，民主派通常不善於做工作)並不是主要危險。主要危險來自"最密切的戰友"，來自被"議會浪潮"報出來的並迅速愛上極力及其標誌的新領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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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在重讀這本筆記時，我總想給它補寫點什麽。
是的，有可能是我錯了，不該把經濟戰線選為主攻方向，在國家製度上為沒完沒了的妥協和政治遊戲留下餘地。我未解散代表大會，保留了各級蘇維埃，並下意識地繼續把最高蘇維埃看作立法機關，認為它正為改革製定法律依據，卻未察覺"代表大會"這一概念內容本身是越權代行的。
代表們意外地想起了自己全部的至高無上的權力，開始了無休止的討價還價。當然，這種無休止的交易不能再繼續下去了。
不過，我覺得，蓋達爾提出的痛苦措施需要的是穩定，而不是新的社會動蕩。
其實，得不到政治支撐的蓋達爾的改革，是沒有依託的……於是，法律不充分通過、決議含糊不清的時代來臨了。
正是這個時代，最終把國家領進了199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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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旁觀者看，可能覺得總統一忽兒把一些人放棄了，一忽幾又不知從哪兒弄來另一些人……
實際上，國家"頭號人物"周圍的人不可能不更換。在一個穩定的社會中，國家機關、議會、新聞界和法院都確切地知道自己的職權，都在業已形成的關係體係中工作，那是另一迴事。而我們這兒的情況如何呢?以布爾布利斯為例。
一開始我猜想，他的社會"麵貌"和公開"身份"對擔負某些職責並不重要(當時還曾提出副總統職位問題)。
再重複一遍，我雖然了解這些原委，但是，報界、人民代表、政治家的反應是如此完全一致，卻真的未預料到。讓根納季·愛德華多維奇"出風頭"不合身份，他當國務秘書，這可是個戰略性職位，卻又是一個不出頭露麵的參謀人員。可是，他卻成為一個如此異口同聲的不能接受的人物。
一時間，諸如"他是從哪兒冒出來的"、"當過馬克思主義教員"、"鄉巴佬"、"一個不夠味的紅衣主教"等流言飛語不絕於耳。尼吉塔·米哈爾科夫導演找到布爾布利斯年輕時的研究生論文的複印件，在電視屏幕上一邊搖晃一邊說，請看看，統治我們的是什麽人物!
一方麵，人們敢罵政府，甚至向最高長官說出自己不能接受的人物，這種情況是正常的，是好的。而另一方麵，發動中傷人的活動，僅僅是因為他的外表不受人喜歡嗎？要知道，沒人能客觀地評價根納季·愛德華多維奇的工作，隻是根據他的外表和言行來推斷。也許，這不是偶然的，即國務秘書的自尊心受到傷害，他不再對形勢作出相符的反映。
這就是問題的另一個側麵。
現在，人們都熱衷於搞政治，當然，整個世界都是如此，不過在我們這兒特別狂熱。可我們的政治家根本沒有職業道德，沒有政治品行傳統。因此，經常發生主要不是看業務素質而是看人定好惡的現象。要知道，在新的情況下，即在擁有高度權力的情況下，一位職位很高的人可以出人意料地表現自我，而且完全是按另一種方式來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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