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終於飛臨機場，飛行員開始駕機降落。但是，婉轉點兒說，我們又遇上了一個新的麻煩：起落架降不下來，著陸時根本不起作用。於是，飛機在接地的一剎那，發出轟隆一聲巨響，一下子栽倒在跑道上。
這下真夠人受的。我的脊棱不知被什麽撞了一下，疼得厲害。簡直是難以忍受！後來才知道，是一個圓盤砸在我的第三和第四腰椎之間。我們改乘另一架飛機飛往巴塞隆納。這迴又倒了大黴：飛機鑽進了雷雨層。到巴塞隆納後，我的傷勢進一步惡化，覺得整個下半身都麻木了。也不能動彈。人們把我拾進一家醫院。真是碰巧了，我從天上直接掉到了世界最出色的神經外科專家手中！這家醫院的醫生約瑟夫·劉韋特教授，是個極好的人，也是個才華橫溢的外科專家。而且醫院很有特色，是個合作式醫院。周圍的居民資助這家醫院，而資助者來這兒看病可以按一定的折扣收費。醫院秩序井然，整潔衛生，所有人員都受過嚴格訓練，每位護士小姐都有一台計算機。
夜間，所有的人都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所有的化驗室也都工作。他們繪我透視拍片，驗血……在30-40分鍾內，便完成了全部檢查。外科專家對我說："隻有一個辦法，就是立即手術，否則就會癱瘓。您飛不到莫斯科，雙腿肯定得完全癱瘓，以後再也不能康複。"院方給我5分鍾的考慮時間，我同意了他們的意見，隻問了醫生一句話："我得在這兒躺多長時間？"他很有把握地迴答："手術需3個小時，因為這是難度較大的複雜手術，要在顯微鏡下做。過一晝夜之後，等全身麻醉的勁兒過去，您就能從病床上站起來。"我說："明白了，請做吧！"我雖然不完全明白，在動過這樣的手術後到底得躺多久，但是我卻知道我能堅持多久。
手術確實做了大約3個小時。
我躺在一個單人病房裏。這裏總共有400個病房，都是一人一間，全都一樣，沒有什麽"待護"、"半特護"之分。我躺了一天，睡了一夜。第二天一早，醫生就來了，他叫我站起來。我一起身，就疼得出了一身大汗。我以為他們會給我副拐杖或者別的什麽東西……哪知根本沒什麽拐杖。隻說請您站起來往前走。我憫然若失，莫名其妙，心想，腰上割了個大口子，刀口還沒癒合呢！直到現在，這條沿脊椎走向的縫合線還清晰地留在我身上。很難說清他們的作法和醫術技藝與我們有什麽不同，但最大的區別是：我們國內在動過這樣的手術後是讓病人靜躺6個月，而這裏卻讓病人站起來走動。
我汗流夾背地站起身，走了幾步。當然，醫生在旁邊保護著我，免得意外摔倒。我終於走到牆跟前，一切都很順利。還拍了電視片。醫生告訴我。讓我今天就是來迴走一趟，再躺一會兒。就這樣，他們強迫我走了3趟，後來再走就不害怕了。
我永遠感激這裏的所有人——護理員、醫生、我的外科專家，還有曾來醫院看望過我的卡泰隆行政長官，當然，我指的並不是他一個人，有許多素不相識的人來看過我，並給我帶來了別人轉交的東西。從哪兒給我轉交這麽多的東西?
醫生說："再過一個月，您就可以再打網球啦！不過，請您給我拍封電報，告訴我贏了幾分。"
術後第5天，我就飛迴了莫斯科。開始是慢慢地、小心翼翼地走，刀口仍時常作痛，但後來就疼得越來越輕。當我重新汀網球時，我真的給醫生拍去了電報，後來還不止一次地與他通過電話，再後來我們還見過麵……
瞧，不幸和萬幸就這樣輪流著找上我，就像一會兒是開水，一會兒是冰水一樣。
這也是一種鍛鍊……
告別戈巴契夫
作為"讓位"的代價，戈巴契夫所提要求的清單很長，足有滿滿幾大張紙，但實際上全是些物質要求。如相當於總統最後一個月工資的退休金，總統住房，別墅，他自己和妻子的汽車，但主要的是基金會。還有位於莫斯科市中心的大樓、原來的社會科學院、交通工具、設備以及警衛隊。
戈巴契夫打這種算盤的心理是很明顯的：您不是很想避開我嗎，那好吧，請慷慨解囊吧。但我極力克製佐自己，用很堅決的語氣對他說，我一定把這個問題提交共和國首腦會議研究。
在共和國首腦會議上，許多人都贊成完全剝奪前總統的一切特權，隻保留我們一個普通退休者應享受的待遇。我卻建議為適時退隱的國家首腦開創一個先例，隻是不要鬧事。於是，戈巴契夫提出的所有要求，除了特別過分的之外，幾乎都得到了滿足。
12月24日，我與戈巴契夫在克裏姆林宮見麵。會見在他的辦公室舉行，這是我最後一次進見蘇聯總統。
這是一次艱難的、長時間的談話。一直持續了好幾個小時，後來連亞曆山大·雅科夫列夫和戈巴契夫的助手沙赫納紮羅夫也加入了會談。當然，戈巴契夫知道情況的結局如何，這一切對於他並不意外，早已仔細做好了"讓位"的準備。
我從明斯克簽署別洛韋日文件剛一迴來，就驅車去找戈巴契夫談話，並第一次提出讓他辭職的問題。我說："聯盟已不複存在，這難道您真的不明白？也沒有迴頭路。因此必須找出一條擺脫絕境的出路。我們已經找到了，相信其他共和國也會支持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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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下真夠人受的。我的脊棱不知被什麽撞了一下，疼得厲害。簡直是難以忍受！後來才知道，是一個圓盤砸在我的第三和第四腰椎之間。我們改乘另一架飛機飛往巴塞隆納。這迴又倒了大黴：飛機鑽進了雷雨層。到巴塞隆納後，我的傷勢進一步惡化，覺得整個下半身都麻木了。也不能動彈。人們把我拾進一家醫院。真是碰巧了，我從天上直接掉到了世界最出色的神經外科專家手中！這家醫院的醫生約瑟夫·劉韋特教授，是個極好的人，也是個才華橫溢的外科專家。而且醫院很有特色，是個合作式醫院。周圍的居民資助這家醫院，而資助者來這兒看病可以按一定的折扣收費。醫院秩序井然，整潔衛生，所有人員都受過嚴格訓練，每位護士小姐都有一台計算機。
夜間，所有的人都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所有的化驗室也都工作。他們繪我透視拍片，驗血……在30-40分鍾內，便完成了全部檢查。外科專家對我說："隻有一個辦法，就是立即手術，否則就會癱瘓。您飛不到莫斯科，雙腿肯定得完全癱瘓，以後再也不能康複。"院方給我5分鍾的考慮時間，我同意了他們的意見，隻問了醫生一句話："我得在這兒躺多長時間？"他很有把握地迴答："手術需3個小時，因為這是難度較大的複雜手術，要在顯微鏡下做。過一晝夜之後，等全身麻醉的勁兒過去，您就能從病床上站起來。"我說："明白了，請做吧！"我雖然不完全明白，在動過這樣的手術後到底得躺多久，但是我卻知道我能堅持多久。
手術確實做了大約3個小時。
我躺在一個單人病房裏。這裏總共有400個病房，都是一人一間，全都一樣，沒有什麽"待護"、"半特護"之分。我躺了一天，睡了一夜。第二天一早，醫生就來了，他叫我站起來。我一起身，就疼得出了一身大汗。我以為他們會給我副拐杖或者別的什麽東西……哪知根本沒什麽拐杖。隻說請您站起來往前走。我憫然若失，莫名其妙，心想，腰上割了個大口子，刀口還沒癒合呢！直到現在，這條沿脊椎走向的縫合線還清晰地留在我身上。很難說清他們的作法和醫術技藝與我們有什麽不同，但最大的區別是：我們國內在動過這樣的手術後是讓病人靜躺6個月，而這裏卻讓病人站起來走動。
我汗流夾背地站起身，走了幾步。當然，醫生在旁邊保護著我，免得意外摔倒。我終於走到牆跟前，一切都很順利。還拍了電視片。醫生告訴我。讓我今天就是來迴走一趟，再躺一會兒。就這樣，他們強迫我走了3趟，後來再走就不害怕了。
我永遠感激這裏的所有人——護理員、醫生、我的外科專家，還有曾來醫院看望過我的卡泰隆行政長官，當然，我指的並不是他一個人，有許多素不相識的人來看過我，並給我帶來了別人轉交的東西。從哪兒給我轉交這麽多的東西?
醫生說："再過一個月，您就可以再打網球啦！不過，請您給我拍封電報，告訴我贏了幾分。"
術後第5天，我就飛迴了莫斯科。開始是慢慢地、小心翼翼地走，刀口仍時常作痛，但後來就疼得越來越輕。當我重新汀網球時，我真的給醫生拍去了電報，後來還不止一次地與他通過電話，再後來我們還見過麵……
瞧，不幸和萬幸就這樣輪流著找上我，就像一會兒是開水，一會兒是冰水一樣。
這也是一種鍛鍊……
告別戈巴契夫
作為"讓位"的代價，戈巴契夫所提要求的清單很長，足有滿滿幾大張紙，但實際上全是些物質要求。如相當於總統最後一個月工資的退休金，總統住房，別墅，他自己和妻子的汽車，但主要的是基金會。還有位於莫斯科市中心的大樓、原來的社會科學院、交通工具、設備以及警衛隊。
戈巴契夫打這種算盤的心理是很明顯的：您不是很想避開我嗎，那好吧，請慷慨解囊吧。但我極力克製佐自己，用很堅決的語氣對他說，我一定把這個問題提交共和國首腦會議研究。
在共和國首腦會議上，許多人都贊成完全剝奪前總統的一切特權，隻保留我們一個普通退休者應享受的待遇。我卻建議為適時退隱的國家首腦開創一個先例，隻是不要鬧事。於是，戈巴契夫提出的所有要求，除了特別過分的之外，幾乎都得到了滿足。
12月24日，我與戈巴契夫在克裏姆林宮見麵。會見在他的辦公室舉行，這是我最後一次進見蘇聯總統。
這是一次艱難的、長時間的談話。一直持續了好幾個小時，後來連亞曆山大·雅科夫列夫和戈巴契夫的助手沙赫納紮羅夫也加入了會談。當然，戈巴契夫知道情況的結局如何，這一切對於他並不意外，早已仔細做好了"讓位"的準備。
我從明斯克簽署別洛韋日文件剛一迴來，就驅車去找戈巴契夫談話，並第一次提出讓他辭職的問題。我說："聯盟已不複存在，這難道您真的不明白？也沒有迴頭路。因此必須找出一條擺脫絕境的出路。我們已經找到了，相信其他共和國也會支持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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