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終於氣憤和沮喪地分手了，以便在各自的辦公室裏審視形勢，考慮對策。
於是，他們按照俄羅斯人的傳統習慣把重要的決斷推遲到第二天早晨。
黑暗中的人們 夜同的會晤
8月19日晚上，部長會議主席伊萬·斯捷潘諾維奇·西拉耶夫走進我在白宮的辦公室說："鮑裏斯·尼古拉耶維奇，請原諒，我需要迴家，今晚我想和家人在一起。"從他的眼神中我仿佛看出："失敗是註定的，我已經老了，想最後看一眼妻子和孩子。"
我的最初反應有種不知所措的感覺。我能預料當所有人悄然離去時我感到怯懦，也能期待絕大多數白宮衛士們所表現出的戰鬥到底的決心，可現在出現的是第三種現象。
歸根結底，政治家不是日本武士，他們沒有寫血書、對天盟誓。我很理解伊萬·斯捷潘諾維奇，但這畢竟是一位領袖的臨陣退卻，它對留下來的人是一個沉重的精神打擊。因此，我盡量把這個細節解釋為一種必要的預防措施——必須有一名俄羅斯領導留在白宮大牆之外。此後，斯捷潘諾維奇進進出出，又幾度返迴……
我走近窗子，定睛地看了看一群大概是鮑曼學院的大學生。他們共100人左右，互相很依在篝火旁取暖。加裏寧大街上的窗口在黑暗中閃著寧靜的光芒，走廓內的嘈雜聲終於停息下來。我一生中最難熬的一天已經過去，盡管等著我的依然是一個難以煎熬的夜晚。
西拉耶夫走後，我特別想見到自己的親人。
我們彼此相距很近。我知道妻子隨時都可能打來電話。從這個令我越來越難以忍受的夜晚的某個地方打來電話。
透過窗簾的縫隙(窗戶用金屬百葉窗遮閉著)或以看見一圈激動喧譁的人群，還有成堆的坦克，裝甲運兵車幾乎車輪挨著車輪地圍成一小圈停在大街上。再就是像其他幾個師一樣在事先調到莫斯科的空降部隊和圖技師。就在不久前，我曾經到過圖拉師。
大樓頂上放置了防直升機的鐵棍，以防止載有戰鬥小組的軍用直升機在樓頂上降落。
每個人都發了在遭到化學武器進攻時使用的防毒麵具。我也試戴了一下，但防毒麵具最多隻能戴一個半小時，然後就會感到悶熱，而且戴著它行走很不方便。
接待室成了一個用椅子、桌子和保險櫃築成的街壘——在遭到進攻時可以堅持數分鍾。
我的意誌不但堅強，而且神經係統也很健康。當時身體有種感覺：如果不能休息哪怕半小時，明天就會犯錯誤，就會作出不正確的決定。那就是一種殊死的冒險。於是，我強迫自己睡了半小時，然後又一躍而起開始工作。
我是這樣休息的：我的辦公室旁邊站著一位手持衝鋒鎗的哨兵。而我這時實際上是呆在白宮大樓的另一例，一個隻有兩三個人知道的不醒目的小房間內。
盡管我們製定了各種計劃，做了各種準備以應付可能的進攻，但總的情形仍然是極端危險的，白宮可以輕麵易舉地被攻下。兩個響成一片、火焰沖天的火箭簡就可以把一樓炸得幹幹淨淨。然後趁著滾滾的濃煙，專業小分隊不費力便可以爬上我們這個樓層，更何況可以用直升機從上麵進行助攻。
類似的作戰行動已經被研究得十分透徹。
甚至還有關於此類作戰的專業教科書。隻有唯一的一樣東西是教科書裏沒有寫過隻言片語的——那就是白宮大樓前的人們。從心理上講這是一個巨大的難題，因為在作戰時應當把這些人，這些一大堆活生生的人碾死或擊斃。
＊＊＊
正如我已經說過的，我一直有一種感覺，似乎有某種神奇的東西始終在幫助我們。
盡管這一切說起來也非常簡單，一方麵是殺人的武器，由於它威力無窮、手段種種而被認為不可戰勝。但要知道一切最終取決於人。然而，人們要麽像坦克上的軍官一樣一無所知。要麽各自為政，要麽拒絕執行命令。而另一方麵，我們這一方麵情況恰恰相反——人們在最需要的一刻趕到了需要的地點。這不知是出於天賦的本能，還是因為受到某種動力的鼓舞……
眾所周知，有一個由數人組成的狙擊手分隊本應在掩護下對我們採取行動。可這個狙擊手分隊恰恰被我們的一位狙擊手發現了，因為最高蘇維埃安全警察衛隊各種口徑的槍炮當中發現了一支帶光學瞄準器的狙擊手步槍。
正是這位狙擊手準確無誤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務——他爬上樓頂，仔細觀察了鄰近的製高點並發現了敵人。在戰爭時期狙擊手們之間曾有這樣一個不成文的規定：如果他們同時發現並瞄準對方，他們往往會和平地走開。
我想，這一次這個規定也起了作用。
但最主要的一點是，這是一個通知我們有危險的信號，它來自緊靠巴甫利克·莫羅佐夫兒童公園後麵的居民樓樓頂。有人在監視我們，也有人從緊挨著美國大使館旁邊的"世界"飯店的樓頂上監視我們。
因此，我們沒有再靠近窗戶，我從陽台上對白宮保衛者們的演講也被轉移到大樓的另一麵。我們還討論過抓獲這個狙擊者小分隊的各種方案。但大樓內的軍人們說。第一個狙擊手均由一個克格勃小分隊保護。這意味著在大樓的入口處短兵相接、炸彈橫飛，意昧著城內短兵相接戰鬥的直接升級。我們決定不去冒這個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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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他們按照俄羅斯人的傳統習慣把重要的決斷推遲到第二天早晨。
黑暗中的人們 夜同的會晤
8月19日晚上，部長會議主席伊萬·斯捷潘諾維奇·西拉耶夫走進我在白宮的辦公室說："鮑裏斯·尼古拉耶維奇，請原諒，我需要迴家，今晚我想和家人在一起。"從他的眼神中我仿佛看出："失敗是註定的，我已經老了，想最後看一眼妻子和孩子。"
我的最初反應有種不知所措的感覺。我能預料當所有人悄然離去時我感到怯懦，也能期待絕大多數白宮衛士們所表現出的戰鬥到底的決心，可現在出現的是第三種現象。
歸根結底，政治家不是日本武士，他們沒有寫血書、對天盟誓。我很理解伊萬·斯捷潘諾維奇，但這畢竟是一位領袖的臨陣退卻，它對留下來的人是一個沉重的精神打擊。因此，我盡量把這個細節解釋為一種必要的預防措施——必須有一名俄羅斯領導留在白宮大牆之外。此後，斯捷潘諾維奇進進出出，又幾度返迴……
我走近窗子，定睛地看了看一群大概是鮑曼學院的大學生。他們共100人左右，互相很依在篝火旁取暖。加裏寧大街上的窗口在黑暗中閃著寧靜的光芒，走廓內的嘈雜聲終於停息下來。我一生中最難熬的一天已經過去，盡管等著我的依然是一個難以煎熬的夜晚。
西拉耶夫走後，我特別想見到自己的親人。
我們彼此相距很近。我知道妻子隨時都可能打來電話。從這個令我越來越難以忍受的夜晚的某個地方打來電話。
透過窗簾的縫隙(窗戶用金屬百葉窗遮閉著)或以看見一圈激動喧譁的人群，還有成堆的坦克，裝甲運兵車幾乎車輪挨著車輪地圍成一小圈停在大街上。再就是像其他幾個師一樣在事先調到莫斯科的空降部隊和圖技師。就在不久前，我曾經到過圖拉師。
大樓頂上放置了防直升機的鐵棍，以防止載有戰鬥小組的軍用直升機在樓頂上降落。
每個人都發了在遭到化學武器進攻時使用的防毒麵具。我也試戴了一下，但防毒麵具最多隻能戴一個半小時，然後就會感到悶熱，而且戴著它行走很不方便。
接待室成了一個用椅子、桌子和保險櫃築成的街壘——在遭到進攻時可以堅持數分鍾。
我的意誌不但堅強，而且神經係統也很健康。當時身體有種感覺：如果不能休息哪怕半小時，明天就會犯錯誤，就會作出不正確的決定。那就是一種殊死的冒險。於是，我強迫自己睡了半小時，然後又一躍而起開始工作。
我是這樣休息的：我的辦公室旁邊站著一位手持衝鋒鎗的哨兵。而我這時實際上是呆在白宮大樓的另一例，一個隻有兩三個人知道的不醒目的小房間內。
盡管我們製定了各種計劃，做了各種準備以應付可能的進攻，但總的情形仍然是極端危險的，白宮可以輕麵易舉地被攻下。兩個響成一片、火焰沖天的火箭簡就可以把一樓炸得幹幹淨淨。然後趁著滾滾的濃煙，專業小分隊不費力便可以爬上我們這個樓層，更何況可以用直升機從上麵進行助攻。
類似的作戰行動已經被研究得十分透徹。
甚至還有關於此類作戰的專業教科書。隻有唯一的一樣東西是教科書裏沒有寫過隻言片語的——那就是白宮大樓前的人們。從心理上講這是一個巨大的難題，因為在作戰時應當把這些人，這些一大堆活生生的人碾死或擊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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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已經說過的，我一直有一種感覺，似乎有某種神奇的東西始終在幫助我們。
盡管這一切說起來也非常簡單，一方麵是殺人的武器，由於它威力無窮、手段種種而被認為不可戰勝。但要知道一切最終取決於人。然而，人們要麽像坦克上的軍官一樣一無所知。要麽各自為政，要麽拒絕執行命令。而另一方麵，我們這一方麵情況恰恰相反——人們在最需要的一刻趕到了需要的地點。這不知是出於天賦的本能，還是因為受到某種動力的鼓舞……
眾所周知，有一個由數人組成的狙擊手分隊本應在掩護下對我們採取行動。可這個狙擊手分隊恰恰被我們的一位狙擊手發現了，因為最高蘇維埃安全警察衛隊各種口徑的槍炮當中發現了一支帶光學瞄準器的狙擊手步槍。
正是這位狙擊手準確無誤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務——他爬上樓頂，仔細觀察了鄰近的製高點並發現了敵人。在戰爭時期狙擊手們之間曾有這樣一個不成文的規定：如果他們同時發現並瞄準對方，他們往往會和平地走開。
我想，這一次這個規定也起了作用。
但最主要的一點是，這是一個通知我們有危險的信號，它來自緊靠巴甫利克·莫羅佐夫兒童公園後麵的居民樓樓頂。有人在監視我們，也有人從緊挨著美國大使館旁邊的"世界"飯店的樓頂上監視我們。
因此，我們沒有再靠近窗戶，我從陽台上對白宮保衛者們的演講也被轉移到大樓的另一麵。我們還討論過抓獲這個狙擊者小分隊的各種方案。但大樓內的軍人們說。第一個狙擊手均由一個克格勃小分隊保護。這意味著在大樓的入口處短兵相接、炸彈橫飛，意昧著城內短兵相接戰鬥的直接升級。我們決定不去冒這個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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