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練員的幫助當然是重要的。然而。我需要的不是這個。除了能讓身體休息、精神放鬆、精力恢複的網球運動以外，我需要的是自由，是除掉鐐拷枷鎖，是完全的獨立自主。我明白自己已經變得對於他人企圖進入我的內心世界的積極表現極其敏感，甚至可以說是病態一般地敏感。即使別人在這方麵稍有一點兒主動，"我就會突豎針刺"，立即……自行封閉起來。
但是，如何向這個女人解釋清楚呢？毫無疑問，她一定覺得這是某個人的陰謀詭計，她又怨又氣……
當時我非常不方便，但是，我對自己又毫無辦法——這就和許許多多像我這樣年齡和地位的政治家一樣。我身上出現了某種封閉性綜合症。與此同時，和在其他極多情況下一樣，我再一次領悟：倘若感覺到危險和驚慌，倘若內心不舒服，那麽就應該堅決採取行動。
後來查明：我同綜合體育館的這位極其可愛的亥行政負責人和知交的所有親切談話，都被克格勃用精心策劃的方式竊聽去了。
又一次事故
我不知發生過多少次事故！任最高蘇緞埃主席時還發生過一次極其愚蠢的事故。這次事故就發生在市中心。對這次事故人們已經說和寫得很多，不過有的人可能還有不清楚的情況。事情是這樣的——-
那一天，娜依娜請衛隊送我的大夫阿納托利。米哈伊洛維奇·格裏戈裏耶夫上班，他早上剛剛給我做過一番醫療處置。給他派來了一輛汽車，就是我的那輛護送車。這樣我們不得不在沒有護送汽車的情況下行車。
我們平時的路線是：車行至特維爾斯基大街，第一輛車在前，我的車居後(我們和市汽車管理局達成協議：我們的車進入非常擁擠的街道時，他們截斷交通)，我們橫穿特維爾斯基大街後，白宮也就近在理尺了。
老實說，這時候的情況我記得不大清楚——不知怎麽地我無精打采的，伸直雙腿(這是排球運動員的習慣——他們的膝蓋摔傷碰壞，終生不愈，經常伸直雙腿；因此，在"伏爾加"車裏，我和司機並排坐著)，正在打磕睡。
那天早晨，街上的汽車排成了8行，幾乎連一條縫隙、一塊巴掌大的空地都沒有……市汽車管理局的工作人員截斷車流，但由於我們沒有護送汽車，加之不是所有的汽車司機都能看得見市汽車管理局的警告指揮棒，當大家都停下來時，我們應該稍微剎剎車，略停片刻。但是，司機看著我，我便不由自主地做出手勢：繼續前進！他加大油門，繞過一輛帶篷載重汽車，前邊已見到一塊空隙，可是突然間極其沉重的一擊橫空襲來！頭上劇烈地疼痛……
當時我的司機(他是我從國家建築委員會帶過來的)一下子犯了3個錯誤：其一是他沒有聽取警衛隊長再三提出的要他繞行的建議；其二是在沒有市汽車管理局掩護的情況下，他開得太快，其三是他沒來得及剎車。我們駛入了木柵欄，緩衝了打擊；要不然有可能撞到石頭牆上。倘若如此，那我們生活中許多事情就會是另一種樣子……
和我們相撞的那輛"日古利"車上坐在司機旁邊的一位女人頭部劃傷，被立即送到診療所。而科爾紮科夫雖然被震得幾乎休克，竟然赤手打開卡佳的車門，把我拖出來，這在平時未必有人能夠勝任此事。他把我送迴家裏。
在家裏，娜依娜看見我就慢慢地、默默地坐到地板上。當時的我還在流血，臉色蒼白如紙。過了一會兒，她鎮靜下來，幫我躺到床上。救護車飛馳而至。大夫們當即作出論斷：輕微震蕩，無嚴重損傷，頭部太陽穴和大腿上受到打擊。看來，我確實身體虛弱了，而且事先沒有承受突然打擊的準備，為防萬一大夫們強迫我去醫院。
醫院把我安置在一間不大的單人病房裏。我覺得自己正常。不過，護士、大夫、患者、探視者，噶，這就開頭了……大家都想看一眼活著的葉爾欽嘛。總之，我感到自己就如同動物園裏的大象。就是從那個時候起我非常同情大象。因此，我在醫院裏隻忍受了一晝夜。
前不久，1993年夏天，關於我舊病複發的虛假流言再次不脛而走。人們又不斷地給我打電話，為我擔驚受怕。
這種現實的和杜撰的生命威脅伴隨著我，折磨著我，一遍遍地再現，一次次地不斷提醒自己。似乎想恐嚇我，檢驗我的性格和意誌。讓我經常精神緊張，焦急不安。
那好吧，這也許是件好事。至於那些為我擔驚受怕的人，我要道聲"多謝！"
選舉之前
……我不知道我應該選誰。
隻剩下最後幾個鍾頭了。向俄羅斯總統選舉中央委員會呈交有關文件的期限很快就要屆滿。誰將和我作伴，我將指定誰作為副總統候選人——很多人都是屏息等待我的決定。
而我仍然無法確定我應該選誰。
1991年春天，選舉前鬥爭的高潮時刻。戈巴契夫很巧妙地運用選舉策略，建議提出一係列候選人(不言而喻，這是暗中進行的，他很精於搞這一套)。
在這樣的時刻，我賦予副總統候選人資格以特別重大的意義。最近的民意測驗表明，那些投時利欽票的人也會因為支持葉爾欽而投票選舉任何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人——伊萬·伊萬諾維奇·伊萬諾夫(張三或者李四)為副總統。可是，當時我和我的班子非常之緊張，等待著"最後的戰鬥"，可以說是選民的"最後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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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何向這個女人解釋清楚呢？毫無疑問，她一定覺得這是某個人的陰謀詭計，她又怨又氣……
當時我非常不方便，但是，我對自己又毫無辦法——這就和許許多多像我這樣年齡和地位的政治家一樣。我身上出現了某種封閉性綜合症。與此同時，和在其他極多情況下一樣，我再一次領悟：倘若感覺到危險和驚慌，倘若內心不舒服，那麽就應該堅決採取行動。
後來查明：我同綜合體育館的這位極其可愛的亥行政負責人和知交的所有親切談話，都被克格勃用精心策劃的方式竊聽去了。
又一次事故
我不知發生過多少次事故！任最高蘇緞埃主席時還發生過一次極其愚蠢的事故。這次事故就發生在市中心。對這次事故人們已經說和寫得很多，不過有的人可能還有不清楚的情況。事情是這樣的——-
那一天，娜依娜請衛隊送我的大夫阿納托利。米哈伊洛維奇·格裏戈裏耶夫上班，他早上剛剛給我做過一番醫療處置。給他派來了一輛汽車，就是我的那輛護送車。這樣我們不得不在沒有護送汽車的情況下行車。
我們平時的路線是：車行至特維爾斯基大街，第一輛車在前，我的車居後(我們和市汽車管理局達成協議：我們的車進入非常擁擠的街道時，他們截斷交通)，我們橫穿特維爾斯基大街後，白宮也就近在理尺了。
老實說，這時候的情況我記得不大清楚——不知怎麽地我無精打采的，伸直雙腿(這是排球運動員的習慣——他們的膝蓋摔傷碰壞，終生不愈，經常伸直雙腿；因此，在"伏爾加"車裏，我和司機並排坐著)，正在打磕睡。
那天早晨，街上的汽車排成了8行，幾乎連一條縫隙、一塊巴掌大的空地都沒有……市汽車管理局的工作人員截斷車流，但由於我們沒有護送汽車，加之不是所有的汽車司機都能看得見市汽車管理局的警告指揮棒，當大家都停下來時，我們應該稍微剎剎車，略停片刻。但是，司機看著我，我便不由自主地做出手勢：繼續前進！他加大油門，繞過一輛帶篷載重汽車，前邊已見到一塊空隙，可是突然間極其沉重的一擊橫空襲來！頭上劇烈地疼痛……
當時我的司機(他是我從國家建築委員會帶過來的)一下子犯了3個錯誤：其一是他沒有聽取警衛隊長再三提出的要他繞行的建議；其二是在沒有市汽車管理局掩護的情況下，他開得太快，其三是他沒來得及剎車。我們駛入了木柵欄，緩衝了打擊；要不然有可能撞到石頭牆上。倘若如此，那我們生活中許多事情就會是另一種樣子……
和我們相撞的那輛"日古利"車上坐在司機旁邊的一位女人頭部劃傷，被立即送到診療所。而科爾紮科夫雖然被震得幾乎休克，竟然赤手打開卡佳的車門，把我拖出來，這在平時未必有人能夠勝任此事。他把我送迴家裏。
在家裏，娜依娜看見我就慢慢地、默默地坐到地板上。當時的我還在流血，臉色蒼白如紙。過了一會兒，她鎮靜下來，幫我躺到床上。救護車飛馳而至。大夫們當即作出論斷：輕微震蕩，無嚴重損傷，頭部太陽穴和大腿上受到打擊。看來，我確實身體虛弱了，而且事先沒有承受突然打擊的準備，為防萬一大夫們強迫我去醫院。
醫院把我安置在一間不大的單人病房裏。我覺得自己正常。不過，護士、大夫、患者、探視者，噶，這就開頭了……大家都想看一眼活著的葉爾欽嘛。總之，我感到自己就如同動物園裏的大象。就是從那個時候起我非常同情大象。因此，我在醫院裏隻忍受了一晝夜。
前不久，1993年夏天，關於我舊病複發的虛假流言再次不脛而走。人們又不斷地給我打電話，為我擔驚受怕。
這種現實的和杜撰的生命威脅伴隨著我，折磨著我，一遍遍地再現，一次次地不斷提醒自己。似乎想恐嚇我，檢驗我的性格和意誌。讓我經常精神緊張，焦急不安。
那好吧，這也許是件好事。至於那些為我擔驚受怕的人，我要道聲"多謝！"
選舉之前
……我不知道我應該選誰。
隻剩下最後幾個鍾頭了。向俄羅斯總統選舉中央委員會呈交有關文件的期限很快就要屆滿。誰將和我作伴，我將指定誰作為副總統候選人——很多人都是屏息等待我的決定。
而我仍然無法確定我應該選誰。
1991年春天，選舉前鬥爭的高潮時刻。戈巴契夫很巧妙地運用選舉策略，建議提出一係列候選人(不言而喻，這是暗中進行的，他很精於搞這一套)。
在這樣的時刻，我賦予副總統候選人資格以特別重大的意義。最近的民意測驗表明，那些投時利欽票的人也會因為支持葉爾欽而投票選舉任何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人——伊萬·伊萬諾維奇·伊萬諾夫(張三或者李四)為副總統。可是，當時我和我的班子非常之緊張，等待著"最後的戰鬥"，可以說是選民的"最後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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