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士們又向蕭寶卷提出將宮殿後堂的上好木料拿去加固城防,他也不給,想留著做殿門用。這還不算,他反而下令修造三百人使用的精仗,雕鏤金銀物品,等到擊退蕭衍的軍隊,好來慶功。城裏的守兵再無鬥誌,大家都消極怠工,一心隻想著開小差逃跑。


    茹法珍見狀,就對蕭寶卷說:“有些大臣不用心,以至於無法解圍,應該把他們殺掉,以儆效尤。”


    蕭寶卷尚在遲疑,守城的王珍國和張稷可嚇壞了。王珍國一麵派親信向蕭衍獻上明鏡,以明心跡,一麵與張稷一起通過親信張齊秘密聯繫宮中的太監錢強。錢強答應作為內應,迎接王珍國等人入宮弒殺小皇帝。


    當夜,蕭寶卷獨自坐在含德殿中吹笙唱歌,很晚才上床歇息。還未睡熟,他便聽得外麵殺聲大作,心知有變,縱身跳出北門,往後宮逃去。時值後半夜,宮門已經關閉,蕭寶卷轉身再想找尋其他門路時,已被王珍國與錢強的叛軍團團包圍。蕭寶卷一不留意,被一名太監一刀砍中膝蓋,摔倒在地,口中還在大叫:“奴才造反啦!奴才造反啦!”身後張齊又送上一刀,斬下頭顱,用黃油紙包了,送往石頭城請蕭衍驗看。


    蕭衍大軍入城,誅殺茹法珍、梅蟲兒等宦官,以及禍國紅顏潘貴妃。蕭衍進位中書監、大司馬,繼而得到“劍履上殿、贊拜不名”的殊禮。比劉裕、蕭道成的速度還要快,三個月間,他就晉封梁公、梁王(也可看出天下人對立國不長的齊國的確沒有太多感情,南齊末年的暴政又失盡了民心)。


    曆史仍在循環地走著老路。中興二年(公元502年),蕭衍在齊和帝東歸建康途中迫其禪位,接著就在建康南郊即皇帝位,改國號為梁,是為梁高祖武皇帝。梁武帝至今仍如謎一般神秘莫測:他的大軍曾經一路北伐,開疆複土;他的國度曾經慘遭叛亂,生靈塗炭。明君邪?昏君邪?非隻言片語所能道清。在梁武帝的時代,南北朝進入了它的後半期。


    兩個多世紀之後,盛唐的一位詩人劉長卿遊曆南朝故地,傷懷史事,留下了一首為後人傳誦的詩作:


    〖古台搖落後,秋日望鄉心。


    野寺人來少,雲峰水隔深。


    夕陽依舊壘,寒磬滿空林。


    惆悵南朝事,長江獨至今。〗


    昔人雖逝,風物尚存。


    請看下部《絕代雙驕》。


    外篇一 姓名與曲筆


    中國的史籍,浩如煙海,光正史部分,就有“二十四史”之多。有意思的是,這二十四史中,以南北朝史書為最多:南朝部分,有《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南史》,北朝部分,有《魏書》、《北齊書》、《周書》、《北史》,《隋書》的誌的部分兼顧南北,《晉書》的載記部分,則對北朝曆史也略有涉及。這樣算起來,將近一半的正史,都與南北朝曆史有關,雖則這段時間隻有短短的兩百年,抵不上漢、唐、宋、明、清中的任何一個大王朝。


    如此看來,若要全麵了解和研究南北朝曆史,文獻資料並不缺乏。由於以上這些史書出於多家之手,曆史年代和事件多有重疊,對於同一件事的描述,就可能會有出入。我在寫作《元嘉之治》的過程中,需要博採各家之言,於是也注意到了許多值得一談的地方。


    南朝史的頭兩本——《宋書》和《南齊書》成於蕭梁時期,北朝史中的《魏書》,則出自北齊史官魏收之手,換句話說,這三本史書是作於南北朝時期的。而其他的六本,都完成於初唐時期。


    按理說,成書越早的史書,其參考的資料就應該越可靠,而且,南朝人寫南朝史,北朝人寫北朝史,應該說可信度也會比較高些。可是有個問題卻不得不考慮,中國古代的史官一向就有“為尊者諱”的“傳統”,越是離曆史年代近的作者,由於涉及到統治者的限製,常常會使用曲筆來迴避或改寫統治者不光彩的曆史。從這個角度看,如果某個事件是出於沒有利害關係的第三方之手,可信度反而會更高;換句話說,別國史官筆下的內政之事,雖有道聽途說之嫌,卻也頗有史料價值。


    唐代史家李延壽的《北史》、《南史》是收集了其他各南北朝史料而編撰成的兩本史書,其初衷不過是要改正南北各朝史書失實之處。由於出自一人之手,中間的矛盾之處自然會比較少。可惜李延壽考異的過程,卻沒有記錄下來,這是一大遺憾,我們無法知道李氏是如何處理相互矛盾的史料了。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則有專門的“考異”,我們從中可以看到宋代史學家們是怎麽考究和分析相異的曆史資料的,然而宋代畢竟離南北朝結束已有三百多年曆史,很多重要的史料,已經開始缺失;《通鑑》敘述南北朝曆史的確有條不紊、行文精彩,但其可信度依然大打折扣。


    迴到早期的三部正史中。《宋書》和《南齊書》有專門寫北朝曆史或者說北魏曆史的篇章,即《索虜傳》(《宋書》)和《魏虜傳》(《南齊書》),主要敘述北魏各帝的情況以及南北兩朝之間的交往與戰爭;同樣,《魏書》中也有專門寫南朝曆史的篇章,即《島夷傳》,涵蓋的時間從南朝宋起,到南朝梁簡文帝止。


    《魏書》的本紀部分敘述很詳盡,一直從拓跋氏的遠祖講起,但大多不可考,僅僅是些符號而已。在道武帝拓跋珪之前的國君,名字大多是兩三個字,甚至更長,從拓跋珪以下,國君基本都是單字,極個別的雙字,比如孝莊帝元子攸。我的觀點是,拓跋珪以前各國君的名字,取的是鮮卑語的漢語音譯,而拓跋珪以後的各國君名字,則多半是後來起的漢語名,故而以單字為多。這些國君的鮮卑語名字,沒有在《魏書》中保留下來,但卻在《宋書》等南朝史籍中有所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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